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汉学家的中国诗歌翻译与研究
马萨利莫娃·达里玛·德米特里耶夫娜，俄罗斯汉学家，诗人，布里亚特国立大学汉语教师。马萨利莫娃1956年出生于乌兰乌德，1979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国立大学东方语系（现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后以博士论文《元好问之于中国中世纪文学的创作地位》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完成答辩，获得语言学副博士学位。作为一名资深汉语教师兼中国诗歌爱好者，马萨利莫娃教授在研究中国古典诗歌、汉语教学方面颇有心得，因其中国诗歌翻译在俄罗斯布里亚特汉学圈负有盛名。
我非常高兴有机会和中国学者、读者们交流，谢谢各位关注俄罗斯的汉学研究，尤其是对俄罗斯中国诗歌研究的关注。俄罗斯汉学发展至今已有百年历史，我本科就读的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就是俄罗斯研究中国文学的中心之一。就中国文学在俄罗斯的传播而言，中国诗歌，尤其是唐代、宋代的古典诗歌非常吸引人，这种吸引力自苏联时期一直保留至今。这两个时代的中国诗歌之所以如此吸引人，我认为不仅仅在于诗歌创作者的思想内容的丰富性，更在于唐代、宋代创作诗歌的人数多达上千，这是中国其他任何朝代难以媲美的。
我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研究兴趣是在学生时代形成的。1974年我考入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东方语系（苏联时称作列宁格勒国立大学）开始学习中文。在我的学生时代，中国与苏联之间的外交关系有些微妙，发生了不少复杂的事情妨碍了中苏交往。但是，我的父母、亲戚们都支持我选择汉语专业，他们相信未来这两个伟大国家之间的关系一定会正常化，而两国人民也会在彼此交流合作中受益匪浅。当两国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发展时，一定会需要懂彼此近邻语言的人才，这样才能让彼此之间的关系得到缓和、得到发展。这也是我选择学习汉语的原因，尽管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之后，两国关系才迎来正常化。
当我在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学习的时候，著名的苏联汉学家彼得洛夫（В.В. Петров）、谢列布里亚科夫（Е.А. Серебряков）给我们开设了“中国文学”“中国文学史”这两门课，但是受到尼吉京娜（Т.Н. Никитина）老师的影响，我选择学习古汉语，我当时的本科毕业论文就是和古汉语语法相关。有了古汉语知识的积淀，后来在做博士论文的时候，我选择研究中国古典诗歌。不过直到我在布里亚特国立大学任教以后，我才真正开始对中国古典诗歌燃起研究兴趣。
我在研究中国古典诗歌的时候，最先感兴趣的是中国金朝。当时我在学习“中国历史”的时候了解到，在中国古代有一个由女真人建立的金朝（1115-1235年），这个朝代在整个中国历史中持续的时候很短，我对金朝王朝兴起、衰败的过程并没有多大兴趣，吸引我关注的是这个朝代的名字，“金朝”在俄语翻译中有“金”（黄金）的含义，所以我开始好奇这个短暂存在过的朝代有什么文学作品吗？尤其是有什么诗歌吗？如果有的话，又是哪些人创作的呢？后来，在不断了解金朝文学的过程中，我开始发现，金朝不仅保留有丰富的中国文学遗产，还进一步延续了中国文学的古典传统，这种文学传统的继承就体现在元好问（1190-1257年）身上。当时在苏联关于元好问的研究、作品翻译近乎于空缺，元好问的名字仅仅出在两三本有关中国金朝文学的苏联汉学著作里，苏联汉学家提及元好问的名字，主要是因为他居住在金朝的领地上，只有元好问的个别诗篇被翻译了——《东山》《秋怀》《饮酒》《种松》。另一部启发我研究兴趣的书是英国学者布什（S. Bush）写于1969年的《Literati Culture Under the Chin》，这本书从女真文化与中原文化交融的角度概述了中国金朝的文化。我认为，诗歌有时候并非只是诗歌，更是一种历史信息资料，可以反映某种社会关系、历史进程，有时候诗歌或文学作品可能是研究某一个历史朝代唯一的可靠资料。因此，对于那些俄罗斯汉学界尚未充分研究的中国诗人，尤其是那些在中国文学史上留有姓名的诗人们，我认为是十分有必要研究的。而元好问，作为一个金朝诗人，不仅继承了中国文学的古典传统，更为中国古典文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在我看来十分具有研究意义。因此我最早的中国古典诗歌研究是从元好问开始的。
我个人最满意的学术专著是《唐代女性诗歌》及《唐代宫廷诗歌》，因为俄罗斯汉学界迄今为止还没有人专门研究过这两个独特的诗人群体：女诗人和君王诗人。在俄罗斯曾经有人翻译过一些唐代女诗人、君王诗人的作品，但是还没有人对此进行综合性研究，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我的研究具有开拓性、首创性。通过研究唐代女性诗歌，可以洞察到中国古代社会妇女生存状态及环境，而君王诗歌可以让我们深入了解不同时代中国统治阶层的关心要点。唐诗让我们更好了解到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情况、中国古人的思想变化，极大丰富了俄罗斯读者的眼界，从而使他们爱上中国文化。
