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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美国作家乔伊斯·卡罗尔·欧茨的新作《漂流在时间里的人》以一个时空穿越的科幻故事为框架，发展了奥威尔、阿特伍德以降的反乌托邦书写，不但预见未来的危机，更着力借助时空传输的科幻媒介来深入探究历史。故事的第一人称叙事视角向读者清晰展示出：所有当代甚或未来的果，都可以在历史里找到必然的因；美国资本主义发展到晚期的那种黑暗，完全可以在早期找到其必然的压迫逻辑。欧茨对科幻小说的成功尝试彰显出，时空穿越情节的严肃意义或许正在于以史为鉴、批判当下、拯救未来。

关键词 乔伊斯·卡罗尔·欧茨 《漂流在时间里的人》时空穿越 现实批判

2018年，美国当代女作家乔伊斯·卡罗尔·欧茨（Joyce Carol Oates，1938—）在其八十岁高龄时推出了笔耕事业六十年以来的第四十六部小说《漂流在时间里的人》（Hazards of Time Travel，下文简称《漂流》）。当中文版于2021年在湖南文艺出版社印发时，封套上的短评称其为“诺奖热门作家的科幻力作”。在全球疫情深重的当下，在西方右翼势力肆虐的现实中，欧茨这本“科幻小说”在精巧的构思中蕴含着深刻的批判，表现出了惊人的预见力，如《观察家报》的一篇书评所言：“（或许基于美国毒害深重的现实政治，）这位卓越的小说家表现出了超人的预知未来的能力，且与以往写作一样自带权威气质。”因而这绝不仅仅是一本好看的书，而且是一部以科幻面目出现的现实主义作品。当欧茨引领我们穿梭于未来与过去之间时，她最牵挂的仍是当下，因而故事中所呈现出的魔幻世界，恰恰是最真实存在的投射。

乔伊斯·卡罗尔·欧茨和《漂流在时间里的人》，图片源自Yandex

一、时空错乱：精彩的表层故事

《漂流》的表层科幻故事跌宕起伏，因此首先在市场上收获了巨大成功。惊悚与时空倒错是小说最显在的基调，其精巧的穿越剧结构、人机合一的赛博格意象也使之与阿特伍德的《使女的故事》《羚羊与秧鸡》等类似的反乌托邦小说有了很大的不同，在可读性上也更胜一筹。当然更重要的是，“时空传输设备”使我们不仅有机会窥见令人毛骨悚然的未来，更可以回到过去，从而在情节设置上有了直接与历史对话的可能。主人公艾德莉安是小说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是一个生活在2039年的所谓的“北美合众国”（North American States）的优秀高三女生。熟悉反乌托邦套路的读者马上能猜到，这个已经吞并了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北美巨无霸国家，多半是个民主走到尽头的极权社会，情节也确实如此，但它绝不仅仅是反乌托邦叙事的当代升级版。

纵使阅读经验丰富，欧茨无穷的想象空间仍使得我们对情节的预判能力变得很有限：艾德莉安在获“爱国民主奖学金”的同时却因公开追问“9·11”事件之前美国的历史状况而获罪，在临毕业前被捕，并通过时空传输设备被流放到了八十年前的威斯康辛州大学，即所谓的“第九区”。1959年的美国貌似是一个淳朴而富裕、安宁又不乏温情的世界，然而优渥安逸的生活背后却暗流汹涌。艾德莉安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了严密的划时空监控，盯着她的眼睛无处不在，但最可怕的是，她大脑中植入的控制芯片还成为她痛苦的根源：她思念亲人却无法唤起确切的回忆；她要寻回自己从前的身份却已失去了智识上的独立性——她在本质上已经成为联机的生命，就像美国哲学家唐娜·哈拉维在《赛博格宣言》中所说的赛博格（cyborg）。她一再徒劳地努力“突破‘潜意识压抑障碍’”，而当她企图进一步抗争、与情人出逃时，却遭到严厉的惩罚：情人遭无人机杀灭，她的记忆则进一步被重新设定，永久地滞留在了六十年代，成为彷徨于过去、现在与未来中的“普通”主妇。谁能说，这不是一种比实际死亡更可怖的“生存”状态呢？

