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第一代学者的唐弢为这个学科留下了非常独特的印记，他主持编写了具有官方色彩的、流传最为广泛的文学史著作，对史料的强调和对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社团流派的重视，成为这个学科立足的根本；同样值得注意的，还有他对史家精神的坚持和对时代要求的自觉，为我们理解共和国学术的特质提供了生动的实例。理解唐弢的学术思路，需要将其放回到他所处的学术平台，注意到他转向研究工作的特殊历史当口。同样，评价他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贡献，也应将其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在国家学术体系中的变迁联系起来。

一、郑振铎的思路及其选择

一个饶有意味的话题是，在陈涌被打为右派之后，为什么选择唐弢进入文学研究所主持现代文学组的工作？这与郑振铎的遗愿密切相关。1958年10月18日，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并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的郑振铎，在率团出访途中，因飞机失事殉职。郑振铎生前有若干未曾完成的愿望，比如他主持的大型古籍整理项目《古本戏曲丛刊》，此时刚出到第四辑；[1]连同何其芳建议、还尚未开始的《古本小说丛刊》，这个项目直到2021年，才由文学研究所的几代研究者薪火接力最终完成。[2]调唐弢进京，主持文学研究所的现代文学研究工作也是其遗愿之一，在他殉职后，由时任文学研究所副所长的何其芳代为落实。[3]从建国后郑唐二人的书信往来看，郑振铎有意调唐弢来京，尚在文学研究所筹备之初，开始的构想是让其负责图书馆的工作。解放后，郑振铎曾担任文化部文物管理局局长，而唐弢此时则任华东文化部文物处副处长，受郑振铎的直接指导，在“治淮”（淮河治理工程中抢救性挖掘）、收购“废纸”“废铜”（即废品中找寻古籍与文物）及古建筑保护、纪念馆筹办等问题上，郑振铎对于唐弢的工作称赞有加。1957年原本负责文学研究所现代组工作的陈涌被打成右派后，郑振铎在通信中明确讲到要调唐弢来京接替陈涌在所内的工作，从信的内容——如何其芳已和他谈过多次、允诺代为寻找较为宽敞的住宅以便安放唐弢的藏书——来看，此事已经酝酿了一段时间，只差最后的组织程序。[4]郑振铎为何如此信任唐弢？这恐怕与二人的治学理念和在左翼文化界的合作经历密切相关。

唐弢本名唐端毅，中学时因贫困失学，但凭借刻苦自修考入了上海邮政管理局。唐弢的兴趣极为广泛，尤其对于野史杂著颇有心得，深受章学诚“六经皆史”思路的影响，对于文章的文脉章法也有细心的揣摩。[5]三十年代初，他投稿于《申报·自由谈》的一系列文章，颇似鲁迅的文字，迅速引起了文坛的关注。鲁迅本人也注意到了唐弢，在有限的交往中，鲁迅给了唐弢极为坦率且有针对性的建议，如对自修外语的重视，对外国文学的有益的补充，对长文章的驾驭和坚持，尝试撰写一部近代文网史，用现实的关切去引导和组织自己文史阅读的重心和方向，自然也包括对当下文坛活动和人事选择的斟酌[6]……在现实政治斗争中，唐弢也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为了应对特务的邮件检查，中共和左翼多请邮局的进步人士协助，待检查结束、邮包封口之际再将所寄材料放入；而来信则采用“存局候领”的方式，确认无特务关注，再派人领取。唐弢及其同事正是此秘密战线的关键人物。[7]

郑振铎

唐弢

唐弢和郑振铎的相识并不早，二人交往渐多，最早也是在鲁迅逝世之后。许广平、郑振铎、王任叔等人以复社的名义，主持鲁迅全集的编纂工作，如此丰硕的著作、如此紧迫的时间，所有的审校者均是怀抱着对于鲁迅先生的挚爱，义务工作，唐弢正是其中的一员，这个经历也是他日后从事鲁迅作品辑佚及研究工作的开端。八一三事变后，郑唐二人的交往迅速变得密切起来。1944年，当鲁迅北平藏书将要出售的消息传到上海，奔走呼号最力的是郑振铎，而受命北行去与朱安交涉阻止出售事宜的正是唐弢。这趟行程中，唐弢彻底看穿了以“赡养老母寡嫂”为名滞留北平的周作人的冷漠和悭吝。[8]正如孙郁注意到的，唐弢的文学气质，实则介于周氏兄弟之间，从理智上，他钦佩和追随鲁迅的战斗精神，而文学口味则因其性情，更偏爱于周作人的舒缓从容。[9]北平之行在其情感上是一个分水岭，在民族大义的激励下，他愈发贴近于鲁迅式的沉毅热烈、郑振铎的爱憎分明。

