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回到20世纪50年代：“文学史”作为王瑶研究方法的生成与再认

1989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以《著名文学史家王瑶追悼会在京举行》为标题，登载了两日前的追悼仪式消息。“文学史家”，可谓对王瑶的盖棺定论。20世纪80年代，王瑶就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性质、研究课题与方法多番论述，其中最核心的观点在于学科的定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是一门历史学科，是文学史研究。经由对学科组织、刊物的扶助和对新一代学人的培养，这种判断已化为学科的底色，以及学者研究身份的选择。“中国现代文学”偏重文学史研究的定位，基于王瑶所处的现代大学知识生产机制的传承与规定，是“校园人物”王瑶的主动追求，已得到很好的讨论[2]。而另一侧面，“文学史”作为王瑶与时势对话的策略及其意义，尚未被充分的理解。与古典文学研究相比，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更直接的与学院围墙外的世界对话，文坛、政坛、学院都施加着对文本解释的力量，这种互动带来的危险及魅力始终构成着这个学科的特殊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80年代，在王瑶讨论现代文学的研究框架中，“文学史”始终被置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三种方法的并举对比中被阐释，文学史的比较优势在于其范式的“历史感”可以包容“现实感”，从而避免陷入“实用主义”或“以论代史”的误区[3]。规避文学理论、文学批评话语背后的现实文学制度的挤压，将现代文学学术研究与文学史方法黏合，与王瑶等一代奠基者近三十年与学院内外博弈的体悟可谓密不可分。那么，理解文学史如何逐渐发展为王瑶与其时文学世界对话的策略，其被探索发展而定型的动态过程，其意义与限度，就理解现代文学学科的核心研究方法，则相当必要。1951年，《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完成，王瑶进入学术黄金期，至1958年遭遇变故，“已无要打算如何如何之意”[4]。这七年里，王瑶不仅在大学校园内颇为活跃，亦与其时文艺界等互动频频，用他的老同学韦君宜的话讲，“简直不像一位搞古典文献的教授，而变成活跃的当代文艺界积极分子”[5]。这是王瑶真正对其时生成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的现当代中国文学体制形成自我认知的时段，也是其文学史观念及研究方法被冲击及再塑成的时段，相当值得重视。现有的研究已开始讨论王瑶20世纪50年代的经历在他治学历程中的意义[6]，多聚焦其命运困境，而较少在他与其时文学世界的博弈行动中谈其话语与思考，这是本文试图继续讨论的方向。

20世纪50年代，《文艺报》是王瑶与文艺界核心发生互动的媒介。《文艺报》创办于建国前夕的1949年5月，9月复刊后成为中国文学艺术家联合会机关刊物，1957年委托中国作家协会主办。作为两个组织的机关刊物，20世纪50年代间，《文艺报》的任务为发布与阐释主流的文艺政策、评介文艺创作、讨论文艺问题、推动文艺运动，在新中国文艺界是具权威地位的领导媒介。其主编和编委曾深度领导文艺界斗争并不断经此更迭[7]。可以说，《文艺报》处于其时文艺界的暴风眼中。1952年，通过对《<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的座谈，王瑶第一次被《文艺报》注意，1955年初，王瑶成为改组后的《文艺报》编委之一。1958年10月，《文艺报》19号编委名单中王瑶被除去。可以说，王瑶卷入《文艺报》的时段基本与这份刊物作为当代文坛晴雨表的时间重合。以《文艺报》为中介，王瑶见证并参与了其时最重要的文艺运动，尤其是几个批判运动：《红楼梦研究》和胡适唯心主义批判、反胡风运动、反右运动及文学界大跃进运动。在这些事件之中，王瑶既参与编审稿件，也发表了多篇相关的论文或留下了发言记录。

聚焦《文艺报》中的王瑶，是讨论20世纪50年代王瑶现代文学史观塑成的很好的入口。《王瑶全集》中，对相关文章多打乱次序入集，部分仅以存目形式收集，也存在个别失录情况，在这部分文本整理和解读方面存在一些缺憾。因此，本文将以《文艺报》中王瑶文本的整理为基础，在20世纪50年代王瑶与其时文学制度的碰撞中，理解其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文学史”范式的调整与再塑成。

那么，王瑶在其时文艺系统中的位置与功能如何？被批判者——这些横跨“现代”文坛与“当代”文坛的人物如何被王瑶在运动中言说？在外界的压力和自我的要求中，王瑶的话语姿态何如？其面对当下的发言与其文学史观做何联系？本文将在下文的讨论中从以上问题谈起。

