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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子恺的“课儿”—— 丰子恺的“课儿”
来源:北京晚报 | 张玉瑶  2022年03月21日07:27
关键词:丰子恺

丰子恺和外孙宋菲君(右)、幼子丰新枚(左)在一起读报。宋菲君当时读初二。

丰子恺所画的和幼女丰一吟、幼子丰新枚在“日月楼”中读书译作的情景。

宋菲君先生是研究光学的物理学家,还有一个身份是丰子恺的长外孙。去年中,在好友、北大中文系教师林嵩的提议下,他回忆起半个多世纪前他所亲历的外公丰子恺家的“课儿”传统,写下在外公身边学诗词的故事,集为两册雅致的《丰子恺家塾课》。

上周六,去宋先生家拜访他。他所居楼栋的门禁系统看上去很便捷,直接嵌着标有每一户门牌号的按钮,不需手动输入,只用按下,屋内的主人即知客到,遥控开门。但我并没有用上——当我掏出手机,想再确认一眼门牌号时,楼门突然无声地打开了,宋先生握着手站在门边,和之前在网络照片及电视节目上看到的一样,戴一副细框眼镜,清瘦,温和,只不过没有穿西装,而是身着一件家居的灰色毛衣,这让他更像一位亲切熟悉的长辈。他蔼蔼微笑道:“刚才看见你从窗前过去了,看着和微信头像一样,想着是你来了。”话里带着绵绵的南方口音。

进了家门,我方明白过来:宋先生的书房窗口正对着外面的路,书桌摆在窗下,而他刚才就坐在桌前看书。那本书依然以打开的姿态摊在桌上,从厚度估计,看了约有一半,页上印着表格和数学物理公式。就在我们约定时间的前几分钟,他还在埋首其中。我想起之前在微信上约采访时间时,他说“最近科研忙一点”,看来还不是“一点”。我暗自心算,1942年出生的他已经快满八十岁了,一时恍惚是否竟算错了。

直到后来看到他的《外公丰子恺鼓励我学物理》一文,才意识到抓紧时间读书学习早已是宋菲君从学生时起的习惯,这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外公丰子恺对他“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努力,岁月不待人”的谆谆劝勉。他在外公身边长到18岁,在他的成长经历、文化滋养乃至人生选择中,外公都如同一位智者式的向导。

这些年,宋菲君在许多场合都讲述过外公的故事,艺术家风与他自己的科学家身份奇妙地并行不悖。就像书房中,他背后的整面书架,纵向上清晰又妥帖分为三部分:最左是外公丰子恺的著作、漫画、译作等全集,中间是文学历史类读物,最右是物理专业书籍。《丰子恺家塾课》的副标题是“外公教我学诗词”,其实书中所记叙的,是由诗词连缀起的从丰子恺到宋菲君的三代人的人生。丰家的家庭教育洋溢着跨越时间的、艺术的温情,几十年后,不仅宋菲君依然能够随口吟出,也足以让我们这些后代的普通读者心向往之,仿佛依然能从中私淑几分。

《丰子恺家塾课》 宋菲君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42年5月宋菲君满月,丰子恺欣然为外孙绘下这张“满月像”。

“日月楼中日月长”

1938年,为避日寇,丰子恺携家人从浙江桐乡石门湾的“缘缘堂”辗转来到桂林。在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邀请之下,次年初又迁广西宜山(今宜州区),担任西迁至此的浙江大学教员,教授艺术教育和艺术欣赏两门课程。之后,又随浙大继续迁至贵州遵义。

丰子恺虽写文章戏称一路是“艺术的逃难”,但实际是带着一大家子颠沛流离,历经千辛万苦。没想到,却收获一个战争中的意外之喜。因担心逃难中子女学习受影响,丰子恺请来两位刚从浙大毕业不久的年轻人做家教,为孩子们补习理科和英文,其中一位生物系毕业生叫宋慕法。不久,宋慕法和丰家二小姐丰林先(后改名丰宛音)恋爱,喜结连理。或许是因战争中的团聚与喜事过于难得,1941年9月7日,婚礼在遵义的成都川菜馆举行时,胜友如云,史地学家张其昀、物理学家束星北等一众学者名人到席,证婚人则是数学家苏步青,他是丰子恺的朋友,同时也是宋慕法的同乡。