当代文学批评中常用的空间理论，在面对这本书时似乎有点力不从心，因为在欧茨的构思中，物理空间、自然时间、网络空间以及人的心理空间可以任意转换、穿梭和变形，每种空间并无很鲜明的辨识度，更“糟糕”的是它还会延宕为面目全非的场景，这一不稳定性或许就是作者想传递给读者的深意：人们企图把握的所谓真实，不但在时间、空间和意识里都没有保证，人们连梦境、现实、赛博这几个维度之间的界限都分不清楚。因此欧茨所设计的穿越情节不光为了迎合大众的阅读趣味，还在我们所处的后人类时代宣告了人的身体疆界止于皮肤、精神活动止于大脑皮层这一“常识”的终结。

二、前因后果：深沉的内在寓言

艾德莉安的一些观察也不乏轻松的趣味性。当她最终爱上1960年的进步艺术家杰米时，她感到“我一直爱着这个人，我一直就认识他。在我出生之前，我就爱他了”。穿越剧特有的浪漫属性似乎与时间逻辑达成了奇异的和谐。又如当局统治喉舌“媒体宣传部”所在的一座褐色砂石大楼过去曾是彭斯波罗公共图书馆，“那个年月里‘书’还能拿在手里——还能读！”似乎纸质书籍在艾德莉安这个未来学霸眼里俨然已是古董级的概念。这两重相隔了八十年的世界在自然景观上也有天壤之别。未来已经失去了冬天，“已经好几十年没有低温、冰雪了”，因而20世纪五六十年代威斯康辛漫天的白雪让艾德莉安惊喜不已。此外，大学校园边界处一派乡村气息：活生生的鹿群、野火鸡、野雉、狐狸和浣熊，让从小只见过“仿真”或“虚拟”动物影像的艾德莉安接触到了真实的生命。

生态异化的背后是环境正义的严重倒退：到了21世纪中期，“北美的自然景观大多已遭毁灭。此后人们感到了对虚拟景观的实际需求；高种姓阶层对该领域多有投资”。不再有什么“公共”土地，“历史悠久的国家公园，如黄石、大峡谷、约塞米蒂，都卖给了私人用于采矿、水压采气、伐木以及专供富豪的度假村项目。擅入者如今已成为死罪”。艾德莉安的自述暴露了环境问题背后的政治真面目：权贵对稀缺自然资源的巧取豪夺。而这又只是冰山一角。

作者留给我们的趣味和玩笑，还集中体现在一件器物——打字机上。艾德莉安初见这台机器时无比震惊：它如此庞大，敲击如此费力，没有屏幕，更重要的是，它居然不用外接，电源线与网络线都没有。打字机这一工具既与当代的电脑设施有着绝大的不同，但从本质上，却又是通讯工具进化阶梯中的一环。尤其是电脑与打字机，都共有一样信息交换媒质——键盘。键盘在怎样的程度上使得面对面交流逐渐退场，那时的人们和此时的我们可能都还没有充分意识到。因而打字机这个意象勾连起了两个时代的因果关系。

细细读下去，便能处处留意到前因后果、互为镜像的对照关系。

《漂流》中的美国从“9·11”之后便在国内外四处挥舞大棒，是个充满恶意的世界：对外吞并墨西哥、加拿大后成立“北美合众国”，对内则严密监视公民，无论是谁，只要在才情、政见、性格上木秀于林，必遭到摧残，因此公民各种业绩只有处于中位数时才不会遭到关注。人民生活在惴惴不安中，时刻担心着被“标记”“流放”甚或“蒸发”，其中死刑有多种表示法，包括计算机语言术语“删除”。欧茨刻意杜撰出多种带有首字母缩写标志的机构或称谓，如“神经外科安保服务部，简称NSS”“国土安全部青年训导处，简称YDDHS”等。如果要为该小说做个缩略语统计表格，可以列出三十多种暴力机构的简称。

