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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森:​作家应开拓新题材提供新结构
来源:《朔方》 | 林森  2022年04月26日07:37
关键词:青年写作 林森

本刊:您从何时起从事文学创作,或者,最初写作的动因是什么?

林森:从高中开始。也没有什么所谓的动因,个人的喜好就是最大的动因。眼下,估计已经很少有人还会认为凭借写作就能改变命运啥的,然后才去写作。莫言笑谈他为了吃饺子而写作,余华也笑说为了不拔牙而写作——但千万别被作家们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给忽悠了,这些人如果不是内心存有真正的热爱,是没办法坚持几十年的。

本刊:您近期生活在什么地方?家乡在您心中有怎样的位置,对您的创作又意味着什么?

林森:生活在海南岛。我说的是“海南岛”而不是“海南省”,岛屿的某种隔绝,在我们的生活中是存在的。对于所有人来讲,所谓家乡,是选择不了也摆脱不掉的。可能对于大多数海南人来讲,这里就是宇宙的中心,因为我们的身体、口味,都已经适应了这里的一切,很难想象在别处长期生活。

本刊:在文坛耕耘多年,哪些成长经历后来成为您的创作内容或主题,它们又给您带来哪些收获?

林森:所有的生存经历,最终都会成为写作者的创作资源。比如说,我在小镇上的生活,在小镇的所见所闻、小镇少年所经历的1990年代,都成了我多次书写的资源,我曾在中篇小说《小镇》、长篇小说《关关雎鸠》中,花很大篇幅,去书写那些带着刻骨的痛感的少年记忆;比如说,海南岛四面环海,海就在那里,就包裹着整个海南岛,不管想不想去面对,它仍然存在,于是,大海也成为我书写的对象。近几年,关于小镇、县城等的写作特别风行,而我的《小镇》是在2008年发表的,写作时间更早,从一个小切口、小地方看时代的变化,算是较早处理这一题材的;我写海洋的小说《海里岸上》《岛》《唯水年轻》,也在某种意义上,暗合了这几年关于海洋书写的某种风潮。

本刊:读书至关重要,尤其是作为一名有成就的写作者,您平时都喜欢阅读哪些书籍,包括您从事文学创作之前的所有阅读经验,具体说来哪些作家的作品深刻影响过您?

林森:我们这代人,有很多人有着在小镇上读书生活的经历,那正是香港流行文化席卷一切的时代,港片、港剧、粤语歌,在不同程度上,渗入、影响、塑造了我们的精神;当然,港台的武侠小说,也几乎全是以盗版书的形式,出现在小镇的租书店里。在那时,我们会花三毛钱五毛钱租一本武侠小说,疯狂地追读,这是后来再也没有的狂热状态。后来读了外国文学,读了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对马尔克斯、对韩少功等作家也特别喜欢,自己写的也是所谓的严肃文学,但我仍旧要在内心,把最尊敬的作家名字留给金庸和古龙,因为那是在阅读并不那么容易的年代,和自己的少年岁月相伴的作家,他们最早塑造了我们关于自由、远方的想象。

本刊:文学最好不用地域来划分,而是由时间和品质加以甄别,但现实中人们习惯用“南方文学”“西部文学”“海派文学”等加以区别。从写作者的角度出发,怎样理解这一倾向,您的作品有没有被做过类似的划分?

林森:首先,这事儿大多不是写作者能决定的,评论家要论述某个人的创作,总要找到个角度才好展开,有时放在地域的概念里,有时放在代际的说法中,这都很正常。其次,对于作家来讲,这也并非仅仅是被局限的坏事,一个作家要被认识、被记住,总得有某种独特的标签,也就是其写作的独特性,区别于其他人的地方——这是一个作家“立”的阶段;等到了更广阔、更辽远的阶段,就需要作家努力去把这个固定形象打破,在“破”中抵达一个更加包容、成熟的新境界。莫言首先得树立一个高密东北乡的标牌,再从那里出发,最后建立一种世界性和共通性。当然,如果一个写作者仅仅有地域的标签,是远远不够的,更不能成为地方风俗的展览馆,文学所需要的动人、感染人的部分,不能缺少。具体到我身上,有人以“新南方”、“海洋文学”等谈论我的作品。

本刊:现在很多作家动辄便埋头写长篇,中短篇创作似乎不再那么被作家所热衷。而作为一份地方性文学刊物,常为寻找好的中短篇小说发愁,也为稿件质量担忧。您认为这一现象如何应对,单纯靠提高稿酬,这一状况能否得到改善?

