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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勇:面对新鲜事物,我不会说NO
来源:中国出版传媒商报 | 江玉婷  2022年04月27日08:03

接到“第九届读友读品节公益形象大使邀请函”后,陶勇迅速给出了应邀的回复。在对接采访的过程中,《自造》一书的编辑发来一份Word文档,文档名是《陶勇医生介绍》。这份文档的字数是5704,简要概括了他的人生轨迹,其中包括履历、科研成果、所获荣誉,以及近年来他在公益活动中做出的努力。

2020年1月,陶勇遭遇医伤事件,5月恢复出诊。紧接着,陶勇完成了《眼内液检测的临床应用》,又相继推出了《目光》《自造》两部散文集。其中,《目光》销量超过30万册。在《自造》中,陶勇讲述了自己的成长历程,以及他长期以来对阅读、医学、生活的思考。

进入另一个世界

走出家门,听到确凿的鸟叫声,再往前走,车笛的分贝渐强,挤一小时地铁,赶到朝阳医院,穿过大堂、电梯、楼道,经过涌动的人群,换上白大褂,眼科医生陶勇的一天开始了。恢复接诊一年多,陶勇每周三出诊,接诊量在三四十例,时间从下午两点开始,一直持续到晚上七八点。

自2021年5月开始,医院停了陶勇的“对外预约挂号”和现场挂号,他只接诊团队内部转诊的疑难重症,不再接手常见病和多发病。重症患者收进病房后,陶勇会收到手术通知。他以“糖网”举例(“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简称),患者由于血糖失控,眼底生成蛛网般的“新生血管”。“新生血管”日渐纤维化,就像胶水粘在卫生纸上。医生要把胶水剥离,同时保持卫生纸完整。

这意味着陶勇的工作发生了转向——从接诊转向攻克疑难杂症,通过科研创新、科研转化提升整体医疗水平,以及科普。

科普是陶勇一直在做的事,他给《健康报》写过稿,参加过中央电视台的《健康之路》、北京电视台的《养生堂》,配合多家广播电台录制节目。在微博超话,陶勇设计了栏目“陶勇医生每周一答”,科普眼科知识。2022年5月,陶勇的《保护眼睛大作战:陶勇医生眼健康科普漫画》一书即将出版。这是一本300页的科普绘本,主角“光明使者陶小淘”来到眼球帝国,与小眼球朋友探索眼睛的神秘世界。

“给儿童做科普,形式特别重要,要用孩子感兴趣的形式。不能用生硬的说教,不能用大段的文字,他读起来费劲,就坚持不了。”陶勇提到女儿,女儿爱看动画片,会反复看一部。他感到诧异,继而疑惑,纳闷地自语:“这有什么好看的?”客厅里,陶勇的父亲听见,眼皮也没抬,缓声说:“你小时候也一样。”

在和女儿的相处中,陶勇受到启发,最后选择用漫画呈现,在语言上尽量靠近儿童。为此,他不得不投入更多精力。但陶勇认为,这件事很值得。“其实儿童科普的意义要重于成人科普”,陶勇接着说,“一个人一生都会受益于童年时期受到的教育。”一旦把时间拉长,儿童科普的“长尾效应”开始显现:等这一批孩子长大,他们会成为新一代家长,良好的用眼习惯会被传递给下一代人。

2021年12月,继《目光》之后,陶勇推出了新作《自造》。他不愿把《自造》称为《目光》的“姊妹篇”,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进阶篇”。同样是从医生的视角出发,讲述工作、生活里的思考,但两部书的写作风格截然不同。《目光》是沉静的,如同静谧流淌的溪流,倒映长空中的一轮明月。而《自造》更像走进了脱口秀、相声专场,文风诙谐,人间的热烈与欢腾扑面而来。

“对,读者看完会好奇,(它们)不像一个人写的书。”电话那头,陶勇笑着说。《目光》出版于2020年10月,当年5月开始创作。那时,陶勇出ICU三个月,刚恢复出诊。与此同时,他也是一名患者——左手的神经和肌肉全部被砍断,缝合后失去知觉,需要做康复训练,接受电疗、按摩。于是,该书由陶勇口述,好友李润整理。他解释,《目光》有2位作者,自己只“写”了半本。

