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消逝的“守望精神”
1951年7月16日，塞林格的成名作《麦田里的守望者》在美国与加拿大同步发行。迄今为止，这部“不朽的青春文学经典”在全球累计销量已达7000万册。《麦田里的守望者》成为当时美国青少年随身携带的“时髦”之物，对美国文坛也产生了轰动性影响，福克纳、厄普代克、纳博科夫、罗斯等知名作家纷纷对塞林格的创作表示称赞与钦佩。此外，由《麦田里的守望者》引发的反叛思潮波及好莱坞，许多反映“叛逆”“疏离感”的影片纷纷登陆各大影院，引起观众强烈共鸣。当时，塞林格已不仅是读者口中那位“声名鹊起”的杰出作家，更以主流文化偶像的身份登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
进入21世纪以来，东方视角成为塞林格研究的新热点，学者们纷纷将目光聚焦到塞林格作品中的东方元素，如中国的禅、道及印度的梵学，甚至有学者发现塞林格一直赋予笔下人物的“守望精神”正是一种以“大量禅宗、道家和印度教等东方哲理”为根基，主张“破除物质执念和二元对立、回归自然和谐”的“东方精神”。
霍尔顿：“守望精神”的代言人
作品出版后，作者笔下的霍尔顿，一个反戴着红色鸭舌帽、时刻将“假模假式”挂在嘴边的叛逆中学生，成了那一代美国青少年的精神偶像，这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守望者崇拜”。霍尔顿外在的“愤世嫉俗”与“放纵叛逆”迎合了美国青年想要“颠覆传统”和“发泄不满”的精神诉求。然而，真正让霍尔顿成为众多美国人心中时代英雄的则是他身上所彰显的“守望精神”，它既是一种向强大的物质主义发起挑战的无畏精神，也是一种对虚伪、麻木的人生态度予以谴责的批判精神，更是一种将回归“人性的本真”视为人类最高追求的灵性精神。
塞林格对“精神生活”的追求与向往也几乎完全映射到其笔下经典人物霍尔顿的身上。在作品中，霍尔顿极为鄙视将“出人头地”和“买一辆混账的凯迪拉克”作为学生培育目标的潘西中学，痛恨将“人生”等同于“球赛”的绥摩校长，厌烦身边人一张口就谈“女人、酒和性”，向往挣脱这种物质、虚伪的环境，去乡下林中过一种低欲、简单的生活。在现实生活中，优渥的家庭环境并没有让他成为金钱的奴隶，他并没有踏上父亲为其安排的经商之路，而是遵从自身兴趣的指引当了一名作家。在《麦田里的守望者》大获成功后，塞林格也没有被突如其来的名利冲昏头脑，而是用这部作品的收入，“在乡下找个小地方，躲开城市的纷扰生活，继续写作”。
作为塞林格作品中的第一位经典人物，霍尔顿开启了塞林格对“守望精神”的探索之旅。妹妹菲苾对霍尔顿的精神成长十分重要，她的天真、可爱、机灵与早慧让霍尔顿觉得她是这个世界上最理解自己的人。菲苾教会了霍尔顿如何去爱身边的每一个人，如何用爱去消融彼此的差异与隔阂，如何通过爱实现最终的精神自由。“守望精神”的内涵不应该仅仅停留于对他者的否定与排斥，并妄图借助逃离来实现自我的精神圆满，而是应该持一种谦和、宽容的“平常心态”来对待周围的一切。如果站在更高的思想境界中，世界上所有的“是非善恶”便都会化为乌有，处处都是“美”的显现。霍尔顿虽然远不及塞林格笔下西摩·格拉斯那样完美，但他却以独有的魅力永远留在了广大读者的内心深处，他身上闪耀的“守望”之光则会继续照亮人们奔赴美好精神家园的神圣之路。
“守望精神”对“垮掉派”的思想指引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文坛涌现了一批在思想上前卫极端、行为上离经叛道、生活中放浪形骸、文学上蔑视传统的创作青年，他们对物质主义与“资产阶级道德规范和市侩文化”极为不满，以追求极致的个人自由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和精神旨趣。他们普遍信奉禅、道等东方文化，并希望能够像中国僧人寒山那样过着恣意洒脱、自由自在的生活。他们就是美国文学史上最具美国本土特色的一代作家——“垮掉派”。
有趣的是，尽管“垮掉派”作家寻求“自我与自由”的方式各有不同，但他们都一致将塞林格视为精神偶像，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塞林格赋予霍尔顿的“守望精神”。霍尔顿外化的“反叛”行径和内心对“本真”的渴望深深触动了“垮掉派”作家，激发他们将这种“守望精神”融于自己的创作中。但令人大跌眼镜的是，虽然“垮掉派”作家一厢情愿地把塞林格奉为精神领袖，但在塞林格看来，他们只是“通过文学不停地发出抱怨，虽然如此，他们传递的信息里依然没有救赎”。显然，“救赎”而非“抱怨”才是塞林格在作品中力求传递的信息，他认为“‘垮掉派’没读懂霍尔顿，更没读懂‘麦田守望者’”，遂申斥他们为“垮掉的人、不上进的人、乖戾的人”。
