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00年，作家王旭烽“茶人三部曲”中的前两部《南方有嘉木》（1995年版）与《不夜之侯》（1998年版），与张平《抉择》、阿来《尘埃落定》、王安忆《长恨歌》一道，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2022年初，王旭烽在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近40万字的长篇小说《望江南》，将三部曲拓展为四部曲。《望江南》写了1945年抗战胜利到1964年近20年的故事，在文学世界中书写江南茶叶世家杭氏家族的起落浮沉和人物命运。小说出版后，备受各方好评，入围中国出版协会文学艺术出版工作委员会的文学好书榜2022年2月榜单、2022年3月百道好书榜·文学原创类榜首、《文学报》好书榜、《中国出版传媒商报》好书榜、《出版人杂志》好书榜、《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好书榜等。访谈人宋时磊长期从事茶史、写作学的研究，故联系王旭烽女士，围绕《望江南》中的核心话题展开访谈。

（访谈者注：“茶业复兴”周重林、《钱江晚报》张瑾华等对本文亦有贡献，提供了部分访谈问题。）

一、从“茶人三部曲”到“茶人四部曲”

宋时磊：王老师，您好。感谢接受本次访谈，首先祝贺您出版最新长篇小说《望江南》。我们先从茶叶和文学这个绕不开的话题谈起吧。是什么样的机缘，您开始将茶叶作为文学书写的对象？

王旭烽：我出生于茶乡杭州，大学时学习的是历史。我毕业后从事过很多工作，后来，去参与筹建中国茶叶博物馆，这是促使我开始写作的直接因素。那个时候，我正好在茶叶博物馆的资料室，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全世界那么多茶人。我就知道了原来有那么多故事可以写，这是我直接进入茶文学创作领域的一个原因。如果没有这个特殊的原因，即便我是江南人，喜欢喝茶，我也未必会去写这么一部小说。

宋时磊：您什么时候去中国茶叶博物馆的？什么时候开始围绕茶叶展开文学写作的？从小说中可以看得出来，您对中国茶叶博物馆情有独钟，《筑草为城》的故事结尾就是筹备成立中国茶叶博物馆。

王旭烽：我在报社当了7年记者，一年出差200多天，很忙。我年轻的时候受海明威影响，我觉得要当一段时间记者，但又不能当一辈子记者，因为记者无法展开深入研究，要深入就要到研究型的机构。正好当时在杭州的茶叶博物馆招人，我就报名了。我是1990年底去的中国茶叶博物馆。当时看到了很多资料，给了我很大震撼。1991年就开始写了，那些生活扑面而来，我就觉得，得赶紧把这些东西写下来。到1994年9月，我完成“茶人三部曲”第一部的初稿创作。写完后，我还多次对这部作品进行修改，大的修改有四次，到1995年9月完成了第五稿。

宋时磊：您一开始就设计了“三部曲”式的创作结构吗？这是缜密构思的结果，还是随着故事演进自然形成的布局？

王旭烽：我写小说的时候，有一句给自己的格言：什么样的生活向我走来，我就向什么样的生活迎面走去。这个时候，正好茶向我走来了，我就不假思索地向它走去。“茶人三部曲”其实就是一个非常自觉、直观的作品，我去了，看到了，但一开始没有想到会写10年。当时想要写一百多年的历史，从1861年写到20世纪90年代，但是写着写着，写到2/3，发现还在清朝转，一部就变成三部了。也就是说，三部曲是随着故事发展而自然形成的结果，并不是一开始就有三部曲的构想。其实，“茶人三部曲”应该是四部曲，因为从1945年到1964年这一段是空的，直接从《不夜之侯》跳到了《筑草为城》。

宋时磊：当时您为什么没有写这一段历史时期的故事呢？

王旭烽：这个我在2022年3月初出版的《望江南》里有说明。其实，我曾经试着写过这一段时间的故事，也写成了几万字。但我发现从抗战胜利到1964年之前的这段历史，我了解得远不如对辛亥革命前后那段历史多，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前17年，我没有经历过，没有切身的感受。因此，无论从感性认识的角度，还是对茶事掌握的程度，我当时驾驭不了。于是，我就搁置了这一时间段，直接开始了第三部《筑草为城》的创作。就时间顺序而言，我今年出版的这部《望江南》是第三部，而《筑草为城》是第四部，“茶人三部曲”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茶人四部曲”。