而1959年表面上似乎让人松了口气。二战后的美国“欣欣向荣”，乐观向上的气氛弥漫各个角落，人们对社会前景无限看好，整个社会飞驰在现代化高速路上。艾德莉安置身其中，应该感到无比庆幸才是。可我们为她庆幸得太早了。如前所述，“北美合众国”通过时空系统对流放犯的监控无时无刻不束缚着他们，逾矩者一概立即予以“删除”。这固然是2039年的当局对1959年政府的间接控制，但已喻示了两个年代、两种表面迥异的政治氛围在暗中勾连的因缘。无怪艾德莉安真切地感受到：“‘第九区’有这么多自由，可这些自由并没有让人感到很自由。”这才是欧茨设置穿越结构真正的匠心所在：我们在五六十年代里的大事件里，找到了2039年种种世态的根源，其中最大的讽刺莫过于，正是从美国这个表面上极度繁荣的“民主”国度里，孕育出了后世最恐怖的极权主义统治。这里还有一个反讽便是，艾德莉安是因追问美国历史真相才获罪，但她所受到的时空流放惩罚反倒正给了她深入历史实地追问的机遇。流放的逻辑本在于让她在20世纪50年代的文化中改造好自己，但这一逻辑却也不打自招般地让她看见了真相：所有当代甚或未来的果，都可以在历史里找到必然的因，而这一切，都是从细微处窥见端倪。

三、见微知著：铺展绵密的社会批判

资本主义晚期的种种恶行，是如何在其蓬勃发展的阶段就露出马脚的？欧茨给出的线索其实足够清晰。这个世界上体量最大的“民主”国家，实际上从来就有着不平等的社会分层，2039年的种种罪恶都不是无端冒出来的。首先见端倪的是从性别角色固化到性别、种族、阶级观念的全面走向反动。2039年“北美合众国”居然实行了“种姓制度”，尽管依据的并非全然的种族概念，而主要是通过评判公民对国家机器的忠诚与否来划分，例如艾德莉安的父亲原本是才华横溢的医生，只因围观了一次反政府演说而沦为低种姓。说到底，种姓制度实际就是传统等级制度在晚期资本主义“民主”旗帜下的改版。而且种族与阶级、性别分野高度契合，其中灌输给学生的固定知识竟包括“女性平均智商比男性低7.55分，按肤色等级调整后所得”。

那么在1959年的太平盛世里，情形又是如何？事实上这部反乌托邦小说的大部分情节恰恰发生在20世纪，那时候的气氛并没有如此恐怖。可假以时日，还是能找到很多令人不安的地方：大学校园只对女生才规定熄灯时间，对男生则没有；女性形象多为头脑简单、崇拜男性学者的单身个体；而艾德莉安留意到“哲学系里没有一个教授是女性，‘哲学导论’课的文集里也没有一部女哲学家的作品。似乎女性是不存在的”。女性被禁锢在男人设定的精神牢笼中，如心地单纯善良的宿管员斯特德曼小姐所说：“逻辑女生学不来。就像数学、物理、机械——我们的脑子不是用来搞这些计算的。”所以艾德莉安很快就意识到，性别歧视这个概念之所以在“第九区”闻所未闻，正因其“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只不过‘性别歧视’的程度不尽相同罢了”。

