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70后作家太皮，祖籍内地，生长于澳门，十几岁开始写作并发表作品，大学期间在《澳门日报》连载长篇小说，毕业后在不同的媒体当记者、编辑，也曾短暂到过赌场打工，并在澳门的社团组织参与社会服务，见到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工作之余坚持写作，以小说为主，兼及诗歌、散文，在澳门文学界屡获奖项、小有名气。透过其作品及其对文学的思考和看法，可一窥澳门文学生态之现状及一颗将写作作为终身志业的赤子之心。

一、写作是由集邮的兴趣引发的，不同的工作经验提供了大量素材

朱：先从你的写作经历谈起吧。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写作的？当时是怎样的一种状态和心态？在此之前所受的文学滋养有哪些？

太：我从小学起就开始向报章投稿。我生于草根家庭，家里没什么文化氛围。大概在十岁左右我喜欢上集邮，会阅读一些集邮书刊，一次偶然机会，知道内地出版的《集邮》杂志，便常常央求父母到珠海购物时顺道买一期《集邮》杂志回来。最初看图画，后来就硬着头皮，透过那时还不太会的简体字细读不太熟悉的内容。影响所及，慢慢地，竟萌生写东西的念头。

当年《澳门日报》的娱乐版有一个公开栏目，让读者发表三四百字的短文，评论电视节目或明星八卦，我觉得自己也写得出来，跃跃欲试，便写了一篇稿投寄，结果第一次投稿便获得刊登。可以说，于我而言，是先有写作，才有文学，写作是由集邮的兴趣引发出来的。

因为想写作，上中学后我接触不同类型的文学书籍，渐渐被文学的世界吸引。我那时看大量通俗读物，武侠小说、爱情小说和三毛散文等，又读一些中外的经典作品，读得较多的是古典白话小说、五四时期的小说以及外国现实主义文学，还会自发背诵诗词和一些名著的章节。《水浒传》是我中学时代至今仍经常翻阅的书，我爱那些古朴和通俗的文字，爱那历久不衰的经典情节，爱书中那不统一的格调，并深受影响。我也为其成书背景及其拥有不同版本着迷。要说自己真正有意识的文学作品处女作也产生在中学时代，是一首新诗，名叫《无花夜》，后来收录在诗集《一向年光有限身》中。

到大学时，在苏州大学文学院修读新闻，系统地看了一些现当代的作品，都是那时比较流行的，中国的有先锋小说和反思文学等，莫言、贾平凹及苏童等人的小说，外国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局外人》、博尔赫斯的、卡尔维诺的、福克纳的，这些都是对我十分有影响的作品。那时脱离了久居的澳门，经历了生活的起伏跌宕，好像突然开窍了，感到自己懂得写小说了，而事实上，所写的小说也陆续得以刊登和获奖。澳门文坛的情况是比较特殊的。在重点报刊例如《澳门日报》及《澳门笔汇》发表了几篇作品，在当地标志性的比赛“澳门文学奖”获奖，就算进入文坛了。

我的童年生活在澳门的马场木屋区，简单来说，那是澳门的一个村落，在海洋、工厂和城市之间。由于城市发展，那个我视为故乡的地方已永远消失。我对童年的缅怀、记忆与想象，催生了我感性的情怀，那应该才是我文学的起点。

朱：在文学创作上遇到过哪些障碍和阻力，是如何应对的？

太：这个问题不好答。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是整体环境，一是自身方面。

创作环境上，澳门的文学一直没有完整的生态，其中一个原因是出版业不发达。除了一些只有在澳门适用的专业书籍，例如法律，至今澳门几乎没出版过多少专业类别的书籍。由于人口基数少，读者少，澳门文学的读者更少，几乎没有一本书能够收回成本。所以澳门的作者要出版，一般是自资，又或依靠澳门基金会等资助，虽然近年经过政府和民间的努力，也有作者自发在外地出书，出版了一定数量的文学作品，但相对其他地方仍较弱。澳门也没有评论的氛围，书出版了，整个写作历程就断裂了，作者常常得不到评论者或读者的反馈。澳门的论者和读者，不需要澳门作品来满足精神需求。

