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原标题：张守仁谈枕边书

作为20世纪80年代就蜚声文坛的京城四大名编之一，您的阅读量惊人，您有怎样的读书方法？

张守仁：想要成为一名“编辑家”，首先本身要有很高的文学素养，要熟悉古今中外各种作品，还要有所研究，这样才能和作家平等对话。要发现名作家，必须要有扎实的文学基本功。我读了大量的古今中外的名著，有的笔记是作品的三分之一。当时《牛虻》是青年人都爱读的小说，英文版看了一遍，俄文版看了一遍，中文版看了七遍。小说里写的地方我都去过，为了研究《牛虻》，我研究了作者传，作者艾捷尔·丽莲·伏尼契原来也是革命青年，在伦敦的时候办过一个地下刊物《自由俄罗斯》。我对《牛虻》的研究不是一般的研究，几乎吃到肚子里了，所以对《牛虻》的语言、人物、细节、前后呼应、人物关系，情感纠葛，包括有败笔的地方，我都能看出来。当时《十月》刚创办，我在《十月》上发表了一篇《〈牛虻〉是怎么写成的》，成了很多大学教学的参考资料。

为什么您舍得花这么多时间、如此深入地解读《牛虻》？

张守仁：解剖一只麻雀，就可以了解天下所有的麻雀。《牛虻》是1953年中青社出版的，当时我20岁。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枕边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牛虻》曾是我青年时期的枕边书，背得滚瓜烂熟。我对《牛虻》了然于心，对阅读其它小说也有帮助。

您懂外语，对于阅读世界名著、包括编辑职业肯定有很大帮助吧？

张守仁：我懂俄语，最早的职业是翻译，所以我看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都可以看原文，要比看译文舒服得多，理解也深刻得多。当然也应该说，很多翻译家是很棒的，但也和原文有区别。我的文学修养得益于外语，看了很多外国文学作品。既然你知道了很多经典怎么写，所以当编辑看作品能以居高临下的眼光很快判断出作品高下。

您的枕边书有哪些？

张守仁：有两本书是一直跟随我的。一本是《道德经》，一本是《圣经》。

老子的《道德经》提出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我读了几十遍《道德经》。中年时期曾经有些困惑、无奈，《道德经》像指路明灯，教我谦卑慈祥，看了之后就很释怀了。

老子是先秦时期孔子、墨子、孟子、孙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智人的启蒙导师，他的学说获得德国大哲学家黑格尔高度赞赏。思想家尼采说：“《道德经》像一口永不枯竭的井泉，满载宝藏，放下汲桶，取之不尽。”美国前总统里根在其1987年国情咨文中，曾引用老子《道德经》“治大国若烹小鲜”的名言，阐述他的治国理政方略。几任联合国秘书长包括安南、潘基文在内，常引用《道德经》中“善士者不武”“不以兵强于天下”“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夫兵者，不祥之器也，不得已而用之”等名句，引导各国人民和平共处。

《道德经》是一部论述天道、宇宙、万物、军事、政治、经济、教育、修行、建筑、艺术的哲学大书，也是一册语言巨著。仅仅五千言，有上百条箴言、熟语流传至今，比如“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我无欲而民自朴”等等。在我看来，《道德经》是不朽的著作。

老子曾经在洛阳当图书馆馆长，孔子曾经专门去向老子请教学问。他听了老子一席话，出门后对弟子说：“我知道鱼怎样在水里游，鸟怎样在天上飞，兽怎样在地上走，却不知道风云之中的龙到底是什么。今天见到的老子，就是这样的龙。他的智慧像大海一样深。”

美国《纽约时报》曾评出世上最著名的十大作家，老子排名第一。我退休后用20年的时间编选、出版了一部60万言的《世界美文观止》，其中辑集了古今中外160位名家的经典作品160篇。我个人认为，把我编选的这160人的名作加在一起，放在天平上称，其重量不如一册五千言的《道德经》。《道德经》是一座珠穆朗玛高峰，高不可攀；它是一片浩渺的海洋，深不可测。《道德经》已教导了人类2500年，还将继续教导人类几千年、几万年。《道德经》写于纪元前的函谷关（现灵宝市），那道远古雄关，一直是我多年来盼望登临、瞻仰的圣地。