“相对来说,那是我人生中最困难的一个时期,所以那时候让我整天乐,似乎也乐不起来。”陶勇用“好了伤疤忘了疼”形容自己,到了2021年,“度过了人生中最黑暗的一段时间”,他真正迎来了曙光和黎明。

于是《自造》里,那个曾在伤痛遮蔽下的自我开始浮现。他是带女儿冲浪,误判海浪高度的粗心父亲;是倾听护士讲述生活难题后,“胸口压了重石”的科室主任;是31岁被医院破格提拔的最年轻的副主任医师;也是在“惊才绝艳”同行面前倍感压力的“落后分子”。

为了写《自造》,陶勇花了半年,有时在火车上,有时在咖啡馆,有时在家。妻子支持他写作,包揽了所有家务,一旦发现女儿影响丈夫写作,妻子立即把她领出房间。灵感来了,陶勇随时记下,有时在马路牙子上,有时在朋友聚餐时。饭桌上,一旦听到新奇的观点,陶勇会“叫停”——在戛然而止的气氛,以及众人诧异的目光下,迅速记下“热乎”的语句。直到打出“继续”的手势,热烈的交谈声才再度出现。

《自造》是陶勇个人第一部独立完成的非学术类图书。之所以决定写书,源于他去高校演讲的经历。伤医事件后,陶勇被推到大众面前,成为一名公众人物。康复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等10所高校邀请陶勇做讲座。每到提问环节,他都会感到一种错位——这些经历过高考,实现“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尖子生,并没有“人生赢家”的自信,更多的是困惑、迷茫。陶勇和教办教师的交谈中,证实了这一点,一些学生甚至存在抑郁症状。

陶勇参加线下活动

“他们为什么愁苦苦的,我就会觉得很奇怪。”陶勇联想到了自己,经历了恶性伤医事件后,整天还乐呵呵的。他意识到,在外界看似枯燥无聊,运转负荷极大的医疗工作中,他找到了坚持的动力和愿景。在一个祛魅的时代——科学成为解释一切的“武器”,理性思维崛起,人文精神式微,人们需要一个自我挖掘的人生观。这成为陶勇写《自造》的契机。

不久前,陶勇参加了综艺节目《令人心动的offer3》的录制。他把“offer3”视作一场球赛,“一群医生里的新生,穿着圣洁的白色球衣,哭着、笑着、奔跑着、呐喊着、把坚定的医学梦想踢进千千万万少年人的心里。”

时间再往前拨,陶勇还出现在《天天向上》《脱口秀大会》的现场。从某种程度上说,上综艺和写书、演讲是一致的——都是在做科普,无非换了一种形式。

“我不太拒绝新鲜事物向我招手,因为我本身是一个open的人。所以新鲜事物出现的时候,我不会说no。”陶勇有写下一本书的想法,关于题材、风格,还没想过。他的回答是,一旦有了明确的限定,写作就变成一种任务,那么“生活就失去了它的意义”。

陶勇把人生比作一幅不完整的世界地图,他没有尽快拼完的想法。他好奇的是,接下来会拿到哪块拼图。正是这种新奇和不能被定义,让拼图游戏变得有趣。

非功利性阅读的意义

陶勇的童年在新华书店度过。母亲在新华书店上班,工作时间早八晚六。小学与新华书店挨着,从课桌前起身到书店,用不上10分钟。周末、节假日、寒暑假,几乎在所有不用上学的日子里,陶勇都在书店泡着。母亲忙于理货、销售,不忙的时候,她也从不干涉儿子的阅读,书店有什么就读什么。凭着兴趣,陶勇读完了书店里所有的武侠小说和科幻小说。

陶勇的卧室很小,但有一排长书架,上面摆满了书。写字桌在书架旁,他在这里阅读、写作业。长大后,陶勇才知道书架能摆满的原因。那时,父母工资不高,母亲全天站着工作,腰疼得厉害。为了让母亲睡个好觉,父亲攒了一笔钱决定买席梦思床垫,结果母亲把买床垫的钱用来买书。加上母亲在书店工作的便利,陶勇实现了“阅读自由”。