二、由“考据”入“义理”：被知名的王瑶文学史论

1955年1月，《文艺报》编委全面改组，原主编负责制被编辑委员会集体领导制取代，主编冯雪峰降格为非常务编委。新的七人编委会中五人为新鲜血液：康濯、秦兆阳、黄药眠、刘白羽、王瑶。康濯、秦兆阳、刘白羽三人均为中国作协党组1956年成立的书记处成员，参与文联、作协日常工作多时，被调往负责《文艺报》理所当然。黄药眠与王瑶均在高校中文系任教，但黄氏1953年被推举为中国文联第二届全国委员，参与编辑尚说得通。而王瑶则显得很特殊：没有史料显示王瑶其时为文联或作协成员，1952年他曾投稿《文艺报》回应对《中国新文学史稿》的座谈，被退稿，可见王瑶与报刊的联系并不密切，却被加入了编委会。当事人康濯的回忆为：“本来北大中文系教授王瑶同文学界联系较少，参加活动不多。提名并决定他参加编委的主要原因，是当时他发表的一篇批判《红楼梦研究》和胡适派唯心论思想的文章”受到高层表扬，“于是不大知名的立即知名了，按照当时的习惯自也有幸参加《文艺报》编委会了。记得名单决定后是邵荃麟同志和我去找王瑶同志通知了此事。”[8]

王瑶符合以上条件的文章，即《从俞平伯先生对<红楼梦>的研究谈到考据》及《谈古典文学研究工作的现状》两文，分别刊载在《文艺报》1954年11月的第21期及同年12月的第23、24期，是在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和胡适批判运动中产生的[9]。其时，学术界人士大多对把自我的学术方法与思想立场勾连起来的话语并未接触过，文章虽多但始终达不到要求。此外应注意到，这次运动的双重目的性也意外的令交流不多的文坛与学院被放置在一起对话。对这两种新情况所要求的几种交叉话语，王瑶均有所了解：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做新文学研究，关注现实文坛；做古典文学研究，对俞平伯所在的北京大学文学所有接触[10]。他的发言必然不同于泛泛而谈。

具体而言，王瑶的文章又在怎样的场景生成？也留有一些线索。溯源后再把两篇文章放回《文艺报》的刊载环境中看，将有更清晰的把握。《从俞平伯先生对<红楼梦>的研究谈到考据》初刊于1954年11月19号出版的第21号《文艺报》，初刊本末尾已标明写作时间“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三日”。《文艺报》对《红楼梦研究》批判的参与从1954年第20号开始，本应10月30日发行的半月刊被延期至11月7日出版，头条转载了《人民日报》对《文艺报》工作的质问及冯雪峰的检讨，其后为中国作协10月24日召开相关研讨会的报道及舒芜的一篇批判文章。21号《文艺报》是对上一号紧密衔接的扩展版，具体说来，即将20号报道的研讨会上的发言挑选后整理成文迅速发表。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座谈会发言时的形势与发言稿刊发时的形势已很不同。就座谈纪要看，10月中国作协和文学研究所联合召开的这次研讨会虽然也讲主义、立场，但更多还是相关学者讨论古典文学研究的具体方法，很关注“考据”本身的问题，参与者的回忆中亦称周扬“调子并不高”[11]。但11月时势突变，《文艺报》要呼应形势，却已来不及约太多新稿，所以做了两个调整，一是把陆侃如在山东大学《红楼梦》座谈会的发言作为头条登出，陆文论述比较粗糙，突出在立场，调门很高[12]；二是把作协座谈会的六篇文章做一顺序调整，把笔谈式的吴小如文放在最后，其他文章或拘束于具体问题辨析（如聂绀弩谈“钗黛合一论”）或批判不着重点（如范宁谈爱国主义与《红楼梦》研究），也排在后面，而将王瑶文放在陆侃如后，重点推出。可以看出，编辑者认为王瑶此文是座谈会产生的讨论文章中最符合运动要求的。不同于本刊其他文章的散碎，《从俞平伯先生对<红楼梦>的研究谈到考据》虽有些质问式的表达，但基本按一篇说理严密的论文结构着：第一部分在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背景中谈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与胡适的联系，第二部分将胡适倡导的“实验主义”放回“整理国故”运动中谈，讨论当时的政治反响与作用，最后一部分则就“考据”所联系的现代史学研究方法论的意义及限制讨论，展望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下史料收集与史识形成间的关系。王瑶此文的特出不仅在于跳出了具体的“考据”辨析，在学术史发展的眼光中讨论研究方法论问题，更在于其推导的过程是由方法的阐释到立场的选择，而非此次运动中学院中人普遍的站定立场而后谈批判。文艺界人士不熟悉这种文章：使用学术论文文体，在学术史的梳理中思辨问题的生长状况及逻辑，从而做出判断。但这样的论述方式较易于被新中国建立前培养出的学院中人所理解与接受，革命话语能够以此为中介被其施行的对象知识化。上级部门亦深知这个问题。在对运动的官方总结报告中，谈到将学术化的批判论文在大众报刊上登载，作为本次运动的主要工作方法之一：“在报刊上发表论文……提倡在一篇文章内集中分析一个问题，而不是泛泛地概论一切问题；提倡进行正面的充分的阐发，不只是揭发和批判；提倡通俗、精练，明白易懂；提倡科学性和准确性，提倡充分说理和严格论证；提倡深入研究，力求在理论上有新的建树，较长的论文可在刊物上登载，其中好的可以在报纸上节要转载。”[13]王瑶能以论文体在这次政治运动中谈学术问题，并被作为某种范本在文艺界官方刊物上登载，即基于以上工作方法的被选择。

