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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居》中都是好人,只是分寸的把握不同
来源:文艺报 | 滕肖澜  张 英  2022年04月18日08:10

 

“人生常有意外,有些是噱头,锦上添花的;有些却是要命,输了便再难翻盘。”在滕肖澜的长篇小说《心居》中,这是打动太多读者的一句话。

如今,小说变成了电视剧,滕肖澜也从小说家变成了编剧。该怎么把这句话翻译给观众呢?于是,便有了在真实性与戏剧性之间,如何把握分寸的问题。

用滕肖澜的话说,就是:“一方面我当然希望它是非常非常真实的,让读者,让观众,看了以后会说没错,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过的日子,我希望能够达成这样的一种状态。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剧集来说,肯定也需要有冲突、有戏剧性在里边。”

这是一个艰难的平衡。有趣的是,少有人看出来,《心居》本身就是一个关于如何把握分寸感、如何求得平衡的故事:有的人坚持住了,实现了自我;有的人一念之差,走向溃败。

生活不再是非黑即白,因为决定命运的因素太多,它让所有人生都成了变动的X。取舍之间,变量如此纷繁,靠传统、靠经验、靠父母交汇、靠内心中善的直觉……都不足以依靠,甚至坚持本身,也成了奢侈品。

《心居》的真实感,来自对这种无奈的纷繁的呈现,而《心居》改编本身,也经受了无限纷繁的冲击。

已很难说清谁是上海人

张 英:你写《心居》这部小说时,是因为什么原因,让你想到创作一个以房子为核心主题的作品呢?你在写这个作品时,除了房子以外,关于社会或家庭,还有什么想要表达的?

滕肖澜:我当时写《心居》时,其实就是想写一部比较能够反映上海当下各阶层老百姓生活的作品,我希望能够尽可能真实地反映这几年城市百姓生活的生存状态。房子应该说是一个切入点。我们都知道,在上海,房子是绕不过去的一个话题。我将房子作为切入点,因为几乎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跟房子有点关系,以房子作为切入点,会比较贴切,也更容易介入,所以就有了《心居》。

《心居》是一部反映当下上海各个阶层老百姓生存状态的剧,它的“心”和“居”中,“居”是房子,我是把“心”放在“居”前面的,也就是说房子是切入点,但我更多的是想写人跟人的关系,就想写像顾家这么一个大家庭衍生出来形形色色的人,他们对未来的希望,以及他们为了心中所想、心中所愿,怎样去奋斗,怎样去努力的生活——这个是我想写的。

我想写的就是普通老百姓怎样为了心中理想,不断地去努力,而这个努力的分寸感,又是怎么去把握的……我是想写这样,写各个阶层普通百姓的生活状态,写他们怎么样为了心中的梦想去努力打拼。

张 英:小说里分“新上海人”和“老上海人”两个群体,在他们当中,也会有一些冲突。就你看,“新上海人”和“老上海人”分别有什么特点?

滕肖澜:其实我觉得,今时今日,我们再来讨论“新上海人”和“老上海人”,这两个群体是越来越难界定了。我小的时候,区别就特别明显,上海人都是说上海话的,如果你不说上海话,我们就觉得你肯定不是上海人。但现在完全不一样,因为现在上海是一个海纳百川的城市,不停有新的人才进入,各方面的人到这个城市来,把城市人的结构变得越来越多元化,上海也是越来越包容的城市。所以,现在很难界定。

刚开始,你是从别的地方过来的,但你很快融入这个城市,相对再新一点来上海的人,你又变成“老上海人”了,这个概念本来就是不停变换的,现在“老上海人”也很难说讲上海话的就是“老上海人”。不同人的思路,以及各方面,已经完全融入了这座城市,但他们可能上海话未必说得那么好。“新上海人”和“老上海人”这个概念是比较难界定的。

张 英:你应该也是上海人吧,《心居》里面写到这样一个上海家庭,有十几口人,经常家庭聚会,非常热闹,有各种家长里短,这样的家庭状况在当下的上海还经常出现吗?

