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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建国 刘江滨:作家的门槛
来源:《当代人》 | 郝建国 刘江滨  2022年07月08日07:47
关键词:编辑 文学写作

郝建国:江滨兄好!咱们又见面了。去年你我二人的对谈《散文的源流与写作》,在《当代人》发表后引起了一些关注,中国作家网、中国散文网、《河北作家》等多处予以转载,说明这种对谈的形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认可。我想,原因大概是深入浅出,将理论问题通俗化,更加关注实践层面。既然大家喜欢这种形式,那么我们就再谈一个新的话题:作家的门槛。

我从事编辑工作二十五年了,既做编辑,也管理编辑,工作中常有一些不吐不快的烦恼。比如,编辑大量的时间花费在原本应该由作者完成的工作上;编辑和作者原本应是互相依存、共同成就的关系,由于认识上的不一致,存在很多不和谐、不顺畅、不愉快。其实,作家是有门槛的,只有跨过了这道门槛,才算是一名合格的写作者。规范写作者的行为,不仅十分必要,对写作者水平的提高也是至关重要的。您也曾是编辑和编辑管理者,现在主要从事散文创作,不知是否有同感。

刘江滨:我觉得写作门槛问题的确是编辑工作中的一大烦恼,带来了很大的困扰。现在是自媒体时代,开个微博、弄个微信公众号,都可以“发表”作品。从好的方面说,作者的队伍变大了,“发表”的容易调动了大家的写作积极性,但从另一方面说,对作者的要求降低了,作者自己给自己当编辑。而正规的报刊、出版社对每一篇(部)作品的发表需要过好几道关,你的稿子如果水平不够,是不可能获得发表或出版的。这就是说,发表是有一定难度的。这种“易”和“难”构成了一对矛盾。这个难度就是门槛。

有不少作者的稿子在自媒体发了之后,引发好多点赞,这令作者产生了一种自我感觉良好的虚幻,将稿子投给报刊如果没有得到发表,会对编辑产生“不识货”的抱怨。所以,现在报刊都告知作者所投稿件不能在网上搜索得到,当然包括自媒体。作家的门槛是什么呢?我以为,是基本功,包括语言能力、文学常识和审美素养。所以,我们谈的其实是写作的一个底线问题,是对写作者的基本要求。但是,必须要指出的是,这个问题不仅适用于一般作者,同样也适用于一些作家甚至是知名作家,以我的编辑经历来说,有的作家基本功不扎实,用词错误,标点滥用,语法混乱,“的地得”不分,比比皆是,这不禁让我生出对经典作品的担忧。因此,我们两个“老编”谈谈门槛的话题,希望不是毫无意义。

郝建国:不客气地说,我们收到书稿有很多是不合格品。这个话题其实更多的是形而下的,就是在操作层面上。要探讨纯理论的更高层面的要求的话,那可能得采取另外一种方式了。这次就归纳一些常见的问题吧,主要是起到提醒的作用。

体裁与题材

郝建国:想做一个合格写作者,首先要找到合适的方向。方向关涉两个方面:一是对自身的清醒认识,找到适合写作的体裁;二是研究时代,找到适合写作的题材。

一个作家,由于生活阅历、专业背景、兴趣爱好、语言能力等不同,并非适合所有的体裁,换句话说,往往更适合一两个体裁。比如,诗歌更需要发现和抽绎生活的本质,需要较强的形象思维和精练的语言,需要点燃内心的激情,营造意境;短篇小说,需要在较短的篇幅内讲好精彩的故事,对语言的感染力和人物塑造能力要求较高;长篇小说,需要具备较强的结构能力和广博的知识储备,能够掌控对众多人物的塑造,一般反映宏大的主题;报告文学,需要具备很好的选题发掘能力和对时代的敏锐感知能力;散文,似乎在所有体裁中门槛最低,人人可为,但易写难工,从众多的作家作品中脱颖而出并不容易,不仅需要学识,还需要描写、刻画、抒情等多种能力。找到自己最适合的体裁,并坚持不懈,就容易走向成功。当然,有一些作家,在擅长某一个体裁的基础上,又兼涉其他体裁,但一般会主攻一项,对初学者而言更是如此。