1942年清明节,这对年轻夫妇的第一个孩子出生。抗战中诞生的新生命,自是给家族带来巨大的喜悦。已赴重庆国立艺专担任教授的丰子恺修书给女婿宋慕法,为新生儿起名“菲君”:清明古称“芳菲节”,芳菲之君,“含有平凡伟大之意”。在丰子恺的七个子女中(其中三女丰宁馨为丰子恺三姐丰满之女),丰林先是第一个结婚生子的,由此宋菲君便成了丰子恺孙辈里的“第一个”,其他弟弟妹妹都是待抗战结束后才出生的,年纪皆比他小好多。宋菲君只比丰子恺幼子丰新枚小四岁,还闹过“将来我同小娘舅一样大了,也叫你爸爸”的笑话,惹外公画出了一幅妙趣横生的家庭漫画。

1946年抗战结束后,丰子恺携全家从重庆东归,回到江浙故乡,先是定居杭州,后迁上海。位于陕西南路长乐村的寓所,阳台天窗能见日升月落,丰子恺为它起名“日月楼”。宋菲君的小学和中学都是在上海念的,他在外公身边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到18岁考上北大物理系,去北京上学。在这期间,和他的母亲、舅舅、姨妈们一样,也有幸亲历了丰子恺独特的“课儿”。“课儿”,不是名词,而是个动宾结构,就像宋菲君在这里往往用英语注释的“teaching the kids”,“课”是动词。丰子恺非常注重子女教育,亲自在家给孩子上课,从子女到孙辈,构成了别致的家庭教育传统。“家塾”开两门课,英文和古文,英文学林肯的《独立宣言》等,古文则是亲授古文诗词。宋菲君小时候,就见过外公给小姨丰一吟、小舅丰新枚上课,到他小学四年级时,终于也轮到他了。

宋菲君回忆,当时他每个周六都会回外公家住一晚,周日晚上再回去。外公上课前,先让他背诵上周学的诗词,再教新课。每次教二三十首诗词、古文一篇,一开始学的是《古诗十九首》,背“行行重行行”“迢迢牵牛星”,后来逐渐扩展,包括《诗经》《孟子》《古文观止》等。母亲丰宛音从事中学语文教学,给外公当助教,平时也教宋菲君学诗。令他印象颇深的是学唐宋词时,用的“教材”是手抄本的《白香词谱》(清代舒梦兰编选的词选),这还是抗战逃难中因藏书散佚,由母亲姊妹几个复写的版本,到孙辈这里依然用它学习。有意思的是,词谱上载李后主的词《破阵子》漏了一句“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抄写的母亲和小姨便一直背漏了,连带日后宋菲君也跟着背错了,好多年后才发现。

从小学高年级一直“课”到高中毕业,七八年间,据宋菲君估计,学了大概能有一千首诗左右。而小舅丰新枚比他还多得多,据说能背出两千首。从形式上看,“课儿”和正式上课无差,课业量着实不小,但孩子们都不觉得枯燥或负担重,因为丰子恺讲得实在有趣得紧,“跟外公学诗是乐趣”。外公往往一边吟诗,一边随手就在旁边勾勒一幅生动的小画出来。宋菲君记得,有一次讲到杜甫的“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夜月魂”,外公随笔就画了一个女孩子,衣带飘然,配饰琳琅,仿佛在耳边叮当鸣响。画面浮动,他自此把这首诗记得很牢。

正如丰子恺曾在文章中所写,“我觉得古人诗词,全篇都可爱的极少,我所爱的,往往是一篇中的一段,或其一句。这一句我讽咏之不足,往往把他抄写在小纸条上,粘在座右,随时欣赏”,他对诗词的喜爱和欣赏,是写意与兴味式的。“课儿”时也是如此,他似乎并不在意作者是哪个时代,或是否有名,只要诗中有画意、有故事,借着诗句典故,他给孩子们滔滔讲岳飞杨家将,也讲聊斋子不语;也并不像学校语文课那样一板一眼、逐字逐句地解释字词,而是着意点到诗中的趣味和意境,是陶渊明式的“好读书不求甚解”。

