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交流会现场

每一个作家都与自己的童年经验与故乡记忆相关联，故乡也成了作家创作挖之不尽的宝藏与创作灵感的源泉，因为故乡生活保留了他们体验世界的最初欢乐或精神伤痕。近年来，三位川籍作家罗伟章、彭家河、凌仕江围绕着故乡或娓娓道来、或絮絮叨叨、或窃窃私语，在创作上简直形成了关于故乡书写的绵延不绝的书系。

5月5日，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主办的“向土地和传统致敬”川籍作家作品线上交流会在天猫当当官方旗舰店举行，四川省作协副主席、四川文学杂志社社长、主编罗伟章携青年作家彭家河、凌仕江，青年批评家刘小波与数万名读者，结合长篇小说《谁在敲门》（罗伟章）、散文集《瓦下听风》（彭家河）、《蚂蚁搬家要落雨》（凌仕江），围绕故乡与创作、个体与时代、文脉的传承、“博物”书写等话题进行了分享和探讨。

故乡是文学的实验场

刘小波：今天分享的三部作品都有一个共通的主题，故乡。那么，故乡带给你们的创作灵感具体有什么表现？故乡之于你的写作意义是什么呢？

罗伟章：故乡是生命成型的地方，也是自己出发的地方，所以很多东西都是天然的，是埋在骨血里的。故乡的人事，让自己牵肠挂怀。文学说到底，首先是一种牵挂，然后才是别的。但文学故乡不等于祖居的故乡。有时候，我们把文学做得小，就因为没有辨识这两者虽有深度联系，却也有重大区别。故乡是你文学的实验场，通过这个场域，透视更加广大的世界。这就好比贵州的那个天眼，天眼安置在偏僻山区，但它希望关照的，想要与之对话的，是广袤无边的宇宙。我想每一个有志向的写作者，都是这样预设自己的写作目标。

彭家河：只有当一个人离开后，家乡才会变为故乡。书写故乡应该是每一个离开家乡的写作者都会做的事。不少人就是在书写故乡的过程中，成为了作家的。那一方水土不仅在物质上滋养你，而且在精神上滋养你，在给你生命的同时，还给你思考和安慰。故乡是一个人生命的起点，其实每一个人都期待故乡会成为自己生命的终点。对于这样一个如此重要的地方，她对一个人创作的影响就不言而喻了。

凌仕江：关于故乡，我认为不仅仅是指他的出生地。在戍边人的生命历史里，往往豆寇年华从军的地方，在后来甚至将影响他的一生，其情感分量和记忆价值将胜于他的故乡，因此我觉得我至少有两个故乡。一个是我的出生地四川荣县，一个是人生花季的戍边地西藏。从一个带着“胎记”的故乡出走，在远涉另一个故乡的路径中成长，两个故乡交织的现实与非现实距离所生产的精神力量，使我笔下的文字有了巨大的情感靠山。正如作家、批评家郭晓东在我第二部散文集《飘过西藏上空的云朵》序言中所认知的那样：“……真正贯通他血脉的，还是在他走出乡村进入西藏之后，再度回眸乡村。这种回眸对他太重要了。这种重要性，也许凌仕江现在还未真正觉察，但是他的‘故乡’已经彰显了这一点。”可见一个离乡者，和历史的无意重逢，对一个作家而言，是多么特殊和重要的机缘。因此，《蚂蚁搬家要落雨》这部作品呈现于纸上的故乡，其时间跨度延续了三十多年，这是一个人走过人生长旅之后的回眸。我想，我写《蚂蚁搬家要落雨》这部作品实践的是回眸故乡的特殊意义，并不是热词下的乡愁书写。这种远距离回眸故乡，审视久远的人事和博物，所造成的“间离”效果，给了我多种回到故乡的可能。

个体与时代，是水滴与河流的关联

刘小波：老师们关于故乡的书写都没有停留在表象，而是深入到内里，从乡土的裂变来窥见时代的变化，从个体的角度切入时代，那么个体与时代、作家与时代有着一种怎样的关联呢？

罗伟章：个体与时代，是水滴与河流的关联。河流由水滴构成，但取出一滴水，河流还是河流，所以个体在时代面前是脆弱的。正是个体的脆弱性，让作家注目和动心。陀思妥耶夫斯基讲，在正义和同情弱者之间，他选择后者，这话说得极端，但基本方向是这样的。所以作家在面对时代的时候，一面审视，一面捡拾。而作家本人也是时代下的一个个体，卡夫卡据此认定，作家都是弱者。这个弱者在滚滚洪流中前行、擦拭和书写，就成了作家。

彭家河：从自我关怀到现实关怀、终极关怀是我写作努力的方向。每一个人都是他所处时代的人，通过对个体的书写，对其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的书写，从而反映时代生活，记录时代风貌，表达自己的发现，是作家努力方向。

