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朱利安·巴恩斯

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1946- ）是当代英国著名小说家，在英国文坛颇具影响力，与伊恩·麦克尤恩、马丁·艾米斯被称为英国文坛“三巨头”，创作出了《福楼拜的鹦鹉》（Flaubert’s Parrot,1984）《10½章世界历史》（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10½ Chapters, 1989）《英格兰，英格兰》（England, England, 1998）《结局的意义》（The Sense of an Ending, 2011）《唯一的故事》（The only story, 2018）等重要作品，荣获了包括布克奖（2011）、美第奇外国作品奖（1986）、福斯特奖（1986）、莎士比亚奖（1993）等多个文学大奖，成就斐然。

巴恩斯的文学创作追求创新，具有强烈的后现代特性和实验性，因此，现有的国内外巴恩斯研究大都以讨论其作品的后现代特征为主，尤其是叙事风格和形式技巧，这也造成了目前巴恩斯研究重形式轻内容、重后现代主义特征而轻现实关怀的倾向。李颖博士的新作《论朱利安·巴恩斯小说的身份主题》（以下简称《身份主题》）力求对此现状加以突破，他以当下西方社会最不容回避的身份问题作为切入点，坚持文学批评的现实主义关怀，从性别、民族、种族等三个方面破解巴恩斯作品中所隐含的身份政治密码。

《身份主题》的第一部分是对巴恩斯小说性别身份书写的研究。它将性别置于男性气质、女性气质和性别表演理论框架中进行思考，通过对《凝视太阳》《福楼拜的鹦鹉》《10½章世界历史》《她邂逅我之前》和《英格兰，英格兰》等多部小说的分析，揭示了巴恩斯男性人物和女性人物塑造的特性——“换装表演”，即男性身体成为传统女性气质的载体，而女性身体又成为传统男性气质的介质。就男性人物而言，无论是《凝视太阳》中的皇家空军飞行员普罗瑟，莱斯利叔叔以及女主人简的儿子格雷戈里，《福楼拜的鹦鹉》中的叙事人布莱斯维特，还是《时代的噪音》中苏联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他们个个胆小，脆弱，缺乏传统意义上的男性气质，都是“穿着女装的男人”。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在巴恩斯小说中没有符合传统认知的英雄人物或英雄叙事。与此相对，巴恩斯笔下的女性理性而冷静，她们勇于面对困境，大胆追求独立，绝不屈从于生活和命运的摆布，体现出坚毅果敢的男性品质，《凝视太阳》中的主人公简如此，《英格兰，英格兰》的主人公玛莎，《福楼拜的鹦鹉》叙事人的妻子埃伦也同样如此。《身份主题》强调巴恩斯以这种独特的方式对性别的考量，并非感叹男子汉气质的丧失和呼唤它的回归，而是表明男权社会的性别观念伤害的并非只是女性，男性本身也深受其害。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巴恩斯小说的性别身份认识与女性主义思想有不谋而合之处。

种族身份是这部著作第二部分所关注的内容。就巴恩斯的小说而言，除了《亚瑟与乔治》以外，其他小说涉及种族的内容并不多，研究起来有一定难度。但《身份主题》借助于赛义德等人的后殖民理论，在相对有限的文本空间，破解了巴恩斯小说种族身份书写的政治意涵。它认为巴恩斯笔下的非白人或东方人是以他者的身份存在，他们被界定为欧洲白人的对立面，演绎非正面的价值和意义。《身份主题》从《凝视太阳》的主人公短暂的中国之旅，解读出了潜伏在巴恩斯心中的东方主义思想。在《福楼拜的鹦鹉》中，它不仅看到埃及女性库楚克在法国白人眼里是肮脏、腐败和堕落的象征，更发现了巴恩斯只让欧洲白人女性发声，而“禁言”东方女性的政治无意识。对《亚瑟与乔治》的解读尤为精彩，这本小说被普遍认为是影射英国种族主义的作品，但《身份主题》却不认同。它认为巴恩斯表面上试图将主人公印裔二代移民乔治塑造为英格兰人，以揭示和批判英国社会的种族歧视，但由于受到根深蒂固的西方种族身份认识的影响，他无意之中也将乔治及其家人东方化了，在他笔下乔治不仅具有“东方人的冷漠”，而且也有几分邪恶，他的家庭也被神秘化和怪异化了。通过这些出其不意，而又更加深刻的解读，《身份主题》将巴恩斯小说身份书写所暗含的种族意识形态揭示出来，体现出作者较强的文本细读功底和文本阐释能力，也表达了其作为中国研究者的立场。

著作的第三部分是对巴恩斯小说的民族身份书写的探讨，其聚焦点是英格兰性。英格兰性在巴恩斯小说身份书写中最为重要，也最受学界关注。对它的探讨，《身份主题》也是另辟蹊径，将重点放在个体与民族性的关系之间,也即个人的阶级、情趣和趣味等对于英格兰性的界定和影响。它从内、外两个视角进行了讨论。所谓内视角，即英格兰内部的自我认同。它认为巴恩斯对英格兰性的建构带有强烈的中产阶级的特征，无论是《英格兰，英格兰》对于体现英格兰性代表性人物和事物的选择和标准，还是《亚瑟与乔治》中语言、穿着和思维方式对英格兰人乔治的塑形，都体现了明显的中产阶级价值取向和审美情趣。而外视角，即以法国为参照对英格兰性的界定。鉴于巴恩斯个人的法国情结，《身份主题》结合《地铁通达之处》《福楼拜的鹦鹉》《有话好好说》等小说讨论了巴恩斯英格兰书写相对于法国文化的自我他者化。它指出，在巴恩斯小说里，英格兰性并非总是代表着英、法文化二元对立中的正面形象。与法国人相比，英格兰人并非绅士，他们不仅粗鲁、冷漠，而且缺乏艺术鉴赏力和理论修养。可以说巴恩斯是站在法国人的角度来考量英格兰性这一民族特性的。通过内外两个方面的论证，《身份主题》理清了巴恩斯小说英格兰性建构与巴恩斯的中产阶级价值取向和个人情愫之间的内在关联，揭示了英格兰性的复杂性和独特性。

《身份主题》对巴恩斯小说政治思想意涵的阐释拓展了巴恩斯小说的研究空间，是对国内巴恩斯研究的丰富和深化。同时，《身份主题》没有因为巴恩斯“后现代主义作家”的标签而进行跟风式研究，没有去重复阐释那些带有“颠覆的”、“去中心化”或者“质疑”等后现代特征的文本意义，而是立足于历史和现实，深入挖掘巴恩斯作品中的内涵，这种立场和站位对于我们当下的外国文学研究，尤其对后现代主义作品的研究有一定的启示和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