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眼缘到情缘：纪念《世界文学》出刊四百期
2022年第1期恰逢《世界文学》出刊四百期之喜，值此纪念与展望之际，《世界文学》编辑部向广大读者发起了“从眼缘到情缘：《世界文学》出刊四百期征文活动”，得到海内外读者的积极回应，在短短二十几天的时间里，编辑部收到近百篇来稿。征文活动的参与者中，小说家和诗人占大多数，还有翻译家、学者、编辑、大学生、公务员、乡村教师、企业经理、医学教授、自由职业者等。
本专辑共收录了17位读者的17篇文章，今天为各位读者推送其中有代表性的五篇。
外国文学的“大观园”
沈喜阳
我曾戏言，外国文学是我的初恋，中国古典文学是我的佳偶。我爱好文学，从阅读外国文学开始。而为我打开外国文学天地的，正是《世界文学》杂志。我从当年二十出头的文学青年，变成如今五十出头的文学中年，《世界文学》在我的阅读生涯中，始终是我与“初恋”相会的大观园。也许中国古典文学装饰了我置身其中的家常门窗，因为我将依靠中国古典文学就职谋生；但是外国文学却时常装饰我的梦，给我的人生抹上一层异国情调的色彩。
我第一次邂逅《世界文学》，是在故乡小县城的一家私人书店里，当时的我对这本杂志一无所知，仅仅因为上面刊登了一九八九年诺奖作家卡·何·塞拉的《一位不受赏识的艺术家》，我才购买了一九九〇年第四期杂志。我与塞拉擦肩而过，却与黑塞结下不解之缘。那一期刊登了黑塞的小说《伊莉丝》。我后来常常会无意中一读再读《伊莉丝》，为了写这篇短文，我又重读了一遍。这是一篇诗意和哲思合为一体的奇妙小说或童话。它的哲思散发着浓郁的诗意，它的诗意凝结着深沉的哲思。我们的生命是一条通向无限广阔的外部世界的路程，但是《伊莉丝》却引导我们学会内视返听；我们来到世上是为了寻找、倾听和思索那失落的遥远的声音，找到自己心灵真正的故乡。对安塞姆来说，这个故乡就是名叫伊莉丝的鸢尾花和名叫伊莉丝的姑娘的合二为一。这期《世界文学》，这篇《伊莉丝》，仿佛是一个隐喻，预示着我从此沿着《世界文学》开启的外国文学门径，去寻找属于我自己心灵的故乡。从《伊莉丝》到《荒原狼》，再到《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和《玻璃球游戏》，我成为黑塞的“金粉”，从此黑塞在我心中永不失去其诱人的魅力。我相信《世界文学》的每个读者都有自己的《伊莉丝》和“伊莉丝”。
我从一九九一年开始订阅《世界文学》，一九九三年就收获了一枚彩蛋。当年《世界文学》举办创刊四十周年征文，我竟与两名大学教授同获二等奖，获奖征文《回味无穷的“背景文学”》刊于一九九三年第五期。这是我的处女作。一个偏僻乡村的小学教师，无任何学术背景，却获此殊荣：这枚彩蛋把我砸得晕头转向。何况我还获得五百元奖金和五十元稿费，它超过我当时半年的工资之和。“我获得《世界文学》征文二等奖时，父亲已双目失明，但是他把‘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世界文学》杂志社’这二十一个字默诵得烂熟于心。我当时年少无知，并不知道这次获奖在父亲心目中的分量，也未明了公开发表文字在我们家族的意义。”当我二〇一九年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访学，写下这几行怀念父亲的文字时，我才意识到这篇获奖征文已然无形中改变了我的人生走向。它确实参与了我此后生命的建构。我想起二〇〇四年报考华东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专业硕士生，面试时出示了这篇获奖征文，引来老师们的啧啧称奇，它一定为我考研面试加分添彩。我后来当编辑向郑克鲁先生约稿时，曾夸说我的这次“优胜记略”；郑先生则颇有兴致地说起他在“文革”后刚刚复刊的《世界文学》一九七七年第一期上发表译作《长寿药水》的往事。只是可敬的郑先生已在二〇二〇年作古，思之黯然。