刘江滨:人的精力毕竟有限,面面俱到,很难达成所想。专于一体,可能更容易接近成功。每个作者,都有自身的长处和优势,还得结合起来。铁凝曾讲,作家成功的一个秘诀,就是找准自己的方向。这个“方向”,我以为就是作者擅长的“兵器”,还有开掘的领域。即便像鲁迅这样祖师爷级的大师,也不是样样精通,平生就没有写过长篇小说,也极少写诗,他给《集外集》作序时说:“……也做了几首新诗。我其实是不喜欢做新诗的——但也不喜欢做古诗——只因为那时诗坛寂寞,所以打打边鼓,凑凑热闹;待到称为诗人的一出现,就洗手不做了。”所以,人贵有自知之明,选择适合自己的表现方式很重要。我们给某某贴上小说家、诗人、散文家、报告文学作家等标签,其实这些作家也兼写别的,但成就他的恰是适合他的。比如,陈福民的《北纬四十度》,在文坛产生很大影响,被誉为历史文化散文的新样本。我看了以后也由衷地佩服。这部作品之所以好,和陈福民个人的优势是密切相关的,他是学者,研究文学、研究历史是他的专长,他着眼于古代中国北纬四十度左右的地理区位,对历史上各朝代的民族矛盾与融合问题进行辨析、挖掘、重新阐释,并赋予时代感、现实意义,大获成功。这种成功,别人只有眼馋、钦佩的份儿,因为一般作者不具备陈福民的学问功夫和研究能力。同样,陈福民如果选择其他体裁写作,也可能被众多作家作品淹没,因为具有同等才华的作家不在少数。

郝建国:体裁之外,是题材。一个作品,题材的选定,对其成功与否具有重要的影响。虽然我们不认可“题材决定论”,但选什么,对作者而言,也是个吃功夫的事情。我觉得一个作家,必须研究时代,融入时代的洪流,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反映时代发展的脉动,才可能创作出优秀的作品。对作家而言,写什么重要,不写什么可能更重要。我们收到的来稿中,有很多不关注时代的反面例子,比如,自说自话,写个人琐事或家族历史;写自我内心,自我陶醉于所谓的成功;闷头故纸堆,戏说历史;写色情、暴力等禁忌话题,制造文字垃圾。其实,国家对作品的题材有明确的禁忌规定,这些红线,任何写作者都必须严格遵守,不能触碰。您在写作中,肯定也会涉及题材的选择,您是怎么思考这个问题的?

刘江滨:鲁迅说过,“选材要严,开掘要深”,我对这点体会挺深的。尽管不认可“题材决定论”,但一个好的题材却是成功的一半。写作归根结底就是两个方面,写什么和怎么写。万花筒般的大千世界可以纳入笔端的实在太多了,这时候,严格选材就变得十分重要,不能逮住啥写啥。这就要选择你熟悉的领域、有深刻生命感知的人和事,还有尽可能新鲜、能引起社会关注和共情共鸣的以及有意义的事情。比如,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等,不见得作家的艺术才华就高于别人,但是选材好,与时代紧密合拍,故引起强烈反响,在文学史上留下开创性的一笔。铁凝的很多作品,像成名作《村路带我回家》,还有《哦,香雪》《麦秸垛》,包括后来的《笨花》,都跟她在河北博野的那一段知青经历有关。她在农村生活过,对农村的事熟悉,写起来就显得特别游刃有余。如果她一直在城市生活,可能就只能写《玫瑰门》《无雨之城》《大浴女》这样城市题材的作品了。我个人觉得,怎么写,体现了一个人的艺术表现能力和创新能力,这倒不是最难的,而写什么,倒是最让人大费脑筋,譬如锦衣夜行,因为选错了时间而毫无意义。

语言与表达

郝建国: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要成为合格的写作者,迈入“作家的门槛”,必须先过语言关。语言关的意思是,使用规范汉字,正确使用数字、标点符号等规定。在这一方面存在的问题很多,即使已经成名的作家,也很难幸免。比如,数字用法,我们编辑把大量的工夫花在这个上面。一个是统一问题,咱们现在讲究国际化,就是尽可能采用阿拉伯数字,特别是学术书和理工科的书,有一套严格的规范,但是文学作品可以除外。除外不是可以随便混用,而是必须选择统一使用阿拉伯数字或汉字数字。比如,在这里“三个人”用的是汉字,那其他所有的地方,五个人、七个人、八个人都得用汉字,而不能用5个人、7个人、8个人。反之亦然。

编辑工作最重要的原则是统一,不统一就会出现编校质量问题。再比如,引用语末尾的句号是放在后引号外还是在内的问题。引用一句完整的话,句号在里面;引用不完整的一句话,句号放外面。还有儿化音的问题。比如,一会儿、一点儿、小孩儿,好多作者不理这茬儿,大量的文学期刊和出版社似乎也都不在乎。其实《现代汉语词典》上都有专门词条,这就是规范,必须加,不加就是错的。还有三组数字问题:阿拉伯数字1234567890,汉字数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〇,大写数字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零,这是三套体系,不能混着用。比如说,2022年,二〇二二年,写成“二零二二年”就错了。