和郑振铎一致的，还有二人对于文献资料的眼光和热情。郑在抗战期间为民族抢救文献的事迹人尽皆知，而唐弢也在默默地贡献自己的力量，有人评论说，在沦陷的上海，唯有两个人在尽力收书。[10]关注线装书的是郑振铎，关注现代书刊的是唐弢。战时，大量新文学的图书期刊流入了废纸收购站，而唐弢完全靠着自己的节衣缩食，从中抢救出了大批书刊，如成套的《新青年》《小说月报》《现代评论》《文学》，部分“觉悟”“学灯”副刊、以及数量众多的民国图书的初版本。由于国民政府的图书检查制度，有些书籍期刊出版即被查禁，偶有流出的即为孤本；某些书局财力较弱，发行渠道单一，图书印量少，售卖范围亦窄，能够保留下来的数量极为有限——看似所收均为当代的刊物，但文献的稀缺度和抢救的紧迫感，实则并不比古籍的搜购要弱。此前，赵家璧主持《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的编纂时，藏书家阿英的收藏确保了这一工作的顺利展开。[11]而唐弢，则是阿英后，对于新文学书刊的保存和甄别，具有自觉意识和切实成就者，正是在这种大规模的资料抢救工作中，唐弢的文献能力、版本意识远远走在了同时代人的前面。

郑、唐二人不光有收书的热情，对于文献价值的理解也颇有相通之处。郑振铎写过《中国俗文学史》，在国内较早印行过民间情歌的集子，致力于杂剧和敦煌变文的收集和整理，也和鲁迅一起刊印过《北平笺谱》等图集，用唐弢的话来说，郑是有意“从人类学和民俗学的观点去研究历史的”[12]，他本人同样有此方面的自觉和慧心。抗战胜利后，他开始的书话写作，除了传统的文献学价值外，也极力保存相关的历史掌故，力图将每本书所附带的时代信息、人文情愫保留下来，所秉持的较为宽泛的文学理念与郑振铎极为相似。前面提及的邮局信件传递工作，唐和郑更有长久的合作。据二人的密友刘哲民回忆，上海沦陷时期，仅郑振铎和藏书家张咏霓之间的通信便有三百多封，均和文献的抢救整理相关，这些信件悉数由唐弢代为寄送，一旦被日伪查获，株连甚广，三百多封邮件，唐弢所冒的风险可想而知。[13]郑振铎和唐弢的友情与信任，学术上的相通与理解，正是在民族解放斗争的试炼中，在文献资料的收集抢救中，牢固建立起来的。

二、文学研究所的建立和中国学术道路的探索

郑振铎兼任所长的文学研究所成立于1953年2月，该部门划归中国社会科学院前，先后挂靠于北京大学和中国科学院，但其工作方针的确定和高级研究人员的管理始终由中央主管意识形态方面工作的综合职能部门直接负责，尤其是1958年后，文学研究所的政治、思想、业务均被纳入了国家中长期的科研及意识形态规划之中。对该机构的系统研究目前刚刚展开，但此前已有研究者敏锐地注意到了社科系统、作协系统和高校系统在建国后实力的起伏消长，简单说，随着1952年的院系调整，新中国最为核心的社会科学研究力量并非在高校，而是集中于社科院与作协，这种情况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14]据王平凡的回忆，《文学研究所计划》中所列建所方针和任务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观点，对中国和外国从古代到现代的文学的发展及其主要作家主要作品进行有步骤有重点的研究、整理和介绍”。研究所人员的构成，主要包括两部分，一为如郑振铎这样已经取得公认学术成就的名家，像俞平伯、王伯祥、余冠英、孙楷第、钱钟书等，二为来自延安有着较好马克思主义学养的知识分子，如何其芳、陈涌、毛星、朱寨、王燎荧等。[15]至于具体的工作，1957年末，为配合国家的第二、第三个五年计划，经过所内大讨论后，由何其芳总结的七项任务陈述的最为详尽：

