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间里的母亲：讲述是为了理解
看到“房间里的母亲”这个书名时，脑子里出现的是《婚姻生活》里，杰西卡·查斯坦饰演的母亲穿着松垮的病服坐在产检台上，请求丈夫出去让自己静一静。随后，她躺在台上掩面抽泣；是法国电影《小妈妈》开场时，女孩跟养老院的老人们分别告别，她回到外婆的房间，看见自己的母亲正取下墙上的相框，母亲允许女孩留下外婆的拐杖作纪念，接着面对窗外坐了下来。整个场景中，母亲从未以正脸现身，镜头只记录下她的侧脸、声音，以及最后她独自面向窗外的背影。母亲的背影和未曾出现的正脸隐藏了她不愿示人的悲伤，一如产检台上的杰西卡·查斯坦在丈夫离开后才流露出对决定放弃第二个孩子的痛苦。
电影《小妈妈》中母亲的背影
如果要引申一下的话，“房间里的母亲”可能意味着两种现实。一种是我们早已知道并习惯的——大部分时间里，母亲要独自一人养育孩子和处理家务。另一种似乎并不被留意，在养育孩子和照顾家庭的过程中，母亲在身心上承受的压力和伤害很难用一种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方式缓解，因为她为此所遭受的早已被编排到关于母亲的神话叙事中。在这个叙事中，母亲是自愿踏入房间，用不求回报和关注的牺牲换取孩子的成长和家庭的日常运转。
事实上，这本加拿大作家希拉·海蒂的自传体小说《房间里的母亲》就是回顾了家族里的两代母亲在家庭生活中作出的这种牺牲。时至育龄阶段，这段家族史也对作者本人造成了困扰，她是否要延续两代母亲的命运，用一个孩子取代自己的写作事业？作者找到了一个看似荒诞的办法，用三枚铜钱占卜，试着从中找到关于未来的答案。
回顾家族史，作者从自己的外婆讲起。外婆名叫玛格达，十二岁时父母因流感去世，她和三个弟弟被表亲收养，没读到高中就去做了缝纫工，二十一岁时被关进奥斯维辛集中营，认识了后来的丈夫乔治。从集中营出来后，玛格达重新去读高中，上了法学院，她想要成为一名职业律师的愿望因为丈夫走私毛衣的罪行而断送。
玛格达的余生都在协助丈夫打理毛衣生意，她将自己未实现的人生目标强加到自己的女儿、也即作者的母亲身上，“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我的母亲在房子里独自醒来，她的父母天还没亮就起床去集市上卖衣服了。母亲睡醒的时候，家里漆黑一片，空无一人。甚至窗帘都没人拉开。她孤零零地吃完早餐去上学，晚上再回到空荡荡的家里”。
外婆未竟的一生由她的女儿来延续，这种母女关系以另一种方式在作者和母亲身上重现。在作者关于儿时的记忆中，母亲时常哭泣，她会在全家人围坐在饭桌上时，突然满脸泪水地站起来，跑进卧室。
“在孩子的思维里，连满天繁星都是因为她而闪耀，妈妈的眼泪当然全部与我有关。”母亲的眼泪让幼时的作者产生了负罪感和疏离感。随着年龄的增长，作者逐渐明白了母亲为何哭泣。在母亲年轻时，她是为外婆而活，等到她长大成人想要追求自己要想的人生时，孩子的到来将一切几乎推倒重来，母亲被迫停下来，走回那间房间。
这并不意味着，希拉·海蒂写这本书的目的是要与母亲进行一次情感得失上的清算。人们讲述是为了理解，母亲在作者成长阶段种种不尽如人意的行为与母亲对她的爱并不矛盾，这种双向的角力几乎构成了母女关系的核心，囊括了伤害和怜爱。它也让作者明白，自己不能再依靠铜钱占卜为接下来的人生作选择，必须独自取舍。
已故的美国诗人安妮·瑟克斯顿曾在《产院病房的未名女孩》里写自己的女儿：“我是将你摇离的海岸。/你从我中分裂。我选择你唯一的路/我小小的继承人，我将你推开、/抖落我们业已失掉的自我。/去吧孩子，你是我的罪而别无其他。”希拉·海蒂主动放弃成为一名母亲，结束这种以“背负”和“赎罪”为名义的家族命运，她可以继续自己想要的人生，而无需另外一个生命背负她的悔恨和不满。
在关于母亲的神话叙事中，母亲的牺牲是被赞美的，母亲受到的伤害是被忽视的，母亲自然也不应该对成为母亲这件事感到后悔。以色列学者奥娜·多纳特在《成为母亲的选择》中采访了二十三位来自不同阶层和年龄段的母亲，她们的共同点都是后悔成为母亲。奥娜·多纳特希望通过这个敢于发表不同意见的母亲群体，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待母亲，将它看成一种人际关系，而不是一种天职或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域。
