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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佳燕 王手:在小人物身上发现别致的光点
来源:《长江文艺》 | 吴佳燕  王手  2022年04月06日08:03
关键词:王手 地域性

 

“阳刚之气”,

是生活经历的不自觉流露

▶吴佳燕(以下简称“吴”):

王手老师好!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跟您聊聊。我这次集中读了您的中短篇小说,读着读着常常会忍俊不禁。您对形形色色的人与生活的熟稔了解,那种不动声色的叙事中潜藏的幽默、机锋与人性的微妙之处,让人会心一笑又有所击中。我想您的小说应该是追求通俗好看的,真正地面向大众深入生活,有某种“平民文学”的意味。“好看”也越来越成为当下写作的某种趋势:既要考虑到外部读屏时代阅读的耐心,更来自纯文学圈子内部的突围冲动。您是怎么看待小说的“好看”的?

▷王手(以下简称“王”):

谢谢佳燕,这么短的时间里阅读我这么多小说是很辛苦的,也感谢《长江文艺》给我这样一次对话的机会。我想,每一个作者都是乐意做对话的,因为对话可以让读者更多地了解作者,而作者也可以借助于对话传递一些小说里不能完成的意味。我1973年初中毕业即走上了社会,在没有稳定工作的情况下混了十年,这在现在是很难想象的。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而是十年,人们马上会想,这十年里你都做了什么,经历了什么?之后我又在一个相对正规的厂里待了十年,这十年我也是自由散漫的,有时候在三班倒地上班,有时候去一个杂志社里打杂,有时候也没有负担地跑跑社会。后来,在我快到四十岁时去了文联,才算真正地安下心来。前面的二十年,我等于就是在社会的底层,这种情况下,我要学的东西很多,怎样和人接触,怎样保护自己,怎样让自己生存得活泛一点。也因此,底层的人等、生活、艰辛、快活,我是很熟悉的。如果说我的小说写得平实通俗,我想这可能和我的先天“基因”有关,我不可能也没有能力写出深奥冷僻的小说来。“平民文学”不可怕,平民文学应该也算是一种品质,但平民文学一定要鲜活,要有血有肉,这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小说不是学说,它是以故事为基础,既然是写故事,那就一定要写得好看,这应该也是每个作者的追求。经常会听到有人说这个小说好读,好读和好看还是有区别的:好读一般是指读得顺畅,读得舒服,不涩口,没有疙里疙瘩;好看就不一样,好看就是看热闹,看稀奇,看西洋景,那是有内容指向的。多年前,有一次和何平老师聊天,他也说到我小说的特点,我记得他当时还说了一个词,说你的小说里有另类的生活。另类就是不一样呗,我暗暗高兴。

▶吴:

关于写作的地域性,对于您而言其实就指温州。我觉得温州真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不但在经济发展上创造了享誉全国的“温州模式”,还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和一批优秀的当代作家。您说“写小说靠的就是生活”,您的创作一方面与温州这座城市的发展和个人的经历紧密相连,另一方面与其他温州作家又有着很大的不同。最突出的一点,我觉得您是讲究某种“文武之道”的。听说您个人非常热爱运动,您的小说无论题材还是写法也都具有某种阳刚之气,让人想到海明威的硬汉小说。您写温州人的各种工厂生活和做生意的经历,还涉及生活与运动、文学与体育等方面,这在相对自我或阴柔的文学氛围中简直是一股清流,也与当下普遍的宅生存、宅文化现象形成鲜明对比。还让我想到您的微信头像,用的是一个目光深邃、身体硬朗的健美男子图片,忍不住想问是不是带有某种自况的意思?可否谈谈温州对您写作上的滋养?