1.研究我们当前文艺运动中的问题，经常发表评论，并定期整理出一些资料；2.研究并编出一部包括新的研究成果和少数民族文学的多卷本的中国文学史；3.编选出一些中国文学的选集和有关文学史的参考资料；4.外国文学方面，研究各主要国家的文学，并将研究成果按照时代编出一些论文集，作为将来编写外国文学史的准备；5.编订汉译外国文学名著丛书，每部作品都冠以帮助一般读者理解和欣赏的序文；6.研究文艺理论，并编写出一部较为通俗、结合中国实际的文艺学；7.编订汉译外国文艺理论名著丛书。[16]

在这七项工作中，文艺评论和文学史是重点，但两者在某种程度上说具有矛盾性。早在1954年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时，主管意识形态的陆定一在给毛泽东的检讨中便提到文学研究所的古典文学研究“主要放在文学史方面，计划在十五年内写出一部文学史来，而没有首先对于在群众中广泛流传的最有影响的古典名著进行研究，对于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的错误倾向进行批评……”[17]实际从侧面展现出了文学研究所的偏重。文学史及其连带的资料建设是郑振铎学术思路的核心。在科研人员的构成、正副所长的任命等环节上，文学研究所都呈现出国统区的进步知识分子和延安知识分子的合流状态，但基本工作思路则是按照郑振铎的设想确立的。作为一位公认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郑无论在著史、还是资料的收集整理方面，都展现出了“精中求全”的特点，前面提到的“古本戏曲丛刊”便是在他主持下于1954年开始陆续影印出版的，这样的工作是此后文学研究所倡导的“大文学史”“学术型文学史”的基础。而何其芳同样是文学史编撰工作的痴迷者，对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的态度与郑振铎极其接近。二人的私交情况虽很难做出较高的评估，但理念的接近则令二人惺惺相惜。从某种程度上讲，调唐弢入所，接替陈涌的工作，同样是一个切合文学研究所整体思路的举措：陈涌偏于理论与评论，唐弢的兴趣则在治史与文献。从徐迺翔等人的回忆看，唐弢要求进所工作的年轻同志两年内不要写文章，系统翻阅现代文学的杂志、报纸副刊和作品集，必须要看第一手资料，且要做出编年史式的卡片，他本人也会对这些卡片进行详细的检查。[18]即使访问学者，进修内容也以资料的查阅为中心，如郝怀明（进修时段正是学术型现代文学史的准备期），不仅阅读了《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甲寅》《学衡》《语丝》等刊物，还被派往西安去清查抗战与解放战争时期延安出版的期刊。[19]从这个层面讲，唐弢进入文学研究所，意味着郑振铎坚持的研究思路在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领域得以贯彻。

从大的时代背景看，唐弢调入文学研究所恰逢新中国学术转型的一个关节点。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在苏联的支持和帮助下，通过两个五年计划，建立起了国家的工业基础。而在文化教育领域，苏联的影响同样举足轻重，教材的编订有着浓厚的“苏联模式”的痕迹，理论家日丹诺夫、毕达可夫的著作、季莫菲耶夫的《苏联文学史》给了探索现代文学教材的中国学者可资模仿的范例；同时，又由于现代文学史和现代革命史的高度同构性，更早普及的《联共（布）党史》同样是文学研究者的重要参考书籍。1951年出版的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朱自清等人开始的现代文学考察与苏式教材书写相结合的产物。王瑶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思想作为阐述现代文学发生发展的基本逻辑，将文学分期与政治分期尽可能的加以协调。《史稿》是现代文学史编写的开山之作，也正是因为得风气之先，所涉及的作家作品的体量具有此后各著作无可比拟的优势。五十年代中期陆续的出现的张毕来、丁易、刘绶松的著作，则向苏式模板有进一步的靠拢，基本延续了苏联文学史中“总论+分章”、“思潮+文体门类”、“重点作家+普通作家群体”的模式。[20]而这些著作中大量采用革命史叙述代替文学文体解读辨析的做法，无形中降低了文学史写作作为一门科研工作的门槛，使之具备了批量复制的可能。