滕肖澜:有。至少我们家,是一个大家庭,就会经常这样的。阿姨、舅舅,他们的小辈……都在一起,每次聚在一起,也有差不多十几口到二十口了。据我所知,这样的一个大家庭平时不一定住在一起,但定期会有聚餐,会有一次相聚的时刻,我觉得蛮多人家都是这样的。平时可能不住在一起,但是到了一定的时间,过一两个礼拜,或者是逢年过节,在一起聚一聚,圆台面铺开,现在更多的不在家里吃,可能会在饭店,或者以其他形式相聚。我觉得,对于目前很多上海家庭来说,这种习惯都是保留的。

张 英:上海人的家庭观念特别重吗?

滕肖澜:我觉得对于所有中国人来说,家庭观念都是存在的,这个不好比较,我也不知道上海人是不是特别重,反正我周围看到的、我了解到的,上海人确实比较在意亲情,会有这样的一种仪式感——亲戚们要在一起,或者怎么样,聊一聊,吃顿饭,那种感觉还是在的。相当数量的人家都保留了这种习惯。

张 英:随着《白鹿原》《平凡的世界》《人世间》等经典文学获奖作品改编成影视作品,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的结合越来越紧密,你觉得这对文学创作会有什么影响?

滕肖澜: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生态的转化,其实是相互成就、双赢的过程。好的文学作品提供这样的模板给影视,影视用更加多元、更加丰富、受众面也更广的方式,把它呈现出来,这其实是一个相互成就的过程,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对于施源,我有一点感同身受

张 英:剧本《心居》保留了你原著的核心部分是什么?舍弃了哪些部分?如此取舍的背后,有怎样考量?

滕肖澜:从小说到剧本,有一个二度创作的情况在里面。

在小说中,我开头是以一次大家庭聚餐开始的,所有的人物一下子都上来了,小说是我的主观角度,所以我可以通过我的笔,把所有人物的关系写出来,但这在剧本里肯定是不行的。剧本里如果一下子上来这么多人,不可能像小说那样都自报家门,很多东西到了剧本里,会更加集中。小说会相对写得随意一些,节奏进展得会比较缓慢一些。但剧本就不行,开始几集,变动比较大,我们整个主创团队会想,到底切入点是怎么样的?你必须有这样的核心,能快速让观众了解到,你要展现给他们什么东西。考虑的东西比较多。

小说就是娓娓道来,更多是我主观情绪的一个宣泄。剧本里更多是客观,要考虑到观众的接受程度,我们会把更多的人物、事件,都尽可能地交待得清楚明了,用画面的形式呈现出来。

张 英:创作《心居》时,除了刚才讲的大家庭,还有哪些是来自你的亲身经历,或者是你身边人的故事?

滕肖澜:完全亲身经历的部分并不是非常多。可能会看到周围人的生活,或者说是平时生活中某一个点触动了我……一般都是这样的,并不是说这个是我的亲身经历,也不是说是身边人的经历。

写到《心居》中的施源时,有一点感同身受。我本身也是知青子女,我父母早期是到外地去,我小时候在上海外婆家长大,但他的境遇跟我不太一样,他比我惨很多,但我能体会到他和父母迫切想要回到上海的心情,这是感同身受的部分。相比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来说,他对这个城市多了一份若即若离的感情成分在。我写到施源时,我自己会特别心酸,包括剧本里讲到他为了回上海,怎样努力地读书,希望能够考回上海,最后因为他母亲的误操作,真的是无意的、非常悲剧的误操作,导致他不能回上海。写到这些,我多少会有一点点感同身受。我们这一批知青子女,也感受到我们父辈那一代从上海离开,到外地去,迫切希望叶落归根的感觉。如果说,《心居》中有哪些是我自己的个人情感,可能就偏向于施源这部分。

张 英:你在《心居》中写顾清俞和冯晓琴她们之间的矛盾,戏剧张力还是比较充分的,你是如何把握这两个女性之间的关系的?她们俩的关系微妙,既不完全敌对,又不完全亲密,怎么才能呈现好?