文学的发展与整个社会经济文化水平分不开，如果整体社会经济不强势，文学被看见的机会就很小。在中国，没有多少东南亚的作品出版，我相信这是其中一个原因。换了是以前，澳门的文学要让外地看见，难比登天，现在澳门经济发展了，知名度高了，外地对澳门文学就有一定需求，不过，哪怕我们泱泱大国，在整体以西方文化为主导的现况，要做到文化出口仍相当困难，何况是澳门一地？况且澳门文学的出产也较少。

我觉得，澳门的文学作品要像澳门的旅游业，最容易面向的市场在内地，虽然，文化以及社会生活层面的差异，在市民生活经验上难以获取共鸣。这些局限也有一些优势，写作的自由度较大。

在我自身方面，障碍有一部分来自于写作动力。写作意味着牺牲阅读、看电影、做运动和其他公余时间，在生活和工作上了轨道的时候，就更需要决心和契机投身写作。自己的生存和生活并没有太大危机，又没有往死里拼的心思，若没有机缘，就没有埋头苦干的冲动。什么机缘呢？当然不是希望自己的生活出现意外，而是说诸如约稿或比赛的机会。约稿还好，一些澳门以外的比赛除非奖金很吸引，否则你获奖后，版权就是主办单位的，对于我们这些已有一定资历的作者而言吸引力大打折扣¬——前提是要得奖。

澳门没有专职作家，基本上是业余的，当然，港台大部分作家实际上也是业余的，但不同是他们大多从事与文学或文化相关的行业，而澳门较活跃的一批，正职工作与文学大多无关。我觉得这是澳门作家的特别之处，在百物腾贵、职业选择少的处境下，首要的是安身立命。

当然，卡夫卡是一个保险公司职员，葡国诗人佩索阿也曾经当过商行职员，所谓业余不业余，根不不能拿出来说事，也只是我自己唬自己而已，一个作家的作品要是伟大，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阻止得了，不能成功，还是自己的问题。

要说怎样应对这些阻力与障碍？早年我还希望打开局面，有些雄心壮志，后来我便较为消极地应对，除了看了优秀作品后产生的自卑感，我也想到，一个地区文学的发展不能一蹴而就，要有积累，我写下的作品并没有白费，可以为后来者铺路，也为我身处的时代留下一些侧写。

精力和时间所限，我现在也经常推掉本地的约稿，主要靠写作《澳门日报》的专栏来维持文学生命。当然，有好的契机，我相信自己是可以写出令人满意的小说的。

朱：我知道你从事过杂志编辑、媒体记者、赌场保安部操作员等职业，这些职业对你写作上的影响是什么？

太：以前澳门经济很差，社会资源极少，就业岗位也不多，有些人跑到欧美当厨师，有些人到港台做黑工。我很小时候就会赚钱，包括到玩具厂偷玩具或捡拾一些零部件装篏，转售图利，又或剪线头（为制衣厂的成品剪去多出来的毛线），后来就到酒店或工厂打暑期工，到了十五岁，就开始做兼职了，包括快餐店服务员和马会接线生等，几乎整个中学时代都在做不同的兼职，贫穷的孩子早当家，除了赚零用钱，也希望掌控自己的生活。

正式出来社会后，在不同的传媒机构当记者、编辑，也曾短暂到过赌场打工，并在澳门的社团组织参与社会服务，见到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现在则在政府部门供职。这些经验无疑为我的写作内容提供了大量素材。

澳门虽然面积有限，但历史有广度和深度，可以写的东西有很多，我现在主要是没时间收集和阅读材料，而且澳门过去大量资料是葡语写成的，我的葡语只有相当皮毛的程度，这会成为写作生涯的缺陷。