一九九六年第四期的《世界文学》上刊出了若泽·萨拉马戈专辑，我初次领略了这位葡萄牙作家超乎寻常的想象力和行文中只有逗号和句号的独特文风。两年后萨拉马戈荣膺诺奖，显示出《世界文学》的先见之明。我从《修道院纪事》一路追踪，顺藤摸瓜，终于等到二〇一四年萨拉马戈的《失明症漫记》和《复明症漫记》中文版面世。二〇二〇年新冠疫情肆虐最猖獗之际，我在家闭门读书，重读了《失明症漫记》，作品表面笔触的冷峻和背后作家良知的炽热深深撞击着我的心扉。萨拉马戈对时代病症的深刻洞察和对人类命运的勇敢担荷，也不能不引发我的思考。我重读了萨拉马戈专辑，特别是其中的访谈录《一位有眼力的作家——访若泽·萨拉马戈》。作为一名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在读博士生，我却撰写了《论〈失明症漫记〉的看见与看不见》，二〇二一年发表于陶东风教授主编的《文化研究》第四十二辑上。我在该文中提出面对灾疫，若能看见人性的缺陷，洞悉文明的脆弱，发现权力的愚蠢，那就有勇气战胜灾疫，即使在灾疫中会遭遇死亡和伤痛，也将保持人的尊严，而不是像动物一样活着，像数字一样死去。追溯这篇论文的前缘，不能不归功于二十多年前《世界文学》对萨拉马戈的引介和我对萨拉马戈的一见钟情。
迄今为止，《世界文学》仍是我征订最久、保管最多的刊物。没有他者，何来自我？没有比较，何来特色？外国文学和中国（古典）文学不妨互为镜像，互相以他者为镜，照出自我的形象。六十多年来，《世界文学》杂志曾不定期开设“中国作家谈外国文学”专栏；其中的文章我几乎每篇必读，似乎找到了不相识的读书同伙。我想若能定期开设一个“外国作家谈中国文学”的专栏，把原本零散刊发的内容归并到这个专栏下，一定会更加醒目动人。我期盼在《世界文学》这座大观园里，能看到不一样的风景，能借助他者的眼光，重新审视自我与他人、文学与世界。爱世界，爱文学，怎能不爱《世界文学》？！
理想世界里完美的朋友
孔天娇
初遇《世界文学》大约是十年前，在北京一个旧书市场，我看到一黄褐色小本，上面用红色字体印着“世界文学”几个大字，左下有“1959”的字样，封面的素色插画让我感到莫名亲切，我花十块钱把这本书买下了。
带回家往书架一码便很久没管它。后来搬新居整理书架时重新翻了出来，我惊喜地发现，在它的编委名单里，季羡林和茅盾赫然在列！我抵不住心中的狂热，把它好好琢磨了一番。原来这期刊大有来头，它创刊于一九五三年，前身为文学革命先驱鲁迅先生创办的杂志《译文》，是中国文艺界专门译介外国文学的重要刊物，我手上这本是更名后的第一期。
当时我脑中产生一个新奇的念头，那就是集齐它的历年出刊。往后大半年里，我陆续在二手书交易平台上购下二百多本旧刊，除零星几期缺漏，一九七八年到二〇一七年的《世界文学》基本集齐。自从有这本厚重刊物压阵后，我的书柜像样很多。我循着目录拣出几本新刊翻阅，有小说有散文，有诗歌有评论，还有插画和作家简介，连书签都是我喜欢的模样，真是越看越上头。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家，有着或专注或睥睨的眼神，或光洁或沟壑的面容，不同的肤色和信仰，男人或女人，青年或老人，是什么促使他们不停去写去思考？他们形态各异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故事和历史？每个作家每部作品我都想好好了解。
