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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给杏花一点时间 ——专访作家李修文
来源:解放日报 | 沈轶伦  2022年07月25日07:47
关键词:李修文

李修文湖北荆门人,作家、编剧、监制,著有长篇小说《滴泪痣》《捆绑上天堂》及多部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山河袈裟》曾获鲁迅文学奖,现为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今年4月,李修文新出了散文精选集《在人间赶路》。

一个个在人间赶路、不向命运屈服的微小的个体的人,是李修文一直专注于写作的主题。而他自己,何尝不也是一个用笔墨赶路的人?

“在荒漠迷雾中看不到前途命运出路的时候,别急着砍掉自己所拥有的价值,”他说,“给杏花一点时间。”

 

解放周末:本月28日,第36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系列活动就要在武汉举办,听说你正在做一些相关准备工作?

李修文:对,这几天我一天几档的活,都是在忙着准备这件事。这是“百花”首次花开武汉,武汉也特别希望借此机会,吸引更多电影创作者能常驻武汉,和这座城市有更深切的互动交流。

解放周末:武汉给人的感觉,一直是热气腾腾的,不仅是气温上火热,还带着一种蓬勃的活力,既有老街市井的热情和细腻,又有大江大湖大开大合的爽利。武汉似乎也越来越成为电影取景的热门城市。

李修文:确实,最近几年来,各地到武汉取景的剧组越来越多。多到什么程度呢,这甚至催生出本地社区工作中的一项新任务,就是为来自各地的剧组做服务和联络。

解放周末:此景特别令人感慨。尤其想到两年前全国各地的人组队到武汉来,都是为了抗疫,现在能感受到这座城市已经淬火重生。

李修文:2020年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时候,我也得到了许多朋友的帮助。当时我下沉到武汉硚口区园博园边上的园博北社区,这是一个1700多户人家的经济适用房小区。我当了十几年编剧,和影视界的人熟,说了这里的情况后,大家都慷慨解囊,许多有名的导演、演员都纷纷联系我要捐款捐物,但运不进来。后来是张一白导演帮忙,他的朋友联络上了物流,最后从黑龙江五常和内蒙古阿荣旗两地直接采购,司机日夜兼程4个昼夜,驾驶两辆重型货车运来了9吨大米和9吨面粉。那是一场往返5000多公里的爱心接力。我记得货车来到的那天早上,我和同事们在社区门前等,看到卡车开过来的时候,真的,大家的眼睛都湿润了。

解放周末:当时你自己有东西吃吗?

李修文:封城刚开始的时候,有两天我也没东西吃,到了晚上就靠喝酒把自己喝麻过去。我和朋友们在线上云喝酒,经常喝到一半,有人下线了。

解放周末:醉了?

李修文:是去处理家事了。喝到晚上10点后,一个人说家里的谁去世了,得下线了。到了晚上11点后,又一个人说要下线。再过了半小时,又有人告辞下线。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后来我们出门抗疫,一方面下沉社区,一方面还要做宣传和联络采访等工作,就是每天奔忙,也无暇去害怕,心里想的就是,这大概就是我们的命运了吧。2月15日这天,武汉下了庚子年第一场大雪。当时我和我们作协书记一起走。我们也没有防护服,只是一人戴一只口罩,面对电梯时也不知道怎么办,也没有手套,就去外面折了一根带雪的松枝来按电梯按钮。等我俩走到街上,一片空寂,消毒车在雪里喷着消毒液,看上去真像是电影里的末日场景。我们走到没有人的大街上合了一张影。

解放周末:灾难会暴露人性中的卑劣,也能展示人性中的高贵与力量。

李修文:倒不是我说武汉的好话,但的确,在武汉封城的那76天里,我觉得我个人看到的在武汉的普通人之中涌现的,都是人性中的高贵,还有灾难中人的不驯服。

到了后来,社区里的居民可以出门当志愿者时,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人出来当志愿者,参与抗疫,彼此互助,维持城市的运转。那时候物资都很匮乏,但只要看到别人有需求,大家都慷慨分享。有时,出门的志愿者忙碌一天后回到家,带回一点吃的给孩子,给身边的老人和病人带一点吃的,那种感觉好像原始社会里的猎人打猎回家,给一个氏族的人带来了猎物一样。

我也忘不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一起来帮助武汉,那种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场景,看了让人很感动。每个人对城市的看法都和过去有了一道分水岭。武汉就像经历输血再造,已经成为一座新的城市。

解放周末:当疫情形势还极其严峻时,你作为作协主席,要联络安排省内外作家去采访的时候,会不会感到一种不合时宜?人们会不会认为作家此时的出现是添乱,而文字在面对灾难时显得无力?