至于种族歧视，虽然有色人种还未被分级，但他们显然挤不进精英阶层，只能从事底层工作，例如学校的雇工。那个时代的人们观看约翰·韦恩的西部片时，对充斥于银幕的对印第安人的妖魔化再现不但不以为怪，反倒非常热衷和赞许。对于向来特立独行地思考问题的艾德莉安来说，这简直匪夷所思：“神话。美国边疆。对于一直住在那儿的人来说可不是边疆。”更令人担忧的，是以大学教授为代表的知识分子阶层缺乏文化自省，并俨然成为种族主义潜在的推动者，有的信奉沙文主义，提出自前苏格拉底学派以降的哲学史在美国达到了顶点；有的认定科学的“进步”在当代“基督教白种人”时代达到了顶点；甚至有人相信，人类的“进步”在20世纪的北欧和北美文明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却丝毫不提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好像没发生过似的”。事实上，自省的缺乏背后是极度的文化优越感，而优越感又深深植根于美国自始以来的“例外论”（exceptionalism）。可以说，在美国，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叙事从诞生起便持有一套披着自由外衣而暗藏统治与奴役的强盗逻辑。欧茨要在这部用科幻包装的现实批判小说中揭露的，正是这种例外论的持续毒性。从1959到2039年，性别、阶级、种族上的歧视与不平等关系，并没有随着时代的进步而逐渐消亡，反倒愈演愈烈，结出未来世界那样的恶果，这一演化并非误入歧途，而是势所必然。

其次，读者看到了从意识形态领域的反共产主义到暴力机器的全面“进化”。2039年的所谓“北美合众国”无论对内还是对外都进入全面军事暴政，一些声誉卓著的流行病专家应征去了军事研究所，其任务便是培植可供“武器化”的恶性细菌。我们在当下读到这一反人类的罪行时不禁陷入沉思。专权的“爱国党”“得到了北美合众国顶级富人的支持，该党可以任命所有的政治领导人，同时也把持了司法机关”。极为反讽的是，“民主”和“爱国”成为暴政与侵略用语中的高频词。而当我们回到1959年美国高校的课堂，发现主流心理学讲座“神经行为学”是这样告诉学生的：“动物从本质上说就是机器。人类也是动物，因而本质上也是机器。个体、群组乃至大众行为都可以编程、设定条件，可期且可控。”可别小看了1959年这个只有打字机没有电脑和网络的土味纯情的美国，人发生异化并走向自我沦丧再到失去人格、人权，这一切在这时候都已经开始且加速进行了。二战胜利加持下的美国对自身的体制与文化传统抱有极度的自信和乐观：“我们美国的总统制是政治史上的‘高点’，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则是迄今为止最伟大的世界领导人。”耐人寻味的是，艾德莉安作为两个时代的见证人，注意到艾森豪威尔在后世也不断受到追捧：“和我们北美合众国二十三年的总统一样深受美国人的喜爱，后者的民众支持率每天早晨都显示在互联网上，总是在95%和99%之间。”

当然，意识形态上露骨的右倾是以当时的世界冷战格局作为总体语境的。苏美两国在各方面展开了竞争，如自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上天，美国也进入了后“斯普特尼克”时代。两大阵营的军备竞赛以及在航天科技领域内的你追我赶，标志着两种意识形态较量的不断升级。在冷战的大气候下，健康理性、渴望和平之举在逻辑上皆被推导为同情共产主义的左翼运动：

在1960年，宣扬反战、反军备、反核便是冒着被当作共产党员受迫害的风险，尽管那时在美国，法律是保障言论和集会自由的。

后来，在“9·11”事件之后的动荡岁月里的某个时间点，这些自由遭到了削减或彻底废弃。很轻易就发生了……

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出美国当代政坛右翼反共意识形态的连续性。从20到21世纪，虽然好几代人过去了，但“美国历史一直就是‘他们’和‘我们’之间的斗争史——资本家及其财富与我们其他人。毫不奇怪的是，‘我们’根本没有胜算”。具有跨时代视野的流放犯沃尔夫曼的话一针见血地揭露出，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他们”）对底层民众、边缘化族裔和弱小国家的欺凌不但没有得到根本的改观，反而越发深重。