刘江滨:这确实是一个大家习以为常的现象。在我们接触的稿件中,繁简混用、异形词随意使用、成语误用的情况经常出现,分不清“的地得”的大有人在,的确给编辑工作带来了不小困扰。我再补充一些例子,比如,“一位囚犯”混淆了量词的感情色彩,“位”是含有敬意的;“我的拙著”属于画蛇添足,“拙”是谦辞,即“我的”之意。在我读到的一些名作家的作品中,居然也出现低级的语言错误,比如,把“阑珊”当辉煌用,把“难以望其项背”写作“只能望其项背”,意思都弄拧了。还有敬辞和谦辞搞不清,主谓宾不搭等语法错误,等等。这些看似细节的问题,其实说明语言基础不牢,如品美食,一粒沙子难免败坏人的胃口。我在《文学自由谈》曾发表过《且让小僧伸伸脚》和《校雠一本传记文学》两文,专挑一些作品语言文字类毛病。长期的编辑生涯形成了一种习惯,眼睛里不能揉沙子。一个优秀的作家一定是一个优秀的语言学家。鲁迅就是一个语言大师,比如他的小说《祝福》中用“间或一轮”描画祥林嫂的眼睛,非常传神地写出了人物的生存状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林语堂、钱钟书、叶圣陶等人的语言都非常好,能入选课本当范文用。

如果一个年轻作家语言好的话,就具备了成长的广阔空间,说到底,毕竟文学是语言的艺术。

有的写作者确实有语言天分,但徐则臣说得好,再大的天才也需要经过训练。况且有不少写作者,不是科班出身,没有受过基本的语言训练,必须得补补课,找本教材看一看、学一学,语言先规范了、顺畅了、生动了,才能谈得上未来。

郝建国:我觉得要学语言的话,《论语》其实是最好的教材,比如,“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诗一样的语言,既简明,又有意象,这是最好的文学语言,不一定非要特别热烈。在语言方面,还存在一个“质”与“文”的问题。很多初学写作者,比较喜欢堆砌华丽词藻,认为这是有文采的表现。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刘江滨:论述“文”与“质”关系的提法,源自《论语·雍也》。原话是:“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意思是质朴胜过了文采,就会显得粗野,文采胜过了质朴,就会显得虚浮。只有质朴和文采配合适当,才可能成为君子。原本是谈如何成为君子的问题,但借用来谈文风问题也是适用的。过分强调华丽的辞藻,会流于华而不实;而过分的强调质朴,则会限于干瘪无味。好的语言是既很好地传达了本意,又具有蕴藉和生动之美。其实,《论语》就做出了典范,比如你刚才说的“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还有“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等等,有节奏,有韵味,值得深刻体味。

郝建国:有的初学写作者,以为辞藻华丽就是美,其实没有力量。我特别喜欢刘建东的语言,既简洁又生动,特色太鲜明了,作家里面他是独到的风景,三个字能表达的,坚决不用第四个字。最早读他的短篇小说《我们的爱》,就觉得语言太棒了,就像歌唱家唱歌一样,没有杂音。这是高要求,但一个作家的语言至少是通畅的,是没有阅读障碍的,读完是愉悦的,是享受的。

刘江滨:对语言的要求,第一是准确,第二是生动,第三是传神。现在很多作者连准确都做不到,也不肯下“推敲”的功夫。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中国汉语具有特别的典雅优美,色香味俱全,语言本身就是审美对象,读李白杜甫,读苏轼张岱,读《红楼梦》《三国演义》,真是口齿生香,回味无穷。而现在大量的作品或许受欧化的影响,丧失了汉语传统的风雅韵致,只是把语言当成一个载体和工具。在现当代作家中,柯灵、余光中、董桥对语言都非常考究,张爱玲研究《红楼梦》受其影响,文字有古典的衣香鬓影,还善于运用修辞,如“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红玫瑰、白玫瑰等,金句频出,令人难忘。

细节与结构

郝建国:现在的文学作品还存在一个挺大的问题——不感人,作者说半天,读者看后没感觉。我这一年看的作品不少,也不管它获的是什么奖,真正让人心有所动的不多。不只是初写者,作家其实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个问题。原因就在于缺乏细节。我觉得,一个作家的影响力,或者说层级,除了语言之外,还跟细节有很大关系。就是看你能不能深入到生活里面去,捕捉到具有代表性的感人细节,并把它描绘出来。这不是一般的细节,而是要跟时代发展的韵律、跟你的主人公的那种境界能合上拍。有些东西,没说到点上,是无用功。

