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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诗鹏:提升学术研究主体性、原创性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 王广禄  2022年06月08日08:18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指出:“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必须体现原创性、时代性。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原创力不强、主体性不够的现象还较为突出。面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增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主体性、原创性,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我国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面临的重大历史使命和责任。围绕提升学术主体性、原创性这一话题,记者采访了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邹诗鹏。

正确理解原创

中国社会科学网:您认为,什么样的学术成果能够称得上具有原创性?或者举例说,在您的学科学术领域,近年来有哪些成果可以称得上原创性的?

邹诗鹏:关于原创性成果的界定,目前可能存在某种泛化式的误解,以为只要是首创的、没有产权方面争议的成果或作品,都可以叫做原创性成果。我以为在进行学术评价时,不能滥用“原创性成果”这一名称。

原创性成果,是指针对某一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开创性地提出了分析、理解及其解决方案,并进行了理论上的论证,逻辑严谨,原创性成果应当与既有的研究成果形成内在的和批判性的关联。一般而言,原创性成果当推进一个学术领域或学科的实质性的发展,有的甚至于开启一个新的学科方向或领域,并有效推进相关学科、专业或领域的发展,进而推动知识与社会进步。原创性成果一般要得到社会尤其是业内人士的承认及肯定,并获得历史的肯定性的评价。理论上的原创性成果,因其个性化内涵,要求是个体性,社会科学方面的原创性成果,可以是集体的,但必须要求核心人物有原创性的理念或理论。

专业性是需要的,以有效避免种种“野狐禅”冒充原创性成果。不少“野狐禅”往往会自己定义其解决问题的重要性以及其成果的非凡意义,且因具有修辞性,常常唬弄外行,所以需要有专业同行的评价与肯定。有的所谓原创性成果,往往是市场性并经过包装的,这还需要经得住历史的检验。历史检验很重要,有的原创性成果,也许因过于独树一帜、前卫和突破性过强,看起来离经叛道,以至于一段时间内在业内也得不到认可,那就得靠历史时间的检验了。当然,即使是历史,也可能埋没掉一些原创性成果,通常而言,历史还是公正的。

突破“瓶颈”

中国社会科学网:在您看来,制约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原创能力提升的瓶颈和困难在哪里?

邹诗鹏:一个生气蓬勃而且问题丛生的时代,一定是能够出原创性思想成果的时代,但实际说来,目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原创能力是颇为不足的。目前,制约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原创能力提升的瓶颈与困难,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开放度不够,内在外在的制约较多,学者的开放能力也不够,内在性也不足。这一方面众所周知。总的说来,原创性需要问题面得到较充分的显现及其揭示,在视野、格局、论域及其细节方面,研究者都需要足够地打开。与此同时,研究也要保持应有的内在性及其纯粹性,要从问题本身的内在理路展开突破性研究,不宜附着过多的价值义涵。

二是理论知识储备及学术能力以及实践感都不够,难以把握重大问题并展开深入研究。理论知识储备及学术能力不一定是原创性研究的充分条件(过度卷入基础理论知识本身,实际上也会限制原创性研究能力及其发挥),但应是必要条件。因为这方面的不足会导致学者缺乏学术前史意识,缺乏学术判断力,也缺乏展开创造性研究的实际能力。实践感的不足则直接决定着其所出问题的真实性及其重要性,实践感本质上是主体连通时代并产生共鸣的能力,实践感产生真实的问题意识。问题意识本身也存在质量高下,有的研究问题意识特别多,但却未必重要,这意味着其尚未真正形成属于原创性研究的问题,对于原创性研究而言,对于创造性的理论研究而言,真正的问题只有一个。

三是学科本身的问题。学科性专业性本来是学术研究的平台,但不少原创性研究恰恰要突破学科专业,展开跨学科(实质上是非学科)研究。值得指出的是,我们目前这种过于繁复细琐,并且往往被学科格局与利益牵扯的学科体系,实际上已经到了直接限制原创性学术研究的程度。真正原创性研究,很可能存在于日趋繁复的学科体系之外,这意味着要求突破既有的学科格局尤其是学科樊篱,有效实现学术理论的创造。

奉献符合时代要求的精品力作

中国社会科学网:进一步提升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主体性和原创能力、提升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国际影响力,应当从哪些方面入手?据了解,您所在单位和您本人在学术创新方面进行了许多尝试和探索,能否举例谈谈?