虽学得有趣,但学过后,丰子恺也一定是要求背出来的。宋菲君说,外公的主张是,不同年龄对诗词有不同的理解,现在不甚懂得没关系,先背出来,将来自然会明白,“就像李商隐的诗,等长大恋爱了,自然就理解了”。这与很多人“理解了再背”的观念相悖。宋菲君说,他初中时的语文老师就不认同这点,问是谁说的,得知是丰子恺的话,老师便不语了。想来,大师总是有他的道理的。

丰子恺绘苏曼殊诗句:“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

诗词陪伴一辈子

和学校教育比起来,宋菲君觉得,外公丰子恺教诗词,最特别的一点是“不功利”——学校让背古诗词,是为了考试和文凭,但外公的“课儿”,生动愉快,为孩子培养的是一种审美情趣和文化修养,一种“感情世界的丰富”。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说丰子恺是“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他对子女的教育也是纯粹的、艺术式的,七个子女个个成才,虽然日后并非专事研究古典文学,但诗词,始终是他们人生中的乐趣与寄托所在。

在“课儿”传统的化育下,丰家子弟古文造诣都极深。宋菲君童年在上海时,外公和小姨、小舅住在“日月楼”,每到周末和年节,其他子女也都回来,聚在一起时,诗词游戏自然地成为这个大家庭的重要活动。最常玩的是丰家独创的“飞花令”,玩法颇为有趣:大家想一句诗让某人猜,猜的人可以随机问问题,问到的人作答时,须按顺序说一句含诗中字的诗。这游戏各种零碎时光都能玩,等车、喝茶、游船,随时随地开始,是一个随身携带的消遣法子。唯一的要求是,须得有一定的诗词积累,但这对丰家不是难事。宋菲君记得,有天全家逛城隍庙,中午在一家饭店吃饭时,点完菜闲坐无事,游戏就又开始了。这次猜的人是大舅丰华瞻,大家商定的诗句是“九里山前作战场”,这是《水浒传》里所引的一句民歌。大舅回来,第一个提问的便是外甥宋菲君,他必须用一句带“九”字的诗句来回答。问了三个人,才刚说到“山”,大舅便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九里山前作战场”,众人赞叹不已。这是宋菲君印象中最快猜中答案的一次,因而记忆最是深刻。丰华瞻便是丰子恺儿童漫画中所绘的“瞻瞻”,画上的可爱稚子当时已在复旦大学英文系教书,古文功底相当深厚。此外常玩的还有“览胜图”,有点类似诗词版的“大富翁”,是相当风雅的一件玩具。家人或扮“词客”,或扮“美人”,或扮“渔父”,在棋盘上行行停停时,宋菲君记得,外公往往就坐在旁边,或喝着酒观看儿孙们的游艺,或吟诵着诗词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和诸多处于新旧之间的中国现代文人一样,丰子恺写得一手好白话散文,又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学功底,文学、绘画、音乐无一不精,不过宋菲君告诉我,1975年外公去世前,对小舅丰新枚说的是,他最丢不下的乃是诗词。“诗词陪了外公一辈子。”从《丰子恺家塾课》所记述的片段中,很容易感受到诗词对丰子恺这种温润的“陪伴”,它超越了学识或修养,早已化入骨中,是异代人事在现实中的回音——抗战逃难中,丰子恺曾多次教给儿孙岳飞的《满江红》和南宋徐君宝妻的《满庭芳·汉上繁华》;而到1944年,持续七年的战争进入反攻阶段,当年中秋,客居重庆沙坪坝的丰子恺饮酒大醉,醒来戏仿南宋末年词人蒋捷的《贺新郎·兵后寓吴》作另一首《贺新郎》,却一扫原词中国破黯然之意,乐观地预言“来日盟机千万架,扫荡中原暴寇,便还我河山依旧”;更漫说日常生活里,猫咪、蟋蟀、螃蟹,桩桩件件的物事都能引他随口吟两句诗、绘一幅画。“课儿”的时候,他不强迫孩子弄清每一个字义,而是让他们体会到诗词给予人生的陪伴,那样一种穿越古今、与己有关的经验。

