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易丽君

直到今日今时，我仍无法相信先生的离去。她爽朗的笑声犹在耳畔，她慈祥的面容宛在面前，而她每每说起波兰文学时侃侃而谈的风采也历历在目。这一段时间，一直在反复回忆，自己与先生的第一次谋面是在何时何地。30年的光阴已让最初的记忆漶漫不清，但与先生的第一次长谈却让我记忆犹新。那是1992年春天的某个午后，在北外东院主楼波兰语教研室里，她坐在那面木质书柜组成的书墙前，阳光从西面的窗口洒进来，照出她的侧影，慈祥而充满热情。她对我说：“你将来留校工作吧，你适合当老师！你将来可以把我教的报刊课接过去。”先生的一句话，铺就了我后来30年的人生路。

大年初一，去给先生拜年。在此之前，她已住院一月有余，其间由于疫情原因，无法入院探视，只得偶尔借视频给先生问安。每每看到先生精神状态很好，思路清晰、声音洪亮，心里就略感宽慰，也渐渐生了轻忽之心。想着先生一向身体尚好，此次也应无大碍。但始料未及的是，先生刚刚出院几日，初一的拜年竟成了最后的永别。

这些时日，过去30年的点点滴滴不断从记忆的深处涌出，汇聚成思念的细流，悄然地冲击着泪腺的堤防，仿佛在执着地提醒着我：先生走了，真的走了。

1934年，先生出生于钟灵毓秀、人杰地灵的湖北黄冈。1953年进入武汉大学中文系就读。前些年北京到武汉的高铁修通时，曾经多次与先生相约，有朝一日陪她重返故里。但这些年俗务牵绊，加之先生年事渐高，约定最终只能化作遗憾。然而我知道，虽与故乡暌违半生，但儿时的回忆始终深埋在先生的心里。之前我们时常陪她去吃湖北菜：鱼糕鱼丸、排骨藕汤、三鲜豆皮，还有武汉的热干面，都是她的最爱。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先生曾这样写道：“珞珈山是神仙住的地方，湖光山色美不胜收，古典建筑群美轮美奂，如此优美的校园环境乃中国唯一、世界少有。我在那里过了一年如鱼得水的日子……”大概由于这样的原因，1954年，当得知自己将出国留学时，她并未像其他人那样欢欣雀跃。“因为我对自己的家乡和武汉大学是如此的一往情深。”先生如是说。

在武大中文系的学习虽只有短短一年，但对先生后来的学术志趣和翻译工作都影响深远。可以说，那时的先生是一位典型的文学青年，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书籍，而且也动笔写作。后来在波兰留学期间，她还曾与几位同学一道创办过文学刊物《星火》，发表自己写的诗，或者翻译波兰诗歌和其他文学作品。先生中文功底深厚，遣词造句都十分考究，翻译的密茨凯维奇、显克维奇等波兰经典作家的作品，始终透出一股古雅之气，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翻译风格。这与她早年在中文系学习的经历密不可分。当年给我们上课时她也多次说过，学外语的学生，中文功底非常重要，外语水平最终取决于母语水平。初听此言，并未解其中深意，而真正有所体会，则是多年后自己开始做文学翻译的时候了。

1954年8月22日，易丽君先生登上了前往莫斯科的国际列车。从那里，他们将分别前往波兰、捷克、罗马尼亚等国。先生就此开启了自己的波兰求学之旅，也开启了自己与波兰的一生情缘。

上世纪50年代的波兰，与中国同属社会主义国家。两国交往与合作十分密切，而语言人才培养则显得至关重要。临行前，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习仲勋同志到车站为这一批留学生送行。他对学生们说，你们应当体会到国家的一片苦心，出国后一定要好好学习，学好本领，将来回来建设我们的祖国。这一席话先生牢记了一生，到晚年还时常向学生们提起。