林森:有些著名作家,可能中短篇确实越来越少了,这是他们上了年纪以后,体力、心力不济,必然会做出选择所造成的结果;但目前中短篇小说创作,仍旧是文学现场最活跃的部分,也是竞争最激烈的部分。地方性文学刊物面临着好的中短篇匮乏的状况,原因可能并非作家们转身去写长篇造成的,而可能是小说创作的一种整体性的状况,甚至更有可能是某个具体刊物本身吸引不来好稿子而已,当前并不存在长篇很强而中短篇很弱的状况。稿费的提升,有利于吸引来优质稿子,但更重要的,则是刊物本身得给作家体面感——让作家觉得,在上面发表作品,特别有尊严——这比稿费更为重要。当然,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刊物编辑做出巨大努力,但目前,真正努力去编好刊物、有能力去编好刊物的编辑并不多。

本刊:文学消费群体日渐萎缩,真正阅读小说的人更多的是专业读者,比如编辑和评论家等,一部作品从写作、发表到出版,直至在阅读群体中流传,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作家对图书市场如何形成一种有效的干预?或者,如何积极健康地引导更多读者走进书店或图书馆?

林森:这很难干预也无法形成。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度,严肃的思考,都不会是特别流行的、特别能带流量的。好莱坞电影,这十几年来,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那就是漫画改编的电影席卷一切,几乎抹杀了其他类型的生存空间。也就是说,类型文学创作和所谓的严肃文学之间的分野,会越来越大,类型文学的娱乐性、传播性注定它们会读者众多;而严肃的文学,本质上也决定它不会被更多人关注。20世纪80年代那种文学热的状况,其实才是不正常的状态,目前文学只不过是回归了它正常的位置而已。有些严肃文学创作,偶有特殊状况,那是因为不经意踩到了某种热点,主动求不来的。以后,不同的类型的创作,并行不悖,有人为市场、有人追求思考,这才是正常的,没必要让所有人来看同一本书。

本刊:传统文学的书写基本上集中在土地与乡村上,新千年以来,尤其是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家与城市的关系日益密切,读者也更倾向于阅读有当下经验的城市文学,您在创作中有这方面的焦虑与思考吗?又做过何种尝试?

林森:在我看来,我所生活的海口,本质上仍是一个大农村,至少目前仍是;包括我在北京一年半年的生活,有些街道,看起来也很像农村。我不是要拒绝城市生活,而是并不觉得这两者是泾渭分明的,事实上,城市与乡村已经越来越交融。目前来讲,这方面的写作,不是我的兴趣点,也没有所谓的焦虑和尝试。

本刊:最近十年,文学批评滑坡、批评家缺席的说法不绝于耳,一些所谓的文学评论沦为圈子里的文学表扬,看不到批评家对作品有建设性的意见,对作家未来的创作帮助甚微。那么,您如何看待作家与批评家的关系,或者,您认为理想中的文学批评应该有怎样的面貌?

林森:并非全是表扬,尤其在谈到文学评论整体状况的时候,都在批评;具体到某个人的作品,则句句表扬。这当然不正常,这不正常并非评论界自己造成的,很大程度上,作家们愿不愿意听到真话,也是很重要的原因。尤其对于某个著名作家,任何一点不同的看法,可能都接受不了,到了最后,他就没办法听到真正的对他作品的反馈了。好多评论家,私下里会交流对某个作品的真实看法,上了发言台,则态度全变。理想中的文学批评,不是要全面热捧或者扼杀,而是跟作家交换真正的有温度的思考。目前,确实有很多过度热捧,甚至有人身攻击的言论。

本刊: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诗人特朗斯特罗姆在谈到自己的诗歌时曾说:“不是我在找诗,而是诗在找我,逼我展现它。”那么,您在创作一部作品时有没有过类似的体验?