王瑶在被选拔为《文艺报》编委前发表其上的另一篇文章为《谈古典文学研究工作的现状》，属于本期《文艺报》组织的五篇对古典文学研究和出版工作的讨论之一，王瑶使用了随笔体，语气平和不犀利，也不像谈考据的一篇那么收放自如。一个月的时差，让王瑶对本次运动的态度有些变化。本文有一段附记，后未收入整理后的文集中，算是佚文，但能说明写作的氛围，这里姑且抄录一下：

这是作者在一个座谈会上的发言，所根据的只是自己的直觉印象和体会，而自己的思想水平和古典文学的修养又都极其浅薄，所了解的情况也非常有限，因此其中不妥当和不全面的地方一定很多，希望能得到大家的指正。[14]

本文写在1954年12月。11、12月间批判运动在高校铺开，北京大学中文系屡次召开批判座谈会，规格算是校内最高，除中文系全体教师、文研所和他系部分人员参加，校方代表也出席，除了批判胡适，落点在“教授也着重检讨了自己在学术研究工作中所犯的资产阶级唯心论观点的错误，迫切要求通过这次讨论，肃清这种危害革命事业、危害学术发展的影响”，在这篇《人民日报》报道中，王瑶被作为发言者代表列出[15]。这种校园内的学术路线批判及自我检讨即王瑶“谈现状”一文的发言环境。因此，全文充满对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现状的自我否定也能够理解了。不过，王瑶也谨慎的对高校外“领导文学研究的部门”及“文艺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学术刊物少及贯彻新的研究方法的大众出版物计划少，不能及时反应学术研究工作的新动向。对这种批评的接受与刊载基于对《文艺报》及文艺界领导在运动中自我整风的要求。从其后王瑶在编辑部的日常角色看，也类似这篇文章中他的自我定位：一个文艺界外部的监察人士。