邹诗鹏:要正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原创能力及其主体性不足的问题,如果说以芯片为代表的高科技是我国硬实力的短板,那么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水准的不足,恐怕属于我国文化软实力不足之表现。这个不那么容易看到。比如,我们或总说中国话语传不出去,传出去也没有人听没人信,总会归结为传播声音不够大或传播技艺不足(当然也有这方面的原因),但恐怕与尚未形成能够真正反映这一时代中国意识、具有中国主体性而又开放包容的哲学理论有关。哲学还是应当以理论的方式论证、阐释并讲述符合时代内涵与要求的论理及其价值,并且要求有一定的思辨性,不能什么都要求具体化。当年黑格尔就是超越既定的德国现实,创制出一套实际上在深层上反映了德意志民族希望的纯粹观念论哲学,先于俾斯麦半个世纪之久宣告了德意志民族的复兴,依沿着黑格尔哲学,德国成功的故事徐徐展开。其实,现代化过程中,几乎所有崛起的国家民族背后,都站立着相应的原创性的哲学理论体系。

当代中国哲学还是有一些原创性成果的。有必要理一理当代中国哲学的原创性成果,也有必要让一些真正具有原创性的哲学成果走向世界。近些年的确在做这方面的工作,而且投入不小。既有的工作在国外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效应,有可能的话应作相应的评估。我以为有必要把新中国成立以来涌现出的一批中国哲学家的成果以哲学的方式推向世界,比如学界公认的张岱年、冯契、高清海,以及这些年去世的张世英、叶秀山、俞吾金等,他们著作的选集甚至于全集,都值得在国外著名出版社推出。在世哲学家的原创性成果也可以外推,这是传播当代中国学术的有效方式,也是国家软实力的展现。

当年陈康先生研究存在论但苦恼其外语形式,曾发誓要好好用中文做出存在论成果,然后让国外学者研究时,以“不通中文为恨”。如果推出的一批英文著作引起国外学者关注,以至于他们觉得需要再次还原为中文,久而久之,自然就实现了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展现。当然这方面也不只是限于哲学,而是涉及文化形式的诸多方面,但具有原创性的哲学成果显然具有这方面的效应。如何在开放的世界历史进程及其面向东方社会的结构性变革中,弄透中国自明清之际即开启的近现代转化之路的内在逻辑及其世界历史意义,是当代中国哲学是否能够作出真正原创性贡献的关键问题。

问题可能还是在于:哲学界是否奉献出了符合这一时代要求的原创性成果。在这方面,我以为我所在的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或许还没有足够的自信,尽管这些年我们在国际学术交流上获得了良好的评价,也有一些成果获得国外同行的肯定,但研究的原创性,似尚未成为这一群体的标识。从一个可以辩护的方面讲,身居学科体系内,首先应考虑的还是学科及其学术理论的训练、积累与传承,不强求研究的原创性,哲学专家的职业意识,要大于有可能的做哲学家的冲动,这本身也符合学术的常态。也许,面对一件件声称具有原创性,但实际说来粗糙不堪的成果,对比内蕴丰富的原著原典,学者们大多会感叹自己学养不足,转而执着于勤练内功。学院式的规范性研究的确有可能压抑掉原创性研究,而原创性研究也可能属于常规化的哲学研究的剩余——一种高级的剩余。

复旦大学哲学学科向来没有严格的学科边界,中西马能通尽通,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也还兼容,而且哲学与相关人文社会科学乃至于自然科学的沟通良好,最近这些年倡导融汇中、西、马三大理论资源,强调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的沟通,还提倡“哲学+”的理念,展开与政治学、经济学、数学、物理学、生命科学、法学、社会学、人类学及民族理论学等的内在联结,实际上也是希望大家基于哲学而又走出哲学学科,展开面向实际问题的研究,也还是产生了不少可以称之为“学术的高级剩余产品”的原创性作品。我们也会发现,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实际上有不少学者的研究很有原创性的一面,也贡献了不少原创性成果。我个人在从事生存论、马克思哲学基础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史、现代性问题研究、社会理论与民族理论等领域的研究过程,也有一定的原创性,因为其中不少理论创构及其概念,都是首次提出,至少目前还是立得住的,但我并不那么愿意提原创性,这不是一个可以自己标榜的称呼,还是让时间去检验吧。总之,学术研究的主体性、原创性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我认为,要慎用更不能滥用原创性成果这一命名;现实中,我们真正的原创研究并不多,且可遇不可求,也不必奢求一般学者都去追求原创性研究;要鼓励原创性研究,但也要有效地避免种种“野狐禅”冒充原创性成果;基础性的理论研究,还是要倡导研究的个体性,原创性的理论研究,则更要强调这一点,比如,理论研究成果的多人署名现象就不可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