抵达波兰后，先生如饥似渴地学习，在老师和同学的帮助下，很快掌握了波兰语。之后，她被分配到华沙大学的波兰语言文学系，开始系统学习波兰文学。那段经历，给先生一生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她时常提及，自己当年与波兰同学坐在宿舍前的苹果树下，讨论喜爱的作家和作品，或者与中国同学一道，尝试将波兰文学作品翻译成中文，发表在自办的《星火》杂志上。

波兰在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文学成就令人瞩目的国家。迄今已出现了5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而像密茨凯维奇、显克维奇等经典作家，更被看作是波兰民族精神的象征。留学期间，先生大量阅读了波兰文学书籍，为后来的翻译和研究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每每忆起当年先生给我们上的文学课，仍然叹服她在波兰文学方面的深厚造诣。每次上课，她都只是拿着一沓小纸片，偶尔瞥上一眼，然后那些复杂而陌生的作家、作品就从她的口中娓娓道出，如数家珍。讲到精彩处，她还会大段引用原文，让我们从中感受原文的韵律与美感。听她的课，是一种精神享受，更能激起学生对学术的敬畏与热情。

留学期间，易先生还认识了自己未来的丈夫，来自南开大学物理系、到波兰攻读核物理专业的袁汉镕先生。二人因波兰而结缘，相濡以沫数十年，波兰成为联结他们的另一条纽带。数十年后，袁先生退休，开始与易老师共同从事波兰文学翻译工作，成为了易老师多部作品的共同译者。

1960年，先生获得华沙大学硕士学位后回国参加工作，先是到中央广播事业局对苏广播组担任编辑和记者，1962年初，才调到当时的北京外国语学院东欧语系波兰语教研室任教。

在学生们的记忆里，先生是一位博学、睿智、爽朗、率性、豁达、磊落的老师。在她的课上，哪怕是学习最吃力的学生，也会被调动起来参与课堂互动。而在学术上，先生的精益求精，则让我们受益终身。那时，先生给我们上翻译课，经常引导我们为一个字的使用，或者一个词义的辨析，反复推敲，务求精到。每篇课后作业，都改到满篇见红，哪怕是一个标点符号的误用也都一一标出、认真纠正。我至今仍珍藏着当年先生批改过的翻译作业。它们是先生一生严谨治学、诲人不倦的最好证明，也是先生在这个世界上留给我的最好纪念。

在国外学习期间，出于对文学的热爱，先生就开始从事文学翻译，但由于种种原因，她的第一部正式出版并引起轰动的作品，是在1976年才得以面世的。那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波兰19世纪浪漫主义诗人亚当·密茨凯维奇的长篇诗剧《先人祭》。这本书在波兰具有崇高地位，曾经引起周恩来总理的关注。作为文革后期出版的第一本外国文学译著，该书曾被何其芳先生称为“一只报春的燕子”。

改革开放让中国的外国文学翻译事业面貌一新，也给易先生的波兰文学译介工作带来了难得的契机。从80年代开始，先生与袁汉镕、林洪亮、张振辉、裴远颖等几位先生一道，将雅·伊瓦什凯维奇的长篇小说《名望与光荣》、亨·显克维奇的长篇历史小说《十字军骑士》《火与剑》《洪流》《伏沃迪约夫斯基先生》、亚·密茨凯维奇的长篇史诗《塔杜施先生》等波兰经典文学名著翻译成中文出版。这些作品部部都是鸿篇巨著，且大都包含复杂的历史背景、人物关系、社会风俗、自然风貌，翻译难度极大。这些作品的译介，不仅使中国读者可以全景式了解波兰经典文学的最高成就，也使中国学术界和社会各界得以更加深入地了解波兰乃至整个中东欧地区各民族复杂的历史、文化、宗教、习俗等方面的情况，为推动中波两国人民的相互认知发挥了重要作用。

2000年以后，先生虽然年事渐高，但仍焚膏继晷、笔耕不辍，与袁汉镕先生合作，先后将维·贡布罗维奇的《费尔迪杜凯》、奥·托卡尔丘克的《太古和其他的时间》《收集梦的剪贴簿》、兹·赫贝特的《带马嚼子的景物画》等波兰现当代文学经典著作翻译出版。几乎每一本都产生了广泛反响。她是国内最早译介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卡尔丘克作品的译者，并因此与托卡尔丘克本人成为忘年交。她翻译的《带马嚼子的景物画》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提名。