在这次《红楼梦研究》及胡适批判运动的发展中，王瑶又写作了一篇论考据作用的论文及两篇胡适文学观的批判，这五篇文章作为一个文本簇收入王瑶1956年出版的《关于中国古典文学问题》一书。据学生回忆，先生晚年嘱咐若再编文集“这几篇批判文章一定要收，除了让后人知道当年知识者的艰难外，更因这里面凝聚了他的不少心血”[16]。笔者认为，王瑶所以对这几篇运动前线的学术文章颇为注意，不仅止于对当时的历史风貌立此存照，亦在于仍视其为自己学术发展脉络中的一部分。在这些谈古典文学考据的文章中，王瑶始终以讨论什么是新的史学研究方法这个问题为核心，而其观点非常稳固：考据学（或称实验主义）追求“定论”，所使用的是从形式逻辑考察问题的方法，是静止与平面的思考，往往无关宏旨；而新史学则在搜集史料尊重史实的基础上，从发展、运动、联系和相互作用考察重要现象，分析历史发展的全貌与规律。在阐释这种在联系和发展中发现历史规律的视野时，王瑶多次使用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为论据，以之为历史唯物主义对新史学方法的纲领性指导。王瑶所形成的这种文学研究的新史学方法的论述，一方面，基于他在1940年代学术训练期对朱自清、闻一多、陈寅恪所代表的“清华学派”释古方法的学习，另一方面，与王瑶1930年代以来对左翼社会科学理论的阅读与吸收不乏关系。1950年，王瑶曾写过一篇长文《考据学的再估价》，是1954年运动中他发言逻辑和观点的来源，其结尾更显豁的写到：“新的学术工作者，却首先必须掌握马列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即历史唯物主义对于研究中国过去的具体运用，这是最主要的。然后再结合了考据学的那种实事求是的尊重材料的精神，这样，如果把研究的结果用尽可能的通俗化的形式和语言表现出来，就是我们所希望的新的著作了”，并名之为新时代的“义理、考据、词章”[17]。对王瑶来说，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史学研究方法是源于自我经验与判断的选择，而这场政治运动的持续动员则给予了王瑶去建构与反思自我治学方法的强制性环境。此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运动中出现了个很令他纠结的行文问题，即“一开始写学术思想批判的文章时，按时兴体例，时常用到‘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句式，初写时很不习惯”[18]。这里的裂隙在于，在王瑶对史学方法的主动建构中，马列主义是学术资源，而非现实身份的依据，而随着运动的洗礼，真挚的自我建构将更多为具体的外部身份规定所取代，这将逐渐削弱理论本身的力量。

20世纪80年代，王瑶针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提出自我的文学史研究方法的总结，即在上下左右的联系中讨论文学发展的现象，同时要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进行考辨。由本节的回溯而知，20世纪50年代，王瑶即已完成这种对文学对象的史学研究方法的完整建构，并因其“方法”对“主义”的有效涵纳获得了认可。这种研究方法的更新，既基于王瑶一代学者的自我认知，也属这场运动中校园内外碰撞的产物：以学术话语的重构为突破口，外部力量坚决又审慎的推动着学术界的内部更新与迭代。其产生的影响，仍值得我们再讨论。

三、“毁誉得失”与“是非真伪”：王瑶与运动中重写文学史的合离

1955年，王瑶甫一参与《文艺报》编辑工作，即直面了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运动。1957至1958年的文艺界反右运动及总结中，王瑶又渐渐从旁观者而进入发言人的角色。《文艺报》是《人民日报》之外发起及推进两次运动的媒介核心，而王瑶在运动中的观察、体会及回应则值得关注。

1955年1月底，《文艺报》1955年第1、2号合刊以附发专册形式刊载了胡风的意见书及两篇针对性的批判文章，林默涵和何其芳的批判文章中主要把其作为文艺理论错误讨论。作为编委的王瑶也通过编辑附刊了解到报告内容，并很快在《人民日报》撰文讨论。胡风著《剑、文艺、人民》及论文曾被王瑶列为新文学史的参考资料，其理论为王瑶熟悉，但在这篇文章中，王瑶不谈理论，而主要讲胡风对“文艺运动方式”的建议错误，并将问题框定在“全国解放以来的”[19]当下。避开在历史联系中谈胡风思想问题，王瑶分割的谨慎中含有对稳定的“现代文学史”的保护。

1955年6至10月间，胡风集团被定性后，《文艺报》第11至20号将组织对胡风集团的批判提升为刊物的首要任务，以大部分版面刊发运动文章。据常务编委康濯回忆，按照上级要求，王瑶所在的《文艺报》编委会其间主要组织发表三类文章：表态性质的批判，到13号为止；揭露胡风集团成员的活动，到19号为止；分析胡风思想发展和哲学根源，到20号为止。11至18号发表的批判文章多“经编辑部再三修改后”，“送给周扬同志看”[20]，根据其意见再修改。1955年夏秋两季，高层对《文艺报》的介入与关注直接而具体，编委会不再行使对稿件的选择和决定权，文章的成稿状态不完全与作者有关。王瑶加入《文艺报》编委后，通过参加定期编委会，并在常务编委的分配中，“看稿、改稿和退稿回信”[21]，了解到文艺政治运动的组织过程，以及批判文章在运动中的位置、流转经历及表述方式。这些经历直接影响着王瑶在此后的运动中自我表述的策略。