宋时磊：您本科在杭州大学（今浙江大学）所学是历史专业，进入以茶人为主题的文学创作后，又要强调文学性。这让您的作品中，既有丰富的历史信息，又充满了文学的趣味。您是如何做到两者的统一的？您觉得，历史和文学之间有何相通之处？

王旭烽：大学毕业后我从事过报社记者工作，后来又去了中国茶叶博物馆资料室，再以后成为高校专门教授与研究茶文化的老师，所以搜集资料不是特别艰难的事情。但如何把历史史实与文学虚构结合在一起，我一直在进行文本实验。我读大学时，先生们跟我们讲《史记》，会说其为“无韵之离骚”，又说“文史不分家”。其实在茶的历史中，许多史实都是充满文学性的。比如《望江南》中“序”里的吴觉农先生带着弟子张堂恒买下房子后，日本住家还没搬走，他们就铺张席子住进了他们家客堂；又比如小说第一章是写陈布雷死后就葬在杭州五云山茶园中。这些过程都是真实的，但又包含着强烈的文学性。表达这部分内容，我最担心的不是文学部分，而是历史史实的精确与否，总感觉专业老师与同学们在盯着我。

宋时磊：在“茶人三部曲”中，给读者印象最深刻的首先是小说人物的名字。这些名字充满了人文气息，又有浓厚的江南风味。您在给人物角色取名时，有怎样的讲究？

王旭烽：我确实比较在意人物的名字。为了寻找小说中人物的理想的名字，我写了一本书，叫《南山陵园》。书里面有将近4万个名字，我把这些名字全部拿到手，从里面挑选。所以，小说里的沈绿爱、杭天醉、吴茶清、赵寄客，这些名字，实际上都不是我自己创造的，是那么多葬在南山的人的名字。关键是我得选，比如“沈绿爱”，如果反过来是“沈爱绿”呢，马上就没味道了。但是“沈绿爱”，她的哥哥叫“沈绿村”，就很洋气。“藕初”也是，藕初这个人啊，其实来自民国时期的一个大实业家穆藕初，我就把这个名字拿过来，改为林藕初。所有的名字都是文化符号，如果你上来就是爱英啊，爱娟啊，金花啊，人们就会按照这个名字来理解这个人物。

宋时磊：我总觉得，您故事中人物的名字，不仅充满了文学气息，并且有浓厚的茶的气息，透露出人物的茶人气质。

王旭烽：是的，我越来越认为，取名是评价作家文学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无论在文本，还是在现实生活中，取个合适的好名字是相当重要的。我写茶的小说中，名字一般具备茶意，有的甚至就直接从史书中得来。比如“得荼”，直接就是从“得荼而解之”这句古语中来。比如“平水”“迎霜”，本身就是茶名。取文学作品中的名字，足可以写一篇大论文。我平时比较注意搜集名字，好名字会记下来，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用上了。

宋时磊：“茶人三部曲”第一部《南方有嘉木》，应该出自陆羽《茶经·一之源》“茶者，南方之嘉木也”。为什么书名中使用的是“有”字，不是“之”字？

王旭烽：说起来很有意思，《南方有嘉木》完全是手写的，书稿已被浙江图书馆收藏。看那些手稿你会发现，它一开始不叫《南方有嘉木》，叫《南方之嘉木》。当时，书写完了，《钱江晚报》的徐澜就写了一个报道。因为我是手写稿，她把《南方之嘉木》的“之”，看成了“有”。你想，《钱江晚报》的发行量当时是很大的，报道出来后，书名已经变成《南方有嘉木》了。然后，我就在想，《南方有嘉木》也很好，没有必要再去更正，于是，这本书就变成了《南方有嘉木》。

宋时磊：《不夜之侯》是来自茶的别称“不夜侯”吧？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寓意吗？

王旭烽：由于茶的好处有很多，它就被古代士大夫和文人们封了很多官名、爱称，比如说“王孙草”“碗花”“余甘氏”，还有一个名字就是“不夜侯”。侯，是一种官位，你喝了这个茶以后，你就不睡觉了，这就叫“不夜”。这个名称出自五代时期诗人胡峤《飞龙磵饮茶》的“沾牙旧姓余甘氏，破睡当封不夜侯”之句。有意思的是，《不夜之侯》曾经被浙江出版联合集团作为业务训练的题目，名词解释——为什么有一部书叫《不夜之侯》。就深层的寓意而言，《不夜之侯》写了整个中华民族最为灾难深重的时刻——抗战时期，要争取黎明的到来。这本书的名字如果不解释，确实很多人不知道。第三部写的是野蛮与文明的对抗，我们中华民族的很多优秀文化保存在草民之中，《筑草为城》，就是说中华民族这么多子民团结起来，可以众志成城。