江南景物秀美、掌故丰富,丰子恺常带全家一起出游,南京、庐山、扬州、太湖,去到哪里,大家便纷纷吟咏关于此处的古代诗词,不是为比赛,倒十分像是古代文人的日常文学生活方式。有时,甚至完全是兴之所至,乘兴而来。宋菲君常常爱说起“浙江潮”的故事,那是他读高一那年,有天正跟外公学苏曼殊的《本事诗·春雨》一诗,外公在“日月楼”的阳台上反复念诵着“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猛地想起什么似的突然问:“钱塘江大潮是什么时候?”得知是下周四,便果断决定全家去海宁看潮。宋菲君念的复兴中学是上海市重点中学,学校一般不允许请事假,何况又是出去玩,丰子恺却爽性地为外孙签了一张假条。班主任请示校长,校长见是丰子恺签字,破例准假。在海宁看潮时,大潮未来之际,见到江里还有捕鱼的人,外公随口吟诵李益的《江南曲》:“嫁得瞿塘贾,朝朝误妾期。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时隔六十多年,那一幕情景宋菲君还记得清楚,连同两首诗,也一直记到现在。

如今,宋菲君已成了比当年外公还老的老先生,与他约拜访时间时,他叮嘱我前一晚再确认一遍,因为他“记性很差”。但面对面交谈时,那些少年时随外公背的诗,他却依然记得清楚,随口仍能诵出全篇——“我长记忆甚好”。他告诉我,十几年前曾因做手术实施全身麻醉,术后第一个晚上,他一个人待着时突然胡思乱想,担心全麻会不会影响大脑,但躺在那里,又没法演算数学来验证。他突然灵机一动,背起《长恨歌》来,从头到尾,一字不落。于是他放心下来,“没事了”。《长恨歌》是小时候背的,离现在已经很久了,记忆却依然如此牢固,参与进他“长期记忆”的构成当中。很多年后,独自一人,他再次体会到这首诗“写得非常美”,想起在外公身边背诗的场景。

宋菲君高中时和同学自制望远镜看星星,丰子恺为他画下这幅小画。

有兴趣才能做得好

到今年清明节,宋菲君先生就年满80岁了,可他仍没停下来休息,依然分秒在忙。目前,他在包括中科院在内的三个科研机构当客座研究员或顾问,指导青年学者做研究。主要攻关的是一种重要软件,他告诉我,“国外搞了30年,中国才刚开发,时间不长,但因为我以前做国际业务,国外研发的时候我正在那边做访问学者,又长期从事该软件的应用,那么就do something,做一点事。”不过他欣慰地说,目前进展较快。我突然想起他在书中写到的,多年前鼓励他学物理时,外公丰子恺曾对他说过,“物理不好学,但有志者事竟成”。

丰家子弟多随丰子恺,走了艺术、语言、文化的道路,作为长外孙,宋菲君却另辟蹊径,走了理工的道路。为他导路的,正是外公丰子恺本人。宋菲君读书时成绩相当优异,兴趣广泛,既在家庭影响下喜欢文学,数理成绩也好,还喜欢画画,想学美术,因此文理分科时,他犯了难,左思右想不定。报名前夜,他去找外公征询意见。至今他仍记得,那天外公还像往常一样,端一杯茶,在阳台上来回踱步,吟的是温庭筠的诗:“谁解乘舟寻范蠡,五湖烟水独忘机。”屋里,面临第一次重大人生选择的宋菲君却无法“忘机”。他将满心苦恼倾诉给外公,丰子恺听了却未多加思量,很快道出自己的意见:“我们家学文、艺术、外语的多,你的数理成绩这样好,又喜欢天文,我看不如去考北大学物理。”不仅是选理科,而且是“北大物理”,如此明晰,虽然只是建议,但彼时正犹疑不定的宋菲君听了,心中的天平倾斜,棋子有了落定的方向。高考时,他的第一志愿果真填了北大物理系,最终成功录取。

