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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自己教过的学生们写一本书始终是一个心念。我的每一堂课都是结合上一堂课,针对学生的实际情况编写教材。我会花很长的时间调查、了解学生的个人愿望,是在评论还是在创作,还要不厌其烦地告诉学生们学习中文的意义。 梁晓声:为教过的学生们写一本书
来源:中华读书报 | 舒晋瑜  2022年05月12日07:47

《中文桃李》,梁晓声著,作家出版社2022年3月出版,56.00元

 

作为梁晓声的学生,该是怎样的幸福?

课堂上,他会给学生准备各种各样的饼干、面包、饮料和巧克力,人人有份,大家可以伏在桌上,血糖低的同学,可以吃糖……然后呢? 看电影。

那节课放的是《出租车司机》。没有任何迎合市场的桥段,即便在文艺片里,也不属于故事性强的电影,一切情节细节都是为从心理层面刻画人物而设置。

为什么选择这部电影,通过电影引导学生达到怎样认知,梁晓声自有他的道理。他把所有对教育的观察和思考、对文学的理解和认识、对当下年轻人生存困境的体贴全部写进了《中文桃李》。他说,七十多岁的人生走过之后,自己常常在思考,人这一生到底在追求什么,什么是最主要的? 想来想去,除了真善美,其它都是过眼烟云。就像《人世间》主题曲的歌词“人像雪花一样飞很高又融化”,人生不是这样的,在自己快要“融化”的情况下,他想看看还能做点什么事。

这是梁晓声的倒数第二本长篇小说,最后一本写完,“梁记面食店”将要关张了。“写作跟面点老师傅开一家面馆是没有多大区别的,无非你就是要把面食做得好一点,要保证食材的环保。”梁晓声说,人不能太执拗,有的时候还是要放下。眼下,他的“缸里还有一团面”,这团面不能浪费。

中华读书报:《中文桃李》传达了您对大学教育、尤其是中文系教育一些观察和思考。小说中的汪先生身上有您的影子?

梁晓声:对,包括汪先生讲课的内容,基本上也是我引导学生们讨论的一些问题。因为我有一个想法,大家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学,坐在大学的课堂里(尤其是家境不太宽裕人家的儿女,还要承担着学费的压力),如果在中文的课堂上只是来带着大家说,如何读懂一篇小说,这个课堂显得太没有知性了,我个人觉得如果是古文,应该是需要老师们、老先生们来谈;就现代文学的话,我到现在没有遇到过读不懂的作品——这不需要老师来讲。我觉得高中之后几乎就没有学生读不懂的,只不过是不同的懂法。因此我觉得更好的上课是通过阅读一部文学作品之后,引发了怎样的思考,那个思考性的话题以及延伸的讨论才是有价值的。所以我觉得需要讨论《出租车司机》里特拉维斯身上人性与兽性难分难解地混合在一起,讨论《卖火柴的小女孩》是写给谁看的,讨论《聊斋》中的王六郎,甚至讨论到和中文没有关系的罗丹的人马,我觉得这些讨论才是中文的意义,这些也确实是我在大学里面上的课。

中华读书报:当年您调到北京语言大学,有什么契机? 去大学任课适应吗?

梁晓声:我当时身体不好,写作也很累,颈椎病很严重,都想放弃写作。我想,我被叫过“作家”,写过一些作品,对得起叫我是作家的那些人了。附近的大学离我最近的是电影学院,再就是中国语言文化大学。我第一次听说大学有“文化”两个字,想必是一所纯粹的文科大学就去了。没想到半年之后,“文化”去掉,成了北京语言大学。我去大学没有任何不适应,在下乡之前我当过实习老师,下乡时当过小学老师,下乡之前的志愿是报哈尔滨师范学校。当老师是我少年时期的梦想。

中华读书报:您当老师,更注重什么?

梁晓声:我的每一堂课都是结合上一堂课,针对学生的实际情况编写教材。讲得用心不用心,备课或不备课,学生一听就能听出来。我会花很长的时间调查、了解学生的个人愿望,是在评论还是在创作,还要不厌其烦地告诉学生们学习中文的意义。我要求学生首先清楚中文系学生的基本能力是什么,这种能力对迈出校门后的职业选择有什么帮助。我会根据学生不同的兴趣引导他们,如果一部分学生是天生的理性思维,那就在大学期间利用一切方式调动他的理性思维;如果了解到学生具有写作潜质,我会告诉学生不要浪费自己的才华。我不会因为自己写小说就去鼓励同学创作,相反,我很努力地建议大家创作的事情以后搞。

中华读书报:您如何看待当下的语文教育?