此后文学史的编写进入大跃进状态，高校的学生索性甩开专家教授自己动手编写教材，这里面最有名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55级学生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和北师大中文系三四年级编写的《中国民间文学史》、《中国文学讲稿》，这批著作存在有极为严重的简单化、概念化、庸俗政治化的倾向，而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则成为他们的重点批判对象之一。1959年年中，文学研究所与作协、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联合召开的研讨会上，何其芳的发言极为引人注目，他以《文学史讨论中的几个问题》为题，明确提出一部文学史应具备三个基本特点：1.准确地叙述文学历史的事实；2.总结出文学发展的经验和规律；3.对作家作品评价恰当。在发言中，何其芳委婉但清楚地批评了上述文学史试图用“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这组公式去概括复杂文学现象所带来的弊端，并以北大55级文学史为例，对该书中存在的概念混淆、评价标准混乱、脱离历史苛求古人以及简单套用马列主义的表述、缺乏必要的历史常识的问题均有具体说明，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何其芳提到文学研究所也有文学史的写作计划，但其目标是学术性的。洪子诚在分析何其芳对于55级文学史的批评时指出，在当时能够做出这样更具学理性的分析，不仅需要学者的眼界和才情，同样需要其有“相应的身份和资格”。[21]事实上，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后期，文艺研究者的代系问题开始凸显出来，其中最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年轻人的“决绝”与具有延安资格的学者的相对“温和”，将1958年北大中文系二年级一班瞿秋白文学会和文学研究所内青年研究人员对郑振铎文学史观的发难文章，和1959年王燎荧对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再批判加以比较，[22]虽然后者涉及的领域更具现实斗争性和尖锐性，但在火候的把握上却明显更为审慎和克制。

随着五十年代后期中苏关系的松动，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逐步进入中共高层的规划。这段时间，在意识形态和文科建设领域，中央主管意识形态方面工作的综合职能部门和文学研究所之间的互动与合作极为值得关注。在1958至1961年间的一系列报告讲话中，我们能够注意到周扬对“普及和提高”“厚今薄古”“以论代史”等一系列主流做法提出的谨慎的商榷意见；但具体到文学研究所，周扬所给予的支持则相对明确和直接，诸如对文学研究所的定位着重于“提高”而非“普及”，要求文学研究所要“大搞资料”，建立从古至今最为完备的资料储备。[23]在1960年初主管机关确定由文学研究所现代组负责编写《中国现代文学史》之后，这项工作也并未匆忙上马，现代组的成员按照上级部门的要求，对1958至1960年期间各地高校所写的十几部文学史进行了研读和评述，对于本学科的发展概况做了全面普查。更为重要的是，唐弢在周扬的直接帮助下，邀请了茅盾、夏衍、罗荪、黎澍、陶然等现代文学运动的亲历者来所座谈，或介绍他们了解的文学运动的史实，或对如何撰写文学史提出建议。这批作家学者所谈内容使得编写组中的那批年轻人深感震撼，如当年还是青年科研人员的樊骏在回忆中讲到，夏衍在座谈中一方面坦承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所提倡的“无产阶级文学”犯有严重的左倾错误，另一方面也谈到左翼运动能在国民党的严酷统治下获得蓬勃的发展，应该在文学史的编写中有辩证的分析；历史学家黎澍对李劼人的“大波”三部曲极为推崇，而这部作品在建国后实则并未引起研究界的重视；罗荪对郭沫若历史剧《屈原》在国统区上演时的轰动效应和解放后再排演的效果做了对比，尤其是《雷电颂》一节，罗荪认为它作为一篇战斗檄文，当年喊出了人们的心声，每每看到这里，观众掌声雷动，但时过境迁，如今再看倍感肉麻，由此提醒青年科研人员，文艺为政治服务，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如何处理两者的关系需要细斟酌……[24]这些谈话极大地拓展了编写者的视野，也活跃了他们的思路，使他们认识到现代文学三十年中所包孕的巨大的历史文化含量——这是一个饶有意味的现象：在特定年代中，最具学理化的建议，恰恰来自意识形态部门的高层，它展现了中共文艺领导者实际具备的学理修养，也从另一个角度折射出现代文学的政治内涵和历史品格。

三、作为文学史家的唐弢和现代文学研究“门槛”的确立

1959年秋，唐弢由上海作协调入文学研究所，担任研究员和现代文学组组长。入所之初，他便向何其芳表示自己的心愿一是写一本鲁迅传，另一个就是独立编写一部有特点的现代文学史。相对于当时流行的“思潮+文体”的基本模式，唐弢有自己的角度，正如他在20世纪80年代多次提到的，“按我的设想，最好是以文学社团为主来写，写流派和风格”。[25]但个人著史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并非主流，而文学研究所又是一个具有示范意义的单位，很快个人写史的想法让位于文学研究所学术性文学史的集体计划。