滕肖澜:这个剧是双女主,乍一看她们天然敌对——冯晓琴是一个外地的媳妇,非常能干,落在顾清俞的眼里,这个弟媳妇好像特别能干、想法特别多。我希望不止她们两个,剧中所有人物,我希望他们都不是为了冲突而冲突。

每一个人物的构置,特别是在这种家庭剧里,如果有一个人特别会挑事,那么所有冲突都因他挑事而起,那我觉得不太有劲。比较合适的状态是每个人都只是想让自己达成心中的一种理想状态,为此而不停地在努力,我不会希望触及他人,侵犯他人的利益,这个是没有的。但每个人都是在想让自己过得更好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跟他人产生交集,交集当中会有冲突。我觉得,剧中所有的人物都是这样的,没有一个人是传统意义上的坏人。

冯晓琴跟顾清俞,大家都是女人,从女人的角度,我觉得她们都是比较通情达理的,她们不是那种很闹的人。包括冯晓琴,她是外地媳妇,她也没有攻击性,她一开始真的也是想在上海好好地过日子,想要家里人都好好的。她的丈夫相对来说比较懦弱一些,她希望通过她的一些督促,可以让这个丈夫更上进,可以让他们的小家庭过上好日子。

顾清俞本身对冯晓琴也没有恶意,这个弟媳妇很能干,觉得冯晓琴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弟弟,付出了很多,她都是看在眼里的,所以她跟冯晓琴一开始不存在“因为你是外来媳妇,我要跟你过不去”,或者冯晓琴觉得“你就是上海大姑子,高高在上”,这些基本都是没有的。她们也是在后面一系列的事情中,不可避免地“事赶事”,慢慢会有一些冲突。但一开始,每个人的出发点都是为了这个家好,她们表现出来的,都还是通情达理的,甚至比较息事宁人。冯晓琴对顾清俞比较尊重,顾清俞知道冯晓琴比较强势,一般不跟她计较。这两个女主角是这样的关系。

小说更感性,剧本需要理性思维

张 英:你是《心居》的小说作者,也是电视剧的编剧,从小说到电视剧,两种不同的创作,有什么不同?

滕肖澜:因为小说和剧本毕竟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小说可以娓娓道来,比较任性随意,而剧本则要在短时间内抓住观众,考虑得会更多。我是一个愿意尝试新事物的人。写惯了小说,也想试试剧本的创作。

《心居》剧本创作过程总体还比较顺利。导演、制片和策划等整个主创团队都非常专业,效率也很高,每次稿子交过去,很快就有反馈,给的都是很具体的意见,即便是需要修改,也不是单纯的否定,而是会帮我一起想细节和桥段,重新架构,给了我这个“新人”很多帮助。

我很感激他们,尤其是滕华涛导演,他是能快速引导编剧进入状态、找到感觉的导演。万事开头难,剧本前五集的改动次数最多。前后差不多写了六七稿吧,到后面就慢慢顺畅了,改得也相对少了。

张 英:这个剧本从诞生到定稿,经历了几个版本的修改?导演、制片和平台方对剧本提出怎样的意见,后来你做了怎样的改动?

滕肖澜:我有点记不清改了几版。在我印象中,前面几集相对来说改的次数多一点,到后面其实还好。前十集左右,因为是开头,万事开头难,而且小说跟剧本不同,小说写得比较写意一些,剧本需要具体落实怎么切入。在前期,我们前前后后折腾了几稿。我记得,前几集大概写了五六稿,有一些改动比较大,有一些改动不是很大,差不多是五六稿。

张 英:许多读者读了你的小说,觉得里面人物的对话挺精彩,因为你使用了一些沪上的方言。你觉得上海本地的方言有什么特点?你觉得方言的使用在小说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滕肖澜:方言的使用可以使作品看上去更有地域特色,这是肯定的。我小说里相对多一些,在剧本里还好,因为牵扯到演员念台词。电视剧毕竟不是小说,小说里可能会写着写着多一些方言,电视剧里演员是用普通话说,不可能老让他用上海话来表达。

我在写台词时,尽可能用一点方言,但是这种方言不是说一定要用上海话才能说的,有一些东西可能用普通话也能说出来,但这个词就不是北方观众常说的——用普通话确实也能说,可一听,又感觉这个确实是上海话。我会更多地使用这种有上海特色的普通话,而不是非常明显的那种,完完全全的本土上海话。

张 英:在创作这部小说时,以及后面创作剧本时,有没有你觉得很困难、挑战很大的阶段,哪些给你印象特别深刻?