现在，我的工作仍离不开写东西，但与文学创作是完全两回事。

朱：你小说里的人物，尤其是主要人物，是否都有原型？

太：短篇小说大部分有原型，例如《环境》的原型，是我从几个类似的妇女身上提炼出来的，是我比较突出原型的一篇小说。长篇小说的话，《绿毡上的囚徒》的原型不少是我在做记者和社团时遇到的人物和收集的素材；有些原型是自己的经历，再混合其他人，但真正倒模自己的，没有，我还未能完全直面自己。

二、“死亡”是小说离不开的命题，“疯子”是小说离不开的人物

朱：读完你的几部小说（集），我最大的一个感受是你特别钟爱写凶杀，而且都是很残忍的凶杀，像《爱比死更冷》《绿毡上的囚徒》《懦弱》《杀戮的立场》《魔蝉》，包括小说集《神迹》里面的《杀谜》《忧郁的星期天》《报复》《替身》都写到凶杀，而且都是小说的核心情节。另外，人物的命运也都很悲惨（像《魔蝉》里的张雅芸），几乎没有“善终”的人。为什么钟意写这些、这样写？这跟你的文学观、写作观有着怎样的联系？

太：虽然澳门没有市场，但也不能不顾虑商业元素，我还是很担忧自己突然红了（笑）。我一来希望保持小说的严肃性，但又能兼顾通俗性。死亡，是小说离不开的命题，而凶杀也是通俗小说的主要素材。这与我本身的阅读兴趣离不开，当年特爱看一些推理小说，例如东野圭吾的。联系我上面所说的，现实有些事情不便写，但凶杀相信没有人会对号入座，而这些事也没可能在自己身上发生，所以可以写得很放肆⋯⋯当然，有些内容是有现实事件基础的。

你说我小说没有善终的人，我还没有刻意去研究，有时写着写着，就感到悲凉了。我有一篇叫《河马史诗》的短篇小说，获得澳门文学奖冠军，我本来想写一个美好的结局，谁知我一动笔，就把描写对象写死了，然后再倒叙回来。

文学作品离不开悲剧，离不开人的苦难。桑塔格说，文学是用来受难的一种形式，她说过一段话我很喜欢：“作家是典型的受苦者，因为他已经找到受苦的最深层次，也因为他找到专业的工具来升华（是字面上的含义，而不是弗洛伊德主义者所说的升华）自己的痛苦。就身为人而言，他是受苦者；就身为作者来说，他将自己的痛苦转化为艺术。作家是发现能将受苦使用在艺术上的人——宛如圣徒是发现将受苦的必要性与效用发挥在救赎上的人。”

作家离不开悲悯。我心中中国最伟大的短篇是鲁迅的《孔乙己》和《祝福》，孔乙己的下场是很悲惨的，由于人物形象的滑稽，至今人们仍然用那个人物形象来戏仿，我觉得那更悲惨了；至于祥林嫂就更不用说了，“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表示她是一个活物”，那已是载入史册的描写。悲剧，最能使作家的悲悯和受苦得到体现。

当然，一方面是悲剧易感动人，另一方面，也是自己的功力仍有待磨练。那些表面看不到悲剧的悲剧，所蕴含的力量更加巨大。因此，一些散文化的小说，不徐不疾娓娓道来，最后令人无言的感动，例如汪曾祺的一些作品，那是我会尝试和努力的方向。

朱：你的几部小说都有一个似有精神分裂的人物，比如《绿毡上的囚徒》中的冯威廉、《杀戮的立场》中的齐北鬼、《报复》中的何志来，不知道我的判断对不对，可否谈谈这些人物的塑造？

太：何志来只算着魔而已，不能算精神分裂，《报复》有些神怪小说的味道。《绿毡上的囚徒》中的冯威廉和《杀戮的立场》中的齐北鬼在创作上是不同的，前者想反映的是社会压力下的疯癫状况，比较贴近于实际的精神病，实际上精神分裂必然伴随一些心理和生理的其他问题，而非单纯换一个马甲那么简单，但作为小说，我还是容许有一点失真；至于齐北鬼，就是发挥传统武侠小说走火入魔的元素，是追求武艺极致后一种迷失的状态，也可以比喻为创作者的忘我状态。