可事情又有进一步的变化。1961年周扬受命主抓高校文科教材建设，现代文学史的写作是重中之重，唐弢及其团队的骨干成员无疑是中宣部最为信任的人选，无论是何其芳，还是唐弢本人，在经过短暂的踌躇后，他们的党性原则使其坚决地转向了作为文科教材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写作。诚如较早从事学科研究的黄修己所言，为了编好这套教材，国家投入的力量是空前绝后的。[26]唐弢为该书的主编，而此前有文学史编写实绩的王瑶、刘绶松等人悉数参与，而参加的中青年学者如北师大的李文保、杨占升、张恩和、蔡清富、吕启祥、陈子艾、王德宽；文学研究所的樊骏、路坎、吴子敏、许志英、徐廼翔；北大的严家炎，厦大的万平近，以及华中师院的黄曼君等，多在日后成为该学科的关键人物。教材要求的是知识性与稳定性，探索性先锋性并非必备条件，作家作品的评价要经得住推敲。

根据多位当年参与者的回忆，作为主编的唐弢，他与团队成员共同确立了五条编写原则：

一、必须采用第一手材料，作品要查最初发表的期刊，至少也应依据初版或者早期的印本，以防传辗因袭，以讹传讹。二、注意写出时代气氛，文学史写的是历史衍变的脉络，只有掌握时代的横的面貌，才能写出历史的纵的发展。报刊所载同一问题的其他文章，自应充分利用。三、尽量吸收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个人见解即使精辟，没有得到公众承认之前，暂不写入书内。四、复述作品内容，力求简明扼要，既不违背原意，又忌冗长拖沓，这在文学史工作者是一种艺术的再创造。五、文学史尽可能采用“春秋笔法”，褒贬要从客观叙述中流露出来。[27]

除了第三条是教材所不得不具有的保守选择外，其余四条均有明确的现实针对性，也体现了唐弢等人建立现代文学研究技术标准的决心：熟悉原始期刊、回归历史场域，意味着文学史编撰历史品格的回归；从写出作品的时代氛围到梳理清晰文学发展的历史脉络，是唐弢一再提醒青年研究者“点面线”递进的研究逻辑，既呼应了当时对文学文化发展规律的探索，也使得每一个判断均言之有据。而对春秋笔法的强调则可避免简单粗暴的政治批判，是对当时流行的“以论带史”、甚至“以论代史”编著方式的摒弃。正是因为坚持了上述原则，这部著作在很多方面有正本清源之效，如开篇谈五四文学革命，对胡适、陈独秀的贡献都有必要的肯定，由对李大钊、陈独秀当年思想发展情况的考察，连带出对五四运动的定性，这些问题处理得有理有据，在当时展现出了极大的学术勇气；对两个口号论争等敏感话题，也如实地叙述了论争的过程以及积极和消极方面的影响，采用了鲁迅主张的“并存”之说，体现了编撰者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深入理解。[28]这部著作在最大的范围内，将党性原则和史家精神有机地统一起来，既旗帜鲜明，又言必有据，且措辞婉转，给读者留下了较为充足的思考推敲的空间。

作为高校文科建设的系统工程，唐弢的思路与作为主管领导的周扬肯定有很多相近的地方，如对“以论带史”的批评，周扬在1961年的讲话中有过多次论述，如：

具体的“论”（不是指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都是对“史”的研究结果。先有“史”，然后再有“论”，而不是先有“论”，再以“史”来套。[29]

又如：

文科里边论很重要，论就是观点，就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有一个时候提“以论带史”，这个话有它的积极意义，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统率史料，批判了那种为史料而史料，轻视理论的观点。……所谓论，如果不是讲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是讲具体的结论、具体的规律，这个论应该是史料研究的结果，而不能在研究之前。[30]