社会文化是如何将“母亲”这个角色以及“母爱”这种情感塑造成不可侵犯的？奥娜·多纳特提到，长久以来，女性的生育能力被视为她们生命中最重要的元素及存在于世的理由，这种根植于生物学宿命的自然论认为每个女性成为母亲都是自然的结果。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性、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政治下形成了自由选择论，认为女性有权主宰自己的身体、决策和命运。然而在奥娜·多纳特看来，所谓的“自由选择”只是空谈。女性只有迎合社会的希望，恋爱、结婚、生子，才会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被视为自由、独立、自主的个体。奥娜·多纳特的采访也佐证了这个观点，对许多受访人来说，“成为母亲就像跨过一道桥梁，桥梁的另一端是能够接纳她们的社会，她们从遭到排斥及没有归属感的地方走向了怀孕生子后的新世界”。
母爱更是如此。奥娜·多纳特认为，“爱”从一个没有组织、无法从字面意义上解释的经验，转化为有结构的、有系统性组织情感的“爱”。依据这样的方式，社会、政治和经济力量形塑了“母爱”的结构，而为了维持社会、政治及经济的力量，“母爱”也被用于塑造女性。
因此，母亲以及母爱的神圣性让人难以承受母亲在爱孩子的同时，那样的爱会给她的人生带来广泛的影响。“我仍然爱他但我后悔认识他”，类似这样的感受在母亲身上是不被允许的，后悔往往被解读成母亲在放弃承担责任。而这种影响远不止此，它的深刻程度不亚于经历一次死亡过程：从前的自我死去了，有母亲身份的新的自我诞生了，过去那个未曾当过母亲的自我已经一去不复返。
英国作家蕾切尔·卡斯克在《成为母亲》一书中表达了类似的感受，女儿出生后，她觉得“自己像是一座扩建了的房子：原本是墙的地方现在成了一个新房间。我觉得我的光和热正令人目眩地流入那个新房间”。在这本书里，她讲述了自己初为人母的经历，从生育前自己身体上的变化、被迫改变的生活习惯，到生下女儿后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耗费在这件事上。
对蕾切尔·卡斯克来说，这是一项始终被不安和挫败感包围的工作。当她觉得自己对孩子需要摄取的热量，睡眠的时长，运动发育和哭闹套路的了解已经达到了专业水准时，女儿得一次肠绞痛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捏碎她作为母亲取得的那一点成就。种种类似的、难以捉摸的状况让她意识到，孩子的成长并未呈现出一种令人欣喜的形式，并未愉快地从婴儿时代四肢无力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在无保护的情况下，即使离开她一分钟也很危险。这让身处其中的作者感觉“生活就像一出紧张的戏剧”，只有睡眠能将女儿击败。
蕾切尔·卡斯克在书中讲述的这些身为母亲遭受的痛苦如此微小和具体，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能因为这个新身份产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让作者感触更深的，是随着女儿的成长，她们之间的距离正在渐远，“我需要做她的母亲，与此相比，她没有那么需要我的照顾”。一个被自己养育，让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几乎“没了实体，只剩一股魄力”的生命逐渐显露出逃离的姿态，这之中的失落恐怕只有身为母亲的人才能体会。
而也许，成为母亲便意味着某种意义上的失去，从失去自己的时间，失去对自我生活的掌控，一直到失去那个由自己“扩建了的房子”。这个失去的故事被社会重新定义，讲述它的声音在大多数时刻都不是来自某个母亲。相比年复一年的赞美与感恩，是时候从上述的几本书里发现一些不同的声音，看见房间里的母亲更真实的样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