10月，胡风集团批判运动进入尾声，《文艺报》亦恢复原有栏目设置。在此语境中，当月的《文艺报》19号“文艺评论”栏登载了一篇对《中国新文学史稿（下册）》的评论文章，主标题为《清除胡风反动思想在文学史研究工作中的影响》。第20号则在同样的栏目中登发王瑶回应文章《在错误中汲取教训》。这篇评论文章应是运动中的读者投稿之一：作者甘惜分比王瑶尚小两岁，其时刚调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任副教授，与胡风无交涉也无文名，并非这次批判运动的约稿对象。选择在这个时候以“评论”而非“批判”栏刊发这篇来稿，也许含有其时编辑权逐渐恢复的编委会对成员之一的王瑶的一点好意。甘惜分的这篇评论文章也并没有划分王瑶身份的意图，而意在讨论一个新兴的问题：随着当下文艺运动的发展，如何回溯并重述与之有关的文学历史？而甘的回答颇斩钉截铁——听从现下的判断。基于这种逻辑，甘文既要求一部能以当下最被认可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为发展线索的现代文学史，又要求文学史能把这种“革命的现实主义文学与各种反动的、反现实主义文学流派斗争”规律还原到“客观的历史事实”[22]中去。在此认同中，写就不久的现代文学史排除的不仅是胡风，且将是未来一切被当下否认的过去。而王瑶的回应则相当智慧。表面看来，正如研究者的判断，这检讨“无论是内容还是语言形式……已经没有王瑶的个人风格、风采了”[23]。然而把文章放回其时的语境中看，却能产生不同的感受。《在错误中汲取教训》首先是被王瑶作为表态文章写的，这基于他近一年通过编报直面运动的经验。这篇表态文章属上文提到的这场运动中能够写的三类文章之一，主要意旨是防止被归类于胡风分子，作一自我辩白。因此全文以说明自己与胡风分子在行动上无接触为主，论及相关人员属于“客观主义”[24]堆积材料的错误。并已通知停印本书来改写。作为表态文章，本文将自我辩白与批判运动产生的话语运用结合，较为成功。而对于甘惜分提出的核心问题，即以其时讨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斗争线索重述现代文学史，王瑶没有做出任何回应。不回应，也许为当时情景下表达其意见的最高替代品，但王瑶也在这里开始面对这个纠缠着其后整个研究生涯的问题：当下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其时以批判的方式）议题试图进入并控制文学史，文学史书写者将以怎样的姿态面对？

1957年，在北京大学与中国作协两处，王瑶经历了“大鸣大放”及其后的反右运动[25]。对王瑶的现代文学史研究来说，这一当代运动颇有影响，如果按照不久前胡风批判运动形成的惯例，现代文学史应将丁玲、艾青、冯雪峰等删除。然而王瑶似乎在寻找其他解决办法。在运动基本结束的10月份，王瑶在给复旦大学同样教现代文学史课的赵景深信中谈：“目前对艾青等人究应如何处理，尚无权威意见可以遵循，彼此皆在摸索中，此亦影响教科书之编写，可知现代文学史之困难也。以我个人意见来看，艾青、丁玲在现代文学史中仍须讲授……盖有人在民主革命时期有过一些积极表现，亦仍可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变为右派也……丁玲，只着重讲其《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而连带批判其早期创作……对他们以前的某些较好的作品，也可加以肯定，说明人民对于些微的贡献亦是不会埋没的，但决不允许由此而反社会主义云云。”[26]王瑶拟想的应对方法，是将“现代”与“当代”根据社会性质做一分期，进而把横跨两个时代的作家做一分割，将其做一已过去时代的历史人物讨论。在此意义上，现代文学史的性质判定则颇为重要——与当下不同历史性质、不同议题的一段已收束的文学存在。

就王瑶文学史观的塑成而言，1958年初文艺界对反右运动的总结比反右运动本身更重要。1958年1月，《文艺报》由周刊仍改回半月刊，在卷首语中，编辑部提出“根据整风运动中反复讨论的结果，替自己规定了1958年的工作任务”，其中作为首项列出的，是“开展文艺思想大辩论，着重批判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想”。[27]在接下来延绵三个月的总结工作中，《文艺报》最核心的文本即周扬署名的《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在本文发表后，《文艺报》组织作家、评论家十二人研讨，王瑶为其中之一，座谈记录整理为《为文学艺术大跃进扫清道路》，以头条发表。此外，各期以“再批判”为主题，重评丁玲、艾青等人在1940年代发表的作品，王瑶《关于现代文学史上几个重要问题的理解》一文，完成了重评冯雪峰理论的任务。把以上三个为运动所紧密联系的文本对读，各方关于现代文学史部分的对话颇有意味。