在不多的阅读体验里，有不少印象深刻的作品，最震撼我心的当属澳大利亚作家理查德·弗拉纳根的长篇选译《古尔德的鱼书》。这本奇特的书如此与众不同，在形式上，根据小说情节的需要用不同颜色（红蓝绿黑赭）印刷，每章前都绘有一条与该章内容密切相关的精美的鱼（这是多么美妙的构想，如果可以，我多么想把它捧在手里！）；在内容上，读它之前我不知道写作还可以这样强硬大胆，屠杀与奴役，鲜血与哀嚎，赤裸裸地展现人类历史的屈辱，可贵的是，饶是如此惨境下，依旧有不屈的人性之光在闪耀！人类历史上的奴役与对抗无时无刻不在上演，大到生死屠戮，小到微环境中的倾轧孤立，如果欺负一个个体没有成本，有多少人会选择肆无忌惮地去欺负？这是毫无疑问的恶。我相信，即便是光明与黑暗裹挟着人性，人类文明之所以能够延续至今，也是因为它的趋光性。我也被匈牙利作家玛利亚什·贝拉的《垃圾日》吓得汗毛直竖，我反复确认里面的若干情节，没错，现实版聊斋，人间的炼狱，文字如此万能，已经超越荒诞和现实。
二〇一七年第一期是近期阅读最仔细的一本，乌干达作家莫·恩耶科的《詹布拉树》讲述非洲少女间的同性之爱，是我喜欢的笔触和视角；法国作家埃·卡雷尔《搅局者》讲述俄罗斯当代偶像、离经叛道的领袖、浪迹天涯的知识分子爱德华·利莫诺夫的传奇故事，让我见识到传记文学的魅力；日本作家高村光太郎的《触觉世界》是篇非常精彩的散文，作者认为人的五感（甚至六感）都统一于触觉，触觉让他体味到人生本相，令他心生敬畏。有什么是令我心生敬畏的呢？我想是支离纵横的文学世界吧，还有色彩游离的抽象绘画和体会他人痛苦的敏感真心。读《世界文学》让我产生一种奢望，期望有一天我也能写出心中的故事，坚强的女人和聪敏的男人交织的故事，在这纷繁复杂的世界里，生的意志，爱的愿望和活的勇气。
阅读使人快乐，感谢《世界文学》陪伴我的快乐时光，希望以后能看到更多精美的插画和精彩的小说，阅读是很个人的体验，对于积极的读者而言，原汁原味的呈现已经是最好的引导。最后我致敬文学，永远理想而完美的世界，我祝福《世界文学》，我的理想世界里最完美的朋友。
宛如斑斓的色彩溶在调色板上
文清丽
那是我人生最为低落的日子。我休完产假，终于盼到了军医大学秋季开学，穿着笔挺的军装到学员队报到时，却被通知调到了干休所，我心爱的中尉肩章也换成了文职肩章。也就是说从此我将为退休的老干部送文件、供蔬菜、就医娱乐，直到他们生命的最后，直到我也脱下军装。终老。想起来，甚是悲凉。
我没想到我的人生是在那一天得到了改变。那是一九九三年十月二十一日西安的一个小小的书店，因为下雨，我躲了进去。这时有一本三十二开本的书吸引了我，封面左边是一个穿着黑色西服的男人站着，他的白衬衣和红领带在黑西装和黑色背景下特别醒目。而右边却是大拇指宽的红色竖条，上面写着《世界文学》一九九二年第四期，因为雨很大，我就靠到书架上读起了这本《世界文学》。我选的是一个写着“世界文坛新事”的栏目，那里面有篇吴岳添写的散文《语言怪才佩雷克》。
我纯粹冲着了解世界文坛的新事读的，因为我当时梦想着考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有必要了解一个世界文坛发生的事。这个语言怪才佩雷克是我向往的法国作家，名气很大。
文中说佩雷克写过一篇《去字写作史》时，我觉得有意思，必须把全文读完，便拿着杂志坐在一堆书上读起来。原来这个家伙还写了一篇有五千多字母，长达三页的文章，不仅从正反两个方向读起来不差一个字母，而且本身就是一篇关于回文的论文。
这让我想起了小时看到的那些才子佳人写诗的戏文，还想起一个叫苏若兰的女诗人写的回文诗《璇玑图》。难道法国作家跟我们中国作家想的一样？遥远的巴黎一下子与我亲近起来。
文中说，这个作家组织了十来个作家，每月轮流在其中一人家里聚会，在用餐时间进行创作比赛：先由一个或几个人提出一种新的限制方式，同时提供一份在这种限制下写出的样品，然后大家比赛写作以检验智力。