滕肖澜:我觉得开头麻烦一点,怎么样切入,怎么样一上来让观众能清楚了解到,这个剧想表达什么东西,但是又要铺垫。

我觉得一开始几集,会困难一些。小说毕竟跟剧本不一样,小说很多是作者角度主观感情的宣泄,我相对比较随意,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有些地方前面没有交代,后面补上一笔,也不会显得特别突兀,剧本就要更清楚明了,很多我小说里一笔带过的东西,我可能前因后果没交代得很清楚,这些东西放在剧本里就要写得特别清楚。我感觉,我在写剧本时不停地在问自己,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的想法到底是怎么样的?他的牵引是怎么样的?你这么做了以后,造成的后果又是怎么样的……会有很多特别的地方。

小说比较感性,剧本的理性思维会稍微多一点,而且小说是个人创作,剧本是主创团队大家一起来讨论的结果,我觉得小说跟剧本还是不一样的。对我来说,开头部分该怎么进入,我会多思考一点。

张 英:这种现实题材剧本创作,跟其他剧有什么不同?

滕肖澜:我没有创作过其他题材的作品,我的小说一般都是写现实的。现实题材还是要把握住真实性跟戏剧性之间分寸的问题,特别写普通百姓过日子的小说,一方面我当然希望它是非常非常真实的,让读者,让观众,看了以后会说没错,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过的日子,我希望能够达成这样的一种状态。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剧集来说,肯定也需要有冲突、有戏剧性在里边,这些也是要考量的分寸,怎么样既真实,又能引起观众的兴趣,两者之间要找到一个平衡点。

作为我来说,我觉得其实归根到底还是真实。我写每一个人物时,会站在他的角度,想他会怎么想,把每个人物要想得比较透一些。每个人物都想透了以后,出来的每一个东西就都是合理的——毕竟,每个人从自己的角度看,行为都是合理的。但是,他的合理可能在对方看来,就会触碰到他的红线,冲突就由此而来。每个人的行为其实都是在自己的合理范围内展开。

娓娓道来,让冲突显得既是真实的,又是合情合理的,这个是我考虑得比较多的一个地方。

没有好人坏人,只是分寸差别

张 英:《心居》中有许多女性角色,比如冯茜茜,也挺有特色,她在剧情中间可能还发生了一些转变。你在创作中,对女性题材有没有偏爱?或者怎样通过小说去展现这些新时代女性的精神?

滕肖澜:这个小说除了双女主之外,还有冯茜茜、葛玥……年轻女性有好几位,我对她们,包括冯茜茜,算是反面人物,我对她也还是怀有一种深深的怜惜在里边。因为一开始,冯茜茜仅仅是想实现自己的梦想,她自己家庭条件各方面不是很好,但她是一个非常努力、非常聪明的姑娘,包括我在台词里也有说到,如果她能够在上海好好地读书,她的境遇完全不是这样,人在不同的境遇之下,所做的选择有时候真的是挺无奈的。包括冯茜茜跟冯晓琴两姐妹之间的差别,她们俩都是很努力、很聪明的一对姐妹,但是到最后,为什么冯晓琴实现自我了——通过很积极向上的方式实现自我了,冯茜茜有点迷失了自己。在剧本中,两姐妹最后有交心的成分在里面,就是一句话——你怎么来把握努力的分寸,努力生活跟不择手段之间的区别到底在哪里?这可能也是《心居》这个作品从头到尾一直都在探索的一个问题。里面每一个人的出发点都是不坏的,都是积极的,很多时候,是分寸没把握好。一开始,大家觉得冯晓琴这样一个女性会怎么样,但她恰恰把握住了那个分寸,她真的是非常努力,非常向善,最后获得了她的人生价值,但是冯茜茜差了一点,一步走错,步步错,就是一个分寸在这里。

葛玥是养尊处优的一个大小姐,在剧集的前面部分,也是显得波澜不惊,她的个性相对来说也比较老实,但恰恰是这样的一个女性,她的特定遭遇,也会引爆出她的生命力——生命力也是《心居》中关于女性的一个关键词。女性是充满着生命力的,不管是怎样的境遇,不管什么性格的女性,到某种特定的时候,都会有她的一个选择,她的人生价值的选择,有她生命力体现的一部分。

张 英:关于爱情,小说中对若有似无的爱情、情感关系有所琢磨,最后他们并没有圆满地在一起,想问问你,这样安排有什么深意?