李修文:我并不觉得这样的采访是没有意义的。在特殊时期,文字确实是一种力量。关键是要有真正的好作家来写作,我觉得真正好的写作者的采访和文字都是有建设性的。尤其在灾难中,人心惶惶,濒临崩溃,文字不仅能疗愈安抚,也能激发人抗争的斗志。

我担忧的是匹配的问题,担心的是不要把进入战场当成个人邀功的场所,不要来当一个灾难的旅行观光者。

文字本身具有力量,这是毋庸置疑的事。但要有与之匹配的驾驭力和美学。当然有时,你也要尊重文学创作的规律,要等一等,给作家一点时间。写作不是一件急就章的事情。

就好像作家阿来是在汶川地震10年后才开始动笔写《云中记》一样,一个人不是说有写作的能力就能写灾难,也不是说一个人亲历了灾难就能写灾难。灾难是复杂的,被灾难所裹挟、篡改、激发的东西,有时需要很久才能被看清楚,一个作家需要经历漫长的准备,直到找到合适的美学、合适的表现形式才能来展现。

解放周末:今年4月,你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新出了散文精选集。讲述祖孙故事的一篇散文标题被挑中,成为精选集的书名——《在人间赶路》。这似乎正是你一直专注于写作的主题的总结:一个个在人间赶路、不向命运屈服的微小的个体的人。

李修文:这篇被选做书名是编辑老师的选择,我也觉得这个题目很合适。我写的就是一个个普通人的故事,踉跄的人,被风吹倒的人,强作镇定的人,那些费尽了气力才能够走在这条道路上的人。赶路这个姿态就是劳动的抽象表达,是推动生活的根本,也是使得世界生动的根本。

其实,我不太把我的文章归类为散文。我的文章里有虚构,有非虚构,有小说,也有戏剧,用笔墨写下我的同伴和他们的亲人,这些普通人、失败者、奋斗者、愁苦者的故事,让我意识到,我不是他们,但我从来就是他们,同样是一个在人间赶路的人。

解放周末:用笔墨赶路。

李修文:我年轻时在《收获》发表了两篇小说后,算是成名了吧,然后一下子陷入巨大的迷茫,有10年时间几乎没怎么写出让自己满意的东西。当时,去参加文学活动,别人不认识我,对我说起“那个武汉的李修文”,认为是“已经废掉了的人”。后来这10年我到处奔走,经过各种山林和小镇、寺院和片场、小旅馆和火车站,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其实心里一直很想写,越是写不出越是想写,写作成了自我拯救。好在到头来,写作也没有将我扔下不管。

我是家里的长子长孙,那些年里,家里老人生病,我要忙着去陪护,有时不能住在病房,就要在医院周边找地方过夜。有一次下大雪,我和医院里其他陪护者在天台上的水塔边熬了一个通宵,被冻醒的那一刻,我就决定,我要继续写下去。

我在《山河袈裟》里写:“‘人民’,我一边写作,一边在寻找和赞美这个久违的词。就是这个词,让我重新做人,长出了新的筋骨和关节。”

解放周末:父母对你人生的设想是怎样的?

李修文:我们家没有什么家学渊源。我父亲是我老家基层机关的一个小公务员,母亲几乎不怎么识字。虽然我父亲年轻时大约也是有点爱好文学的,但他们压根不希望我成为文学家或者走艺术道路,他们对我的期盼就是我能大学毕业,进体制内,有份安稳的工作。比如说,在报社工作当记者,对我父母来说,那真是再理想不过了。

我到现在还记得,知道我从《楚天都市报》辞职的消息时,我父亲非常愤怒,对我失望极了。他第一次对我失望是在我高中毕业时,当时他希望我当兵,但发现我视力不好没能入伍,他的心都要碎了,第二次就是听说我从报社辞职。

解放周末:可以理解你父亲为什么觉得惋惜,那时是纸媒的高光时期。

李修文:其实对我来说,是纸媒的高光时期也好低谷时期也好,这个时代大家喜欢看文学也好没人看文学也好,都不妨碍。我是一个不太受外界影响的人,写作是我的命运,我要写,我就是想写出心里想写的作品。假设说我今天能写出《红楼梦》这样好的作品,我明天死掉也可以。

解放周末:朝闻道,夕死可矣。

李修文:的确如此。而且相比小说,其实我一直更喜欢戏剧。这可能是受我外公的影响。

我的外公是一位乡间艺人,忙时下田干活,农闲时就去各个草台班子帮忙。我小时候一直跟着他在农村生活,跟着他穿梭在各个戏班后台。那是一个几乎不受城市生活影响的地方,一直到我十几岁时,暑假里我再到外公家里去,村里还没通电,那已经是20世纪80年代了。

解放周末:我挺喜欢你在《枪挑紫金冠》里描写的那种带有勃勃生气的乡间戏班。曲目没有那么正规,演员也不那么专业,有时舞台就在田间地头、开满桃花的小道边,甚至是在废弃的沙船上,但演出的时候,有一种特别打动人的粗粝和蛮力。

李修文:对,我们老家那块地方,流行的有楚剧、汉剧,有花鼓戏还有豫剧。无论什么乡间剧团来了,我外公都会去帮忙。他什么都演,乡间过节和赶集的时候,他还会去跑旱船。他只有一只眼睛,他的脾气非常非常坏,对人非常非常暴躁,但对孩子很好。

我长大后可以理解他,他是很害怕自己被人欺负,受到蹂躏,所以要刻意保持一种这么暴躁的姿态,这也是他对这个世间的防御。但对小孩,他可以不用这么警戒,所以放松下来,整个人是那么柔软、体贴,而且给予我那么多的善意。

小时候我们一起去河里抓鳝鱼。鳝鱼的洞有前后两个出口,我外公总是在一个洞口赶鳝鱼,好让鳝鱼从我守着的那个洞口钻出来。他要把那种捕获鳝鱼一刹那的喜悦都统统送给我。而他甚至和我没有血缘关系。他是我母亲的继父。

解放周末:他后来看到你成为作家了吗?