原来世界上真有这样的人，就跟我梦想上的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的人一样，他们一起读书，一起写作，一起到人民剧场观看话剧，而不像我写东西还得在上班时偷偷写，写了也不知道好坏，周围的同伴也没一个人能跟我谈文学，还有一些人说我写作就是抽风，犯神经。
我揉了揉眼睛，继续读起来，佩雷克的代表作是一部叫《生活的使用说明》的书。他把人物安置在巴黎一栋虚构的楼房里，把楼房当成一个横竖各十格的国际象棋棋盘，除了一个空格之外，其余九十九个格子分别与九十九个房间相对应，共写成九十九章。他依次给每个房间的家具、布置、各种日用品和人物编故事，写完一个房间再写另一个房间，从地下室一直写到顶楼，然后房间之间的移换不是按水平或垂直方向，而是按国际象棋中马步的走法进行的。天呀，这样的楼房我每天都能见到，难道它也可以写进小说？还有那些籍籍无名的人，难道也可以写进小说？天黑了，雨停了，我若有所思地站了起来。
文中还说这个作家为了写作，特地在巴黎选择了十二个地方，定期去调查人们的日常生活，无论是坐在咖啡馆还是走在街上，他都拿着笔和记事本，尽力描绘房屋、店铺、布告，不漏掉他遇到的人，他看到的任何细节。
原来作家是这么写东西的，我的军医大院周围有搪瓷厂，有护城河，有高高的城墙，校园里有四五十栋楼，有大学生，老院士，还有幼儿园的小娃娃，他们都可以写进作品呀。
坐在公交车上，我看着城市的万家灯火，双手抱着有些发旧的《世界文学》，感觉一向迷茫的心终于有了方向，我开始仔细打量车上的每一个人，还有车上来来往往的行人。哇，我一直寻找着小说中的人物，原来他们就在我身边呀。
年底，我订了《世界文学》，从此它就成了我一生的朋友，许多优秀作品我最先就是在这本书中看到的，如《了不起的盖茨比》《看不见的骑士》《源氏物语》《农事诗》等。当然，后来我也买了佩雷克的那本打开我创作之门的书，只是书名叫《人生拼图版》。从此我爱上了文学，爱上了我的工作。
我仿照佩雷克的小说样式，写了住在一栋楼的六个老干部的中篇小说，后发表在《解放军文艺》上。再接着，我如愿考上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从此走上了创作之路。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个封面上穿西装的老人是日本著名作家池田大作，而给他画像的是大名鼎鼎的画家陈逸飞。而封底是池田大作的摄影作品《宛如斑斓的色彩溶在调色板上》。哇，这是多么好的名字，用做我这篇小文的题目真恰当不过。
它的呼愁叫蓝
杨方
有人读我的小说，说你一定看过很多外国作品。我想了想，觉得很多谈不上，但读得比较早，早到一九八二年，那时候家里订了很多杂志，我把《当代》《十月》《萌芽》《收获》看完后，实在没东西看了，就看《世界文学》。那时我不喜欢《世界文学》，里面的小说我看不懂，人的名字也老长，不好记，而且人名里面很多字我不认识，读的时候就跳过去，比如把弗罗斯特读成罗斯特，把果戈里读成果里。或者按自己的猜测随便给它一个含糊其辞的读音，把奥古斯汀读成奥古斯丁，把屠格涅夫读成屠格湿夫。这个恶习造成我以后很多字都读错音，经常闹出笑话来。有段时间，为了纠正自己童年时候创造的错误读音，我发奋研究《新华字典》，把读错的字重点标注下来，以引起重视。但是没有用，我阅读的时候依然习惯沿用小时候自创的读音。可以说，我的错别字痴迷症是《世界文学》造成的。我今天对文学的感觉，也是《世界文学》造成的。一个人在青少年时所读的书，会影响其一生。这个在我身上特别明显。
