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前辈学者有两种。一种是望之俨然的，让晚辈心生敬畏；一种总是带着老顽童气息的，让即便交往不多的后生也会有一种亲切感。陈子善先生大致属于后者。所以，我们年轻后生们都敢也都愿意口口声声地喊“子善先生”“子善老师”，甚至“子善”，小伙伴儿喊时还都显得那么自然亲切，毫无违和感。

后一种其实在前辈中并不多见，而子善先生有此魅力。

先说一点往事。我和陈子善老师真正面对面的接触不多，只是通过一些其他的途径（电话、短信、邮件，后来有了微信）偶尔联系。第一次见到子善先生，那是2006年的初夏。那时候，我还是一个青涩的在读硕士生。华东师范大学召开“黄裳散文与中国文化”学术研讨会，主事者就是子善先生和李辉老师。作为硕士生的我，有机会来到丽娃河畔，和邵燕祥、黄宗江等先生一起开会，其间还见到其他一些前辈学者。当时我提交了一篇论黄裳书话的论文，子善先生并不在意我的硕士生身份，安排我大会发言。记得当时我左边邻座的就是邵燕祥先生，那是我第一次得见邵先生。会后几份报纸的报道，都专门引用我的发言作为代表性观点之一，另外提到的就是邵燕祥先生、黄宗江先生和张新颖教授。报纸在我的名字前加了一个词——“学者”。说来惭愧，当时的我，很为这些报道而沾沾自喜，这可见那时候的我多么浅薄，甚至有些虚荣。但有时候，尤其是人在年轻时，就是要有那一点点虚荣。它可能会让你改变决定，也许当时看似浅薄的满足，会让你受到莫大鼓励，可能让你“误入”一种道路，也可能从此开始人生的一个方向。后来还有一次，我当时在读博士，去中国现代文学馆开会，会前子善老师带我去金台路寓所拜访了姜德明先生。印象深刻的接触，大致就是这两次。

后来，新冠肺炎疫情更阻断了很多线下面对面的聊天。虽然沪宁两地相隔并不远，但除了在2020年12月华东师大开会聚谈、2021年4月汕头洪深会议期间同游韩文公祠这两次之外，我和子善先生就没有见面了。疫情让一切变得无法把握，某些巨变也倏然提前到来，而影响所及，社会停摆之后，生活按下暂停键。于是在这期间，很多师友的文章著作竟一下呈现井喷之状。比如，陈子善先生，他一年间（从2019年8月至2020年10月）就连续推出三部著作《说徐志摩》（上海书店出版社）、《说郁达夫》（华文出版社）、《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这三种书，比较集中地推出，无意之间共同构成了一个颇有意味的框架：《说徐志摩》《说郁达夫》这两部是作家的集中专论、发掘考辨，《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十讲》一种是现代文学文献学理论的倡导。苦涩的疫情期间，能常读到新作，能常有新书相伴，对我来说是可贵的慰藉。

二

《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十讲》（以下简称《十讲》）以典型的实践奠基起文献学的整体理论框架，也呈现出宝贵的研究实践的具体路径。这不仅具有重要的学科理论价值，同时又具备可操作、借鉴的方法论意义。史料学的命名，好像至今没有完全定论。马良春先生那篇有名的长文用的史料学（《关于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建议》，《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年第1期）、朱金顺先生的著作名为资料引论（《新文学资料引论》，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后增补本以《新文学史料学》为名由海燕出版社2018年出版）、谢泳先生用的是现代文学研究法（《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刘增杰先生用的也是史料学的名称（《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中西书局2012年版），如此等等。而以“文献学”来对中国现代文学最基础也最重要的这个研究领域进行命名的著作，似乎只有子善先生的这部《十讲》，以及此前徐鹏绪先生等著的《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一定意义上说，这里包含着文献学理论和方法的自觉，以及学科意识的自觉。这是非常具有学科史意义的。我想，以后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或许应该会逐渐有一个统一命名的下属学科方向，即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那么，将来梳理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史料学）的学术史，毫无疑问，这本《十讲》以及前述几位学者的著述都是无法绕开的。