宋时磊：您在写作时，是充沛的灵感驱使您一气呵成，还是需要做一些必要的准备？

王旭烽：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作家想写一部小说，就开始写了，可能有一些天才作家是这样的，对我来说，还是要有所准备的。在写“茶人三部曲”之前，我还写了一个研究茶文化的专著，叫《瑞草之国》。这部《瑞草之国》在“茶人三部曲”获得了茅盾文学奖之后才出版，这是一个准备。在出版完“茶人三部曲”后，我还在2002—2003年期间，写作了《茶者圣——吴觉农传》。按照现在流行的说法，这部作品可以归为非虚构一类。在写作这部作品时，我搜集了大量史料，对“当代茶圣”吴觉农的一生及其精神作了探求。在这个过程中，我对茶人精神有了更深刻的体悟。这本书其实是我创作《望江南》的一个必要储备，你也看得出来，《望江南》的楔子里首先出场的便是吴觉农。

宋时磊：您的这四部作品，始终以杭家为中心展开。请问杭家的故事，是否有原型呢？

王旭烽：说到原型，我这个小说有一点点。杭州的清河坊有一家茶庄，他们数代单传，独子娶了小老婆，染上了毒瘾，他就没有资格住在庄园里。他搬出去后，女人就来掌管这个家，大家叫她女大王。当时杭州有很多从安徽来的男的，做茶叶生意都做不过这个女大王。这个真实的历史可以算作我写作的一点原型吧。

二、杭州、西湖物质世界中的江南

宋时磊：《望江南》的封面设计别具一格，有茶的绿色，给人以素雅的感觉。印象最深刻的是，封面底图。我查了一下，主图是灵隐之南“天竺三寺”与周围的群山。您能说说这个封面的历来，以及您的感受吗？

王旭烽：书的封面主要还是出版社责编和营销编辑在负责。她们更换了许多次，一直没有找到特别合适的。后来我听说她们找到了一位南京姓马的老师，对方很年轻，通过电话了解封面要求后，她就一次性完成了。效果图出来后，大家都说好，立刻就定了。我本人也非常喜欢，因为这个封面非常“江南”。通透，文绿，抽象，现代，有点儿马蒂斯的油画风格，装饰性又很强。现在这部书发行得很好，我认为这个封面是功不可没的。

宋时磊：“茶人三部曲”的书名多是四字短语，有出典，且书名中暗含茶意。这次书名为《望江南》，在书的腰封中提示，出自苏轼之词《望江南·超然台作》。在《中华读书报》的访谈中，您还说“望江南”是一味中药，茶药同源。为什么这次书名没有沿用四字短语？是这首词中的什么打动了您，还是您想通过“望江南”表达什么意蕴？

王旭烽：“茶人三部曲”第一部《南方有嘉木》是五个字，所以倒也不是非要有四个字的。但是我的确花了相当长的时间考虑书名，包括字数。也曾感觉到三个字实在太短了，但最后我还是觉得必须用这个书名。除了它师出有典，可供解读之外，重要的是“望江南”里面包含了明知生活的艰辛但依旧要面向生活的勇气。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向我走来，我就向什么样的生活迎面走去的人生态度。这里面有回望，也有前瞻，跨度挺大的。

宋时磊：在《望江南》中，您把不少历史人物写入了小说，如周恩来、汤恩伯、吴觉农、马一浮、陈小翠等。您将他们的命运穿插到了故事主角的人物命运之中。除了这两种命运之外，还有一条命运之线，那便是茶在转折时期的命运。对于这三种命运，您是怎样理解的？

王旭烽：长篇小说，一旦以辽远的时间与空间表达，便往往会具备史诗品格，视野广，人物群像层次多，跨度大。这是我把历史人物穿插到故事人物之中的原因。而我小说的核心则放在中华民族的国饮“茶”之上，茶正是一种跨度极大的综合性本体。故这三种命运深刻地交织在一起。