《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作为领导者对文艺界反右运动的总结，其理论核心之一是“无产阶级文艺路线”和“修正主义”两条路线之争。在这种文艺的阶级属性判断前提下，丁玲、冯雪峰关于“现实主义”、“个人主义”的言论被一一清理为错误立场之下不容辩驳的错误问题。文中提到两条路线的斗争应该上溯到文学史中，尚未做展开讨论。值得注意的是，本文路线之争外的另一个阐述重点是谈社会主义文学建设，追溯起点为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强调这个文艺性质变动的标志从属于1942年的政治事件即整风运动。而对作为社会主义文学前史的“五四新文学”一段，则仍以“民主革命”路线视之，丁玲、冯雪峰也在论述中被认为是“勉强地过了民主革命的关，但到了过社会主义这一关”则跟不上而“堕落”了[28]。可以说，在本文稿所召唤的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线索的现代文学史中，“讲话”发生前的文学史因其所处历史时段社会属性的判断获得了不完全的松动可能。

王瑶《关于现代文学史上几个重要问题的理解》一文，以重评冯雪峰文艺论为入口，而其真正应对的是周扬抛出的两条路线之争的命题。王瑶接受了文艺创作及理论的评价标准在于其阶级属性的理论指引，并在长文的最末拉出一条资产阶级文艺观的发展路线：起于胡适、梁实秋等“赤裸裸的资产阶级文艺观点”，到三十年代作为修正主义派体现的胡秋原、荆有麟，止于四十年代胡风集团及雪峰的文艺思想，最新的路线理论对“现代文学史的研究”指导被吸纳。然而，就路线之争在文学史中的反映这个命题，这篇两万余字的长文中做出的回应止于千余字，王瑶此文的核心，是讨论官方在此不予注目的“五四”。第一节，纠缠于“五四”文学革命的性质和领导思想问题，讨论“五四”文学并非承接“世界资产阶级文学的主流”，而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属于“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第二节，澄清冯雪峰对左联时期鲁迅遗产的错误理解，讨论作为“五四”发展方向代表的鲁迅，作为一个“真正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是有可能逐渐摆脱他自己在思想上的阶级局限的”；第三、四节，讨论冯雪峰对“讲话”意义的偏离，实则回应“大众化”等社会主义文学起点的标杆概念与“五四”问题的联系；最后一节，夯实“五四”传统与“讲话”精神的关系，谈“五四”是向着“讲话”的方向发展，“讲话”是“五四”传统“最正确的继承和发扬”以及“改造”[29]。以缠绕的理论文章，讨论“五四”文学革命及其代表者鲁迅在绝对的社会属性判断中的相对超越性，并不是王瑶的兴趣及优长所在，而可谓他对作为裁断的理论的策略性回应。通过紧紧联结起“五四”及“讲话”，以及夯实“五四”及其代表鲁迅作为资产阶级社会中的无产阶级革命及革命者的属性判断，王瑶保住了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起点的“五四”。而保住“五四”，也许便为其关联的种种人物、作品、观念留下一个可能的缺口。

对“大辩论”一文的座谈会，据作协组织者回忆，对发言的导向已有准备，“主要强调这篇文章是三十年来两条道路斗争的总结基础，特别是三十年代那一段的问题要加以阐明，以便作为现代文学史的参考”[30]。因此对座谈会成员的选择也很考究，由中国作协领导、1930年代上海部分左联成员和作为文学史家的王瑶三方构成。作为中国作协代表的邵荃麟提出，他对已有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不满意，希望把这次反右斗争产生的“理论工作上的重要收获”，即“两条道路斗争的情势的描写”[31]作为重写文学史的脉络。对路线之争中反对派的历史梳理，邵荃麟和前文王瑶重评冯雪峰一文中的预设基本一致，换句话说，王瑶完全可以领会并承担这种文学史的重写工作。不过，王瑶的会议发言很有意思，不怎么谈过去，却展望将来，开首就说“我只谈一点，就是我相信我们这个时代一定能产生伟大的作品”，其后则洋洋洒洒，论当下一定能产生“超过文学史上那些伟大名字的杰出的作品”。并在结尾对周扬的指示落实于：“我们的现代文学史就体现了两条道路斗争的历史，也体现了社会主义文学从萌芽、成长到壮大成熟的历史”[32]。从讲述“两条路线的斗争”到研究“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路径，对文坛领导者文学史命题作文的再做阐释，自有王瑶的坚持所在。