梁晓声:现在的语文教育和从前不太一样了。过去凡是报中文专业的学生一定是因为喜欢中文,当年的大学中文系几乎是文化才子们集中的专业,一所大学里没有中文系一定很寂寞。现在有些学生纯粹从高考、就业的便利上选择文科,或者是因为热门专业在招生时诱人的口号。对于这样的中文系学生,我首先要和学生沟通,了解他们个人的职业意愿和基本能力。中文系学生的能力有三个标准:一是评论的能力,二是研究的能力,三是创作的能力,这个能力比较特殊,需要考核是否具有潜质。我经常在课堂上点评学生的作品,支持他们办刊物。

中华读书报:说到“深刻”,您的小说中也对此有些解释。您怎么理解“深刻”?

梁晓声:好作品如瑞士名表,芯里有钻石,钻石本身即有价值。钻石就是发人深省的情节,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细节,过目不忘的文字或对话,这几方面的任何一方面,都可以达到深刻的水平。深刻不仅体现在对人性的揭示方面,也体现在对社会学规律的揭示方面。深刻不等于危言耸听,也不等于哗众取宠之论,更不等于对人性丑恶险邪的一味展览。

中华读书报:在北京语言大学任教多年,能谈谈您的感受和体会吗?

梁晓声:我和大多数学生的关系很好,在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我最直接的感受是,我真是幸运! 矛盾哪儿都有,但我总感觉到同志之间的温暖,好人成堆。如果让我写大学校园,我恐怕写不好,我要写的话,恐怕要写另外的问题,思考大学的使命和社会责任,大学应该秉持什么样的精神,在这个浮躁的时代大学有没有失去这种精神。

中华读书报:所以才有了《中文桃李》?

梁晓声:实际上,为自己教过的学生们写一本书始终是一个心念,因此《中文桃李》的写作有一种亲近感,甚至写的时候有点沾沾自喜,感觉写年轻人的爱情也还可以做到信手拈来。

中华读书报:《中文桃李》和之前的《我和我的命》都是写年轻人的故事,对您来说有挑战吗?

梁晓声:是有挑战,首先语言不同。现在的语言变化太大了,尤其是网络语言经常出现,我没有办法融入到那个语言中去。但是80后还好一点,就是我儿子的年龄,他跟我的语言有一些贴近。80后、90后之间都有代沟,但是不影响交流,你在沟那边,我在沟这边,还是可以亲密地交流。

你会发现75后、80后作家们写起自己同代人的时候,或多或少有些“顽主”的气质,好像不那样写就不像自己的同代人,写女孩的话差不多都有刘索拉笔下女孩的样子。生活中我接触的学生们根本不是这样,我倒觉得更喜欢我笔下的这些80后,他们也开玩笑,也幽默,但是总之他们身上没有“顽主”的那种气质。

中华读书报:最近您又在山东教育出版社推出了“梁晓声半小时亲子美绘本”,是怎么想起来写童话的?

梁晓声:刚写完长篇会比较疲劳,借机调整一下。写童话一直是我的愿望,我常做读书大使,推荐父母和孩子一起读书,发现儿童文学作品中写实的很少,低龄读物、父母可以读给孩子听的更少。较多是读国外的,比如《窗边的小豆豆》那类的儿童文学作品。我想不如自己动手写。儿童时期是给人生刷底色的时候,我主张把善良和爱放在第一位,善良、友爱、助人为乐。

中华读书报:写童话比成人小说容易吗? 写童话最重要的是什么?

梁晓声:也不能说容易,写童话要有童心。除了童心,还要有儿童的语言。对我来说,也不是个问题。我发现一年级的孩子就在看美国大片《复仇者联盟》《雷神》,我会想现在提供给孩子的故事是否太简单了。他们的眼界太宽了,但是某些作品对孩子们心灵的养成有营养的作用吗?需要探讨。

中华读书报:您理解的儿童文学是什么怎样呢?

梁晓声:我认为的儿童文学是什么逻辑呢? 是一个人的精神成长史、思想成长史,一定和阅读史有重要的关系。一个人若没有阅读史,成为大人时,他的精神、思想都是有缺陷的。儿童怎么读? 读什么? 一是和老师、和家长读,二是在相当长的时期,有一个误区:孩子的成长是快乐成长。但这不意味着,孩子的精神成长也一定是快乐的。这样就产生了一种不好的现象:儿童读物有故事,但没有精神营养。大家不知道读了这个故事后,究竟给孩子什么样的心灵上的、精神上的、思想上的营养。

我很焦虑,我就用我理解的儿童文学来证明。我希望写出既有故事又有营养的作品,我们所谓的精神成长史、心灵成长史才能够与阅读史发生关系。有一种绝好的东西,超过任何一个家族财富,就是书籍,任何个人、家族都无法垄断。相当多普通家庭的儿女,从书籍中获得能量,一代一代都会有人承担起来,作家中这样的人有很多,在17世纪、18世纪启蒙的时候,作家是贵族行业,但是到后来就不是了,到后来就回归到平民,阅读产生了作家、学者、教授,所以书籍是属于我们的,只看你读到什么程度。当然还有一个方法是要遇到我这样的老师,这样应该受益会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