周扬的讲话具有极强的全面性和灵活性，但实际操作中，对史料的熟悉和揣摩则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论从史出”在那个急迫的年代中注定会打下诸多折扣，唐弢本人亦经常感慨此书难逃“以论带史”的影响。[31]此前大跃进时期学生集体编写教材的“效率”，在此后的岁月中也在倒逼整个文科教材建设，如余冠英等人主编的三卷本文学史的成书过程，便是所内古代文学组的青年人推翻1958年文学研究所设定的十年完成十卷本文学史的计划，提出了“三年计划，一年完成”的目标，尽管有何其芳提出的四点要求作为约束（1.评价稳当；2.材料可靠；3.文字精炼；4.尽可能探索一下古代文学的发展规律），但实际编写工作从1960年4月开始，到同年12月即已拿出初稿，此后又经过近一年时间的修订，在1962年7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编写中虽强调个人的钻研，强调阅读原始材料，但有些参与者“原有的积累也并不丰富，有一些章节又是平素缺乏积累的空白点”，[32]如此短暂的项目周期，整个撰写过程具有的紧张感可想而知。虽然该书的发行量和评价在当时都好，但不久胡乔木就特别提出，三卷本的文学史不必再行修订，文学研究所应该退出作为教科书的文学史编写竞赛，去编撰多卷本的供研究者备查的中国文学史[33]——这实际又重新回到了郑振铎、何其芳学术型文学史的思路，也呼应了此前周扬对于文学研究所应致力于“提高”而非“普及”的定位。

唐弢本文学史作为整个文科教材建设中较晚进入正轨的一部，1961年10月唐弢正式接手，根据周扬此前指示的避免“大兵团作战”，精简了编写人员，重新拟定了全书的章节结构。1962年秋，写作组拿出提纲并召开了审稿会，此时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刚刚结束，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身在高层的周扬的自然将其第一时间传达到了写作组，诚如樊骏回忆的，“立场”问题再度成为重中之重，“春秋笔法”等规则被淡化。此后又经过大半年的努力，到1963年3月时基本完成了三册的初稿，[34]经过一系列的征求意见和修订，1964年初再次召开了审稿会，鉴于书稿的各部分并不均衡，唐弢与严家炎、路坎、樊骏四人进行了最后定稿，这也是整个书稿撰写中最为紧张的阶段。到1964年夏天，书稿最终完成，但大环境已变，周扬等人亦自身难保，书稿被束之高阁，无人理睬。这套文学史在整个文科教材建设中进行的并不算特别快，提纲和初稿的撰写大致经历了一年半的时间，根据读原始资料的原则，较多时间用于资料的熟悉和揣摩；再就是编写成员的锻炼和培养，最为明显的例子便是鲁迅两章的撰写。唐弢本人是鲁迅研究专家，但初稿部分的鲁迅章节则是由唐弢颇为赏识的青年学者张恩和与吕启祥执笔的，[35]虽然所写内容最终并未采用，而是由唐弢本人重写，但此训练对于青年科研人员的提升无疑帮助巨大，也切合了周扬一再讲到的要让青年人实际参加编写工作，锻炼学科队伍的要求。

从时代的角度而言，建国后各部文学史都有“质”的限定，简单比较其优劣并无太大意义；但换一个角度说，唐弢本文学史为我们学科建构的是一个底限，或者说是现代文学研究应该有的准入“门槛”。

四、20世纪80年代文学研究所的集体项目和唐弢思路的延续

新时期，唐弢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之中，但他和所在的文学研究所在国家学术体制中的定位都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命运多舛的唐弢本文学史得以正式出版和普及。只不过此时现代性的话语方式已经取代了以往新民主主义的单一视角，这部凝聚了唐弢及其助手无数心血的著作，注定只是一个“历史的中间物”。樊骏在文章中曾提及唐弢对于该书的修订一直念念不忘，虽然作为一个集体项目，距离他自己的学术期待有巨大的距离，但他仍然希望在可能的范围内尽量使其完备，此番心愿着实令人动容。但如前所说，这部书对于学科的意义主要并非文本自身，从某种角度讲，这部书的编撰可以视为建国后第一二代学者的在学术方法和知识培养方面最为集中的一次交流与指导，尤其是对第一手资料的强调和系统阅读，使得参与此项目的年轻学者对于现代文学学科的家底和研究方法有了切实的了解。20世纪60年代初，唐弢曾为来文学研究所进修的人员开列过必要的期刊阅读目录，新时期严家炎首先将此书目用于研究生的培养，并充分利用北京地区高校、图书馆的馆藏资源，要求现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阅读原始资料，时至今日，这已是研究生培养的基础。[36]