滕肖澜:倒也不是故意不让他们在一起的,比如顾清俞到最后,经历过那么多事情以后,她人已经通达了,应该可以这么说,她爱过也被爱过,被伤过也伤过人。但到了那个时候,她整个人已经不是之前棱角分明的“白富美”的角色,从她的角度,她是成熟起来了,到这个时候,她比较通达了,不用通过爱情,强行弄爱情“大团圆”,不需要的,因为她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已经达到了心灵上对自己的和解也好,对自己的完善也好,她是达到了这样的一个状态。

冯晓琴也是这样的,我也没有刻意要她一定跟谁,当然之前会有一点爱情的东西在里面,最后我觉得,其实很多事自然而然,在其他地方获得自己的价值,爱情这块是顺其自然,我也没有说得非常明显。

对两个女主来说,都是顺其自然,找到自己的人生,在听从内心的安排、寻到了心之居所之后,很多事是顺其自然的那种感觉。

张 英:你刚才也提到这是一部双女主剧,其中也探讨了很多女性成长的问题,想了解一下,你怎么看待这种女性题材剧的流行,以及你觉得现在观众真正想看到什么样的女性题材剧?

滕肖澜:这方面的剧我看得也不是非常多,也不一定能回答得非常完整。从我自己而言,我们没有必要刻意给写女性的作品要打上什么标签,写女性好像是怎么怎么样。我觉得很多时候,每一位女性会随着自己境遇的变化,自然而然地成长起来。这里边比如冯晓琴跟顾清俞,她们看似完全是两条平行线,她们的家庭背景,她们的教育状况,她们所属的阶层身份……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她们都是一路走来以后,最终会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无论是生活上、事业上、价值上……她们各自不同,但是各自都找到了一个最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

创作首先是真实,第二是跟本人恰如其分。我不是很喜欢女性题材剧一定要怎么样,在爱情上,会不会有一个与众不同的什么东西,在价值观上,一定要怎么样。我觉得,更多的其实是恰如其分地反映每一个女性跟她自己最贴合、最舒服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我不知道这么说是不是合适,我看剧也不是特别多。

张 英:现在有一些年轻人对大城市的态度是比较割裂的,有一部分人非常向往,想要在这扎根下来,也有一部分想逃离。你这个小说中,这两种类型其实都有,比如冯晓琴通过努力就扎根下来生活,但冯茜茜结局不是很好,你写小说时,是否刻意思考过这个问题?

滕肖澜:上海总体而言是一座比较包容的城市,上海家庭也比较有包容性。在剧中,冯晓琴所处的那个环境,你说顾士宏也好,顾清俞也好,他们都是非常善良的,他们把她当成自己人,只不过后来出现比较极端的事故之后,才有了矛盾。我觉得很多时候,冯茜茜跟冯晓琴的对比,冯茜茜想跟冯晓琴一样,靠自己的努力扎根下来,她比冯晓琴有优势,她是读书人,她的文化程度和各方面条件反而更高。可到最后没办法,为了要掩盖前面的一个错误,她不得不步步错,到最后,真的是难以收场了。她走到那一步,我觉得也是无可奈何的,每一座城市都会这样,很多人想在大城市扎根下来,有些人成功,有些人失败。对每座大城市来说,很多外来人都会有这样的经历,有的人成功,有的人没有成功。

张 英:我看到很多网友对这部小说评价都非常高,说是《繁花》之后的佳作,继承了《繁花》的风格,你自己有受过作家金宇澄的影响吗?你的写作也被称为“新海派写作”,你自己怎么理解“新海派写作呢”?

滕肖澜:其实我很惭愧,完全不敢跟金老师的《繁花》相提并论,这个是谬赞。说“新海派作家”,也许是出版社有他们的考量,提出这样一个概念出来,对于写作者来说,我没有想过我是哪种风格的作者,至少我不会想这些的。

写上海,刚才你说的金宇澄老师,他是前辈,我是他的粉丝,我觉得金老师的《繁花》真的是太棒了,他的棒是南北通吃的,很多写上海的作品可能在江浙一带看的读者会比较多一些,但其中的语言也好,价值观也好,人跟人之间的生存状态也好,到了北方,读者未必会喜欢。但是我觉得金老师的《繁花》确实是做到了,既非常有地方特色,也南北通吃,能让北方的观众也get到上海的感觉、上海的味道,我觉得这个是特别难得的,也是我很想学习的。

我想写上海,我也非常想表达上海的特色,尽可能写出我目所能及的上海。当然,我不希望我的上海故事,只被上海或上海周边的读者看,我更希望全国的读者观众都喜欢,这应该是我努力的一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