▷王:

温州有非常好的生存环境,小、方便、自由度高、没那么多规章,很适合我这样的人生活。温州人有一种散淡、无所谓的秉性,这不知道是好还是坏。比如排队,他不会老实地走在队伍里,而是在边上跟着队伍走,要是有人以为这位置是空的,想占据它,他会说,这是我的,我早就在这里了。我也喜欢这样,或者说我也正式不到哪里去。温州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不局限于做一件事,千方百计地想再做一件事。我在温州就做过很多事,我可以有固定的工作,但我不安于现状,东做西做,乐此不疲。有一次在温州大学和喜欢写作的同学们交流,我说的题目是:人人都可以写小说,但前提是你要有生活,要有见识,要有阅历。我列举了我像他们这个年龄时做过的一些事情,打群架、调解纠纷、管理一个工厂、上街看武斗枪战、去海上买走私货、到上海贩紧俏物品等等。我发现同学们的眼里一片茫然,他们不知我所云,他们太顺境了,太平淡了,太幸福了。这也是我的小说里多少有那么点社会习气、有那么点江湖意味的原因。温州有深厚的文化传统,这个,好友东君在一次对话里讲了很多,也讲得很好。温州也有许多不错的小说家,我有幸能和他们站在一起,他们有的有很大的阅读量,有的有丰富的想象力,这两项我都比较弱,比不上。不适合我读的书我不会去硬读,没有生活的想象我一点儿办法也没有。我只写我熟悉的,我经历过的,或者我知道的而且有感觉的,我觉得这样才不至于迷失逻辑,才不会太离谱。我听说有评论家议论,说我的小说看不出学过什么,看不出什么出处,我觉得这就对了,这样挺好。至于你说的“文武之道”“阳刚之气”,我想,这也许是有这样生活经历的人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吧。我原来用QQ时,“头像”是一个原始部落的头人,我的签名是“我是温州的土著”,这是想亮明我的出身。现在我的微信“头像”是一个外国的健美老头,肌肉不大,但线条很好,这是我心向往之的,但我还达不到这样的境界。

▶吴:

小说创作中方言的运用既可以增加小说的特色,又要注意不影响阅读,如金宇澄的《繁花》、林白的《北流》都用到很多本土方言。您在小说中用到的温州方言并不多,但是一些方言俚语出现的频率很高,让不懂温州话的读者也能大致揣摩出它的意思,如“老司”是“老师傅”的意思,“浙江省”被化用成了“浙江最省”,还有“塌了神气”“像虱子烫了一样舒服”“叫我吃我也不敢夹”等等,而“斧头剁了自己的柄”直接被您用作小说的题目。这些方言口语带有浓烈的大众生活气息,生动传神而接地气,不经意间形成了您小说的某种叙述风格,又通俗又有趣又形象,以至于东君说您写完一篇小说都要用温州方言念一遍。那么,您是怎样看待小说创作中方言的选择和运用的?

▷王:

一般来讲,我在短篇里尝试运用方言会相对多一些,像金宇澄老师的长篇《繁花》,方言运用得这么彻底,这么成功,且被人津津乐道是不多见的。不过,上海的方言基本上还算好懂的,它的腔调很有特色。林白老师的《北流》我还没有读到,不好意思。温州的方言是极其难懂的,也是极难呈现的,它虽然生发在浙江,又和福建比邻,却和他们完全不搭界,自成一体。文学前辈林斤澜先生是温州市区人,他一直致力于在小说里运用温州方言,但也仅仅是一些词语的运用,叙述和对话呈现温州味道的也很少,而效果也是大家公认的“怪味”“生涩”。作为一种文本研究,他的小说在这方面无疑是有贡献的,也是有价值的。我因为出身在温州的大杂院,青年时期又长期在底层劳作生活,自然就形成了自己的平民语言、民间语言,这也是我在温州的标识之一。有一段时间,我参加地方上的会议,不讲温州话几乎不会发言。现在我在地方上做一些分享会什么的,经常也是“温普”和“温方”交替使用。我发现,出彩的地方、引来大家会心一笑的地方,往往是温州话里的形象比喻。但我没有在小说中运用方言,我怕外地的读者不接受我,只是偶尔用一下一些意义可以共通的俚语;而在叙述和对话上,我常常运用的也是温州民间的讲话习惯、民间句式以及一些底层腔调。有关本土内容的小说,我是会在完成后用温州话的习惯念一遍,尽量靠近一点,以增加它的温州神韵。因此有温州读者说,看似没有温州方言,但读起来又很亲切。这其实也是语言另一微妙的内在魅力。