就资料整理方面而言，唐弢有着近乎偏执的热情。四人帮刚刚粉碎，他便和新任的副所长陈荒煤一起，带领现代室的中青年学者进行了一系列的资料编纂工作，作为重启研究工作的热身，如《鲁迅手册》、《鲁迅论文学与艺术》、《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两个口号论争资料选》、《左联回忆录》等，以及大量的文学选本。[37]

而中断了多年的由文学研究所主导的资料建设工程重新启动，现代文学的大型资料项目被提上了日程。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由马良春、徐迺翔和张大明主持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项目，该项目包括三套丛书，总计接近200种：

甲种丛书：中国现代文学运动、论争、思潮流派、社团资料；

乙种丛书：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资料丛书；

丙种丛书：中国现代文学期刊、报纸副刊总目、总书目、作家笔名录。

在1983年3月的全国学科规划会议上，《汇编》被列入国家六五期间重点科研项目，此后又进入七五、八五重点，调动起了全国诸多高校及文化单位参与其中。编委会的构成囊括了全国现代文学方面的知名专家或资深编辑，如文学研究所的陈荒煤、许觉民、唐弢，北京的王瑶、孙玉石、杨占升、王景山、常君实，东北的孙中田，山东的薛绥之，江苏的芮和师、范伯群，上海的贾植芳、丁景唐、魏绍昌等。参与者则包括了三四十家大学的教授、副教授及有实力的讲师，各地研究所的研究员、副研究员，各地文联系统、作协系统的热爱文学的相关人员，各出版社的编辑等。此后，又有约16家出版社参与了此书的出版工作。

在编写原则中，特别强调“《资料汇编》力求反映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运动、思潮、论争与社团的发展变化面貌，努力加强革命的和具有进步倾向的文学运动、文学理论与社团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兼顾不同倾向和流派的文学主张和文学活动的材料，同时注意过去被忽视的正面和反面史料的搜集”，要求编选者“务必注意资料的可靠性，应认真核查并尽量从最初发表的报刊或初版书籍上选录”， [38]很大程度上，此类原则正是唐弢的文学史观念的核心部分。

“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的编选过程中，也是对全国图书馆藏资料（书籍、报纸、期刊）较为彻底的普查。从文学研究所主持大规模的史料整理项目的传统看，如第一任所长郑振铎，身兼国家文化部副部长，这使得他可以依托文学研究所专业化的学术团队并调动全国力量来整理出版“古本戏曲丛刊”“古本小说丛刊”等文献资料。而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项目仍然拥有社科基金项目的优势——这在当时是极为稀缺的资源。此后，随着高校的不断壮大，教育部和宣传体系职责的分离，以及社科系统科研管理职能的不断弱化（如社科基金的审批权限转交国家社科基金管理办公室），社科系统在整个学科中的影响力在逐步减弱，《资料汇编》在某种程度上，是文学研究所最后一次有效地组织动员全国的学术力量进行的大型项目建设，此后这类工程渐成绝响。

而唐弢所看重的社团流派研究思路，同样是80年代学科再出发时最可倚重的资源。此时的对话对象不仅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新民主主义话语体系，也有夏志清等人所代表的海外汉学的研究成果。后者对现代文学传统的重新梳理，以其理论优势与颇有特色的艺术鉴赏能力，令国内研究界耳目一新；但也正如日后很多研究者提及的，“夏志清著作的一个根本弱点，就是缺乏对思潮、流派的宏观（更不用说公正了）的把握”。[39]这是一个最具操作性的思路，尤其对于拥有资料优势的国内研究界而言。唐弢本人在《艺术风格与文学流派》一文中提到“应当有对五四以来的各种风格、各个流派进行深入研究和总结分析的经得起考验的现代文学史”，并将此视为“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40]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系列重要论文中，如《在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流派学术交流会上的发言》、《四十年代中期的上海文学》、《西方影响与民族风格》等，唐弢也对如何分析归纳流派特点、并结合时代背景深入解读作品风格进行了示范。在更偏重于史观调整的“重写文学史”话题全面展开之前，社团流派的研究无疑成为学科的一个重要突破点。[41] 从学科建设角度看，1981年和1983年，文学研究所现代室在马良春的主持下，曾连续召开了两次“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流派问题学术交流会”，话题集中于现代文学思潮流派研究的理论问题及传统和外来文化对现代文学的影响，会议的部分论文结集为《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流派讨论集》。[42]如今我们再翻阅这本书，在相当部分的与会者还在纠结于主流与支流、肯定与批判的问题时，唐弢谈论社团流派如数家珍般的从容，严家炎对于新感觉派研究的突破性进展，都令人眼前一亮，非常直观地呈现出此思路在20世纪80年代学术语境中的活力。文学所思潮流派史的集体研究项目在80年代中期启动，但进展艰难；相反，这个领域的个人著作蔚为大观——联系史料项目的辉煌，我们也可以感受到时代风向的转变以及集体项目这一方式的优势与局限。最早在此领域取得实绩的是严家炎，1982年他在北京大学率先开设了“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课程，其讲稿1984年起在报刊连载，在国内学界产生巨大反响；而体量更大的研究则有杨义在1986年开始陆续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三卷，作者在写作过程中曾查阅2000多种民国原版书，对现代文学的小说创作进行了全面普查；从研究视角上看，该书将社团流派的观点贯穿始终，恰是对唐弢治史思路的有效落实。