读武侠小说时,陶勇羡慕的是神医——无论多厉害的大侠,在神医面前都要听话。当时电视台播放《神雕侠侣》,正演到主角身中情花之毒,小龙女不惜跳崖救杨过。第二天,课间休息时同学交流最新剧情,一片哀嚎。“要是《雪山飞狐》里的药王出现就好了”,陶勇心想。回家后,他学着药王的样子,把药箱翻了个底掉,将香砂养胃丸、利福平眼药水、感冒冲剂、三黄片搅拌捣碎,添入当地的甘草、竹根七加水混合,置于火上炙烤,冷却后封坛埋入土中月余。挖出后,“神药”成了一瓶漆黑的黏稠液体。陶勇丧失了勇气,没敢服下,犹豫良久后喂鸡,结果鸡也不喝。最后,他只得倒入家门口的文竹盆里。一周后,文竹枯死。这就是陶勇首次迈向“医学”的故事。

翻开《自造》,能窥见一段陶勇的阅读历程。他的阅读书单像一个胃口庞大的杂食动物,包括《传播研究,1948~1949》《照护》《有限与无限的游戏》《战国策》《金匮要略》《三体》《活着》《牛棚杂忆》《孤独六讲》……写书时,他随手引用德国社会学家韦伯、两获诺奖的化学家桑格、英国作家詹·豪厄尔、法国思想家蒙田、性学者亨特、奥地利心理学家弗兰克尔的观点。

陶勇提到最近读的书,第一本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陀翁写了监狱里的犯人,他们在失去了人身自由的情况下,即便一生要在疾病和寒冷中结束,仍在期盼圣诞节。这令他联想到一株被石头压着的小草,纤弱、无力,在严冬中等待春来。

第二本是友人写的《植物的战斗》,书里写到了植物的故事。植物与人别无二致,一样遵循着生存法则。陶勇举例,欧洲南部有一种特殊的蜜蜂,公蜂比母蜂早几周孵化,当地有一种植物与蜜蜂相像。实验人员发现,70%的公蜂不和母蜂交配,而是给花授粉。花与蜂蜜共存,既欺骗对方、利用对方,同时彼此成全,达成了生命的动态平衡。

最后一本是《贪婪的多巴胺》,讲的是情绪的生理基础。有人喜欢喝可乐,一瓶接一瓶,根本停不住;有人喜欢跑马拉松,一坚持就是十几年。当行为形成“奖赏通路”,喜好也就固定下来。这些书看似没有共同联系,但都延续了陶勇儿时的阅读习惯。每本书都像糖盒里的口香糖,掏出一粒来,撕掉表皮的包装纸,总能嚼出不同的味道。

越长大,陶勇越意识到“非功利性阅读”的价值。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人要做的事情不同。他以自身学医经历举例,一开始是“技”的阶段,磨砺技术、技能、技巧。当眼科医生得手巧,要在显微镜下练习用发丝四分之一细的线在纱布上缝合打结。为了在白内障手术中找准切口位置,陶勇到屠宰场买猪眼,5块钱一个的猪眼买了几百只,一个动作练了2天。到后来,有了几万台手术的经验,他握着手术刀就像在钢琴上弹琴,听着玻切机的咔咔声,有一种挥洒自如的畅快。

第二个阶段是“艺”,不满足于照书上的方法治常见病和多发病,他开始挑战疑难杂症,改进临床诊治方案,让治病过程变得更简单、快捷、高效,提升诊断的准确率和治疗的有效率,医生开始享受到艺术家创造满意作品时的感受。第三个阶段是“理”,病例、生活、图书、电影串联在一起,陶勇体会到平衡的道理,最初是生理学上的稳态,逐渐延伸为器官的平衡、身心的平衡、人与人的平衡、人与社会的平衡、人和大自然的平衡。