宋时磊：无论是对于文学，还是历史，江南一直是重要的书写议题。就文学而言，在古代文学中书写江南的作品众多，当代作家格非有名作“江南三部曲”。“江南”之于您，有什么特殊意味？或者说，您理解的江南，跟其他作家的江南相比有什么独特性？

王旭烽：实际上，我写这部作品，从头到尾用时8年，从一开始就定下了题目《望江南》，除了知道白居易、苏东坡的“江南”之外，我确实不知道别人的作品书名有“江南”。幸亏不知道，我就无知者无畏地这样写下来了。江南自然首先是我的故乡，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我浸润其间，互为一体。江南于我而言，是生活的艺术化和艺术的生活化，所以审美地面对日常生活，这是我的“江南观”。

宋时磊：在《望江南》之前，您还出版了10部中篇小说《西湖十景》。这一小说集同样散发着浓郁的江南韵味。在创作这些小说的同时，您又开始了《望江南》的写作。之前关于西湖的书写，对于您的创作什么影响？

王旭烽：《西湖十景》也写了十几年，每一部在文本上都是实验性的，写得很愉悦。这训练了我对人文环境的把握与书写，包括江南方言和普通话语系的融会贯通。对地理方位、地域故事，出产风物，考古发掘，还有各种人物和职业特色，心中要大致有数，这样再写长篇时，感觉就很顺了。并且令我感到欣慰的是，我的文字没有掉下去，因为不停地保持书写的习惯，语感没有退化，真是谢天谢地。在创作中，我历来以为语感是天生的，一旦退化，就如老年人掉了牙再难生出来那样不可逆。

宋时磊：我注意到《望江南》中您多次提到了西湖，故事中有杭嘉和疏浚西湖的情节。在您心目中，西湖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它给了您什么样的滋养？

王旭烽：西湖是我诗意的栖居地，是我的无边乡愁，是我的幸福的终极。我爱西湖，西湖是我的爱人，我和西湖的关系，是爱情中的恋人关系。

宋时磊：茶是江南特色物产，龙井茶又是西湖的特产。茶给江南、西湖带来了怎样的意蕴？

王旭烽：您说的茶，我理解在杭州，就是指龙井茶。因为茶有六大茶类，江南以往主要生产绿茶，杭州的绿茶代表则是西湖龙井。它的特点是色绿、香郁、味甘、形美。它的品鉴哲理是“无味之味至味也”。这些美学理念，都会成为江南的意蕴。

宋时磊：您曾表示，写作《望江南》是为了弥补“茶人三部曲”的遗憾，因为《不夜之侯》和《筑草为城》之间，有1945—1964近20年的空当。您前面提到过，因为自己对这段历史缺乏感性认识、对茶事史实难以掌控，故跳开这个时段，直接进入《筑草为城》的写作。这过去26年间，您主要做了哪些方面的准备？

王旭烽：我分头做了两件事情：一是继续写作，但以纪实文学为主，这样能够迫使自己脚踏实地地去调研，去采访，去甄别，去积累生活阅历和文献资料；另一件事情是从事茶文化学术活动，进行茶文化教育，进行茶文化产业的实践，这些准备都是经历，也是甜酸苦辣，对我理解杭嘉和这样的人物特别重要。小说靠体验还是靠经验写，实在是太不一样了。对生活的认识，对知识的积累，还有对自己的所谓的才华的磨炼，都是一样也不能少的。

宋时磊：《筑草为城》已经将人物的命运和走向都交代清楚了。在补齐中间这个空当的故事时，您是否感觉有难度？您在写作时，有没有需要特别处理的内容？

王旭烽：在《望江南》中，实际上写出同一人物的不同历史阶段。比如虽然《筑草为城》貌似已经把有些人物的命运结局写出来了，但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局，是和他的生长期分不开的。吴坤如果没有《望江南》中的成长阅历，就不会有最后的自杀。得荼如果没有在《望江南》中和爷爷的相依为命，就不会有《筑草为城》中在混乱间抽身的能力。寄草和罗力如果没有在《望江南》中的悲欢离合，就不会有《筑草为城》中的不离不弃。当然，因为有了《望江南》，《筑草为城》的有些人物走向要重新设定。比如杭盼，因为原来她是独身终生的，而现在就要做比较大的改变了。因为在《望江南》中，她有一场一往情深的爱情。这种爱情生活是必定要延续下去的。