李修文:他看到了,不过后来他年纪大了,脑子有些糊涂,可能搞不清楚了。对我们家来说,成为作家不是什么很了不起的事情。我也从来没有觉得我获得了什么了不起的成就。我不太挂念自己是作家这件事。

相反,经过高光和低谷,经过漫长的停滞和自我怀疑,现在我重新写作的时候,我一直很警惕自己过上一种假模假式的、过于精致的生活。

解放周末:你担任作家协会主席,同时还是编剧和影片监制,是武汉大学驻校作家,要处理公务,要编审作品,眼下你还有时间写小说吗?

李修文:写。我目前着手出一个中篇小说集。至于时间,全靠自我管理。

在电影方面,我和宁浩导演合作。他的公司推出的“坏猴子72变电影计划”启动至今6年,致力于扶持青年导演,多部电影都在陆续制作和上映。我的一块工作,是参加他们的“绿灯会”,负责聆听和筛选青年导演和编剧报上来的各种项目和计划。

解放周末:小说家出身的你,在遴选时会更偏重影片的文学性吗?

李修文:还是要看具体的影片类型。如果是偏重视觉特效的,就从视觉特效去考量。如果是偏文学性的,那就从文学的影视表达方面去考量。有时,提交上来的项目,看上去拍成电影注定不会有票房,但我们还是会扶持导演。因为我们喜欢生活在创作中,即便我没有参与具体的创作,但和在创作的人在一起,不就是生命最有意义的部分?

解放周末:你同时是作家和编剧,在文学和影视两界都有颇为不俗的成绩,你怎么看当下文学作品的影视化?会鼓励更多严肃文学作家接触这个领域吗?

李修文:影视界是个名利场,和当作家单枪匹马写作不同,当编剧必须面对的各方利益牵扯太多。我当编剧那几年,经历了好几次竹篮打水一场空,搞到自己负债累累,也看到人和人之间撕破脸的毫无体面可言的冲突。

当我后来通过写作还清债务后,本来不想再接触影视行业了,但我还是想和这个世界有真切的互动。对于想把作品影视化的作家,我会尽力去引荐,但我并不推荐大家都要走这条路。

不过,有时我会在写作的时候想,我还好还有编剧这个身份,使得我能够跳脱出来,从另一个角度审视自己习以为常的日常,不要被过度的专业生活所制约。我要捍卫我的日常生活。

解放周末:如何理解你说的日常生活?

李修文:我喜欢和朋友喝酒聊天,但并不是说我每天要过谈笑有鸿儒的日子。事实上,我更喜欢和我当民警的朋友喝酒,和修伞的、拉大车的、医院里做陪护的、小贩和厨师喝酒聊天。有一阵我朋友每晚派他的司机送我回家,我就和司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聊了两年,我就以他的故事为原型写了一部作品。

生活是什么呢?我们常常说作家要下生活,好像一定要下到工厂或者村落里去,但其实,生活即时刻,即剖面。你理解它,生活就会过来找你。

我们老家过去的风俗是土葬,现在已经没有了。人死了后,棺材里要放一份告地书。写告地书的人可以是死者的亲属,也可以是村里的村长等有文化的人。文书写的是死者小传,告诉阴曹地府,这个新来报到的人生前是个怎样的人,像一封生界给冥界的介绍信。死亡是虚空的,但这小传又是实在的。

文学就是这样吧,从人性的虚空里献出它的实在。我一辈子写文章,就是做了一辈子写告地书的人。

解放周末:我在人文纪录片《文学的日常》里看到你和韩松落相约去甘肃出游。一路上的茫茫荒漠里,忽然出现一片杏花,你们两位停车驻足,在那里感叹杏花之美。但林子的主人,那位农妇走过来一直在抱怨,这片杏林没有什么产出,准备砍了。然后你俩都说“不能砍不能砍”。这个细节给我印象很深。

李修文:你是不是觉得这是文人的矫情?为了欣赏杏花就不考虑别人的生计。但我是真的为那户农民在算账。这个地方看起来不太肥沃,就算砍掉杏林种植别的东西,恐怕收成也未必好。倒不如留着杏林,说不定能有别的转机。

野杏林已经很少了,这片杏林因为缺乏修剪所以长得特别高,荒漠里开车经过,远远看到这样一片雪白,如果有剧组来取景,这里会成为一个景点,会有料想不到的收益。我知道那家农户当时看不到前景希望,但有时不妨等一等吧。当在荒漠迷雾中看不到前途命运出路的时候,别急着砍掉自己所拥有的价值。

给杏花一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