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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晋，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会长、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外事委员会委员，曾任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

中华读书报：在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书山有路——毛泽东的学用之道》中，您谈到了毛泽东的读书方法。能概括一下他读书有哪些特点吗？

陈晋：读书效果的好坏，关键在于读法和用法，在于是不是拥有从书本到实践、从主观到客观进出自如、出神入化的本事。毛泽东拥有这样一种大本事。

概括起来，第一，他把读书学习当作一种调查研究。毛泽东读《徐霞客游记》和郦道元的《水经注》，就关注到两位作者是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才能写出有所发现的“科学作品”；读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也说蒲松龄“很注意调查研究”，否则他哪有那么多稀奇古怪的故事。毛泽东酷爱读书，同时又提出“反对本本主义”，看起来矛盾，实则反映出他提倡的一种读书理念，即不是为读而读，而是调查研究前人或别人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思考。

第二，读书要到“底”，经典的和重要的书反复读。毛泽东把读书学习叫“攻书”。要“攻”，就不能半途而废、浅尝辄止，必须到“底”。什么是“底”？就是最大限度地悟透书中的要旨，最大限度地汲取和发挥经典书籍蕴含的智慧和经验。对喜欢的文史哲经典，毛泽东确实是常读常新。1954年在杭州的一次闲谈中，他对人说自己已经读了五遍《红楼梦》。此后，他又十五次索要过《红楼梦》，这在工作人员的记录中有明确记载。反复阅读经典书籍，因每次阅读背景不同、需求不同、心境不同、年龄不同，总是会有新的理解和发现。这样，书中有价值的内容也就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掘。

第三，相同题材内容的书，要把不同的甚至是观点相反的著述对照起来读。毛泽东想读关于美国历史的书，就让人到北京图书馆，专门写信说，不光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写的，也要有资产阶级学者写的。他读拿破仑的生平传记，一下子就要来英国人、法国人、俄罗斯人分别写的三种版本，同时阅读。关于《楚辞》，他在1957年12月一次就要了几十种古今对《楚辞》有价值的注释和研究书籍。

第四，读书不仅要做到传统的“四到”，还要注重讨论。古人强调读书要“眼到”“口到”“手到”“心到”。“眼到”“口到”“手到”好理解，无非就是看、念、写。此外，毛泽东还有一个“耳到”，就是读书讨论时听别人读，自己想。毛泽东的“口到”，也不光是自己念，还经常在一些场合，给人讲书，直接宣达自己的阅读体会和收获。有了这几“到”，方能“心到”。

中华读书报：您如何评价毛泽东的读书理念和方法？

陈晋：毛泽东的读书之法，彰显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反映了他的读书活动同客观实践的深刻关联。这种关联，激活了书本，让一些“闲”书有用，“死”书变活；也激活了毛泽东的思考，使他常有新的思想收获，进而在实践中有新的运用和发挥。

中华读书报：《书山有路》中有一章，您谈到“四书”“五经”是毛泽东那时候的必读书，具体情况是怎样的？

陈晋：毛泽东那一代知识分子，基本上都接受过传统“四书”“五经”的熏染。从小打下的旧学根底，为毛泽东的人生性格和政治实践提供了厚实的文化底色。毛泽东读私塾，归纳起来有这样几点引人注目：一是书读得比较多，开蒙的起点不低。先是读《增广贤文》《三字经》《幼学琼林》等，继而圈点《论语》《孟子》《诗经》，后来读过《春秋左氏传》（即《左传》）、《纲鉴易知录》等。从现有的资料看来，《纲鉴类纂》是毛泽东读到的第一部中国通史，他从这里最初得到系统的中国历史知识。那是1910年他在韶山东茅塘私塾念书，塾师毛麓钟教他读的，使他很早就对历史发生浓厚兴趣。另外，韶山毛泽东纪念馆至今还存有毛泽东当时读过的一本《诗经》，上面留有他的签名。二是有读书天分。读书瘾头大，一闲下来总是在看书。父亲让他辍学在家里帮助干农活的那些日子，他总是偷偷阅读，惹得父亲很不高兴。毛泽东记性好，读许多书能记得住，还喜欢按自己的意思去发挥。三是开始学写“破题”文章，文思比较快，有时还帮助同学作文。当时朝廷刚废科举，但在乡村塾师那里，学作破题文章，仍然是基本训练。

中华读书报：在《读书有法》（广西人民出版社）中，您提到毛泽东喜欢读鲁迅的书。能否具体谈谈？他是从什么时候开读鲁迅著作的？他有怎样的阅读习惯？

陈晋：很奇怪，毛泽东1920年创办长沙文化书社（实际是书店），刊登广告，推荐读者购买的书目中，有胡适的，周作人的，但是没有鲁迅的。他真正关注到鲁迅，应该是1930年代初期在中央苏区，特别是长征到陕北后。他当时特别注意收集和阅读鲁迅著作的一些单行本和选本，专门写信让人给他弄一本《朝花夕拾》来。他从设在延安的陕西第四中学只有两间房那么大的图书馆里发现鲁迅的书，立即高兴地借走了几本；几天后，他让秘书退回看完的，又借走了几本；第三次，他又让秘书把鲁迅的几部选本和单行本全部借走了，一并读完后才还给图书馆。

曾任毛泽东专职图书管理员的徐中远，在一篇文章中回忆，毛泽东曾说：“我就是爱读鲁迅的书。鲁迅的心和我们是息息相通的。我在延安，夜晚读鲁迅的书，常常忘记了睡觉。”