宋时磊：在我5月初购买的《望江南》版权页上，我注意到是2022年1月出版，到4月已经印刷第7次了。这说明这本小说非常畅销，读者购买比较踊跃。您有接触过一些读者吗？他们对于这本小说有何反馈？

王旭烽：的确有许多人喜欢，其实是到2022年6月已经印刷15次、发行量达13万册了。因为我以往从来不参与销售环节，所以我不知道这个领域的事情。这次我旁观了，发现出版社在营销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所以小说有时发行得不好，不见得是书写得不好，发行的确是一个独特的领域，要有专业人士来操盘。另外，我的感觉是有许多读书人是很能读书的，他们只是不知道读什么书，或者是自己找不到书。我与他们有许多接触，他们对人物命运有许多关注，会认真和我讨论。我自己发现有许多人买书，与其说读，还不如说藏，他们把书作为藏品，或者礼品，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这本小说也引起了影视业的关注，小说作品正式上市不到一周，已经有近十家影视公司联系我。如果能够拍成电视剧，这会为茶文化的传播做更多更大的努力。

宋时磊：我注意到有很多网友给这本书拍摄了很多精美的图片。这些照片往往与茶以及饮茶的背景结合在一起。饮茶，读一本与茶相关的书籍，成为一种美好的生活方式。您希望自己的书是被当作小说阅读，还是被当作一本茶书阅读？

王旭烽：我当然希望“鱼与熊掌兼而有之”，的确有一些学习茶文化的人，是把它作为科普读物来阅读的。这也是我写这部书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但如果一定要我来选择一种文本，那我还是希望大家把这部书当作一部小说来阅读。

宋时磊：有网友说，书中对于茶叶知识的科普有些过度，与小说情节的结合不是很紧密。譬如，关于茶叶扦插技术的那一段、关于红茶和绿茶制作技术的内容，让人感觉在文学情节中插入了农业技术的宣传。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王旭烽：这个问题，其实《南方有嘉木》出版时，就有人提出，只是我个人一直保留这种写法。这是一种文化特质的表达方式，如果不是这样，它会演变成一部风情小说，而不是文化小说。有些重要的文化形态，我不要碎片式的在对话中传递，我要它像花岗岩一样厚实，镶嵌在人物命运的山道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作品《日瓦戈医生》中，作者常常有大段的思想叙述，但它依旧是结构完整的优秀小说。

宋时磊：其实，近几年文学中出现了一种“物”的转向，或者说知识的转向。也就是说，一些作家在小说中，往往会有关于某个物品大量的描述，或者是大段关于某些比较奇特或冷僻知识的详细说明。您是如何看待这种倾向的？

王旭烽：我不知道这种“物”的转向，没听说过。如果物是小说的一部分，必须这样表达，那么无论长短都只是技术问题。如果不是，则变成炫技，那就离开小说了。我听说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曾经有整整一章来叙述这所教堂的建筑及塑像艺术。翻译过来时，有人觉得这一章离故事太远，就整章拿掉了。的确没有影响小说故事的逻辑，但如果确实是这样，我会深感遗憾，因为对我而言，对巴黎圣母院的建筑描述，正是这个故事的灵魂载体。

宋时磊：有评论者认为文中有“电灯泡”“男神们”“帅哥们”“花痴”“闺蜜”“断舍离”等富有现代意味或者流行语色彩的用词，损害了小说所塑造的古典美，影响了阅读体验。您是怎么看待这一观点的？

王旭烽：哦，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我要认真思考一下，并重新读一次，也许说得有道理。另一方面，这也说明了我们当代人写作面临的语言宿命。我们笔下所要描写的是那个已经逝去的、远离我们的世界，而我们写作时如果要用过去的语言塑造过去的那个纯然的世界，是几乎不可能的。当代的语言包括当代流行的语言，难免会成为我们在当下创作的语言资源，它会悄无声息地进入我们的作品，甚至作者本人都浑然不知。揭开罩在陈年酱菜缸口上面的纱布时，难免会落入几片新鲜的树叶。正面地看，或许这样的词汇，可以拉近作品与当代读者特别是年轻人的距离吧。

宋时磊：《望江南》、“茶人三部曲”核心是以杭州为空间背景展开的。您对杭州这座城市很有感情，曾说过要“建设一个纸上的杭州”。您是嘉兴平湖人，离杭州还是有一段距离的。为何您对杭州有如此深的感情？杭州这座城市给了您怎样的精神滋养？