《圣经》也是我中年以后读的，尤其《新约》，规劝人们向善。《道德经》和《圣经》一样，内在精神是相通的，都是不朽的人间瑰宝。

对于读书的兴趣和爱好，是从小就有吗？能否谈谈您童年时期的阅读？

张守仁：四年级的时候我的英语就有一点水平，我看书很快，别人一天看完的内容，我两三个小时就可以看完，而且肯定记得牢，这是爹妈给的。

回顾自己的阅读，有怎样的特点？

张守仁：看书要看经典。看经典，以一当十，以一当百。真正有学问的东西往往把博大的、复杂的东西写得最简单，也能把最简单的东西说得最复杂。

现在有些很红的作家作品，也许二十年后就没人看了。思潮在不断变化，变化了以后毫无意义。真正好的文学是生活。为什么《红楼梦》永垂不朽，曹雪芹主要是写当时的生活。所有的艺术可以用一个字概括——爱。艺术就是爱。

三年前您出版了《名作家记》，收入几十位作家，各有特色，栩栩如生。在所有您见过的作家中，对谁的印象最为深刻？

张守仁：余易木。我见过的作家里没有一个人可以和他比。他在逆境中，不迎合，坚持己见，我对他佩服到五体投地。

他是上海人，1937年出生，20岁时已经学了英语、法语，后来又学了俄语。按他的水平，本来应该留苏，但被错划成右派，1958年到了青海，受了很多苦。他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一直关心文学，天赋很高。他在1962年写过小说《春雪》，后来我在《十月》发了。《春雪》的写作时间，比刘心武发表在1977年底《人民文学》上的《班主任》早十五年，比卢新华刊登在1978年《文汇报》上的《伤痕》早了整整十六年，而《春雪》在思想上更深刻、艺术上更精湛、语言更隽永。那年张贤亮给我们送稿（《土牢情话》），吃惊地问我：“《十月》放出的余易木这匹文学黑骏马，你们是在哪里找到的？”

我很佩服的是，他指出我编的稿子里有两个错误。那年我签发了一篇题为《人的魅力》的小说，描写的是肖洛霍夫在高尔基陪同下去见斯大林。余易木委婉地提出小说两处地方有误：一是1929年至1931年期间，斯大林的军衔不是“大元帅”；二是单用父称，不符合俄国人的习惯。我认为他是对的。

尽管我从青年时代起就潜心研究苏联文学，并曾以俄语翻译作为我的本职工作，易木年轻我四岁，又长期处在远离文化中心的青海，文史方面却比我高明得多。我感到汗颜，内心里很佩服他。

如果您可以带三本书到无人岛，您会选哪三本？

张守仁：《道德经》《圣经》《红楼梦》。《红楼梦》被我翻烂了，这部作品了不起，是百科全书式的、全世界最好的长篇小说。累的时候翻开任何一页，就可以立即把我吸引住。我看过外文出版社出版、由杨宪益和戴乃迭翻译的《红楼梦》，也看过苏联出版俄文版的《红楼梦》，那就差远了，好作品是不可译的，尤其是诗歌。在我看来，最美的东西是不可译的。我译的《屠格涅夫散文选》，中学里拿来朗诵，其实我心里清楚，坦白说，只有原文的百分之六七十而已。

能否具体谈谈，您眼下读的枕边书的感受？

张守仁：《道德经》《圣经》是我永远的枕边书。我希望很多人把这两本书当作枕边书。

您会记笔记吗？

张守仁：我一直在记日记，快七十本了。

假设您正在策划一场宴会，可以邀请在世或已故作家出席，您会邀请谁？

张守仁：我先说当代的：汪曾祺、徐迟、余易木、宗璞、冯骥才、孙犁、徐怀中、余光中、苇岸、毕飞宇。散文家有两位作家我很欣赏，余秋雨、贾平凹。

如果古今中外都可以的话，老子是要邀请的。托尔斯泰肯定要请，还有曹雪芹、海明威、莎士比亚、老舍、曹禺。曹禺的《雷雨》也是世界级的好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