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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郭小川在延安的日子—— “我的延河,我是你的一条小支流呀”
来源:北京青年报 | 郭晓惠  2022年05月24日07:32
关键词:郭小川

郭小川、杜惠夫妇在延安的唯一合影

1950年郭小川出版的第一种诗集 《平原老人》

到延安进入马列学院,成为“延安文人”

郭小川是在1940年底来到延安的,时年21岁。1937年秋他参加八路军之前就想到延安学习,只因最好的朋友在太原被日机炸死,他愤而从军,不久入党。在部队期间曾向王震旅长申请多次,后有萧三赞扬他的“文学才能”,终获批准离开部队,来到延安。

延安是中国历史上最贫困偏远的地区之一,共产党的军队在万里长征到达延安之后,逐渐发展壮大,在19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期,吸引了国统区和敌占区数万名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他们历经艰辛,怀着赤子之心,来到这片当时为许多进步青年所向往的“革命圣地”——其中也包括郭小川和杜惠。

小川初到延安,放弃了原想去鲁迅艺术文学院的初衷,于1941年元旦进入延安马列学院(共产党培养理论干部的高级研究机关,同年夏更名为中央研究院,1943年5月又并入中共中央党校,成为党校三部),作为其文艺理论研究室的研究生。

他在延安总共生活了四年半多。在这里,他较为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主要是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础。学习的课程有哲学、政治经济学、马列主义、中国革命史、西方革命史、联共党史、党的建设。研读的书籍包括《共产党宣言》《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列宁主义基础》。

在延安,他大量阅读了文艺理论著作,和中外文学名著如《安娜·卡列尼娜》《被开垦的处女地》和《欧根·奥涅金》。

在延安,他认识了许多朋友,并和其中一些结下终生友谊。

延安是他的大学。整体来说,延安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就好像一大群不同学校的校友,以“延安文人”这一群体立于后世,绝大多数在新中国建立前后走上各自的重要岗位,发挥不同力量。

当时气氛宽松民主,条件艰苦却快乐自由

郭小川在延安的第一年,气氛宽松、民主、活跃。他常和好友方纪、蔡天心、江帆、陈振球、丛一平、丁丹等,三五成群,在傍晚时分来到延河边,散步谈心,讨论文艺,也朗诵诗歌,畅谈理想。

于蓝说自己1938年10月来到延安的第二天一早起来,报到填表,“只见表格左边写着:‘中华民族优秀儿女’,右边写着:‘对革命无限忠诚’”,感到“从未有过的一种神圣感”!

小川在延安后期写过一段“延安生活杂记”,讲他初到延安的印象:

当时“延安最特出的地方,便是延安两岸的男女了,因为女大在党校对面,每天晚饭后和假日,在延河边散步的颇不乏人。女同志的装束,是蓝斜纹布的带耳朵的帽子,即使是好天气,也把耳朵放下。最讲究的要算围巾,不过是追逐都市风而已。而男的,所谓浪漫派的长发,怪衣服(记得杜武加,□甲肩用麻袋做一外衣,下身着短裤去女大教唱歌去)。老实说,这期间便蔓延着自由主义的风气了。作为人们的谈料的,不是别的,而是文学与恋爱。文学与恋爱,二者这般密切,流行在人们口头的语汇:是‘灵魂的美’,是‘文学气质’……

“男同志的最标本的服装是白碴短皮袄,颈围布的或毛围巾。那年发的鞋子很好,是高筒的黑色布棉鞋,头发挺长。

“那时各校的生活并不好,很少吃馒头、肉,白水、盐煮洋芋。吃饭是在院子里露天,每一组一个瓷罐,小米饭常常挺硬,”(原文如此,未续写)

尽管条件艰苦,他们却感到新鲜、快乐和幸福,对未来充满憧憬。他有一首诗《晨歌》(写于延安蓝家坪)表达了这种心情:

“我的延河/我是你的一条小支流呀/投奔你/自我从幻丽的梦里带来的/笑的碎响/和低吟的/我的歌……//世界恩赐给你/少有的健康的样子啊!/今天,你/你还忧郁吗?/病吗?/悲哀吗?/呵/你是多么像一个英劲的骑士/骄傲吧,年轻的你!”