疯子是小说离不开的人物，有时担当着发表预言的角色。作家喜欢写疯子，一来那是真实存在的，二来我想是因为疯癫的状态“很迷人”，可以用另一个身份过活，可以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尽管如此，正常人仍不希望自己疯癫。

三、以“反武侠”的武侠小说思考人与大势的关系

朱：《杀戮的立场》是一个另类的武侠小说，用李观鼎的话说，它“反英雄”“反武侠”，为什么要写这样一部小说？有什么主题让你觉得需要以武侠的形式、以这样的写法来体现？

太：写武侠小说一直是自己的心愿，就像华语片导演总要拍一部武侠片。武侠小说要好看，篇幅一定要够长，要不然只能另辟蹊径，结合我对一些现状的反思，就有了这部小说。当然，如果有机会，我希望写长篇，写真正的令人澎湃激昂而情节曲折的武侠小说。

“反英雄”“反武侠”不是新鲜事，例如网络文学，已经将武侠的花样玩到七彩了，关键是如何“反”。其实这部小说也有点复调小说的意味，是发生在同一角色上的复调小说。一方面，描述主角成为英雄；另一方面，又描述主角成魔，小说在展开的过程中，同时经历了两个克里斯多夫•佛格纳所说的“英雄历程”。

小说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是个人与大势之间的关系，引用李教授在小说序言里的话：“面对时代巨大变化和社会深剧转型，面对强大的时势和注定的命运，一个武林中人，即或武艺再高、本领再大，也是渺小的、无可奈何的。”很多地方都是这样。个体是敌不过潮流，就算妥协了，潮流也未必会放过你。

朱：《杀戮的立场》后记里你说这个武侠小说“或多或少反映了我几年前生活上遭逢的一些困境，以及所作出的思考”，可否就这一点具体谈谈？在后记里你还提到文学写作不应该有道德包袱，但价值观的问题一直纠缠你，因为读者能感觉到作者对小说中的“无差别杀人”的“大魔头”充满同情，那你为什么要对这个人物充满同情？在他身上你寄托了怎样的思想和情感？

太：人与大势的关系是普遍性的，但当中也有自身的思考，当时自己正在转换跑道，却发现自己的所学无用。澳门当时吃香的是旅游专业，从事博彩行业，高薪厚职都集中在那里，而我从事的传媒和社团行业，薪资较低，前景暗淡，只有成为体制的一途，才能改变处境。现在我发觉我自己的作品是超前了，现在澳门就业市场的态势，跟《杀戮的立场》所说的有点相似，大概是疫情加上国家政策影响，现在澳门的旅游业与博彩业已大不如前了，贵宾厅纷纷结业，不少从事相关行业的人失业，毕业生也找不到对口工作了。那些人目前正经历柴十郎（《杀戮的立场》里的人物）的困境。

至于价值观的问题，虽然文学作品不是说教，但一定要表达的是人性的光辉，如果只是写黑暗面，就没有诉诸文学的必要。作为文艺作品，纵使不发放正能量，也不能宣扬邪恶。坏人坏事做尽，做一件好事就可以改邪归正，而好人连发脾气都不能，连以怨报怨都不能，我透过柴十郎的角色来抒发这方面的感受。

四、尽可能地介入现实

朱：你年轻的时候曾经在网络上写博文，表达对现实的不满，你觉得现在的创作跟博客时代有什么不同？在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上，你觉得应该是保持疏离还是积极介入？

太：我以前比较肆无忌惮，很喜欢讲粗话，骂人，后来重看，自己确实感到汗颜，大部分都删除了。现在仍在报章写专栏，但考虑得已比较周到，一来工作已不容许我放肆，二来也已经更多发现自己的不足。由于我只是庸碌于日常，无论是过去或是现在，纵然偶有获奖，但我始终为自己写不出更优秀的作品而懊恼。