我至今记得我在《世界文学》里读到的第一篇小说《吹肥皂泡的男孩》。读了这篇小说后，我偷了母亲大人的一块肥皂，想化成肥皂水，吹出和小男孩一样的肥皂泡来。但整块的肥皂很难化成水。我也找不到吹泡泡的管子，那时候物质不丰富，想找到一根小管子也是不易的事。院子里有一种开蓝色小花的植物，茎秆是空心的，我撇了一截，当管子。费了好大的劲，也没能吹出一个泡泡来。凭空浪费了母亲大人的肥皂，免不了挨一顿骂，此骂和《世界文学》有关，因而记忆深刻。
《世界文学》对我产生的直接影响是吹肥皂泡。对我产生的间接影响，可能就是有人一眼就从我的小说里看出，我曾经读过很多外国作品。
《世界文学》里还有一篇小说《狐》，我费了一个暑假的时间，断断续续地，很艰难地看完了它，现在想来，一个本该读儿童文学的年纪，却在吭吭哧哧地读《世界文学》，多少有些为难我。我看着落日发呆的时候，总以为落日就是那只火红的狐，拖着毛茸茸的尾巴，一下子跳下了地平线。地平线的方向是苏联，那时候苏联还没有解体。那时候我的年龄还只有个位数。二〇一四年，我在北京学习，听老师讲劳伦斯的《狐》，一下子想到了小时候看过的《世界文学》，那只狐原来一直储存在我的记忆库里，我以为它消失了，但其实它一直影响着我。二〇一七年，高兴老师来杭州讲课，他说，沈苇说中国作家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读《世界文学》的作家，一种是不读《世界文学》的作家。我很高兴自己属于前者。
我最喜欢的阿尔巴尼亚作家伊斯梅尔·卡达莱就是在《世界文学》里认识的。我买了伊斯梅尔·卡达莱所有的书。小的时候我看见过一只阿尔巴尼亚山羊，山羊个头高大，头上不长角，鼓着些疙里疙瘩的包，像是有很多稀奇古怪的想法没有长出来。这只山羊经常站在高高的山崖边沉思，好像在孤独地思考着什么。它喜欢往高处走，越过夏季雪线，往冰雪带走，似乎想沿着山脊一直走到天上去。我有一种错觉，这位早期写诗歌，后期写小说的阿尔巴尼亚作家，脑袋里也一定有许多怪东西，在我还没有读到他的作品的时候，就已经先从一只山羊身上认识了他。
《世界文学》像一扇窗户，打开了我看世界的视野，除了伊斯梅尔·卡达莱，我在《世界文学》里还认识了阿迪加、帕慕克等人。前年夏天，我走在伊斯坦布尔，寻找帕慕克小说里卖钵扎的人，寻找那些规划不够整齐的一夜屋。整个城市弥漫着帕慕克所说的“呼愁”。黄昏的时候，我手里拿着一本《世界文学》，坐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某座桥上，我想如果这一天帕慕克没有去别的地方，他就在伊斯坦布尔，那么，我看见的黄昏帕慕克也正看见，我感受到的伊斯坦布尔的“呼愁”，帕慕克也一样感受到。《世界文学》上帕慕克的照片引起了坐在旁边的伊斯坦布尔人的注意，他们说，这个人是我们土耳其的作家。我把《世界文学》递给其中一个人，告诉他，我是跟着这本书来到伊斯坦布尔的。这本书里，弥漫着和这个城市一样的呼愁，它是蓝色的。
又到了十月，十月是订阅报纸杂志的时候，现在很多人都放弃了纸刊的订阅。觉得电子阅读更快捷更方便。我也放弃了杂志的订阅，但《世界文学》没有放弃。我一直在订阅《世界文学》。很多杂志翻看过后我都送人了，但《世界文学》被我整齐地、一本不少地放在书架上。一本从年少时就陪伴着我的杂志，我希望自己一抬头就能看见它，如同看见长长的岁月，看见自己的童年整齐地码放在那里，被时光珍藏着。
野花小草的分岔叙述
绿窗
六本《世界文学》盲盒摊在床上，苹果桃子柿子李子栗子梨，先吃哪个好？布偶猫窜上床抢先翻阅，好，她啃哪本就哪本。十点钟阳光追在她脑门黑色的面具上，钴蓝色杏眼幽幽汪汪，盯住“世界文学”大字思考状，粉红的鼻头耸动着嗅起那枝墨荷，忽然打着狠儿咬住一角，对上四只尖牙开嚼。是二〇一三年创刊六十年纪念专号，有眼光。