幸福还来自恰逢其时的爱情与婚姻。小川和当时在延安女大高二班学习、还当过六班政治经济学课代表、比他小半岁的四川姑娘杜惠相识相爱(歌曲《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仿佛是为他俩所写)。他们都出自书香门第,文化水平不低(郭读到大学预科,杜读到高中),都纯朴真诚、胸怀理想、不怕牺牲。热恋一年多后,他们在1943年春节举办了简朴而独特的窑洞婚礼。

在整风运动中改造思想,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

1942年2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在延安中央党校礼堂做报告《整顿学风党风文风》,整风运动正式展开。不久,小川所在的文艺研究室停止业务学习,全力投入运动。1943年3月“审干”进入到“抢救失足者”阶段,他被当时的情形搞乱了思想,真以为自己也参加了一个有“日本特务、国民党特务、托派”的“红旗团体”,马上急哭了,并在坦白大会上坦白了——幸而组织上很快查清了问题,到1944年下半年做出结论:没有任何政治历史问题(1942年至1943年5月,没有发现他写出诗文。)

杜惠出问题也是在1943年3月。蜜月刚过,各机关、学校一律断绝来往,夫妻二人不能相见了。在枣园的西北公学,杜惠被错误地怀疑为“特务”,因她态度强硬,拒不认“罪”,被关押了两年零四个多月,直到1945年8月16日小川离延北上的前三天,才得到审查结论:“没有政治历史问题,恢复党籍,分配工作。”

延安给予郭、杜二人的教育刻骨铭心,在他们人生观、世界观形成的青年时期(郭21岁—26岁,杜19岁半—25岁半),相当于一次灵魂洗礼与再造。他们改造了思想,竖立起革命的价值理念。

小川在笔记本上这样总结道:“这次运动的深刻教训的初步研究:(1)最大而最沉痛的教训,莫过于分辨材料,不能轻信。(2)大胆发言不等于在一切场合都发言,这一点必须属从在党的原则立场上。(3)党的秘密与影响同志团结的秘密不可泄露。(4)不怕威胁的眼光,敢于坚持真理。(5)不知者不言,言必考虑。(6)不能廉价批评,也不可废止斗争,要善于进行。(7)检查工作决离不开上下级的自我批评……(8)冷静,冷静,冷静;诚恳,诚恳,诚恳。(9)语言文字,政治行为,不能大意。(10)慢戴帽子先说理。”(估计写于1943年7月21日)

杜惠在送走小川四天后回西北公学看望同学,在赠言里写道:当我们——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自己全心的狂热,奔向真理、革命和无产阶级政党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之路只是开始!……我们要走入充满责任感的现实生活,……防止那些旧的损害群体的个人意识在新的环境里的复燃,让我们随时找着劳动和团结人群。

1942年5月23日,小川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他不是作为正式代表,而是自己主动跑去旁听了第三次大会,听了毛主席的讲话,并在大合照中留下身影。此事一直未被注意,笔者不久前才发现杜惠说过:此会议“最后一部分结论时他(小川)参加了,听的很认真”。(见杨不扬记录的杜惠1982年在承德郭诗学术讨论会上发言)并在延安研究学者高慧琳《群星闪耀延河边》一书和梁向阳、姬乃军等的文章中找到了证据。

经过整风运动包括文艺座谈会,延安的整个氛围尤其是知识分子和青年群体的精神风貌,大为改观。

在延安写作散文诗《生命的颂歌》

在整风和文艺座谈会之前,郭小川创作的诗歌现存6首,以散文诗《生命的颂歌》为代表作之一。小川的母亲在他16岁时病逝,此诗从母亲临终的情景写起,写他从此珍视生命、憎恨杀人,却又去无情地消灭生命,深刻质疑二者之间的尖锐矛盾以及杀戮的理由:

