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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绚隆部分学术论著

周绚隆部分学术论著

周绚隆

编者按：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下文简称《意见》），对加强古籍抢救保护、整理研究和出版利用提出了新要求，古籍事业发展面临新机遇。中华书局是传统文化出版重镇，在古籍整理研究、编辑出版与普及传播等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华书局总编辑周绚隆，长年致力于古典文献与文学的整理出版。本期学术周刊专访周绚隆，请他结合《意见》，谈谈如何更好地推进新时代古籍出版工作，以深入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注重扎实文献阅读基本功

学术家园：几十年来，您主持或参与多个中国古典文学文献的系统性整理出版项目，您自身也从事相关学术研究。首先，请就此谈谈您对加强传世文献系统性整理出版的经验与思考。

周绚隆：我是明清文学专业出身。还记得那是1996年前后，我在学习与研究过程中，发现基础文献整理很不系统，很多基本古籍找不到。当时就在想，如果以后有机会，一定要把这些古籍系统整理出来，以方便更多学者研究使用。博士生毕业后，我来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后来主持古典文学编辑部工作。该社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从全国各地网罗了一批专家学者来做古籍整理，后因出版分工的调整等原因，古籍整理板块逐渐变弱。我到该社时，古籍整理工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相当于从零做起。于是我面临一个方向问题，即做什么的问题。

从品牌建设来讲，古籍整理是衡量一个出版社专业出版能力的重要标杆，也是考验编辑能力的重要出版类型。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很多编辑，刚参加工作时都会发现，在学校时因为一直侧重理论学习，文献的阅读量往往不够，处理能力都会有欠缺。人民文学出版社一直在做“古典文学读本丛书”，即使面对这样的普及类书稿，刚参加工作时，我都明显感觉到自己处理起来有些吃力。通过参与高难度项目，能快速提升专业编辑的专业技能。

考虑到中华书局与上海古籍出版社当时在古籍整理领域实力雄厚、产品丰富，我就决定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集中力量，做明清集部文献的整理出版。这样做一是能快速建成产品线，二是能让新入职的编辑得到集中锻炼和提升，尽快熟悉一个时段的文献，成为该领域的专家。经过多年积累，如今看来，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取得的成绩也是明显的，不仅建成了产品线，也树立了品牌，还在此过程中，锻炼了一支专业技术过硬的编辑队伍。

学术家园：当前学界在古籍整理方面普遍存在重理论轻基础的现象，出版机构应如何作出引导？推进基础古籍深度整理出版，具有怎样的现实意义与时代价值？

周绚隆：做好古籍整理工作，需要将学术力量与出版力量有机整合。随着专业化发展，古籍整理的主体是学术界，繁荣古籍出版事业，必须借助学术界的力量。但是古籍整理所涉知识点比较琐碎且杂多，单靠一名或几名学者，很难达到出版标准，这就需要有专业编辑来把关，这对保证图书质量至关重要。

在我看来，推进基础古籍深度整理出版的主要意义在于改变学风，让学者在治学时注重基础，保持务实踏实的态度。当前由于学术界的考评体制等因素，学者总体上侧重理论性研究，整理文献与阅读文献的功夫能力下滑。我经常会在一些学术论著中发现征引文献有断错句的现象。从事学术研究，遇到不懂的材料，可能会绕开，但从事古籍整理，遇到不懂的地方，既不能绕开，也不能似是而非，你根本无法藏拙，错了就是硬伤。从学术层面看，只有将文献工作做扎实，才可能将理论研究做得更深入。现在有些学者写东西往往主题先行，然后只找有利于自己的材料，得出的结论貌似合理，其实可能并不可靠。这样的研究不利于学术的可持续发展与深度发展。

古籍数字化助力学术创新

学术家园：近年来，中华书局高度重视古籍数字化，并与清华大学联合主办了中国大陆地区正式出版的第一本数字人文学术期刊《数字人文》。请您谈谈，中华书局在古籍数字化方面取得了哪些成果？这对促进新时代古籍保护与传播有哪些助力？对完善相关学科专业体系建设，提供了哪些参考？