第三则是从治学作风的虚浮，到对个性化人才的全面封杀。在2039年的“正宗民主政体”下，“所有个体都是平等的——谁都不比谁更优秀”，可是这意味着权力只能容忍平庸的服从者，而要惩罚出头之椽。这些能在美好的旧时代找到祸根么？我们看到，1959年的一个典型的大学者、心理学学科带头人阿克塞尔教授的形象似乎并没有什么异样：“身材高大、鹤发童颜、风度翩翩，永远穿着花呢大衣配白衬衫和领带，一派庄重而博学的宗师风范。”但他的教学法却令人不寒而栗：使用密码般的高度专业化词汇，以及神秘莫测的术语如“操作性条件作用、强化时程表、效果律、强化刺激、惩罚因素”等等。种种不接地气的教学法还不是最糟糕的，他研发的实验项目旨在“消除反社会行为——‘畸变的’‘反常的’以及‘破坏性的’”。他和其他大牌学者走向全面的保守主义，推崇基督教，反对离经叛道的爱因斯坦，并用电击疗法来消除同性恋行为；而“叛逆”分子会被定性为“精神病患者——情感上不稳定”而名誉扫地。阿克塞尔教授的众多追随者很看好他：“每到十月我们都期望阿克塞尔能获诺贝尔奖。”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是，文化生态的多样性在这样的话语中渐行渐远直至泯灭。

基于此，沃尔夫曼才会告诉艾德莉安：“韦恩斯科舍是充斥着众多庸才的培养皿。”那么2039年的美国，经历过什么而至如此，就不难推演了。

结语：从黑暗映照光明

科幻小说的读者常有一种“错觉”，即故事离自己遥不可及，无论小说里的场景如何令人震撼，也绝不会溢出书页而与生活有直接联系，读者永远可以“安全”地感受着不可能危及自身的威胁。“科幻”二字仿佛是动物园的铁笼子，牢牢地约束着凶险。殊不知这一铁笼子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可靠。具有思考深度的科幻作品，绝不会停留在娱乐价值上，而是专注于成为现实的映照或先声，是对读者的警醒。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居安思危或许是打开理解《漂流》这样的科幻小说的正确方式。

2039年的美国，是1959年的美国的一个黑暗的投影。在故事的尾声，反战运动的积极分子杰米不仅营救了艾德莉安，并最终成为她的伴侣，这是一个令人多少有些安慰的结果。尽管艾德莉安永久耽留在了60年代，其中的祸福也难以预料，但无论如何，故事结尾情节陡然趋向诡异，也令人惊诧不已：原以为纸质书字迹不会消失的艾德莉安在翻看家里的藏书时，竟惊恐万分地发觉，页面上居然无字——没有印刷字，可也并非是那种单纯的空白：

这一本也有一页页的字，但也无法读取，并非因为是外语，而是象形文字似的，看不见熟悉的字母。一个念头冒了出来，冰冷却还算镇定——那是因为你在做梦。梦境里是永远无法读印刷字的。

读及此处，我们感到真正的恐怖，来自于真实与虚幻的界限被彻底打破所带来的极不安定感。文字读取能力的丧失或许意味着精神权利在实质上被剥夺，无论生活在哪个时代，那个时代的表象又是多么祥和。对人而言，最大的迫害或非肉体的摧残，而是致使精神世界崩溃的刑罚：“失掉记忆太可怖了。失掉对记忆的信任。”我们当然可以从唯心论或宗教观上去阐释欧茨传递的信息，但有一点能够确定的是，今日或未来的种种苦痛，业已酝酿于过去的甜蜜中。欧茨在一次新书分享会上谈到穿越时说：“我们人人都是隐喻意义上的穿越者，尤其是作家、诗人以及那些受历史的激发并以某种方式在现实社会里发出行动的人。”因此，穿越情节的严肃意义或许在于以史为鉴。在小说的尾声，杰米用报废的机器残骸制作了《时空险途》，这个与书同名的（该小说英文书名原文即“时空险途”之意）艺术装置不仅再现了时间旅行的艰险，恐怕更在警示人类前行的种种危难，提醒人类应该进行及时的某种止损。

我们在现实中无法选择过去，但可以观照历史、选择未来。科幻小说《漂流》所表达的批判现实主义，由此愈发应引起人们对美国当代现实的关注和警醒。

（原文载《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22年第2期，“新作评论”栏目，责任编辑苏玲，由于篇幅有限，省略了原文中的引用信息和脚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