如果说《十讲》提供了文献学研究框架，那么《说徐志摩》《说郁达夫》在提示着一种文风。与很多花哨、怪异或宏大的命名不同，子善先生的写作，包括书名、文题，都显得太质朴，太不高级了。我们知道，伴随着学术研究越来越精细化，时下的学术修辞术也日趋精致和机巧。很多著作文章，越来越追求一种繁复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命名与表述。正是在这样的述学语境下，我倒是觉得，重新呼唤那种在目前很多人看来显得过于迂阔和寥远的述学特点——本色传统——并非没有意义。比如，这两本《说徐志摩》《说郁达夫》。单看题目，似乎过于直白，太不“学术”。但仔细想想，子善先生是不懂那种学术修辞的技巧？想必不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有句话说得好，真佛只说家常话。

这其实是一种返璞归真，一种本色传统。

本色的表达，是述学语言的一种最基础的底色。学者尤其是初学者理应从本色型语言练起，首先把话说清楚，把问题老老实实地表述明白。这里面包含着一种基本的学术功能——讲道理。本色的表达，同时又是一种极高的语言层次。返璞归真，而不是停留于花里胡哨的炫技的学术修辞术层面，是一种更高的进阶。在一定意义上，敢于直接使用“说徐志摩”“说郁达夫”这样的表述，其实正是学术自信的表现。我在《书窗内外》的“后记”里曾说过这样的话：“偶见梁漱溟先生语，能解决真问题的，才是真学问。此言得之。于是恍然大悟，写出的东西，属于学术之文也罢，还是随性之笔也罢，不去管它，只要是出自自己点滴所思，只要是诚意而为，文中只要有我，哪怕是浅薄的我、支离零星的我，可也。”我还在另一篇随笔中有过表述：“用空洞的抒情、叠加的排比，或用繁复的手法，夹缠的句式，来伪饰情感的浅薄，掩盖思想的贫弱，这早已是很多人写作的不二法门。一是‘滥情’，一是‘不讲理’，这两方面共同构成了时代文风的某种倾向：理性精神的缺乏。面对这种偏向，我们不得不重提那个真实、简明才好的文章底线和语言常识。”我要在此补充指出的是，对于述学语言来说，“真实、简明”尤为重要。

三

仍说往事。受邀参加2020年12月26日华东师范大学举办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新开展”学术研讨会，要写发言题目。本以为这是个神仙会，大家放松自由地聊聊文学史料研究。没有想到还要题目，于是我当即填下：不“冷”不“热”的子善先生。

冷寂、遗忘、尘封和被遮蔽的，是谓冷。子善先生好像一直对“冷”的东西很关心，更有兴味。比如，20世纪80年代，那个时候，方法论热，理论热，而史料不仅不热，甚至还很冷寂。但他一头扎进文献故纸堆，不能自拔。他拭去历史的灰尘，使其重放光芒。这些尘封的作家，在80年代被发现，多与陈子善先生的钩沉倡导有关系，周作人、张爱玲、徐志摩、梁实秋、闻一多、孙大雨等，以及对海外华人作家、台港文坛的关注引介。但陈子善先生似乎从来没有被视作研究某某作家的专家。因为他总是不断地变换着钩沉对象，这其实也是一种但开风气不为师的胸怀。他是在通过一个一个的“点”的重启，来实现中国现代文学版图的扩展。

这样的文献史料工作太实在，对重理论的研究者而言，子善先生的这种工作则是实惠。因为，理论研究者需要这样的学者默默地为学术铺垫，因为他们可以在文献学者研究实践的基础上，振臂一呼而指点江山了。然而，从历史的发掘和重光上说，一个文献专家所承担的责任和所发挥的作用，恐怕一点也不比后来的治史者和理论家小。因为历史的发掘和重光需要文献专家的知识储备、学识学养，更需要独到的眼光，需要更长时段的历史眼光，否则他们的第一次择取就是失败、无效的劳动。很多学者都认为文学史未来会越写越薄，有学者也提出文学史写作的减法思路。毫无疑问，这些意见是对的。因为文学史的经典化功能本身就意味着筛选过程。经典化其实就是筛选，但是，必须考量的是筛选的前提。筛选的最重要的前提之一，即对文学发生过程中的史料的全面挖掘占有和整理，然后在此基础上遴选、择取，如此的筛选才有意义，才可能建立比较可信的经典化序列。所以，一代代学者对史料爬梳整理构成了经典化的坚实基础。也正是在这个角度上说，子善先生等一批文献史料学专家之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的贡献得以凸显。