“我永远纪念着母亲,纪念着她临终的嘱语,不是用记忆,而是用心。从此,我更珍视生命,珍视自己,尤珍视人群。从此,我就更尊敬一切造物者,尊敬创造,尊敬新生。从此,我憎恨杀人。

“请不必提出那锋锐的质问吧:——那你,为什么杀过人?不错,我杀过人。——我曾流转在战争的土地上,终日擎着枪支逡巡着,而且以一切智慧和劳力呈献于杀人的谋划里,袭击伏击,麻雀战术,……一切杀人的有效的方案,都曾亲手试探过。在每次火烈的交战中,我敢说,没有一回我不忠实于射击,忠实于我的岗位的。在一场凶顽的搏斗后,我们曾疯狂地欢跃在仇敌的溃败之途上,打扫战场,搜索武器,面对着横倒在乱发般的草地上的僵尸,血,斑斑地流布着,在太阳的光热底下蒸发着腥味,而我却从没有想过:——这也是生命呵!

“顶多,他们不过是以生命做装饰的无生物而已。因为他们是来给生命以灾祸,以死亡和不幸的。

“我歌赞母亲……。我也歌颂生命。……而且,歌颂生命到永久,永久——即使死者都进天堂。……即使歌颂生命者被诅咒;或者被杀死。” (1941年冬首刊于延安《解放日报》)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记录大量写作素材

文艺座谈会之后,小川作为中央党校三部的研究员,在学习以外,大量收集写作素材。在他留存至今的数十个笔记本日记本里,有一红色布面的64开小本,封面老旧,纸质黄脆,写满密集的小字,估计是写于1943年秋—1945年秋的数十万字笔记。其中有十几万字,是33位冀中干部的讲话记录,内容为:冀中民兵斗争史、民兵故事、民兵战术,冀中地理气候、风俗习惯、农业概况、衣食住行、会门和党派及冀中地区“语汇集录”,还有红军故事和民歌民谣。杜惠曾经写道:

小川这个笔记本中,计有52篇共十余万字的敌后抗战斗争史实,是他在延安学习时听报告的详细记录(1944年8月9日—11月9日)。笔记内容生动详实,有许多具体事例和细节,反映了日寇的侵略罪行、敌后老百姓在党的领导和八路军的鼓舞帮助下创造的各种斗争形式,以及与日寇与汉奸殊死斗争、前仆后继、坚持抗战做出的巨大牺牲。报告人33位,有陈世才、吴克冰、陈在(再)道、薄一波、安子文、陈锡联、一日本同志、张逢时、陈毅等。

下面是一些笔记片段(摘自《郭小川全集》):

冀中斗争故事:方元村的工人自卫队:方元村在滹沱河以南(深泽)二里多路,有工人130多,有石匠、木匠、雇工、刻戳子、铁工、修车子的、当奶妈的,从12岁到六七十岁,以雇工为主,光参加自卫队的有50多个,设排长、班长(十余人一班),是自动参加的青壮年。

周健谈自己(9月30日):“到四二年扫荡,妥协的、牺牲的有一些,但以为有信心,牺牲了也光荣,烈士碑烈士塔很多,县里有四烈士,自己以为死也光荣,家走也不一定不死,老百姓死的更多,烈士塔上有几百个人。”

王建勇谈新乐(十月四日):“儿童有五不‘运动’:一不对敌实话;二不花敌人的钱;三不受敌人的哄;四不给敌人带路;五不暴露洞口。校内儿童把这当歌唱,校外也知道。”“小学中有伪课本,到下午晚上进行教育,到夜里小先生进行抗战课本(在洞里),远处即在下午。”敌人晚上下午来,安庄小学教员等即坚壁抗日课本。敌教育科宋主任问有多少学生?他说有一百多二百多;宋问进行什么歌?他说唱胖娃娃歌,希望宋主任教新歌;敌人问是否上抗战课本?小学生即拿出伪课本来给他们看。“妇女识字班也利用小组,也学大众课本,政治教育以学习田振亚(民族气节)为主。”

红军故事:“红二五军长征时,有的就传说是去苏联或与四方面军会合,传说纷纭,而又正好是往西走,又有时东绕绕,西绕绕,当走了二三月之后,有的战士说:‘怎样这样久,还没走出中国!’”“战士们过平汉路的时候,有的就摸摸铁路说:‘这是什么东西!’”