刘江滨:这个涉及到一个文学概念,就是叙述和描写的问题。我最近每次讲座之后,都有一些写作者加我微信,请求指点。看了许多稿子,主要存在的问题就是:全是叙述,缺乏描写。描写就是刻画细节,将环境、事物、人物表情和动作等具体化描述。诗歌、小说、散文、报告文学,都涉及描写的问题。没有描写,就不生动,也就不感人。所谓活灵活现、绘声绘色、如身临其境都是通过描写特别是细节描写来实现的。光有叙述而没有描写,那就是笼统的、模糊的。比如鲁迅《药》中的一段描写:“华大妈在枕头底下掏了半天,掏出一包洋钱,交给老栓,老栓接了,抖抖的装入衣袋,又在外面按了两下。”如果光是叙述那就成了“华大妈在枕头底下掏出一包洋钱,交给老栓,老栓接了,装入衣袋”,并不影响情节,但那种细微生动的人物心理也就没有了。我们说哪篇作品文学性不够,就是描写的手段不足。

现在大量的报告文学,特别是主题出版物,有报告,无文学,罗列事实,演绎主题,缺乏生动的细节,不堪卒读。一个作品要有灵魂,所谓的画眼睛。那个眼睛你没画出来,哪都弄得好好的,就是眼睛不传神,也算不上一个好的作品。从某种意义上说,细节决定成败。

郝建国:一个成熟的作品,除了要讲究细节,还要讲究结构。结构,就是一个作品的叙述层次或顺序。大家常见的,比如说,时间顺序、空间顺序,这是最简单的,如果一个作品只是这种结构方式,就太惯常而没有吸引力了。一个写作者,需要在结构上下功夫。而结构即反映的是一个写作者的思维逻辑,如果头脑思维混乱,结构上就会有问题,表现在作品中,就会出现重复、反复、啰嗦等现象,造成阅读障碍,更难言阅读快感。

刘江滨:是这样。如果说细节体现了细部的质地,那么结构就体现了大局观,整体观,体现了作者的组织能力和驾驭能力。所谓布局谋篇即指结构。譬如一些精美的丝线必须自出机杼,才能织成一匹灿烂的锦绣。小到一篇文章,大到一部长篇巨制,都需要结构的设计营造。一部作品好的结构,是作家深思熟虑的结果,更是千锤百炼的产物。除了加强文学理论的学习,还需要大量阅读,在对经典的阅读中寻找和品味结构艺术,变成自身的营养,才可能在需要的时候自然而然地出现。特别是长篇小说,人物众多,情节复杂,线索繁复,结构尤其重要,结构就是构筑大厦的四梁八柱,要稳得住,不然就倾斜了,甚至坍塌了。

态度与使命

郝建国:作家的写作态度,是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态度关涉两个方面:一是写作态度,二是对待自己作品的态度。我们经常跟各种各样的作者打交道,有的态度极其认真,采访深入、写作虔诚、谦逊、沟通顺畅,对自己的作品视若孩子,百般爱惜,对编辑提出的修改意见,虚心接受;有的则采访敷衍、写作应付、态度蛮横、沟通困难,对自己的作品盲目袒护,不允许提意见,对编辑缺乏应有的尊重。其实,一个作品的好与坏,一个写作者的高与低,态度是个分水岭。前述的细节不突出、主题不恰当、语言不精美的问题,都跟态度有着直接关系。态度决定行为,行为决定结果。

刘江滨:现在很多作家沉不下心来。每年的作品汗牛充栋,为什么大家还觉得没书可读?前些年,还有一些大家口口相传、互相推荐的书,现在很少了。这个可能还是跟写作者的态度有关系。人家十年磨一剑,你一年磨十剑,剑的质量肯定不一样。我听到的消息都是,某本书觉得还不错,但是按照经典传世的标准要求,真的到不了。好多作品的创作是冲着获奖去的,功利性很强,为了取悦评委,你喜欢什么我就弄什么。这种态度,很难出真正的传世精品。不是否定参与评奖和获奖,关键是写作指向是什么,即为什么而写作。

郝建国:您谈到的这个,是写作的终极问题,即写作的使命问题。归纳一下,有意思的是,我们今天其实谈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写什么;第二个问题是怎么写;第三个问题是为什么写。

刘江滨:我们谈“作家的门槛”,好像是在谈论一些常识问题,其实有些貌似入门的“槛内人”也时常做着有悖于甚至是冒犯常识的事情,需要重新审视。学无止境,艺无止境,循序渐进,前行不止,入门,升堂,入室,究其阃奥。文学只有下限而无上限,写作者永远在路上。

 

对谈者简介:

郝建国,文学硕士,编审。花山文艺出版社社长、总编辑。中国编辑学会理事,中国辞书学会理事,河北省作家协会理事,河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发表论著逾百万字。责编图书《多瑙河的春天》入选中宣部2019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

刘江滨,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散文随笔集《书窗书影》《当梨子挂满山崖》等,参撰《中国当代散文大系》《张中行名作欣赏》等著作。曾获河北省文艺振兴奖、中国报人散文奖、冰心散文奖等,作品被选入多部文集,其中《桃之夭夭》被收入《新中国70年文学丛书·散文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