周绚隆：中华书局在国内出版业中，古籍数字化做得较早。中华书局于2015年便成立了全资子公司古联（北京）数字传媒科技有限公司，专门从事古籍整理数字化、数字化出版与数字化产品的研发，以及多类型的古籍数字化服务，所建立的“中华经典古籍库”畅销海内外，古籍自动标点系统等技术先进，编辑培训等服务效果明显。

“中华经典古籍库”的特色在于，囊括了除上海古籍出版社外的全国古籍出版社已整理出版过的古籍成果，学者可直接使用。近年来，“中华经典古籍库”不断扩展与细化，比如开发了专题数据库，服务于不同学科不同专业的研究，相较老一辈学者靠工具书检索，要方便得多。

学术家园：古籍数字化，对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建设方面的创新发展，具有哪些影响？

周绚隆：过去开展学术研究，主要靠阅读大量图书来逐渐积累与沉淀，现在则直接通过检索古籍数据库，就可查找到所需文献，快速而便捷。

数字化新技术的出现，也促使学术研究视角发生变化，比如以前的一些经验性研究在数字化情境下可以做定量研究，提升了学术研究的严密性与精确性。当然，数字化新技术还有可能催生学术研究新方法，这有待于学术界去深入探索。

从古籍中提炼文化精华

学术家园：古籍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古籍出版是传承与弘扬传统文化的重要方式。从古籍编辑出版角度，如何深入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周绚隆：深入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依然需要整合全社会力量，特别是学术力量与出版力量来解决。古籍只是传统文化的载体，买了书并不等于传承了传统文化，还要通过阅读，秉持古为今用的原则，吸收有用有益的内容，才能真正做到传承与弘扬传统文化。

从古籍出版角度而言，古籍所承载的文化内容，往往精粗混杂、泥沙俱下，有传统精华，也有封建糟粕，需要文化创作主体与古籍出版主体做深度思考与科学规划，把优秀的内容提炼出来，以一种当代人所能接受的形式进行再创作与传播。

早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时，我就感到，相比经济发展的迅猛，我们的社会在人文道德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良现象，特别是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人与人的空间距离在缩短，心理距离却在拉大，传统农耕社会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亲和，乡村社会中凝聚人心的纽带，在城市化过程中逐渐淡化，如何提炼这些传统美德，对于提升整体人文道德水平至关重要。于是我主持了“中华传统价值观丛书”，邀请专业学者就爱国、敬业、友善、孝敬等主题进行编撰。当然，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不仅在出版，还需要在文艺创作与物质生活等领域多方发掘和提炼。如果只是把古籍提炼作为一个概念或口号提出来，缺乏现场感，也没有移情的过程，就无法将这些传统美德转化为行为习惯。如何做好传统文化的当代阐释，这对古籍出版来说充满挑战，任重道远。就像“中华传统价值观丛书”，主要是邀请学者从古籍文献中将奉公守法等相关观点与论述提炼出来，进行注释与阐述，初衷很理想，但呈现给读者的还是偏知识性的内容，不易让读者感动，也不易让读者与现实产生直接关联，策划预期与实际效果存在一定差距。

学术周刊：对外文化交流中，如何利用古籍出版平台，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古籍出版人，应该做些什么？

周绚隆：单纯的古籍输出，对于在汉文化影响的国家与地区，是完全不成问题的。但是要想通过古籍出版让世界读懂中国历史、讲好中国故事，还需要发挥文化的作用。就像想要学懂学通一门语言，必须要了解这门语言所承载的文化。古籍输出就是要输出文化，并且尽量是有形的文化，否则往往会变成鸡同鸭讲。

新时代的古籍出版人，首先要有一种文化责任。出版的目的是解决传播的问题，古籍出版就要出版值得传播的古籍、需求量大的版本。传播量不大的古籍，如果是稀缺版本，或者是有文物价值而无文献价值，可以通过数字化来解决。否则不经甄别，有什么出版什么，就容易造成出版资源的浪费。这就需要古籍出版人常怀一种文化责任感，从众多文献中，甄别出最适合出版的古籍。其次还要有专业眼光，精通古籍出版，对产品策划、产品线等有理念支持。此外，还要具备脚踏实地的精神。古籍出版不能投机取巧、急于求成，编辑不认真，质量就很难保证，这就需要编辑既要有深厚的学术功底，还要有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