然而，以当下理论判定来重写文学史的逻辑很快由学院中更年轻的响应者所接受。对“大辩论”一文的座谈会举办两个月后，双反运动开始，王瑶作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白旗”在北大被批判，“史稿”中对两条路线斗争无明确涉及，是批判的核心观点之一，其时的中文系学生，多有以《文艺报》《人民文学》为理论学习圭臬者，文坛风潮自有其吹进校园的渠道[33]。运动中王瑶被定性后，即默默消失在1958年10月的《文艺报》第19期编委名单中，从此王瑶也基本切断了和当代文坛的互动联系。

1958年运动后，王瑶写旧体诗一首，压在写字台玻璃板下，其中颈联为：“毁誉得失非所计，是非真伪殊难涂。”[34]，当经历了文坛的种种运动，并在其终于波及己身时，王瑶决定以“是非真伪”原则面对“毁誉得失”。以退守的姿态，王瑶获得了对“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种历史对象的再认。可以说，20世纪50年代中，“中国现代文学”迅速的历史化是由“当代”文学运动所一次次加固并被赋予意义的，作为文学史家的王瑶并不能离开这个由今追古的基本逻辑。然而，1958年运动所展现的当下文艺命题对文学史研究的参与强度，也许令王瑶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产生了不同的再理解。“是非真伪”的判定，曾被质疑的史料考据不再仅是基础工作，而作为对理论的反制，这种工具基于相当学院化的技术。在此意义上，王瑶的姿态，既指向自身，亦指向文艺运动中种种个体、批评、理论的浮沉。

20世纪5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化被初步完成，对其“文学史”的研究方法及核心议题的建构，既基于现代大学知识生产机制内的传承，也应注意到其时学院外的文坛、政坛以文艺运动为方式发生的介入作用。就学科奠基人之一王瑶的经历看，王瑶因对文学史方法重构的阐释而被发现，以文学史家的身份为其时文艺体制[35]的领导媒介所吸纳，而必须直面“当代”文坛对“现代”文学史设置的种种议题。或接受或腾挪或避让，王瑶曾尝试与其时议题对话，而终于讲“史”对“论”的不完全贴合而被排除。以退守的姿态，王瑶再次清理了自己的路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应指向存真伪的稳定时段的历史研究，而与当下文坛所产生的理论、批评保持距离。这份判断在三十年后构成了学科建设重整的前提。在当下的文学制度与教育制度中，文学史研究者又如何认识自我，并在学术传统的滋养下面对现下的文学景观，如此反思之时，也仍需要重温那一份记忆及遗产。

注释：

[1]作者简介：何旻，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首都师范大学新文化运动研究中心研究员，文学博士。本文系北京市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后五四时期北京新文学出版文化研究（1920-1936）(21WXC007)”的阶段性成果。

[2]参见张丽华：《王瑶与“清华学风”——兼及<中古文学史论>的方法与意义》,《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贺桂梅：《“现代文学”的确立与50-60年代的大学教育体制》,《教育学报》2005年第3期。

[3]参见王瑶：《关于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随想》，《王瑶全集》第5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6页；《关于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回顾和现状》，《王瑶全集》第5卷，第144-146页。

[4]王瑶：《19790831 致王德厚》，《王瑶全集》第8卷，第293页。

[5]韦君宜：《我的老同学王瑶》，《思痛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71页。

[6]参见陈徒手：《文件中的王瑶》，《读书》2012年第7期；钱理群：《读王瑶的“检讨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3期；孙晓忠：《大学内外:建国初期王瑶的新文学史写作》，《现代中文学刊》2014年第3期；陈平原：《在政学、文史、古今之间——吴组缃、林庚、季镇淮、王瑶的治学路径及其得失》，《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7]对20世纪50年代《文艺报》性质与作用的历史讨论，参见洪子诚：《1956：百花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22-153页。

[8]康濯：《〈文艺报〉与胡风冤案》，《枝蔓丛丛的回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536-537页。

[9]1954年10月至1955年年中，以驳斥《文艺报》对“两个小人物”的压制为导火索，开展了对《红楼梦研究》和胡适的批判运动。这场运动的目的既在于对文艺界及其上级领导部门的整顿，又在于对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界马克思主义立场的教育。