到第三个阶段,医生从工人成为工程师,随着技术逐渐圆融,刻苦练习不再奏效。这时,曾经读过的书开始生效——每个门类的书串联起来、汇聚成想象的翅膀,冲破学科壁垒,飞越高山,带他来到更高远的天际。“只有这样,你才能够独立思考,才有可能提出新的观点,才有可能给出一个新的,前人没有提出的解决方案。”陶勇认为,这是“非功利阅读”带给自己的最大收益。“阅读”是一个动词,它要在时间的长河里浸泡,然后在若干年之后展现出价值。在此之前,人们要耐心等待。

陶勇承认,自己的阅读时间比较分散,有时在车上,有时在地铁上,有时在健身时——家里有一个椭圆仪,一边踩,一边看。他提到了女儿,一到周末她就缠着大人去北京图书大厦、国家图书馆。到了地方,她不会专注地看一本书,而是走马观花,一会这本翻翻,一会翻翻那本,“就像爷爷换电视频道一样”。

陶勇在旁观察,始终没吱声。他不希望让阅读变成一个任务,这正是女儿感受世界的方式。而她踏进图书大厦大门这件事本身,已经实现了陶勇的目的。

时间到了下一个轮回。那个在很多年前,随母亲上班的小男孩,重复了母亲的做法。只不过,他不再是小男孩,成为父亲的陶勇,看着眼前的女儿,她的身影隐约和儿时的自己重合。

进入另一个世界

执笔《目光》的李润是陶勇的大学同学,两人就读于北大。在李润记忆中,陶勇的时间表永远是满的,“每天从医院回来,一头扎在电脑前写论文、做课题到半夜一两点,早上五六点起床去医院查房。”到休息日,陶勇起得更早,乘早班车去郊区屠宰场买猪眼,然后带着血淋淋的猪眼回实验室。过了一段时间,陶勇开始养猪、养兔子,身上总有一股猪屎味。

偶尔同学外出聚会,只要陶勇在场,无论是吃饭、打游戏、唱歌,都会逐渐变为“励志演讲”,听得人人热血沸腾,决心从明天起刻苦努力。然而激情只持续一晚上,第二天只有陶勇言行一致。反复几次后,李润开始避着陶勇,“不敢见他,一见他,就回忆起那天立下誓言的自己,略有羞愧。但堕落久了,又十分想念,听他骂上几句,好像又能打起一些精神。”

陶勇非常守时,在李润的印象中,他没迟到过。约定好时间,陶勇只会早到,在约好的地点支起电脑工作。陶勇专注地敲击键盘,好像身处另一个世界,与饭店嘈杂的环境隔绝。李润称陶勇为“生活上的白痴”,除了工作和学业,没有关心的第三件事,对钱也缺乏概念。陶勇床底下有一个大铁皮桶,脏衣服都塞进桶里。直到再也无法塞进去下一件,他才会拎着铁桶,把衣服倒进投币式洗衣机里。洗衣机启动,发出轰隆声,所有的衣服搅拌在一起。

有一次,陶勇要参加一个全国性质的演讲比赛,拉李润到宿舍,听他彩排。听完演讲,李润提不出意见,不知说什么好,只好随口问了一句:当天穿什么?听罢,陶勇从桶里扯出一件皱巴巴的衬衫,把衣服展开。李润当即否定,并说服他斥巨资买了一身西装。比赛很顺利,陶勇拿了第一。没过多久,李润再去陶勇宿舍,发现西装迎来了与同类一样的宿命,不分贵贱,都在铁皮桶里待着。

上大学时,学生发一篇SCI是一件难事,任谁都要扒掉一层皮,而陶勇默默发了79篇。毕业那天,陶勇作为全校毕业生代表上台发言。不认识他的人,都会惊叹,而他身边的朋友很平静,早已习以为常。

为了写书,李润去医院、科研室、康复中心,甚至和陶勇住了一段时间宿舍。淋浴间水管僵化,被褥一看就用了十几年,盖在身上又硬又滑。大学毕业十几年,陶勇已是科室主任,但他的生活用品与大学时代别无二致。李润看着,陶勇在水龙头下洗脸,盖上被子,香甜入睡。时间在陶勇身上仿佛是静止的,他身上理想主义的内核,仍然完整地保存着。