王旭烽：我是平湖生的，但我在杭州长大，在杭州求学、工作，成家生子，杭州是我的精神家园，因为杭州有西湖。杭州给我的最大启示是如何以审美的姿态度过平常岁月和不平常的节日，如何艺术化地进行日常生活，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如何体验艺术。美，是杭州给我的最重要的营养。算起来，就文字而言，我可能是写杭州最多的人之一，在这个意义上说，我确实在“建设一个纸上的杭州”。杭州是写不尽的，她是一个整理思想的地方、创造美的天堂，我要终身写她。

宋时磊：在《望江南》中，除了物理空间的杭州外，我注意到您使用了不少杭州本地方言。您对小说中方言的使用有何观点？

王旭烽：我一直以为，中国书面语言虽然以一种方言为主体，但总体说，是从各民族的方言中诞生、建设和完善的。西汉扬雄就专门写过《方言》，那时出现的“采风”，就包括中央政府派往各地收集方言，集中后再进入雅言的使命。我从小在杭州长大，但因为住在部队大院，平时一直以普通话作为生活用语，年轻时在拱宸桥最底层的工厂工作，从工友处学到了正宗标准的杭州话语。以此为参照，逐渐了解了杭州方言集北国与吴越方言的杂交优势，比较后怀有浓厚兴趣，并一直在文本中探讨这种杭州方言加入普通话语系，使之超出地域进入国家语面层面建设的可能。至于写作过程中的使用，我掌握一个原则，就是当具体方言不须专门解释，人们就能意会，则可以在书面语言中直接使用。比如杭州人说“海威”，带有虚张声势、自鸣得意等意思，但用“海威”，即使从前没听过此词的人也会理解。总之，我们的汉语白话文还在创新完善过程中，杭州话将为此做出自己特有的贡献。

宋时磊：杨庆祥在作品研讨会中说，前人写江南，主要是哀江南、忆江南，但少有从民族复兴的角度写江南。如果存在一个江南书写传统的话，您希望《望江南》做出怎样的贡献？

王旭烽：我以往没有仔细思考过这个问题，但我很久以来，一直想写一种代表我们中华民族男性气质的南方男子。他是江南的，又是中国的。渐渐地，我开始萌生关于江南文学的审美表达意愿。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愿意实践与探讨。

宋时磊：如果您不创作《望江南》，“茶人三部曲”成为绝唱。您会觉得遗憾吗？

王旭烽：当然会的。如果“茶人三部曲”定位是史诗的话，这么重要的时段没有，我一直觉得意难平，因为当中那一历史单元，整块没了，我会认为我没有尽力而为。但当时我确实缺乏书写这一时段的准备和功力。当时写了几万字，还是放弃了，这段历史的运动特别多，但我又不想避而不谈。我觉得茶人就应该在各个时代中体现自己的品质，我们常说的茶人精行俭德、和平等特性，在惊涛骇浪、时代起伏中更能体现。

宋时磊：余华在新作《文城》的推介中，出版社打出了“暌违八年那个写《活着》的余华携《文城》回来了”的宣传语。而您从三部曲到出齐四部，可以说您是“沉潜二十六年”（出自《望江南》腰封）。为了写好这一段时间的故事，您做了哪些方面的准备工作？

王旭烽：要写那段时期的故事，首先我要好好读历史，要花很长时间。2006年初，浙江林学院（现浙江农林大学）和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联合成立了全国首个茶文化学院，后来我就去了大学当茶文化学科带头人，之后做了很多有关茶的学问和研究，这当中也包括解放初到60年代的史料的考证。其次，我需要有一个历史观，因为很多时候立场决定你的观点。我想我必须有支点，我的支点就是茶，我要思考茶在这个阶段是进步还是倒退，茶人是进步还是倒退，整个过程花了十几年时间，写作的时间花了8年。