文学已变得小众，像当年《白鹿原》《废都》《平凡的世界》等现象级的小说，现在已经再难出现。现在民众的思想感情获得实时反馈的方式很多，先不说那些社交网络的视频，单就公众号和长微博的文字，已经争分夺秒地为你的感受代言。有些你说文学也可，说不在此列也可。有些作家的文字对社会有影响，但是否就是文学呢？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

在澳门，文学更加小众，在最低限度取悦读者的情况下，我更看重自己的感受，毕竟我不是靠文学来生存。能坚持写出情节精彩、文笔流畅、能触动读者的作品就好。

朱：你在诗集后记里说：“诗人必须要有超越和作为异端的勇气。”怎么理解“超越”和“异端”？

太：所谓超越和作为异端的勇气，可以有两个方面的解读，一在艺术上，不能墨守成规，要勇于突破；一在社会生活上，诗人应该尽可能地介入社会，运用其影响力。这些我都没有。

不同的人对诗人的定义可以有不同的看法。诗人的心情太舒服，诗歌也许在艺术上会突破，但会否也缺乏灵性呢？会否伟大呢？我不知道，那是我一时的思考，也许不对。

朱：说到介入社会，你在小说很多时候会写到人物对社会现状的不满，比如社会的浮躁、尔虞我诈的商业社会、阶层的凝固、金钱至上、心灵世界的空虚、传统的消失等等，这些是澳门（某个阶段）的真实状况吗？现实世界跟你的小说世界是一种什么样的对应关系？

太：澳门表面上是温情的社会，但人类一切负面的东西在澳门也一样存在，尤其经济发展以来，贫富悬殊的差距加大，社会矛盾日渐加剧，但除了曾经有一些激烈的社会冲突外，澳门总体上来说是较平和的。澳门是一个双面的社会。这里的人都很保守，保守就意味着守规矩，不会做出格的事情。况且，地方小，人与人的关系十分密切，很多事情只是看到眼里，不会声张。

有些事情澳门人不会表现出来，我的小说会做一些温和的揭露，尽管澳门人未必承认。

五、澳门文学生态优劣共存，写作无名无利

朱：关于你作品的评论目前我所查到的只有大陆的张莉教授写的一篇文章，当然还有两位澳门评论家（廖子馨、汤梅笑）为你的书写的序言。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其他评论家和读者对你作品的反馈？

太：评论澳门文学的论文不多，评论我的就更少了。偶尔搜索一些内地评论人所写有关澳门文学的文章，会看到不少人仍使用刘登翰先生有关澳门文学史的框架，其实回归后二十余年澳门文学有长足的发展，部分作品的水平绝对对得起读者。

台湾有一位长期研究澳门文学的学者张堂錡先生，写了不少有关澳门文学的评论，曾出版《边缘的丰饶》当中也有评论我的小说。至于澳门的学者，评论澳门文学的不是很多。假以时日，本地学者评论澳门文学的情况相信会增加。

现况是，评论澳门文学作品的澳门人大多是作家同行，免不了会客气，平辈之间几乎不会批评，前辈大概会说作品仍有不足之类的话。我觉得自己的作品有可读性，但当看到别人优秀的作品时，就会失去信心，这也是我近两三年来在小说创作上近乎偃旗息鼓的原因。

我几乎每年都会接受一些硕士博士论文的采访，但那些论文大多没有发表。

朱：除了极少数研究澳门文学的学者之外，内地对澳门文学还是比较陌生的，澳门目前的文学生态是怎样的？文学在整个澳门社会占有什么样的位置和影响？与内地、香港的文学相比，澳门文学有自己的特点和优势吗？

太：澳门的文学现状，刚才谈的出版业不发达是其中一部分。此外，澳门是小城，圈子较小，写作者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也比较和气。由于市场小，无论写作或出版，或多或少都有作者的一份使命感，市侩一点看，一篇文章的稿费，不一定比一个作者的时薪高，写作者都是十分热心的，澳门人害怕出名，因此名和利基本都没有，也没有商业操作。

