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近现代的诗词，文学意味不必都浓厚，实用层面倒不便忽视，人们常以它为叙述生活或交流思想的工具。我们总能在近人日记、书信集中读到自创的诗词作品。此时，优劣之分并不特别重要。或者说，技巧平常者必多，而精美的华章较少。因为作者本人未必把精工深稳、意内言外当作最大的追求。倘若创作之际，并不预先计划将来编集出版，就更不会有什么心理负担了。作者造句命意之时，可能因不同的创作情境，在修辞与表意之间调整游移，有所侧重，但最终只想取得意思与情辞的综合效果——及格即可，良好尤善，至于优秀，那是妙手偶得之的事，原不必时时苦求。

况且世代推移，诗词这类文体早已社会化，以至社交化了，确实不能拿唐宋名家的标准，去衡量近世作家心里的优劣等差。他们所谓“好”，未必是能流芳百世，而可能在于圆融流畅；“坏”，也未必都在失粘落韵犯复这些不难修改的小毛病上，而可能在于成品的综合效果不大够瞧。这种“彼亦一是非，此一亦是非”的话，听来像在为近世的古典诗人解嘲。幸亏他们虽不总以讲究为第一要务，毕竟仍然身处绵长的文学传统之中，彻头彻尾地“不讲究”，也难。

最近出版的《顾随致周汝昌书信集》（赵林涛、顾之京校注，中华书局2022年1月版）中，约有五十余通论及创作，纸尾常附有顾随自作的篇什，词更多些。又有些师弟二人推敲作品的片段，可惜周汝昌的信未能保存，周作诸篇均不得见。仅就文学意义来作价值判断，此集中的顾随作品当然不如半世纪前的清季四家，也不如二十年前的王国维，涵泳寻味的余地并不很大，原因或如上述。可两人往复“讲究”的过程，倒是难得的好材料，便于读者揣想诗词怎样才算及格。当然，预先说明，世代又已推移了七八十年；他们想要“及”的，是那个时代的格。

譬如，依据典故，凑泊成“祭鹑”那样的词，显得牵强，就不行（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二日顾随致周汝昌信）。不想着用典，典故自己从手腕底下冒出来，自然无妨；为了表达，搜索枯肠找一个典故，憋成“惭愧旌旗拥万夫”（应是从辛弃疾“壮岁旌旗拥万夫”移来）之句，也不妙（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六日顾随致周汝昌信）。此外，修改作品时，若嫌用词不稳而要改换，不能只管自己惬意，而不考虑读者是否误会。“思想与笔墨不免时时露痕迹”，便不够云蒸霞蔚，也须收敛注意（一九四二年七月四日顾随致周汝昌信）。（或者因此，“夜半心弦不住鸣”，要改为“瑟瑟鸣”）还有，“九陌晴初尚有泥”固然不好，把“有”改作“碾”，也不恰当，因为声音太哑，云云（一九四三年九月十七日顾随致周汝昌信）。

顾随很少向周汝昌解释为什么。他很喜欢这位学生，说是“年将五十乃得玉言”，大加推许。不解释，是因为没有必要。在读、写两端未曾切断的时代，只要基础扎实，有足够的创作实践，自能知道佳构与恶诗的差别。顾随显然相信对方一点就通，懂得刻露之句何以寒碜，上声的字放在哪儿会哑火。

到不了好的境界（或者也如前述，并不永远追求“好”），乃是常态；然而，至少要反复修改，绕开坏的深坑。这至少是一种素养。在那个新旧浑融的时代，它还不算珍稀。

依我说，更珍稀的，倒是诚恳。前举各种句例，多数出于顾随的自我批评。他既接受周汝昌的意见，也会自斟自酌地修改作品，他常说，“心少余裕，写作俱不能佳”，“前寄拙词二章俱不佳”，“昨得五律一首，亦不佳，兹不录”，“前三章都复不佳”……只偶尔才肯自陈近年作诗略有进步，或者一篇里有一两句比较精彩。

“能写”和“写好”是两件事，“修改”和“改好”也差不多。推敲的乐趣与成功的喜悦不必兼得。顾随不吝惜自己的作品，全无文过饰非的想法，可能也不以“定稿”为要务。改过一两遍还不行，信里就没了下文，也许觉得失败是常事，挽救不了的何妨抛去。居今之世，写作的余裕更少，一年也织不出几个成篇。写出来的玩意儿差在哪里，心里当然都清楚；可要承认它们“不佳”，甘心下回重来，立即就难以割舍了。因为做不到，才尤其觉得可敬，素养的差异不止在腹笥。

以性格论，顾随不算是乐天派。谋生之难，家事之繁，病躯之劳，都是他常常感叹的话题。从信中偶然露出的消息来看，人事浮沉、风气浇漓，也是每一个时代里都有的事，困扰着每一个平凡的人。他肯定非常痴迷古典文学——读其诗词讲记，几乎是以自己的生命与古代诗人的哀乐共燃烧——而在创作的层面，却显出一种融注了诚恳的豁达。一九四三年十月三日信，大约因为周汝昌问长调如何作，就示范了一首《风流子》，但又不自满意，觉得学不像周邦彦，倒学成了吴文英的味道，十分别扭。随后说：

此等词伤元气损神明，与苦水甚不合势。作文写字要于古人中发现自己，旁人只可赞助印可，即无他山之攻，仍可自悟自证。

那些“不佳”的小令，他总愿意思索修改，而面对于自己“不合势”的长调，就并不勉强。所谓“于古人中发现自己”，也就是要在读文学作品时反复思考，先辨明喜欢什么、厌烦什么，再思考自己何以有这样的好恶，由此决定进一步修习的路径。读与写，看上去像是通过训练而掌握技能的过程；而“学读”“学写”，其实是在学着辨识自己的性情。大体认识自己，方能于天性所近之处多加培养，力求高华；于秉性不耐之处及早退避，因为强扭的瓜不甜。从顾随写给周汝昌的信判断，师弟二人填词取径颇不相同。学生请求示范，他就也大大方方地作了，只是说：我不喜欢，所以做得不好；你若明白了自己喜欢什么，何以喜欢，自然能用对功夫，未必需要他山之玉来敲打，也不必求前辈作范文。

通信谈论诗词作法的那几年，顾随已是知命之岁，周汝昌还未及而立。得此高徒，他十分高兴，可批评起习作来也不客气。“清新有余，沉着不足”“心思过密，雕镂过甚”“但少生辣之致”之语，时或一见。刚猛痛快一路，或者本非青年周汝昌的选择，而老师爱他，便望他学得更全更好，“不为”则可，“不能”就可惜了。

这份诚恳何以如此亲切，不让人面上作烧呢？ 那是因为他把所有“不佳”的酷评都留给了自己。对学生的作品，总是呵护为主，先说完“大体尚好”“极见功力”“笔意清新”“真有进益”，才舍得批评。

师长呵护培植，也许只觉得理应如此，而学生或许久久记得这舞雩台上的春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