宋时磊：在这么长时间内，一直没有完成创作，您会不会有写作的焦虑？

王旭烽：《茶人三部曲》从1990年开始创作，最后一部《筑草为城》1999年出版。1999年至今，中间隔了那么多年，这二十多年我基本都在教学、做茶文化传播。我原来是个职业作家，而现在是学者，我很担心我作为作家的文字能力会不会没有了，怕我写的小说变成科普文，文学层面上站不住。一本书的文辞、语言好不好，作为一个作家，我是很在意的。我是中宣部首个“五个一”工程人才，中宣部给了我们一个任务，要写一个作品，会提供一些资助。当时签了合同3年要完成，但我完成不了。省里的出版社说让我不要放弃，一定要写出来，他们也没有催我。这本书写的时间很长，2021年8月我住院，在医院重读了一遍书稿，做了校对。工作完成后，心里有底了，我觉得我的节奏是稳的，我当时是茶人的姿态，没受到这二十多年波澜起伏的影响，我觉得我接上了茶人三部曲的初心。

三、茶人、茶人精神的内核与传承

宋时磊：一般来说，大家都认为茶既是物质性的，又是精神性的。在这两个层面上，您持有什么观点？

王旭烽：就物质层面而言，我当然无比喜爱龙井茶，“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但我现在是一个专业教授茶文化的工作者，我必须不带私人感情地热爱每一种好茶，中国各地的，世界产茶国的。茶在物质层面上当然与我须臾不可分割，而茶在精神层面上引导了我的人生价值观，使我具有了成为一名“茶人”的内在追求。

宋时磊：在您的小说中，反复提到的关键词是“茶人”“茶人精神”。您是怎样理解茶人的？您认为茶人应该有怎样的精神和气质？

王旭烽：茶人应该是有分寸、不狂躁、不懦弱，可以精准把握尺度的。我认为和平不是一种欢天喜地的幸福状态，和平是要承担苦难的，和平的背后，个人要经受很多不幸福的、苦难的、磨炼的东西。小说的主要人物杭嘉和，就是这样一个茶人，我就是想写这么一个有远见、有智慧的人。我和大家分享小说里的两个细节。打土豪分田地，一些地主把地卖给农民，很多人觉得好不容易有钱就买了地，但后来这些买地的人被评为富农了，地又要分出去了。杭嘉和有茶山，他的家仆动心想买地，杭嘉和说他不卖给任何人，要捐给国家。这么做，不是因为他是一个思想好的人，而是他知道历史中有一些规律。水满则溢、月满则亏，茶人有自省心理，是永远可以向里收，又可以向外冲的。茶人是饱满而节制的，在面对时代，面对风浪的时候，茶人是有这种精神的。另外一个细节，讲的是杭嘉和有个五进院子，当时“油墩儿”等人看中这个院子，想把院子弄到手。他就马上成立了一个茶叶公司，那个时候可以公私合营。1884年我们的茶叶产量有13.4万吨，1949年只有0.8万吨，当时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对我们的茶有很大需求，茶是很缺的。杭嘉和看到了这点，很快就成立了公司，这个院子才保住了。

宋时磊：是的，在阅读小说的过程中，确实可以看出，您对杭嘉和倾注了很多感情。

王旭烽：我还写了杭嘉和身上自由的、边缘化的品质，他不愿意去任何国营的企业工作，不愿意变成按8小时工作制工作的人，别人请他去，他说自己年纪大了。我觉得茶的精神里面有散漫的、潇洒的、自由的东西，不是那么机械化。

宋时磊：杭嘉和身上有一个特点，我非常关注，那就是他从来不愿意放弃杭家的任何一个人，包括那个不怎么令人喜欢、性格复杂的杭方越。

王旭烽：我们都是读书人，对世界充满理想，对苏格拉底、王阳明的思想很认同，他们的精神会感动你，但是你对你周围的人，父母、师长却缺少这种感觉。我常常在思考把我人生的价值放在何处，我做不到不关注周边的人，我觉得我身边活生生的人，其实是无价之宝。如果让我选择写一本流芳百世的书还是救一个活生生的人，我觉得我会选择救一个人。

宋时磊：在《望江南》中，您比较巧妙地处理了罗力、杨真、杭寄草之间的三角恋爱关系。在他们的关系中，您也是想表达茶人精神吧？

王旭烽：《望江南》里确实写了这一段三角关系。这段写得不好会变成风情小说，而不是文化小说。我写这段情节主要是想表达茶人有一种品质，就是一往情深。对茶人来说，忠诚很重要，一往情深很重要。比如陆羽，他就一辈子爱着茶。茶人写的东西感觉就是不一样，就像中国画，要懂笔墨色彩，你才能懂。我认为茶人是一个文化族群，是中国人理想的一个状态，现在茶人越来越多，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宋时磊：在小说中，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多处出现“茶泡饭”。您是想借“茶泡饭”表达特定的茶人精神吗？