澳门文学有一个特色是副刊文学比较发达且成熟，以《澳门日报》的副刊为首，或多或少对社会仍起到影响，当然，这种影响是比较温和的。

澳门文学的特点，可用张堂錡在《边缘的丰饶》所归纳的四点来看，分别是殖民/移民色彩、过客/边缘心态、小城/华人传统、商业/报刊性格。我觉得他的归纳是很恰当的。至于澳门文学的优势，是可以兼容并蓄，最少可以集内地、台湾及香港文学之长，说澳门自己的故事。澳门故事说得好，或者敢说出来，是可以精彩绝伦的。只是话说回来，澳门的写作人没有生存问题，又无名无利，而只靠一份热心，不知能否催生出一部伟大作品。

当然，我不能代表其他澳门作家说话，这只是我自己的看法。

朱：你有没有跟内地或国外的文学界有过交流交往？有什么样的感受？

太：澳门笔会是澳门主要的作家团体，疫情前会通过中国作协或地方的作家团体，组织交流活动，我作为理事，也曾参与，有一些活动是我们到外地去，有一些则是把外地文学界人士请进来，过程中我认识了不少同行。也因为参加文学比赛，与作为评委的内地作家结识。由葡语社群举办的“澳门文学节”，也会广邀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作家参加，使澳门作家有机会接触更多同行。我碍于自己水平，除少数外，一般不敢深交。不过，澳门不同作家与内地港台作家都有各自深入的联系，情况还是不错的。我的感受是，外地文学界人士对澳门作者都比较客气。

朱：你小说的故事主要是发生在澳门，另外还涉及珠海、广州、上海、苏州、武汉这些大陆城市，我想知道，就地域而言，哪些城市对你的成长和对社会的认知有比较大的影响，这些地方对你写作的影响具体体现是什么？

太：珠澳关系密切，以前我一年里面有数十天会前往珠海消费玩乐，不作深层次描写的话，珠海是可以书写的；我在苏州读大学，对苏州的环境比较熟悉，一定程度可保障真实性；广州和上海是经常去的，作为小说背景可以皮毛地写一下。以前在澳门生活，眼界是局限的，后来到苏州上大学，对我们的祖国才有比较多的见解，没有苏州的生活我就不可能成为一个作家。当然是后来做了记者，跑遍大江南北，才对祖国进一步加深认识。

除非天马行空，否则写现实小说一定得有事实根据。举个例，我看香港影视、读香港的书刊长大，我始终未在香港正式生活过，我实在难有信心写出以香港为背景的小说，要写，我最起码得过去住一两个月。我没办法写有关内地农村的作品，因为我没有生活经历，我未来仍会以写澳门故事为主。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有省籍和户口的限制，文学其实也有这些限制。我是用粤语的书面语写作的，只有在写一些重要作品或者在内地出书时，才会用普通话审读一次。现在内地文学是以北方语为主导的，粤语的语境已经不能描述大部分内地生活。

当然，通俗的武侠和科幻小说可以打破这些限制，但有机会，我还是想写一部打破地域局限的严肃文学作品。

访谈者简介：

太皮：本名黄春年，男，生于1978年底，澳门笔会理事，《澳门日报》及《华侨报》专栏作者。著有中长篇小说《绿毡上的囚徒》《爱比死更冷》《草之狗》、短篇小说集《神迹》、散文集《夜游人》、诗集《一向年光有限身》等，短篇小说代表作有《摇摇王》及《连理》等。曾三获“澳门中篇小说奖”、两夺“澳门文学奖”小说组冠军及诗歌组优异奖。

朱郁文：男，河南周口人，厦门大学文学博士，佛山市艺术创作院文化与文艺理论研究部副研究员，《佛山艺文志》编辑，佛山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近年来致力于粤港澳作家作品和文学生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