进入工作岗位后,陶勇选择主攻难度极高的葡萄膜炎。葡萄膜炎是我国致盲的主要病因,50%以上的葡萄膜炎无明显病因可查。患者往往由于自身免疫力低下继而引发眼睛并发症,例如糖尿病患者、白血病患者、艾滋病患者,这类无法根治的疾病会导致眼睛并发症反复。这是一个冷门领域,当时研究葡萄膜炎的医生极少,全国有能力做手术的医生不超过10人,陶勇是其中的佼佼者。听闻陶勇受伤,一位患者的母亲说,她愿意把自己的手捐给陶勇。在她眼里,陶勇的手无法恢复,等同于给孩子的眼睛判了死刑。

问及葡萄膜炎的研究现状,陶勇回答:“现在生物制剂,就是靶向药物能更好地去除炎症,未来有可能从主要致盲性疾病中摘掉。”这个未来有多远?陶勇平静地说:“快了。”如果一定要说一个数字,他继续说:“大概10年左右。”他的语气平静,“10年”听起来像是一个即将到来的时刻。

科研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陶勇举例,这就好比问一个孩子什么时候长大?如果非要问年龄,那么只能说是18岁,但其实每一天孩子都在长大。科研也是一样。

除了医患关系,陶勇还在书里多次写到父母。一天,陶勇在家聊到老年黄斑变性病,十多年里随着技术发展,治疗方式一再更新。他感慨,学医的经验保质期越来越短。父亲回应:“过期的经验就是毒药。”母亲在旁,跟了一句:“看来这看病还得图新鲜。”

陶勇回忆起自己从ICU转到普通病房,见到父亲的场景。躺在病床上,陶勇望着父母,他们异常平静,没有流露出一点绝望、痛苦的神色。父亲只讲了自己小时候的一个故事:祖父离世早,留下孤儿寡母三个讨生活。家里只有一条裤子,他和姐姐只能轮流出门。一天,他独自上山砍柴,不慎划伤,镰刀在小腿留下了一道十几厘米长、三厘米深的口子。他拿衣服捆住大腿根,走了二十多里山路才回家。故事讲完,父亲没再说别的。陶勇完全理解父亲的意思。陶勇不知道的是,当父母看到昏迷的自己,哭到险些晕倒。

每次分别前,陶勇都会和父母拥抱。在小区陪父亲散步时,陶勇会牵起父亲的手。“跟父母拥抱的感觉特别好。很多人心里想着父母,但是羞于说出口。有的时候过于含蓄,其实也是一种遗憾。”陶勇分析,这可能跟自己当访问学者有关。2008年8月~2009年8月,陶勇到德国海德堡大学附属曼海姆医院眼科做访问学者。陶勇的导师是德国人,师母是印度人,夫妻见面会行贴面礼。

陶勇的心得是,亲子沟通需要借助具体事件。一到饭点,父亲坚持看北京电视台的节目“欢乐二打一”——电视版“斗地主”。在眼科医生的评判中,吃饭看电视不是一个好习惯。但“儿子”的身份占上风,陶勇没有制止,反而加入看节目的行列。一边吃饭,陶勇一边跟父亲聊,某位参赛选手怎么这么出,出另一张多好。这时,父亲兴致很高,频频应和,是啊是啊,应该出另一张。

父母不爱去家附近的超市买菜,觉得不够新鲜、还贵。他们常坐2站公交车,去农贸市场买菜。陶勇不想让父母太辛苦,但也没有劝说,“你要认同他们的做法,不要轻易地否定。”

父母买菜回来,陶勇问,农贸市场大不大?他们会答,特别大,卖什么的都有,有卖鱼的,有卖鸡的……接下来,父母打开了话匣子,开始讲买菜路上的见闻。陶勇看着他们,时而“嗯嗯”地点头。他想进入父母的世界,“陪他们一起看他们世界里的星星。”

对话

陶勇& 好书探

Q:您在书里写到,问诊室里会放免费的面包、矿泉水,患者可以自取。补充血糖后,病人待诊的情绪也会转好。这类细节还有吗?