先生的译笔，完美体现了“信达雅”的至高境界。最杰出的代表，莫过她翻译的雅·伊瓦什凯维奇的散文《草莓》。优美典雅的词句，考究细腻的表达，让这篇译文毫无翻译的痕迹，而成为一篇中文世界里的经典美文。该文曾被数十种报刊转载，在电台演播，还入选中学教学参考书，甚至出现在全国高考试题中。

对于先生在翻译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中波双方都给予了高度的认可。2012年，先生获得波兰文学翻译最高奖“跨大西洋”翻译大奖；2018年，先生获得中国翻译界的最高荣誉“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我曾与先生就文学翻译问题多次深入交谈，也越来越深刻地理解，先生反复强调的中文功底。但在语言水平、翻译技巧和灵感悟性等所有这些因素之上，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先生反复强调：“翻译是件良心活，得用心去做。”是的，先生的每一部作品，每一行文字，都是用心做的，而且一做，就做了大半辈子。

先生晚年最心心念念的，是希望自己一生钟爱的翻译事业能够后继有人。对于自己的学生，她始终悉心指导，努力提携。她晚年分别与自己培养的三位博士合译了一部作品，而且总是把自己的名字署在后边，良苦用心，令人唏嘘。

书籍，是沟通人民心灵的桥梁，而翻译家，则是这座桥梁的架桥人。先生和她的同侪们，以自己毕生的心血，在中波这两个相距遥远、彼此陌生的民族之间，搭建起一座相互理解的友谊之桥。她主译的《显克维奇选集》曾被波方作为国礼赠送给中国领导人，就是这方面的最好证明。

对于在遥远的东方、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翻译、介绍波兰文学，波兰各界对她始终怀有崇高的敬意。先生也因此在波兰赢得了崇高的声望与赞誉。她曾多次获得波兰教育部、文化部、科学院以及多所大学和学术机构颁发的各类奖项。2007年，波兰格但斯克大学举行隆重仪式，授予先生荣誉博士学位，以表彰她在拉近中波两国人民心灵方面的卓越贡献。格大还为此次活动专门举办研讨会，并出版纪念文集。文集的扉页上用中波文写着：“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以此表达对先生在波兰文学翻译方面所获成就的由衷敬意。

先生还曾获得两任波兰总统颁发的“波兰共和国骑士十字勋章”和“波兰共和国军官十字勋章”。2011年12月，时任波兰总统科莫罗夫斯基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其间专门举行仪式，向杰出的中国翻译家颁奖。易老师、袁老师同时获奖，可谓珠联璧合的典范，志同道合的楷模，他们的故事也在学界传为一段佳话。

2020年11月，袁汉镕先生病逝。2022年2月7日，易老师也追随先生而去。我想，两位文学知音，夫妻译友，此刻一定已经在天堂重逢，也许仍在就翻译问题阐幽抉微，也许仍在共同追忆青春岁月，追忆在格但斯克奥利瓦公园“情人路”上的诗意漫步吧。

2月11日，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竹”厅举行。遗体四周环绕着各界人士敬献的花圈和挽联，其中有吉狄马加先生撰写的挽联：

饮长江水毓秀灵惠纯真豪情怀抱家国

唱波兰曲崇德俊逸光明磊落心通世界

这两句话，是对先生毕生事业的高度凝练，更是对先生一生人格的崇高礼赞。

此刻，凝望先生的遗照，回忆过往30年里的点点滴滴，心头不断涌起的除了遗憾，还是遗憾。30年时光，还没让我听够她旁征博引的讲课，也还没让我听够她爽朗率真的笑声。自此以后，大约只有她凝聚了无数心血、浸透了无限情感的文字将始终伴随我，提醒我，指引我。先生是把笑声带到了天堂，把文字留在了人间。心生此念，则遗憾稍减，因为我知道，先生走了，但先生未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