毛泽东一生阅读和保存有三种版本的《鲁迅全集》。一是1938年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辑的二十卷本的《鲁迅全集》（内容包括鲁迅的著作、译作和他所整理的部分古籍）。新华社曾发表过一张毛泽东在延安枣园窑洞里工作的照片，办公桌上便放着其中的三本。二是1956年到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带注释的十卷本《鲁迅全集》（只收著作，未收译文和古籍）。毛泽东逝世后，报刊上发表过一张他站在书柜前看书的照片，他手里拿着的书，就是这版《鲁迅全集》中的一本。三是1972年有关部门根据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鲁迅全集》重新排印的大字线装本。这三版《鲁迅全集》，毛泽东都是细读过的。他有个习惯，读一次习惯在书上画一个圈；看两次就画两个圈。在第三种版本上，他在一些册的封面上，还写有“1975.8再阅”字样。此外，毛泽东还阅读和保存有一套1972年9月文物出版社出版的线装本《鲁迅手稿选集三编》。

中华读书报：能说《鲁迅全集》是毛泽东的枕边书吗？

陈晋：可以这么说。鲁迅的杂文，在一定程度上是毛泽东从事政治和思想工作得心应手的工具。1975年7月，毛泽东因患老年性白内障动了手术。手术之后，视力不济，他还请身边的工作人员给他朗读《鲁迅全集》第五卷《准风月谈·关于翻译（下）》。鲁迅在这篇杂文中说，那种因为有点烂疤，就一下把整个苹果都抛掉的做法，首饰要“足赤”、人物要“完人”的思想，是很错误的。听读这段内容，毛泽东连声称赞：“写得好！写得好！”1975年底到1976年初在有关理论问题的谈话中，毛泽东又专门强调：“建议在一二年内读点哲学，读点鲁迅。”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前夕，他卧室的床上，床边的桌子上、书架上，都摆着那套新印的线装大字本《鲁迅全集》里的一些卷册，有的是在某一页折上一个角，有的地方还夹着纸条，有的还是翻开放着的。

中华读书报：您说毛泽东读书细，细到什么程度，能举个例子吗？

陈晋：毛泽东从青年时代就读二十四史。为了便于阅读查找，他在一些列传、本纪的封面上标注出传、纪的人名；绝大多数卷册，他都作了圈点、断句；有的封面和天头上画着两三个圈圈的标记，有的地方还细心地改正了错字。他的阅读是根据需要和计划，有重点、有选择地展开，批注文字较多的，是“纪”“传”部分。举个例子，读《旧唐书·黄巢传》后，毛泽东根据传中的记述，专门画了一张黄巢起义军的行军路线图。

中华读书报：新星出版社出版的《问答中国》一书，本来是讲理论的，但却很有故事性，而且关键是有问题意识，非常引人入胜。您在写作中是怎样考虑读者的接受度的？

陈晋：关键是先要设置阅读对象，就是说，你的书准备给谁看？像“问答中国”这样的写作题目，要求立足现实，论述当代中国的梦想诉求、发展道路、制度特点、文化土壤、处理国际关系的来龙去脉，我设想的阅读对象有两类，有意愿和需要了解中国却又看不清中国面貌的境外读者（译成外文），还有就是有意愿了解当代中国却又不是专门搞理论、历史研究的国内普通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这就要考虑，他们最关心和在意甚至有疑惑的是什么问题，不能回避；再就是回答问题的时候，不宜纯粹按逻辑来个一二三。这就需要故事切入，需要娓娓道来，自然而然地把自己的认识和观点引出来。总之，写作中，我始终设想，有一个提问者、辩论者在和我对话，我的每一句话，讲的每件事情，打的每个比喻，都是在和对方讨论现实问题的经纬原由。不仅希望对方能够听得懂，还希望对方能够听得进。实际上，有些想法和观点，也是在和对方不断深入的“交谈”中明确起来的，你要力求回答对方的问题，经受住对方的驳疑，不得不被迫根据对方的思路去思考，而回答逻辑却是自己的。

这样的写法，不是居高临下，也算是体现对读者的尊重之心。讲话写文章，是敷衍应付，还是要说点自己的认识，这是决定有什么样文风的起点。作文从来讲“修辞立其诚”，不显其诚，不拥有实，长空假的写法，是看不出谁写的，写给谁看的，是不顾及读者感受的。这对别人不仅是一种折磨，而且让人觉得你说话写文章没有诚意，对读者也是一种轻慢和冒犯。

中华读书报：您的枕边书有哪些？

陈晋：我读的书不多。枕边书或许是个比喻。真正晚睡前的枕边书是杂书闲书，还有一些喜欢的刊物，看半个小时左右自然入睡。拉开架势阅读的，无非两类书籍，工作需要的党史文献类著述，再就是政治和文化方面书籍。

中华读书报：在您的收藏中，最珍贵或有纪念意义的是什么书？

陈晋：我不是藏书爱好者。记忆中，20多岁读的三本书，印象非常深刻。一是大学时读到《美的历程》，那时兴做阅读卡片，我大段大段地抄录了不少，因为它让我知道，美学史可以那样写；二是参加工作不久读到《万历十五年》，它让我知道，严肃的历史论著可以那样写；三是1987年夏天，读到逄先知、龚育之、石仲泉等人写的小册子《毛泽东的读书生活》，它让我体会到，毛泽东这样伟大的人物，竟有如此深厚的“书生本色”，思想太丰富了。这大概是我后来长期研究毛泽东的诱因之一。当时读的这三本原书借出去后，都找不到了，前些年我又重新买了这三本书的新版本，对《万历十五年》又看了一遍，依然耐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