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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郑伯农:回忆马烽同志
来源:中国文化报 | 郑伯农  2022年04月06日08:20

赵树理和马烽是全国公认的山西“山药蛋派”领军人物。马老是知名小说家,也擅长写电影剧本。革命战争年代、新中国成立初期、“文革”之后,他都留下脍炙人口的力作。《吕梁英雄传》《我的第一个上级》《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泪痕》等,至今仍深深留在广大群众的记忆里。

和名声如雷贯耳的大作家在一个班子里工作,起先我有点忐忑,觉得应当用仰视的目光看他。一见面,却怎么也仰视不起来。他一点也没有大作家的派头,那穿着、那气度,就像一个农村基层干部。接触几次之后,我觉得他就是一位长者、亲人、同志,和他说话不需要顾忌什么,有什么心里话都可以向他说出来。作为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他免不了经常主持会议、讲话。在我的印象里,马烽的讲话都很简短,最长的超不过20分钟。没有套话,没有拿腔拿调,几句很通俗的话就把问题的要害讲清楚了,既讲原则,又通情达理,还满带幽默。这是长期“修炼”的结果,炼到了炉火纯青。我感到他是一位很有水平的领导人。

马烽在作协干了许多重要的事,有些事大家知道,有些事一般人不知道。譬如盖新的办公大楼,不是在他手里完工,却是由他办好手续,打好基础。“文革”前中国作协和中国文联同在王府大街一座小楼里办公。“文革”中,文联和各个协会被撤销,办公楼也被其他单位占了。1978年,作协恢复运转,没有办公地点,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一直在沙滩北街二号借《红旗》杂志大院里的空地盖几排简易楼办公。上世纪80年代初,文联、作协、《文艺报》三家联合在农展馆南里盖一座新楼,但只有作协下属的几家报刊、出版社在里头办公,作协机关仍在沙滩北街的简易楼里。马烽到作协任职后,马上着手解决办公楼问题。他从山西省政协调来原秘书长杨宗,任中国作家协会办公厅主任。杨宗一到北京就全力抓办公楼建设,找地方、搞搬迁、打地基,向上级机关打报告、申请批款,这一切都是在马烽领导下完成的。有人说,干了一年多,只挖了个坑。其实,把地面上的住户迁走,打好地基,是一件很艰难、很费时日的工作。再譬如说,鲁迅文学奖,虽然第一届获奖名单在1997年颁布,但设立这个奖项,是在马烽领导下确定的。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中宣部下文,认为全国的文艺评奖太多太滥,需要压缩。马烽召开党组会并和书记处的同志反复商量,经党组议定,把除长篇小说茅盾文学奖以外的几个项目合并,叫“鲁迅文学奖”。少数民族文学奖与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合办,没有并到鲁迅文学奖中来,仍保持原来的名称。确定之后报中宣部,得到中宣部批准。鲁迅文学奖后来扩大了评奖项目,原来没有翻译奖,这个项目是下一届党组、书记处确立的。

马烽的廉洁是有口皆碑的。1991年,国务院下达通知,让有关单位评“有突出贡献专家”。作家协会最后报了八个人。管干部的同志原以为,以马烽的创作成果和群众影响力,上他的名字是毫无问题的,但马烽坚决不让列他的名字。他是大作家,却没有享受国务院的特殊津贴。作协外联部每年要安排十几批人出国访问,以马烽的国际影响力,他应该率团出访,但在他任党组书记期间,一次也没有出过国。他的提前离京,也和他的廉洁很有关系。按照政策规定,他从山西调到北京工作,国管局或中国作协应当在京给他分房子。何况他在山西就是省政协副主席,应按相应的级别给他分配很宽敞的房子。马烽坚决拒绝分房子,在鲁迅文学院要了两间小房,夫妻俩开电炉做饭过日子。鲁院自己没有锅炉房,冬天靠旁边的一个工厂供应暖气,作协每年向工厂交一定数额的取暖费。这个工厂快要倒闭了,不少工人已经不来上班,暖气烧得有一搭无一搭,鲁院的宿舍很冷。马烽年事已高,经不住长期受寒。他过去有哮喘病,来京后此病加剧,久治不愈。常年被这个病困扰,马烽觉得跟水土不服有关系,只好回山西居住,但仍关注着北京的工作。离开北京的时候,他怕打扰作协的干部群众,没有通知任何人。我和丁玲的原秘书王增如从司机那里打听到消息,赶到十里堡送他上车。后来我曾多次到太原看望这位老领导。他曾给我来信,建议及时筹备、召开第五次作代会,要我向上级领导机关反映。马烽最后因哮喘病而去世,我想起来就痛心,我们在京没有照顾好老人家。有一次我和张平聊天,他说,马烽是一个很纯粹的人。我非常有同感。2004年元旦过后,马烽病重住进医院。临终前,正是春节前夕。马烽告诉医生和家人,想办法把死期拖到春节后,如果做不到,也不要在春节期间外露消息,等过了春节再公布死讯,以免干扰他人过春节。闻听此事,我潸然泪下。这就是马烽,临死前还为他人着想。接到噩耗,我填了一首《踏莎行·别马烽》:

满腹华章,一身泥土。丹青只为黎民谱。村夫走卒入文心,穷乡僻壤传佳著。

三晋含悲,九州笼雾,斯人已赴马翁处。音容笑貌梦依稀,高风亮节心头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