林森:不宜把任何诗人、作家的创作谈当准绳。在创作谈里,大家都在藏拙,都想把自己最有深度的那一面展现出来,所以常常会说得玄乎其玄。特朗斯特罗姆这句话,原意并不复杂,就是说:我们写作品,要写那些已经在催迫我们的题材,要写我们最迫切、最渴望去表达的东西。因为只有这个态度,才能写好。事实上,对于大多数作家来讲,写下的都是他们最迫切去写的——至于有没有写好,那得看天分和能力了。

本刊:多年伏案创作,让您跟文学之间建立了怎样的一种关系?文学在您心中有着怎样的位置?当您写下那么多优秀作品的同时,是否也创作出另一个自己?

林森:在文学上,兴趣最为重要。文学在我生活中,当然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位置,但远非生活的全部,我不会像某些作家,把自己搞得凄凄惨惨戚戚,炫耀一个特别悲苦的形象,文学如果不能让我们的精神上更加美好、内心更有力量,那它的存在,确实值得存疑。当然,在写下作品的时候,其实是在写下我们生活的另一种可能,渴盼着另外一种人生——这当然是另一个自己,一个自己不能做到的自己。

本刊:在中国文学史上,曹雪芹、蒲松龄、鲁迅、沈从文、汪曾祺、孙犁等人,堪称是文体家,他们的作品美学影响了一代代的读者。文体家对语言、结构、细节、表达形式乃至气息都会精益求精,做出独具个性的尝试与探索,因此才具有更为深远的文学史意义。请结合自己的创作情况谈一谈。

林森:我写作的年份不短,2005年左右开始陆续发表作品,但其实我的量极少,到目前为止,我所有的小说,包括长篇、中篇、短篇,加在一起,也就二十来篇,平均下来,一年不到两篇的发表量,是一个极低的数字。2018年发在《人民文学》9期的《海里岸上》受到一些关注,当然和它的题材和写法有关。作为编辑,我也难以忍受当下很多作品的雷同面貌、相似表达,渴望看到有作家开拓新的题材、提供别致的结构。《海里岸上》以站在海水中央看天地的角度、以“海里”和“岸上”彼此激荡来当结构,可能确实提供了某些新鲜的气息,容易引发共鸣,加上各家选刊的转载,让我一直“荡漾”在大家眼前,《海里岸上》就被看到了。我在书写这些新题材的时候,尽量做到表达全新的东西。我的小长篇《岛》,在结构、故事上,是特别新的,至少还很少有中国作家这么去写过。2021年10期《人民文学》发表的中篇《唯水年轻》,在我的创作中,可与《海里岸上》归入一个系列,在这里,我思考了一些关于时间的话题,也就有了“逆时间而上”的结构。因为写得太少,我希望每写一个,都多花点心思,把它写好。

本刊:身处融媒体和大众文化时代,或多或少能感受到纯文学受到的挑战,而通俗文学、影视文学、网络文学、微信推文似乎更适应这种文化潮流。新时代呼唤文学家要心存“国之大者”,要自觉抵制“三俗”,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理念,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林森:任何一个艺术门类,都有人追求严肃和高雅,也有人走通俗路线,影视、网络文学和公众号文章中有不少低俗的部分,但也有很多严肃的思考;同样,所谓的纯文学,也有很多本身写得特别俗特别油腻的成分。所谓抵制或坚持某个理念,需要在作品中体现出来,好多人口号喊得挺响,一看作品,根本不是他说的那回事。这其实更可怕。

本刊:社会生活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您觉得当代作家与现实以及世界应保持怎样一种联系?

林森:最重要的,是保持思考的能力,不轻易去做判断。在当下,太容易被带节奏,跟着别人的步子走,在各种声音的交错中,做一个理性思考的人太难了,作家太容易被潮流拥着走,所以,停下来想一想,多犹疑一下,可能会好一些。

【作者简介:林森,80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海南省作家协会理事,就职于《天涯》杂志社。作品见于《诗刊》《青年文学》《中国作家》《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等。中篇小说《海里岸上》获多种文学奖项并入选中国小说学会年度排行榜。曾参加诗刊社第三十届青春诗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