尽管塞林格嗔怪“垮掉派”作家只看到了霍尔顿外露的叛逆行径而没有关注他身上蕴藏的“救赎”精神，从而犯了“本末倒置”的荒唐错误，但“垮掉派”作品中大量离经叛道、倾覆传统的思想对饱受僵滞气氛压抑的美国青年来说无异于暗室逢灯，并唤起青年一代的自我意识，这也是塞林格“守望精神”的一贯主张。此外，虽然“垮掉派”对佛禅的理解陷入了“垮掉禅”的窠臼中，但由于“垮掉派”在社会上的广泛影响力，他们对佛禅的热情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美国人参与佛教的意识，同时也深化了饱含东方思想的“守望精神”对美国人的救赎意义。
“守望精神”的东方属性
对于熟悉塞林格作品的读者来说，东方文化一直是塞林格创作思想的核心元素，也是其笔下主人公诉诸的精神旨归。无论是处于思想困顿的霍尔顿“偶然发现东方哲学比西方哲学更对胃口”，还是陷入“挑剔他人”怪圈的女大学生弗兰妮在哥哥祖伊东方智慧的开导下与自己顺利和解，这些人物身上明显的东方“印记”，都反映出塞林格对以禅、道、梵为主的东方思想进行过大量研究。从根本上看，塞林格的“守望精神”就是一种“自我救赎”精神，它希望人们能够跨越世俗的羁绊和摆脱物质的束缚，通过找回本真来实现精神上的超脱与自在，最终完成对自我的救赎，而以实现“个人救赎”为终极目的的禅宗、道家和梵学，则为塞林格笔下人物践行“守望精神”提供了具体、实在的东方智慧。
“一视同仁”是塞林格极为推崇的一种人生态度，也是其“守望精神”力求达到的思想境界，可他作品中的人物往往因做不到这一点而无法实现精神的自由。他们因在思想上自恃高人一等而对周围人不断地抱怨、挑剔，最终让自己尝到了“分别人我”的苦果。而东方诸思想向来主张消弭差异、去除分别，因为这不仅会让人们消除分歧与冲突，更不会让人们执着于分别而无法洞见自我本性。六祖慧能曾言：“人我是须弥”“除人我，须弥倒。”庄子亦推崇一种“万物一齐”的无分别思想，他认为从道通为一的观点来看，“天地”与“一指”、“万物”与“一马”都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对塞林格产生重要影响的印度吠檀多思想也主张持有一种“不二”的心态，它认为宇宙间的任何事物彼此都是“不二”的关系，就连个人与最高实体“梵”之间都是“一如”的，但由于“无明”与“摩耶”让人们无法看到这种普遍存在的“不二性”，于是人们便陷入了无尽的痛苦与轮回之中。可见，无论是禅宗、道家还是梵学都力求消除人们对分别的执念，进而见到自己如如不动的本性。塞林格笔下的霍尔顿、弗兰妮与巴蒂正是没有放下“人我之分”，才无法实现精神的自由，这也成为他们在最终实现“自我救赎”之前的重要关卡。终于，在妹妹菲苾的帮助下，霍尔顿放下了对他人的抵触与偏见，开始“想念起每一个人来”，弗兰妮也在哥哥祖伊的开导下“一个梦都没有做”地沉沉睡去，而巴蒂则受到大哥西摩的启悟后，感觉到“没有比走进那间可怕的307房间更重要的事了”。显然，“一视同仁”在塞林格笔下人物获得“自我救赎”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源自古老东方的玄妙智慧消解了矛盾与纷争、淡化了人我之别，让人们在更高的思想维度中看到了世界的和谐与美好，而这正是“守望精神”最后期望达到的完美境界。
“守望精神”不仅是霍尔顿身上所体现的那种对美好本真的精神追求，也是作者塞林格用一生的修习与创作去体悟的终极境界，更是囿于物质与空虚的现代美国人找寻人生意义的东方向导。它以禅、道、梵等诸东方思想为依托，立足于人类“自我救赎”的现实要求，通过对生命真谛的灵性探索以期实现世界的圆融与和谐，这既是对人类现状的积极反思，亦是对未来世界的美好寄托。毋庸置疑，塞林格的“守望精神”宏大的思想内涵和对人性的真实关切俨然成为他作品中永恒的精髓所在，而霍尔顿作为这种精神的先驱，注定会印刻在喜爱他的读者心中。
（本文系黑龙江省省属高等学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科研项目“塞林格与东方文化——以梵、禅、道为例”（1451MSYYB010）、黑龙江省经济社会发展重点研究课题（外语学科专项）“论J.D.塞林格‘守望精神’中的东方哲学”（WY2021008-A）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牡丹江师范学院西方语言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