才知《世界文学》原名《译文》，一九三四年鲁迅先生主创并任前三期主编，图文并茂，先生定了调子。喜欢又多一份敬意。期间中断又复刊时，先生说：“这与世无争的小小的期刊……虽然不过野花小草，但曾经费过不少移栽灌溉之力，当然不免私心以为可惜的。然而竟也得了勇气和慰安。”离世前一天先生还读了《译文》杂志的报纸广告，“野花小草”顿时沉甸甸的，后辈学者多年耕耘不改初心，飒爽敏锐，孺子牛一般吐出新鲜隽永的奶。
先被短篇小说《不朽的女人》吸引，海地作家马塞尔作品，题目大，以为是不畏强权、敢于牺牲的革命者，或发出高尔基《母亲》一样的光泽，但他写的是低得不能再低的底层女人，站街的妓女。妓女也可以不朽，莫泊桑的《羊脂球》，小仲马的《茶花女》。被压迫贬抑的地界人性泛滥，正可管窥尘世。
小说开宗明义：献给在二〇一〇年一月十二日大地震中罹难的所有妓女，大地的一切呼喊都能在我的肚腹引发回声。有踉跄的悲怆，让我想看下去。一个忏悔的妓女以性爱为资本，请玩世不恭的嫖客兼作家写出她们“操蛋的一生”。一妓女一嫖客，语言粗爽劲道，讲述直接、跳跃，有劈裂的痛。悲凉就是用一千零一种声音讲述同一个故事，没有听众，没有同情。卖《圣经》和赞美诗的妓女，用十二年时间寻找做了十二年妓女的女儿，那女儿一天是疯狂的淫乱机器，一天是疯狂的读书女孩，又为寻找她自己的小儿子进入一座楼，被埋在地震废墟下，哀叫着等待了十二天，救援却总在路上。
那妓女说，一个人如果成为妓女，她就是妓女，成为信徒也无济于事。读书也无济于事。是比死亡还绝望的判定。被迫接纳这一切，承受冷漠、欺骗和虚伪。自虐就是生活。那个教授旅行到一个地方先找妓院，扬言没有妓院的城市就是一座死城，但他根本不曾把妓女当成有尊严的生命。那些绚丽的尘埃落就落了，压成三明治在水泥下呜咽。只有尘埃怜悯尘埃。而幸存者不想闭嘴，嫖客有生花的笔使她们开出花来，并不朽。
这样直面生死、直戳心灵的作品很过瘾，三万字意犹未尽。也许作家致敬了法国作家罗伯-格里耶的同名作品，我于是又去找电影《不朽的女人》。花开两朵，不虚此行。
听说过菲利普·克洛岱尔，遂试读随笔集《香味》，均千字短章，第一篇《大蒜》将我拿住了。“刀将蒜瓣切开。”单刀直入，说刀像新月，不稀奇，我们早就有青龙偃月刀，月牙铲，但马上写祖母杀兔子，“一刀插进兔子喉咙放血出来”，他的视线从来没转开，说比起拿棍子把兔子打昏的虚伪做法，他更愿意看这直接的杀戮，他七八岁上这种冷静让我吃惊。我带学生做基础医学实验，处死兔子就是拿铁棍直击枕骨至死，也会给兔子扒皮，我说那感觉像给兔子脱衣服，他说像脱袜子。总之我们产生了共鸣。这使我认真看他以下的短文。
他说剥好的蒜瓣像猛兽的尖牙，比喻倒新奇，类似的比比皆是，如说初吻是当归的气味；男人刮完胡须后是蜜蜂花、柠檬、薄荷的气味；在雾里，像蜗牛藏在壳里；厨房让我们深入欧洲；老地窖是枯萎的花粉、寡妇的毛料衣衫、孤儿的内衣味道；羞愧的活物躲在它的臭味里；鸡窝类似社会福利性住房。“每个字母都有一种气味，每个动词都有一种芳香。”《香味》就基于这个命题，在他说出气味之前，我快速捕捉到文眼，再与他捕捉的气味对比，会心一笑。那些短文疏朗又细致，不像鸡刨豆腐那么碎，像小葱拌豆腐，有一清二白的香气，表达完了戛然而止，决不纠缠。我喜欢这种嘎嘣稀脆。
进而寻找克洛岱尔的其他作品，这一看才知还有两个同名姐弟俩，法国诗人保罗·克洛岱尔，天才艺术家卡米耶·克洛岱尔，与罗丹共舞过，关于她们的作品、传奇经历与相关传记，当然纳入购书计划了。
我把杂志读厚了，每篇文都是一棵大树，好风吹到枝头，品尝果实就意足了，指尖却摘到星辰，触角够着了月亮，又生出复眼直望至宇宙深处。《世界文学》像一个洞穴或森林，小径分岔无数，看似跟随一只猫的偶然一嘴，却也是必然的秘境之旅。我们探出头来以为止步，其实世界才刚刚开始，卓绝的风景在手里，亦在天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