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当我们谈论科学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英]伊恩·麦克尤恩，孙灿 译

我们小时候会互相比赛，看谁第一个跑到海边。人们也开展过英勇、有时甚至致命的比赛，看谁第一个抵达北极或南极，或绕西北航道一圈，或沿着这条河而上，或穿过那片沙漠。有时，其中也包含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激情。第一个游过或飞过英吉利海峡，第一个登上太空，第一个登上月球、火星——这些伟大的努力，它们所有的英雄气概和技术成就，都带着孩子气。

在文学中，每个人都是第一。我们不用问谁是第一个写《堂吉诃德》的人。事实上，我们最好考虑一下成为第二人的可能性，就像皮埃尔·梅纳德（Pierre Menard），他在博尔赫斯的著名故事 中从头到尾独立构思了整部小说，比塞万提斯晚了好几个世纪。世界上最差的小说家至少可以肯定，他会是第一个写出他那部糟糕小说的人。所幸也是最后一个。然而，当第一、去开创、做原创，都是一部文学作品质量的关键。无论多么微小，它必须——在主题方面，在表达方式方面——增进我们对自身的了解，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了解。

但小说家心怀感激地继承了一系列技巧、惯例和主题，这些都是社会变迁的产物。我提到过的自由间接文体，最早是由简·奥斯汀推而广之的。塞缪尔·理查森的小说《克拉丽莎》（Clarissa）或许是第一部详尽描述个人精神状态特质的长篇作品。19世纪的小说家把深刻而复杂的人物刻画手法流传给了后世。一定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小说家才好不容易找到了描写孩子心灵的方法。在《尤利西斯》（Ulysses）中，乔伊斯把日常琐事写成了一首新诗。而且他和弗吉尼亚·伍尔夫这样的现代主义者找到了新的方法来表现意识流，现在这些方法已经很常见了，甚至在儿童读物中也是如此。但理查森、奥斯汀、乔伊斯和伍尔夫自己也是继承者。他们也坐在巨人的肩膀上。

达尔文和爱因斯坦成了“第一人”，声名鹊起、深受尊敬，应接不暇，成了文化偶像，但华莱士和希尔伯特则泯于无名了。这个“第一”，这种独创性，有着精确的定义。不是绝对沿着牛顿学说时间轴排列的第一，而是在被承认和尊敬的公共论坛上的第一。因此林奈学会、普鲁士科学院——的演讲才会做得那么快，还顶着巨大的压力。

19世纪的科学在进化论观点的边缘徘徊了几十年，而且即使达尔文——或是华莱士——没有表达出自然选择进化论的观点，其他人也一定会这么做。每个人都面对着同样的生物学现实，分类学也已经进入了高级阶段。

同样，在20世纪头30年里为经典量子力学奠定基础的杰出一代，如果找不出一种结合物质、能量和时空的方法，那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尽管他们的途径也许和爱因斯坦的不同，而且他们也许没有一开始就通过黎曼张量这种简洁的方法来实现。

成为第一人和具有独创性，在科学中事关重大。实验室竞相争先发表论文。其中包含着强烈的激情，还牵涉到诺贝尔奖。能与某种成功的观点永远联系在一起，是一种不朽。在对这一点的渴望中，科学家表现出对于他们自身作为创造者、作为独一无二的制造者的关注。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与小说家、诗人、艺术家和作曲家极端个人主义世界的相似之处。他们心里明白，自己完全依赖于前人。在这两者身上，我们都看到了人的一面。

本文选自《当我们谈论科学时，我们在谈论什么》，题目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