对于中国诗歌在俄罗斯的传播而言，翻译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好的翻译可以让读者对诗人、诗歌产生好感，进而加强读者对中国文化的感知能力。中国古典诗歌的俄译困难，不仅仅在于诗歌复杂的韵律、规则，更在于诗歌蕴含的大量史实、历史名称、地理名称、暗示、比拟、风俗习惯、俗语以及对中国现实的影射。后者对于俄罗斯读者而言非常陌生，因此在翻译的时候既要照顾到俄罗斯读者的理解水平，同时也要有扎实的中国知识，才能翻译出正确、可被理解的诗歌内容。在我看来，翻译中国古典诗歌有两个要点，其一是精准度，就是要精准、正确地翻译中国汉字、词组的意思；其二是鲜明性，要让不懂中文的俄罗斯读者也能理解中国诗歌的内涵。但是，实际翻译过程中，很少有俄罗斯译者可以同时做到上述两点，为什么呢？如果按汉语意思去精准翻译诗歌，那么诗歌往往很难被读者理解，译者不得不采用一些解释性的翻译方法，去降低读者的理解难度，与此同时，这些译者的阐释性翻译破坏了诗歌原有的意思。此外，我认为中国古典诗歌的哲学思想也很难翻译，首先译者需要确定诗歌作者是哪一个中国哲学流派，然后还需要掌握这个哲学流派的术语，只有如此，译者才能真正翻译出诗歌蕴含的哲学思想。我个人比较满意的翻译诗作是唐代张云容的《和薛昭合婚诗》、白居易的《蜀路石妇》、唐高祖的《嘲苏世长》、海印的《夜舟》以及沈氏的《同情夫诗》。
根据我对俄罗斯汉学研究的了解，我认为俄罗斯学者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关注集中在《诗经》、唐代和宋代。《诗经》里大量匿名诗人留下的诗篇因其深邃的哲学思想和丰富内容引人注目，而唐代、宋代的诗歌引人瞩目的地方在于其创作人数众多、作品数量众多，唐代据我所知有两万名诗人，有五万多首诗歌，而且还存在独特的诗人群体，如帝王、女性。俄罗斯读者很大程度上对诗歌的主题感兴趣，比如和自然、祖国相关的诗歌，或者是带有哲学思想的诗歌（尤其是佛教相关），此外还有那些表达中国人道德观、价值观的诗歌。其中历史主题相关的诗歌在读者、学者群体中都最受关注，有如下几个原因：第一，如果不了解中国历史，就无法理解中国古典诗歌；第二，中国古典诗歌里包含有大量中国历史、哲学信息。
对于俄罗斯汉语学习者而言，中国古典诗歌也是必不可少的知识来源。俄罗斯高校、俄罗斯研究院都是学习、研究中国古典诗歌的两大主基地。从群体上看，关注中国古典诗歌的人群有如下几类：其一，以教授汉语、中国文学为主的俄罗斯高校老师；其二，俄罗斯科学院专门从事中国学研究的专家；其三，俄罗斯高校学习中国语言文化的学生；其四，中国古典诗歌爱好者。前三者都是俄罗斯汉学研究的后备军和主要引导者，他们经常参加各种与中国文化研究相关的学术会议，对中国诗歌有较高的鉴赏能力。而第四类人大多不会中文或中文水平较低，他们一般了解个别著名的中国古典诗人，比如李白、杜甫等。中国古典诗歌是俄罗斯汉语学习者很好的学习资料，通过学习诗歌，学生们能极大地扩充词汇量，更深入地理解汉语语法，学习大量汉字，进一步地丰富自己对汉语的理解。
在俄罗斯出版中国诗歌相关的研究著作、译作一般不存在任何难题，因为中俄关系向好发展的趋势，俄罗斯民众对中国文化会产生越来越多的兴趣，这促使出版社倾向于出版和中国文化相关的书籍。像是论文发表方面，与中国文化研究相关的报告、会议演讲，也包括中国诗歌研究方向的文章，有时候会得到相关活动组织方的资助。现在俄罗斯有一些中俄合资的出版社，他们专门出版俄罗斯汉学家、中国俄罗斯语学者在文学、诗歌领域的研究著作，这些出版社无疑对中俄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做出了积极促进作用。不过我的研究专著主要是靠个人出资，个人出资在选择出版社、印刷份数、书籍设计方面都比较自由。未来，我计划继续研究唐代诗歌，专注于诗歌与佛教思想之间的联系。
俄罗斯汉学的研究发展也不局限于莫斯科、圣彼得堡，其他地方也在陆续发展。布里亚特共和国的汉学发展起步相对较晚，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布里亚特的东方学研究开始发展。莫斯科大学、圣彼得堡大学东方语系毕业的学生们成为来布里亚特传播汉语知识、教授中国文学的最早一批成员。在布里亚特和中国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哲学、历史、医学和民族学领域。我所任教的布里亚特国立大学是布里亚特最早创建东方语系、教授汉语的高等学府，自1991年来，学校就制定了任务——培养一批懂汉语并具备中国文学、历史、哲学、地理、民族学知识的汉学家，目前这个任务我们已经完成了。布里亚特国立大学一直致力于培养具有中文知识的高素质毕业生，这些毕业生在科研院所、高校继续研究中国语言文化，并在俄罗斯期刊上发表相关研究成果，还到中国学习。未来，也期待更多中国友人来到布里亚特，和我们一起分享中国学研究的成果！
（本文译者敬如歌系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