王旭烽：茶泡饭是茶文化中的一个文化符号，传至日本后，成为“茶泡饭文化”，甚至还被日本大导演拍成电影，象征着日常平凡的生活。我做过茶泡饭，小说中的这款茶泡饭是我创制的，但真正做起来的过程，是不可言传只可意会的，你得边做边尝，分寸恰当，这和做茶人一样，是一种体验，而不仅是一种经验。如果只是将其作为食物来理解，就有点浅层化了。

宋时磊：您对茶人精神，是一开始就抱有笃定的、成熟的认识，还是有一个逐步认识其内涵的过程？

王旭烽：最初觉得茶人这个称呼很可笑，后来看了很多书才发现，真正可笑的是我的认识。我有一句格言：什么样的生活向我走来，我就向什么样的生活走去。茶向我走来，我就向茶走去。于是我就开始以茶为一个视角，开始写小说。茶这个东西很养人，我得到了很多祝福，写茶受到很多人喜欢。因为茶，我很幸运，也占了很多“便宜”。茅盾文学奖选了我，我认为题材沾了很大的光，茶是中华民族的符号，要是不写茶，不敢保证我能得奖。整整10年，我换了三个单位才写完了茶人三部曲。我写东西都很慢，把它变成你生活自身，就不会狂喜、焦虑。

宋时磊：在您的这部新作中，新一代的年轻茶人如杭汉、杭得荼、杭得放、林忘忧等开始成长。在当下，愿意投身茶文化事业，成为茶人的青年越来越多。您对年轻的茶人，有怎样的期许？

王旭烽：有那么多的年轻人都想成为茶人，很好。茶人有热情，有冲出去的能力，有收回来的能力，很饱满，需要冲出去就冲出去，不需要冲出去的时候就是雅致的，有心灵生活的人。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吾日三省吾身”，我们自省，不是为了获得别人的表扬，而是让生命更加辽阔，这样的内心活动，没有任何外在的功利可以表达，是精神历程的辽阔，这种品质是隽永的，迷人的。

宋时磊：您对年轻人成长为新一代茶人寄予了期许。除了通过文学作品这种形式外，您倾向于以怎样的方式来培养新一辈的茶人、涵养他们的精神？

王旭烽：我非常注重教育，这是我选择到大学任职的重要原因。世界上很多国家是没有茶学系的，中国的茶学系是放在园艺学之下。1940年，吴觉农等人在复旦大学创立茶学系，是完全农学的专业。在我去之前，浙江农林大学是没有茶文化专业的，我和我的同仁们一起共同创立茶文化学院，其实当时的中国有茶学专业，侧重于茶叶科学技术的研究，并无茶文化专业。但是茶不能只讲科学，这只是一片叶子中的半片，文化是另一面。茶里面有儒释道文化、文人的雅致、奉献的精神，里面是充满人文精神的。茶文化学院有一个重要的国家使命，那便是茶文化的创造与传承。茶文化要怎么传承呢？一定要有国家组织做平台来做，要一代一代办下去。在各方的支持之下，2021年夏天我们设立了学与茶文化学院。我这才松了一口气，茶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命脉之一，终于有传承了。

宋时磊：您是怎样展开茶文化教育的？取得了哪些成效，有着怎样的愿景和目标？

王旭烽：在学校，我会教茶绘画、茶书法、茶音乐，不是要学生会画画，会乐器，而是让他们知道这些茶文化的信息。我们学院把茶学也整合到茶文化专业中来，种植、采摘、制作、营销、品饮、文化等等，全部都有，形成了闭环。我们还受邀和英国茶文化研究机构在牛津联合建立牛津茶学院。我前几年把西藏的茶送到了挪威，建立了在北极的茶驿站。茶的种子要散播出去，要像星星之火去燎原。除了在全日制高校，我们还将与相关的教育集团合作，成立茶产业学院。未来学茶的机会很多，趁这个机会建立起关系，天南海北的茶人都是一家人，茶人的精神是气脉相通的。我们有共同的事业和目标，那就是把中国茶和茶文化向世界推广，让世界爱上中国茶，爱上在茶中氤氲着的、广博的中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