为了生计,

人是有无限的可能的

▶吴:

想跟您谈谈“力气”这个话题,或者说“手劲”。这正好契合您的笔名,“王手”,王者之手也。所以我看到一些有趣的说法,比如莫言说“我对温州作家都‘毕恭毕敬’,老远看见都要先打招呼,然后面带笑容,用两只手握他们一只手,因为他们都是‘王手’”;东君在印象记《王手的手》里谈到您两只手的亦文亦武。您在小说中也多次提到“手劲”,或者说营造了一个力气江湖时代:“那时候在社会上立足不靠文凭,不靠素养,靠的就是力气。”《双莲桥》《阿玛尼》《软肋》《惩罚》《健美者说》等小说里都设定了一个出身底层、身强力壮、手劲很大的人物,或者直接就是线索人物“我”,他们一方面可以靠下苦力谋生,但是更多的时候力气成了某种民间身份和权威的象征,树立了他们在扯皮打架、家长里短、人情世故中的威信,可以藉此调解纠纷、安保威慑、以力服人,似乎在无形中维持着某种平衡、公道和规则秩序。这听上去像是在谈论某种前现代社会,又确乎是描述出了过去年代中国的一些底层现实乃至思想遗留。不过力气也有行不通的时候,比如《火药枪》里靠力气立足江湖的年轻人其英雄梦想在突然亮出的火药枪面前分分钟破灭,极为反讽。对此,您怎么看?

▷王:

温州自古就有习武的风气,现在还有,我的许多朋友都在武术协会、南拳协会里担任位置。我年轻的时候也知道温州各个方面的拳师,也和一些拳师有过近距离的接触,我和他们在一起,或听到他们的传说,都会莫名地激动,也非常羡慕有功夫的人。我不大习武,但对锻炼身体感兴趣,一直狭义地认为,只要身体好,力气大,即便是没有武功,近身搏击,顽强缠斗,也是不大会吃亏的。温州也有以武会友的风气,就像古书里写的擂台赛,或找谁切磋一下。今天这里扳手,明天那里推马,后天又哪里摔跤,这样的场合总是很奇幻很刺激,虽然不是很正规,但也不是乱糟糟的,基本上大家还是能够遵守规矩。试想,我当时有力气,也有时间,又没有成家,没有什么牵绊,每天这里那里地赶场,也是很快活的。我小说里写到的游走江湖、扬名立万、主持公道、解决纠纷,都是我经历的,或参与的,当然也不乏失败和被羞辱。这没有什么,山外有山,高手在民间,作为过程,这都是我的财富,大家觉得可信、生动、好看,我就很欣慰了。这样的时间很短,就像任何运动,吃的都是青春饭,年纪一大,脾性收敛了,爱好转移了,有要事要做了,这些东西就慢慢地放弃了。但传说还在不断地延续,也无奈地被再三添油加醋。这是那个年代的产物,和现在大家追求经济、事业、地位一样。