凌仕江：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鲁迅为首，王鲁彥、废名、台静农等为中坚的乡土写实派作家们，他们的时代书写似乎与当下的我们构成了某种相遇，无疑都是走出乡村之后的再度回眸。但我书写故乡，更多来自于时间和情感的爆破，是一个人在异乡孤独的精神自然提取。在多元化的信息时代，一个作家如何构建他与时代的关系，我想我不单是在写故乡，随着时间的移动，故乡熟知的人事越来越少，故乡渐趋于陌生化的语境，太多下落不明的人移动到了哪里，不得而知？除了故乡，他们作为人本身，依然可以进入文本，进入我在城市里的另一种庞大的构想，因为这里我眼中的人群，都来不同的故乡，其实是一个人的故乡。我想我应该放眼故乡之外的文化世界，有时忘记地平线，才能更自由的飞翔。我很赞成罗伟章主席所说的，作家的眼睛就像贵州那个射电望远镜，它是世界最大的天眼，可以投射更广的风景和信息。

文脉的传承很多时候是潜移默化

刘小波：三位老师都是川籍作家的代表，巴蜀文学史上诞生了诸多的文学大师，巴金、郭沫若、沙汀、艾芜、李劼人、周克芹、马识途，等等，灿若星河，这些前辈作家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你们的书写？未来，包括你们在内的写作者又该如何弘扬？

罗伟章：那我就不知道了。其实这不是刻意的事。写作者很少谈到一个话题，就是自我尊重，所有的自由，包括所有的创造性劳动，都是在自我尊重当中完成的。

彭家河：文脉的传承很多时候是潜移默化。“鲁郭茅、巴老曹”等的作品我们从小就在阅读，但是没有一个作家会模仿某人一直写下去，都是博采众长，创新创造。

凌仕江：几年前，我在一个文学活动仪式上作为作家代表发言，专门提到我们这个时代仍需要巴金。之于前辈们的作品，周克芹老师的长篇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中对乡村经验的细节描写，让我印象很深，读得真切、明白，甚至一些土语的运用有一种不失诗意的亲切感。虽然他不擅写散文，但小说中不少风物的描写，在我看来也有着散文的气息，可能这是他的故乡与我的故乡相隔不远的地理气质所致。论个体写作上的影响，倒谈不上什么。只是他们那个时代形成的巴蜀文坛风景线，至今影响着蜀地水长云短的文脉。

从作品中收获阅读快乐

刘小波：三位老师从事着不同的文体书写，那么散文、小说、诗歌等文体间有没有影响？三位老师之间如何相互评价对方的写作呢？

罗伟章：我喜欢读散文，也喜欢读诗。我最初也写过诗，但很快收手了，知道自己不是干那个的。我是小说思维。但现在还零星地写散文。当然家河和仕江是写散文的专家。初读他们的作品，就让我惊喜，他们的文字都很贴，很内敛，很厚实，这是我喜欢的风格。散文很多时候是对自己说话，这考验着有没有面对自己的勇气、能力和耐心。

彭家河：罗主席与凌兄都是我非常尊敬的优秀作家，对他们作品中的某些细节和片段，都会反复咀嚼和大力宣传，会分享从他俩作品中收获的阅读快乐。包括他们二位在内的优秀作家我都很亲近，会主动为他们服务。特别是对于德艺双馨、人品作品俱佳的作家，我会更敬一分。

凌仕江：伟章主席除了大部头的长篇被广泛关注，之前的许多短小之作，包括一些散文，我早已见识其写作的丰富经验。至今记得《独腿人生》《白云青草间的痛》，他对人间日常的关照，以及悲悯的情怀，他放眼的不单是故乡，而是对人性世界的觉察。家河的散文，常常刷新我的阅读体验，他笔下的乡村呈现不单是个体经验的言说，更多涉及解构、修辞、思考、延伸、辨识。

恰到好处的书写“物”，是文本加分的筹码

刘小波：最近兴起了一种“博物”写作的讨论，老师们的作品中关于物的书写也很多，如何看待这种博物书写？

罗伟章：如果博物书写是指把物与人完全没有分别心地看待，其实是做不到的。我认为，人完全不必因为有了这种分别心，就觉得内心有愧，没有必要。人之所以为人，恰恰就在于分明有分别心，却努力地去实现平等。

彭家河：这个世界是由人和物组成的，人物、动物、生物、事物、器物……写什么都是写作者个人喜好，无可厚非。但是如何写、写出什么样的效果就能分高下了。物其实也是另一种形式的人，物性与人性其实是相通的。

凌仕江：有许多批评家恼怒，在阅读中很难看到优美的风景描写了，只有故事。在我看来，恰到好处的书写“物”，是文本加分的筹码，也可能是主旨思想点缀或陪衬的需要，“物”的学问也是很丰富的，不同属性的物会有不同的知识点，可以给阅读者带来赏心悦目的不同体验。在我看来，写作者很多时候值得向“物”学习，“物”是作家情感或情绪所需的寄托。我们不迷恋，但我们逃不过物。比如，我们在书写故乡时，就离不开大面积的风物描写，这绝对不能归于时间所致的怀旧，因为人类都离不开真性情的表露，而物的参照，许多时候是散文书写离不开的一面镜子，也是一种情感寄托。在史铁生的《我与地坛》中，我们总能读到地坛公园的多种物象所指，其实都与作家的隐秘情感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