一旦说到理论问题，容易跑远，还是继续回到“冷”与不“冷”的话题。

子善先生，对“冷”的对象，一点也不冷。对冷的对象的关注，正是源于子善先生的热——古道热肠的热。为什么陈子善先生能发现那么多作家、出土那么多逸文，其中很多是极为重要的，而绝非只是什么“边角料”之类。在张德强博士的访谈中，子善老师谦虚地说自己只是有好奇心而已。当然有这个原因，好奇心即童心、孩子气，这也让子善先生一直给人以轻松的老顽童的印象，不会有德隆望尊的压迫感。

但是，我想说的是，能在看似不经意中发掘、出土被尘封的作家逸文，并不能完全归于好奇心，或者说，另有更重要更深层的原因。在他发掘的那么多作家中，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子善先生对（曾）被打入另册的作家的兴趣最大。周作人、张爱玲、徐志摩、梁实秋，放在某个时代中看，无不如此。他好像对呼风唤雨、容光焕发的作家“不来电”，“来电”的都是“灰头土脸”者。比如，子善先生自己就说，在左翼作家中，他更感兴趣的是潘汉年。也就是说，他对复杂的历史旋涡中悲剧、悲情的人物更感兴趣。这种兴趣和选择是一把钥匙，循此钥匙，再来看他对梁实秋的考证、对离散作家的研究，都与此相关。

进一步来说，我觉得这一学术理路的背后，是子善先生对边缘、冷寂、沉默者的温情和关注。这里面有着可贵的温度。某种意义上说，陈子善先生对物理性的史料文献的研究，实际是由对人的温情和兴趣自然衍生和延伸的，而不是相反。纸是固定的和冷却的，而人是有温度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陈子善的文献学研究是热的、有温度的研究。所以，有了这个温度，子善老师对冷的东西，从来不感到冷。可能很多人觉得陈老师搞的东西冷，但他依然故我，自己也不觉得冷。

四

前面说了子善先生的不“冷”，接下来再简单提一下他的不“热”。

子善先生对热闹的东西不热，冷眼旁观，不跟风。他并不追踪热点，但他可能会不期然地成为某种热点形成的重要推手，当然不用担心，随后他这个推手就会很快被遮蔽了。比如，近些年好像资料整理大热起来了。大型资料的重印重排，各种文献整理项目，纷纷开展。“复古”时代的到来，史学即史料学的判断在当下更具现实意义了。保存史料就是保存历史，史料工作的意义自不必谈。

大致上说，形势比人强，由于种种外部原因以及现当代文学学科内部的学术回应，于是原来“冷”的新文学史料研究就突然“热”起来了。但是这种热，也稍微有虚热的趋势。这种症状的产生，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学术评价体系和史料研究本身性质的某种龃龉对冲而产生的内、外失调症候。

其实，发掘史料，本来是子善先生一辈子在做的事情。那时候，他没有多少同好，现在有了很多同道来。当然，那些整理和子善老师的路子，还是不太一样的。子善老师不去追那个热闹，依然故我地做自己的东西。对热的东西，丝毫不热，甚至是冷眼旁观。这是陈子善的不“热”。旁观，是一种姿态、角度和立场。如何保持一种冷静、客观、中立的立场，对于一个文献史料学者是非常重要的，也是不大容易做到的。文献研究者更应该首先用一双冷眼，从旁观者的角度去审视史料，然后才能做出更加客观冷峻的判断。作为学者，更应该始终秉持这一立场，用他者的眼光，来审视历史文本。在这个角度上，就是要让作家对自己留下的文字史料感觉到如芒在背的不安，这才是一个史料研究者存在的意义。

行文至此，应该打住了。这冷、热，根本是外部学界的忽冷忽热，但是子善先生一直没变，他一直是他。只不过外部冷了，衬得他的热；外部热了，显得他的冷。如此看来，“吾道一以贯之”，这句话用在陈子善先生身上，无疑是合适的。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百年中国书话重要文献整理研究与数据库建设”（19AZW01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