▶吴: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在中国许多文学书写中,江湖是远离朝廷与官方的民间,是有着刀光剑影、侠骨柔情的武林或黑帮。它寄托着人们对现实之外的一种我行我素、快意恩仇的英雄梦想和美好想象。在您的小说中“江湖”指涉的是两个层面的社会现实:一个是广义的江湖,指庞杂丰富的民间世俗生活,为了谋生各处奔波的三教九流;一个是狭义的江湖,就是指社会灰色地带的边缘人物,靠一些非常规手段谋生。这两个江湖都自有一套通约规则,如《软肋》中所说:“有些事,放在规章和措施上,都是解决不好的,一旦染上了江湖的色彩,就不一样了,就有了另外一套程序。”比如您小说中经常提到的龙海生这个人物,他是拳师是黑社会老大,是某种江湖秩序的维护者,但是到了《坐酒席上方的人是谁》里,原来所谓的江湖也发生了变化:“江湖当然是要较量的,但已经不再是血雨腥风,而是文明的、智慧的”,而且“江湖是需要疏导的,疏导了才会畅通”,“龙海生没有真正地退出江湖,他知道江湖是退不尽的,江湖就是社会,就是人群,退出了,他就一无是处,就一事无成”。龙海生这个江湖人物也具有某种挽歌意味。您所理解的江湖及江湖精神是什么?怎么看待时代变迁下的江湖人心?

▷王:

所谓的江湖,文学上的书写确实不少,除了比较“纯粹”的武侠小说,官场小说、事件小说里也都有涉及,还有就是已经文学化了的、人物和事件都带了点江湖意味的小说,我应该勉强属于最后一种。你说的两种情况我都有书写过,比如《软肋》《平板玻璃》,就是广义江湖中的世俗生活;比如《双莲桥》《坐酒席上方的人是谁》,就是表现社会灰色地带的边缘人物,但不一定都有黑社会色彩。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毕竟在那个年代,毕竟可以平静地生活,毕竟不是旧社会的上海滩,毕竟没有地盘争霸,没有利益掠夺,没有世代深仇,血雨腥风也是不大可能的。我最近会出来一本书,也是这两则内容相结合的一个集子,出版社给了个书名叫《文江湖》。之所以叫文江湖,还是觉得有那种广义江湖、世俗生活的趣味。这一点,湖南《湘江文艺》的冯祉艾也看到了,她在一篇写我的评论里也提出了这个概念。我的朋友中是有一些灰色地带的边缘人物,早年他们也是叱咤温州风云,现在年纪大了,在家里安度晚年。有一个还有老习惯,身边有“走差”跟着,家里有专门的厨师,每天坐下来吃饭都是一大桌人,心里面那个谱还摆着。还有一个学会了瓯绣,一种温州的绣花技法,绣一些花鸟鱼虫,到处当礼品送人,我每次看见他时都会有瞬间的恍惚。说实话,我也是有这种情结的人,我觉得江湖没什么不好,就看你怎么选项。比如讲自律,经常练功,节制不良行为;讲信用,说好了几点到就是几点到,几年后的相约也不会忘记;心里藏得住事,有心拜年端午不迟,有志报仇十年不晚;还有知恩图报、仗义勇为、行善乐事等等,都挺好。

▶吴:

就写作的领地而言,您的小说主要涉及两个方面:工厂和做生意,它们都是城市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重工业大企业的环境不同,您写的是一群在小工厂、民营企业做事或者做小本买卖的人,而且他们是一条流水线,正是因为有了鞋厂、乳品厂、玻璃厂、竹筷合作社等上游的生产线,才有了下游生意人的销售线。它与温州的城市发展和时代变迁有关,或者说这正是温州城市生活的特色和重要内容。而无论进工厂还是做生意,都有个行业准则和从业经验,即所谓的“生意经”,也最终都会落脚到跟人打交道上。您关切的正是这五花八门的工厂里和小商品市场中形形色色的普通人,他们热气腾腾的生活经历和情感内心。您的小说,或可视作城市文学在新写实谱系上的延续和增长。作为一个过来人,您对此有什么感受和体会?