陶勇:我们会想很多办法,让患者和医生在工作的时候更和谐。医院跟北京市红十字基金会成立了光明天使,就是一个医务社工的服务计划。等候时间比较长的患者,志愿者会给他们倒水。候诊处准备了充电宝,患者手机没电了,马上能借到充电宝。我们还在诊室的走廊放了一个电视,循环播放科普视频,患者在等待的时候可以看电视,了解一些眼部科普知识。

志愿者做过很多感人的事情。有单亲妈妈一个人带孩子来看病,志愿者发现她们带着很重的行李,于是就从诊室送到地铁,再从地铁站一直送到宾馆,等于是延伸了服务。

最小的志愿者是5岁的小恩。他会带很多玩具,如果来医院看病的小朋友哭闹,他就拿玩具跟小孩玩。所以在我们这看病,小孩也不哭闹。这些都是我们在想办法,希望让这个过程变得更加顺畅和谐。

Q:与《目光》相比,《自造》似乎更关注心理?

陶勇:关注疾病本身,是最基本的。要想把一个人的病治得更好,就要关注心理。患者有自己的主观感受,这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患者能不能很好地信任医生。

此外,还应该关注患者身处的社会环境。打个比方,例如有务工人员看病,要尽量想办法去适配他的工作状态。他不可能天天住院,他需要出门赚钱。医生要提供一个患者可接受的就医频率。

一个完整的医疗链条,是以人为本的,不是以病为本的。心理活动是人的复杂情感,我们要把病人当成人去医,而不能只看到疾病本身。

Q:您在书中是否传达出了这一点——医生不只是单向度的付出者,还能从中获得力量?

陶勇:对,否则达不到平衡。医学要强调奉献,医生这个职业要有较高的道德标准。但我会觉得平衡可能才是医学的本质。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医生完全只是帮助别人,自我消耗的话,是很难持久的。

我自己能在医学里长期待下去,尤其是遇到了恶性的伤医事件,我还能继续坚持,主要是因为有好奇心,我一直认为人体很神奇;还有另一个原因,是达到了平衡,我从工作中获得了满足,在工作中成就了自己。

Q:为什么生命这么吸引你?

陶勇:从小我就觉得植物很神奇,家里一直种绿植,有文竹什么的。我跟我爸去杭州灵隐寺那边旅游,买回来一个工艺品,一个葫芦。我就很好奇,在葫芦底下钻个眼,发现有葫芦籽。我把葫芦籽种到土里,结果还长出了葫芦秧。我爸原来从蘑菇厂弄来一颗菌棒,浇点水就会长出蘑菇来。在我心里,一直觉得生命很神奇,一直保持着好奇心。

Q:为什么选择当眼科医生?

陶勇:10岁那年,母亲带我去省城南昌的大医院。母亲有沙眼,她的眼睛红红的,总是不断流泪。之前家里贫困,她总是忍着,不舒服的时候点一点眼药水。怕传染给我们,所以她的毛巾、枕巾从来都单独放好。

医生给眼睛上了麻药,然后用细针挑眼小白点,一个一个地挑出好多白色的沙粒,沙粒很大。这些沙粒困扰了母亲十几年,在医生手里轻易地解决了,从那以后母亲的眼睛再没疼过。我对眼科有了深刻印象,高考填报志愿,毫不犹豫报考了北京医科大学。

Q:《自造》末尾,收录了几封读者来信以及您的回信。现在还会收到信吗?

陶勇:亲手写的信比较少,更多的是微博私信。每个礼拜都有几百条,我实在没有精力一一回,但会挑一些有代表性的问题回复。

Q:可以聊聊您和女儿的相处吗?

陶勇:跟孩子在一起,也是自己成长的一个过程。原来我只学会跟父母相处,现在有了这个机会自己做父母,这对于自身的认识会更加立体。实际上,拿成人的标准去看,孩子有很多幼稚、无厘头、不讲逻辑、不讲理性的行为。但你会发现,童真的背后有她的逻辑。

Q:阅读对人一生有哪些影响?

陶勇:人的一生就是在不断地认识自己,不断做自己的主人。很多时候,人会被情绪控制,不知不觉做了情绪的奴隶。但是当我们看书,就有反思,在这个过程中对自己有更深刻的认识,就会尝试去控制情绪,去把握行为。做自己的主人,是一个水滴石穿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