红军歌谣:“穿的不愁/吃的是油/打起仗来不要头。”

民歌:“一圪瘩石头不成墙,/三人同心有商量。”“鸡叫起,半夜里睡/上大粪,挑好地/早锄早捞出大穗。” “人人要生产/二流子不能闲串。” “苟池上装盐,延安卖,/换回棉花布疋来,/又能穿来又能戴,/‘饥荒’又能开。” “七十二行,吆驴受忙,/走路吃干粮,进店拍按账。/连走带尿,赤屁股上料。”

根据笔记和过去战斗经历,写出冀中故事诗《平原老人》

根据收集来的素材,加上在八路军的战斗经历,小川计划写作一组关于冀中斗争的叙事诗。现仅存一首《老雇工——冀中故事诗之一》(后改名为《平原老人》),写一个贫苦而倔强的老雇农,“3岁死了爹,8岁死了娘,15岁当长工”,是无儿无女的老鳏夫,被敌人逼迫指认村长的家;为了保护抗日的村长,他领着敌人来到自己家,眼睁睁看着他们烧毁了自己仅有的三小间住房:

“敌人就是狼,/它到的地方必定荒凉……/一个白头发的老头子,/被绑在西村口那棵歪脖榆树上。//……年轻的血在你浑身激荡。/你是一颗熟透的麦粒,/老成、结实又硬朗。//八路军来到平原上,你的日子才照进阳光。……好几年的火一般的战争,/又把你和大伙炼成一块纯钢。

“……敌人退走了,/你也跟在他们的后面张望;/你数清了敌人的人数、武器,/看准了敌人是退回他来的方向,/你才转回头撒腿跑开了……//你问自己:‘我怎么报告呢?’/我说任务没完成,/还叫敌人烧了我的三间房。’//……说着,说着,格格地笑起来了,/笑得眼泪顺着脸往下流淌;/你没有辜负人民的嘱托,/快乐和仇恨一同在你的心里生长……”(写于1943年6月,收入郭第一本诗集《平原老人》)

1944年小川曾业余在中央党校组织的戏剧演出队工作。张惊秋说小川同志“除了参加普遍调查之外……,以极大的兴趣搜集陕北民歌,他不仅采录歌词,还学会唱腔,每次开碰头会,小川总要给我唱几首新采集的民歌,共同欣赏评论。”(张《思想的浪花——在延安中央研究院》)

总之,郭小川作为延安培养的宣传干部和文学中高层领导之一,一方面努力实践毛主席和党中央制定的、以毛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为开端的宣传和文艺方针和路线,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阶级斗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另一方面作为诗人,书写人与人性,歌颂青春、希望、劳动与生命力,创作出写人性、爱与死、忠诚与背叛等当年曾被抑制的非主流作品,从《生命的颂歌》一脉相承到《一个和八个》《雪与山谷》等长诗。

但是,到人民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把人民生活视为文艺创作永不枯竭的源泉等讲话精神,是他一直践行的,符合党在一段时间内的方针政策,更契合他的天然本性和出身教养,这是他成为战士诗人、人民诗人的坚实基础和背景原因。

郭小川与这一代革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是中华文化传统中的傲骨脊梁;他们的忠心赤胆,不是对权贵,而是为祖祖辈辈的父老乡亲、山林土地。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过去80年了,中国共青团成立过去100年了。让我们今人,祝愿他们的英灵永在!祝愿他们的英勇精神、英雄气质和理想信念,源远流长,传播广布,鼓舞我们一代又一代的青年,照耀我们前行,“向困难进军”,“把家乡建成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