▷王:

我目前写作的题材基本是这么几块——情爱、工厂、生意、江湖、家庭生活、中产阶级。最近还写了一组以退休老人为对象的小说,如《二线》,写失去位置后的心理生态;《养匹马怎样》,写退休后想干点有情怀的事;《永远的托词》,写有空伺候老父时面临的新问题;《云中飞天》,写学习老年舞蹈的遭遇;包括这次的《笨狗司派克》,也是写老年人的日常。工厂是我接触最多的地方,我有二十年时间在和大大小小的工厂发生关系,乳品厂是我母亲工作过的,玻璃厂是我父亲工作过的,皮鞋厂是我妻子工作过的,而竹筷合作社,是我第一个拿固定工资的工厂。这里面有我熟悉的情况,我对这些也很有感情,所以自觉不自觉地会常常拿它们做背景,而那些人,也都会活蹦乱跳地跑到我小说里来。温州没有像东北那样的大型工厂,而温州的市场经济又一直比较活跃,所以工厂改制、工人下岗这些典型的困境,表现得不是很强烈,在我这里也反映得比较少,而写的相对多的都是些人跟人之间的日常琐事。1994年我妻子下岗,我们无奈做起了生意。做鞋材生意,跟鞋有关的生意,在温州都是特色。因此,小店生意、小厂的生存、小老板的经营之道、外来打工者的艰难境遇,成了我关注的对象,也写了大量这方面的小说。2018年还出过一本以经济活动为内容的小说集《讨债记》,里面的主要篇什有:《讨债记》《第三把手》《市场人物》《乡下姑娘李美凤》《推销员为什么失踪》《斧头剁了自己的柄》等。还有长篇非虚构《温州小店生意经》。有一段时间,生意小说成了我一个不大不小的标签,李敬泽老师也说“王手的生意经是独一无二的”,开玩笑哈。生意经,就是要智慧地摸爬滚打,要巧妙地云手擒拿。我们做了二十七年的生意,在去年的后疫情时期慢慢地停了下来,交给了一帮在我店里打工的小孩们去做,我们没有可惜,也没有舍不得,他们在我身边都十几二十年了,像我们自己的小孩子一样,他们和我们,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单单是生意上的。至于说我怎么会做生意,会经营小店,我的体会是,为了生计,人是有无限的可能的。

▶吴:

说到您这次给我们的短篇小说《笨狗司派克》,我觉得叙事活泼幽默,读起来很有意思。一方面很生活化,尤其对音乐家这一对老年夫妻退休生活的描写,很有代表性,写出了老年人的真实境况和性情变化;再就是对狗的描述,以及人与狗的相处,人对狗的情感需要,狗对人的忠诚回报,妙趣横生的同时也情意相通。而狗的笨与不笨,全在人的调养与认识。这让我想到您的另一篇写动物的小说《飞翔的骡子》,那里的骡子就没有笨狗这么幸运了,而是在被人类过度压榨后走向自我毁灭。因此你写动物,写人与动物的关系,不光是写生态,更是对人类自身的某种隐喻或忧患。请谈谈这类小说的创作。

▷王:

你这样一说,我回望了一下,还真是写过几个以动物为主要内容的小说,像《买匹马怎样》《养匹马怎样》《飞翔的骡子》等。这次的《笨狗司派克》,是一次和黄咏梅微信,说到养猫养狗的话题,她说,你也写一个吧。于是就慢慢准备起来写了。动物小说难写,主要是动物的情节不会那么奇绝,弄不好就会落入动物好啊坏的陷阱。要想使动物小说飞起来,赋予它寓化的意义,那就要剥离动物本身,来嵌入我们的生活。《买匹马怎样》是写小两口买车的困惑;《养匹马怎样》是写美事中遭遇的尴尬;《飞翔的骡子》则隐喻了底层人们的艰辛。施战军老师在谈到这篇小说时说,骡子成了“主人公”,这一进向非同小可,它不仅仅是寓言化的叙事,而是直抵真切的生存实地并带着血的蒸汽,这种以骡子为艺术形象介入现实的方式,显得高明,也更令人动容和难忘。《笨狗司派克》中,老年人的生活本来也没有新意,容易枯燥、单向、似曾相识;加上狗狗后,不是让它作点缀,作修饰,而让它成了“主人公”,让它有事可做,再把它写得有趣,恰到好处,就起到别样的效果了。