在物理学界,这件事成了有名的逸闻。《物理》杂志曾专门请宋菲君写写这个故事,他便写成《外公丰子恺鼓励我学物理》一文。很多朋友看了,都很好奇丰子恺作为艺术大师,为何会鼓励外孙弃文从理、走看上去更艰难的一条路,宋菲君自己也觉得这人生道路的选择颇具偶然性——“如果那晚没去找外公,大概会去考美术学院当画家吧?”他不免常常琢磨这人生的微妙时刻,在从前的成长片段中找寻指向答案的路标。

四十多年前,丰子恺倒是也经历过这样一个作为“重要关口”的夜晚。那时他在杭州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李叔同担任学校的美术、音乐老师,在众多学生里独独看中了丰子恺的艺术才华,趁他某天夜里来交作业时,指点他走艺术道路。丰子恺说过:“从这晚起,我打定主意,专门学画,把一生奉献给艺术,直到现在没有变志。”不过,外公曾告诉宋菲君,其实当年原本他各科都学得很好,对几何很感兴趣,只是决心献身艺术后,才放弃了别的课程。祖孙俩的人生犹如互文,于是有人猜测,是因为人生只有一次,不能同时选两条路,丰子恺走了这一条,便想让外孙试试那“未选择的路”?对宋菲君来说,这确乎像个谜,但他一直清楚地知道,外公从不替孩子规划人生,且随着后来追溯愈深,他越发意识到,外公的建议并非一时兴起,而是从更久之前就埋下种子。

如丰子恺所说,宋菲君“喜欢天文”,这是从初中就开始的。他常常去“日月楼”给外公和小姨、小舅讲星星的故事,外公也就顺便讲了许多关于星辰的诗词。高一时,宋菲君和几个同学用旧货市场淘来的透镜做了一个简易望远镜,没想到竟也能看到木星的卫星、土星的光环等。他兴奋地告诉外公,丰子恺听得兴致勃勃,还专门画了一幅画:“自制望远镜,天空望火星,仔细看清楚,他年去旅行。”向前追溯这件件小事,宋菲君恍然意识到,外公对他特长、兴趣的关注和维护,其实早早就开始了——同时,他也惊讶地有了个意外发现:原来外公自己也是个实实在在的天文爱好者!1966年从北大物理系毕业后,宋菲君多年从事光学工程研究和光学仪器制造,做出了比当年的“自制望远镜”不知精密多少倍的仪器,但那幅朴素可爱的小画,始终像一把开启门扉的钥匙。

人们喜欢丰子恺画的那些惟妙惟肖的家庭漫画,其中的趣味正来自他对自家每个孩子的仔细观察。丰子恺喜欢孩子,一生从事教育,对教育有相当深入独到的思考,还画过一系列关于教育的讽刺漫画,反对按统一的模型来塑造孩子。在宋菲君自己还没有察觉的时候,外公就洞察了他内心喜欢什么。宋菲君体会着外公的想法,“他从来不替孩子规划,但不等于他不关心,他是在细心观察、琢磨这个孩子的特长和爱好。他从自己的成长的道路里面体会出来:只有做自己喜欢、擅长的事情,才能做好。”多年后,在自己的家庭教育上,宋菲君也继续坚决将这种教育理念推行了下去——他的两个女儿,偏偏对数理不感兴趣,却都回过头跟从着曾外祖父的足迹,从小热爱音乐,从事相关工作。“一个学数理化的都没有!”宋菲君笑,但“硬让她们去学,肯定学不好,只有有兴趣才能做得好,才开心”。

幼时能生长在书香门第,从小受到许多熏陶,宋菲君觉得自己很幸运。除了诗词,他还自小跟外公专门学了几年绘画,也跟京剧大师梅兰芳的琴师倪秋平学过胡琴,至今还在给北大京剧社伴奏。这许多文艺爱好,在工作之余,滋养着他,构成他“彩色的精神世界”。去年底,丰家第二代的最后一位、小姨丰一吟去世了,亲历过“课儿”的人越来越少,这让宋菲君突然感到有些紧迫。作为第三代中年龄最长、与外公相处最久的人,他觉得有义务将这些故事记出来。虽然,时代已逝,大师罕有,这已成为一种难以复制的家庭传统,但宋菲君依然诚恳地期待,这些“育儿”故事能给今天的父母一些参考——或许,可以用另一种方法来教孩子学习,创造另一种愉悦自在的家庭教育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