[10]参见1953年9月7日《北大贯彻知识分子政策的情况》：“王瑶等中文系的一些教授对近邻、稍显安静的北大文学研究所有一种别样的向往，私下里偶尔流露愿去那里从事研究。”转引自陈徒手：《文件中的王瑶》，，《故国人民有所思》，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81页。

[11]李辉：《与袁鹰谈周扬》，《摇摆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第147页。

[12]参见陆侃如：《胡适反动思想给予古典文学研究的毒害》，《文艺报》1954年第21期，1954年11月19日。

[13]《关于胡适思想批判运动情况和今后工作的报告》，何东昌 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465页。

[14]王瑶：《谈古典文学研究工作的现状》，《文艺报》1954年第23、24期，1954年12月30日。

[15]《首都文化学术界人士重视对“红楼梦”研究中错误观点的批判》，《人民日报》1954年11月13日。关于北大中文系一系列相关座谈会的情况，另参见《北京大学校刊》1954年11月20日第27期；1954年11月29日第28期相关报道。

[16]陈平原：《从古典到现代——学通古今的王瑶先生》，《王瑶和他的世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12页。

[17]王瑶：《考据学的再估价》，《观察》第6卷第9期，1950年3月。

[18]《北京大学几个教师对学术思想批判的反映》，《高校党委办公室动态简报》第98期，1955年5月27日。转引自陈徒手：《文件中的王瑶》，《故国人民有所思》，第182页。

[19]王瑶：《不能按照胡风的“面貌”来改造我们的文艺运动》，《人民日报》1955年1月31日。另，《王瑶全集》中《王瑶著译年表》将本文作为存目收录，但将刊载位置及时间误刊为“《光明日报》1956年1月31日”。

[20]康濯：《〈文艺报〉与胡风冤案》，《枝蔓丛丛的回忆》，第531页。

[21]康濯：《〈文艺报〉与胡风冤案》，《枝蔓丛丛的回忆》，第537页。

[22]甘惜分：《清除胡风反动思想在文学史研究工作中的影响 评“中国新文学史稿”下册》，《文艺报》1955年第19期，1955年10月15日。

[23]钱理群：《读王瑶的“检讨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3期。

[24]王瑶：《在错误中汲取教训》，《文艺报》1955年第20期，1955年10月30日。

[25]通过参加北大及中国作协两方各自召开的座谈会，以及在《文艺报》编辑部的编稿工作，王瑶了解到学界及文艺界反右运动的部分经过，留存表态杂文《“一切的一切”》及《“衙门”与“俱乐部”》。另，1957年9月16、17日，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中的最后两次总结会，做对丁玲、陈企霞、冯雪峰等人的总结认定，王瑶应以《文艺报》编委身份参加了这次会议。

[26]王瑶：《19571004 致赵景深》，转引自徐重庆：《谈王瑶1957年的一封信》，《书窗》1999年第2期。

[27]编者：《致读者》，《文艺报》1958年第1期，1958年1月11日。

[28]周扬：《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文艺报》1958年第5期，1958年3月11日。

[29]王瑶：《关于现代文学史上几个重要问题的理解——评雪峰<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及其他》，《文艺报》1958年第1期，1958年1月11日。

[30]邵荃麟：《关于为三十年代王明文艺路线翻案的材料》，转引自洪子诚：《1957年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材料与注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62页。

[31]《为文学艺术大跃进扫清道路——座谈周扬同志的文章<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文艺报》1958年第6期，1958年3月26日。

[32]《为文学艺术大跃进扫清道路——座谈周扬同志的文章<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文艺报》1958年第6期，1958年3月26日。

[33]关于双反运动中对王瑶《新文学史稿》的批判观点，参见北京大学中国语文学系：《文学研究与批判专刊》第3辑，第1-12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关于参加双反运动的中文系学生对自己理论溯源的回忆，参见谢冕、费振刚编《开花或不开花的年代——北京大学中文系55级纪事》，第3-36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34]蕴如：《无题》，《王瑶先生纪念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21页。

[35]20世纪50年代中国所形成的新的文艺机制，包括对文学机构及其文学媒介的统一等级规整与管理，也包括对文学评价机制的结构性干预。通过自上而下的、不断调整的对文学主张和作品等级的划分、典范的确立及遗产的切割，追求统一的文学形态。参见洪子诚：《当代文学的“一体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第9期；王本朝：《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 1949-1976》，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