在写作上秉承

平民情怀底层情怀

▶吴:

你写的城市生活中的一些小人物,很是真实动人又具有人性的深度。他们有自己的小盘算小心思,但是在表面上又要竭力保持某种体面和克制,彰显一种城市精神。如《西门之死》里西门对朋友妻子的情感,《火车上唱歌的姑娘》里的宇文一趟趟跑上海,都有某种对异性的心思然而结果未遂。《狮身人面》里“我”对柯依娜的长久心思最终算是实现了,但也同时宣告了两人情义的终结。还有《本命年短信》里的男妇科医生,竟然被一个莫名其妙的本命年预测短信牵着鼻子走,是因为突然特别在意升迁这件事引起的心理暗示;而《贴身人》里的司机为了实现职业身份的转变,过分在意跟随领导的言行举止,结果只是一厢情愿诉求失败。《第三把手》里的鞋厂女工周节如,夹杂在小三的情感和事业的雄心中竭力寻求平衡和保持自尊。《软肋》里击中工厂里的“刺儿头”、“浑不吝”李龙大软肋的,正是他对女儿的爱,是人性共通的东西。这些城市小人物的塑造都非常有特点,写出了他们细腻丰富的内心,又流露出某种人生世相和生活的无奈。对此,您怎么看?

▷王:

2007年,《当代作家评论》等几个单位一起给我开了个研讨会,来了很多我景仰的小说家、批评家。在那个会上,他们给我下了结论,说王手长篇不行,中篇有好的,短篇不错。我就明白了,我可以在什么地方用功,什么地方我用功了也是白费。既然只能够写写短篇,那我就在小人物上多下点功夫。叙事是我尤为要注意的,讲什么故事一定要和别人不一样。叙述也是我特别在意的,怎么把故事讲好,还要讲得好听。我乐意在小人物身上发现别致的光点,乐意去挖掘他们意外的日常和幽深的内心。我谨慎人物走向和事情发展的逻辑,尽管有时候这些人物和事情都是个案,但逻辑也是不能迁就和马虎的,否则,当人们谈论起这个东西时,质疑马上就跟了进来。一些作家批评家的意见我是深以为然的,王彪老师说,你的长处,一是叙述,二是故事和人物里面的内核有张力,有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洪治纲老师说,你总是能够将人物安置在一种即将分裂的临界点上进行从容的剥示,从而使那种盘旋的、往返的、缠绕的叙事手段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们的意见我时常会翻出来回顾一下,我的体会是,短篇,不管你写什么,故事也好、情感也好、心理也好,写的还都是“控制”。

▶吴:

说到短篇小说的创作,我想起您在《软肋》这部小说集前面有篇文章专门讨论,其中有这么一段话:“我觉得写短篇就是要纯粹,有生活不一定有优势,就看我们怎样去解构生活,来建立自己的文学。生活中有很多残酷的东西,晦涩的东西,这是我一直在极力回避的,我以前告诫自己,要以温暖之心写身边的善良,现在我觉得还不够,还应该支持以友爱和善待的情怀,这也是我在写作过程中需要加紧修炼的。”这可以视作您的写作自白。也因此您的短篇小说往往质地轻盈灵动,在精神上正如谢有顺所说,“有一种仁慈和宽广的东西”。那么您在写作中是怎么处理一些绕不开的生活生命之重的?

▷王:

这是我一篇短文《关于短篇小说的自言自语》里的一段话,里面还有其他话,也陆续在别的地方出现过,比如收获微信公众号和人民文学微信公众号等,是我一段时间里的一点“断想”。我记得当时应该是有所指的,是介于一些作者对短篇小说的随意,觉得一句话、一个感觉、一则消息就可以编成一个短篇小说。所以,我当时说的这个“纯粹”,应该还包括一些其他元素。我们既然舍弃了许多功利的东西,潜心去做短篇,去磨一个短篇,那么从选材开始就不能随意,应该称得上精心。这个故事应该是放在心里很久的,自己也倾注了感情的,等到时机成熟,再慢慢地琢磨语言、形式、结构、思想。我很欣赏好友陈河说的“我的每一个小说里,都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大意)。我想,这本身就体现出了他对故事的看重,对文本的谨慎。那是我们对自己的要求,对创作的态度,对自己建立起来的文学的一种尊重。至于写什么,怎么写,是加一些情节做成一个中篇,还是提炼浓缩磨成一个短篇,那就看各人的心趣了。一个故事,一般都有它的多个维度,有人揭露丑恶,有人展现温暖,都是从人性上去考量,都是遵从自己的内心,不存在高低之分。而我,我承认自己在写作上是秉承平民情怀底层情怀的。

▶吴:

我想,如果硬要把您的小说与传统文化精神扯上关系的话,应该是一个“和”字,是心平气和的和,是和谐相处的和,还是宽恕和解之和,强调的是一种人生哲学与处世态度。

你小说里经常提到“心平”,“心平能做大事业”,如古人云“每临大事有静气”。混江湖的人能在江湖上立足,靠的不仅是一身蛮力,还有心气的平和;做生意的人要把生意做得有声有色,除了精明勤恳,也要有良好的心态。而他们之所以可以做到“心平”,与他们的家庭教养和文化素质不无关系,比如《双莲桥》里“我”因为力气被错当成“埠霸”,但是真正让埠头生意顺利进行、买卖双方心服口服的,却是“我”的不争无为、人性化管理,这与父母的教育有关,也让“我”在后来的整治中免于一劫。《推销员为什么失踪》中的“母亲”之所以在与半路杀出的生意对手的竞争中取胜,与她光明磊落、遵守规则、追求和谐的经商理念不无关系。

而无论是对于人情世故还是两性情感,还是人与动物的关系,您都有一种通透感,想要表达一种对生活生命的和解。文本故事再险象环生,结尾都可以化险为夷。小说里的人物,无论在生活中遇到多大的事情或内心的波澜,最后总会找到自我宽解或救赎之道,归于平和。是这样吗?

▷王:

呵呵,你说得对,你看出来了,我的小说总体上还都是比较平和的,没有激烈的、残酷的、极端的东西。这不是我在刻意为之,而是我本来就是低姿态的。我的祖母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她的言传身教,是我童年里最温暖的感受。她每天下午把《圣经》摊在桌子上、一字一句诵读的情景,我到现在还记忆犹新,脑子里经常都是这个画面。每个礼拜天,我都会随她去城西礼拜堂听福音,那种以兄弟姐妹相称的热忱,是我体会过的最佳的人际氛围。她倒没有教导我“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而是让我与人为善,心存感恩。这样的影响让我一生都很受用。即便在“文革”后期、社会治安非常糟糕的情况下,我的一些朋友出门都带刀带匕首,有的甚至用自行车链条做成带子系在腰上,好在紧急情况下化为武器。但我没有,我是精心地做了一只“钉拳”,套在自己的手上,在自卫和自保的前提下,万不得已也不要伤人太重。小说是一个人内心的流露,尤其是短篇小说,特别能看出作者在写作时的那种心劲。我是这么理解的,我们做人做事,都是在和世界和社会做一个和解的过程,也是一个人完善自己内心的过程。现实中,不公、不平、破败、没落的事随处都有,但动不动就走极端、就杀人放火的,毕竟还是极少数,人们还是要争取希望,去寻求和解。换成小说的做法,写动作容易,写心理难,写极端容易,写和解难,写人性中那点微妙的亮光更难。当年余华写残酷,他写得津津有味,我们也看得非常过瘾,但如果现在还让他写那样的小说,我相信他写出来不会是以前的那个样子。我的意思是说,人在过来之后,看透之后,他的性情是会变的,起码会变得温和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