我们今天讨论唐弢学术的价值和贡献，着眼点并非荣誉权的分配。我们应该注意到，唐弢的研究工作与社科院文学研究所这个机构学术思路的内在一致性，他对资料的强调，对春秋笔法的坚持以及对于社团流派问题的熟稔，都内化为这个学科的本质特征，并长久地展现出了生命力；同样，我们也应该注意到社科系统在国家文科建设体系中的变迁，并在此基础上去理解一名学者的选择与寂寞、他留下的思想资源以及中国现代文学这一学科发展的诸多可能。

注释：

[1] 何其芳：《悼念郑振铎先生》，《文学研究》1958年第3期增辑。

[2] 刘跃进：《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7月9日。

[3] 林伟：《唐弢评传》，沈阳出版社2019年版，第242页。

[4] 郑振铎：《郑振铎全集·书信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详见1950年6月11日、1951年4月7日、1951年7月7日、1952年12月12日及1957年11月18日信。

[5] 唐弢：《读史与学文》，《唐弢文集》第四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315-318页。

[6] 唐弢：《回顾——重读鲁迅先生的几封信》，《唐弢文集》第六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06-120页。

[7] 唐弢：《浮生自述——唐弢谈他的生平经历和文学生涯》，《新文学史料》1986年第4期，包子衍等访谈整理。

[8] 唐弢：《<帝城十日>解》，《唐弢文集》第六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62页。

[9] 孙郁：《作为文章家的唐弢》，《当代文坛》2016年第3期。

[10] 李普：《在邮政管理局里的唐弢》，《唐弢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119页。

[11] 赵家璧：《话说中国新文学大系》，《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1期。

[12] 唐弢：《西谛先生二三事》，《郑振铎纪念集》，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19页。

[13] 刘哲民：《回忆唐弢同志》，《新文学史料》1993年第1期。

[14] 谢泳：《中国大学的两个传统》，《清华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

[15] 王平凡：《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大事记(上)——郑振铎、何其芳领导时期的文学所》，《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与信息》2010年第6期。

[16] 《文学研究所所志初稿（1953-2013）》（内部印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3-54页。

[17] 陈清泉、宋广渭：《陆定一传》，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389页。

[18] 徐迺翔：《唐弢同志二三事》，《唐弢纪念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16页。

[19] 郝怀明：《师从唐弢进修现代文学史纪事》，《新文学史料》2019年第4期。

[20] 温儒敏：《“苏联模式”与1950年代的现代文学史写作》，《北京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21] 洪子诚：《红、黄、蓝：色彩的“政治学”——1958年“红色文学史”的编写》，《文艺研究》2020年第11期。

[22] 王燎荧：《<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究竟是什么的作品》，《文学评论》1959年第1期。

[23] 《文学研究所所志初稿（1953-2013）》（内部印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29页。周扬1960年2月到文学研究所考察时所做的指示。

[24] 樊骏：《编撰<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若干背景材料》，《新文学史料》2003年第2期。

[25] 唐弢：《艺术风格与文学流派》，《唐弢文集》第九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415页。

[26] 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94页。

[27] 严家炎：《唐弢先生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的贡献》，《唐弢纪念集》，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97页。

[28] 万平近：《务实求真,光华长存——忆唐弢同志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新文学史料》1993年第1期。

[29] 周扬：《对编写<文学概论>的意见》，《周扬文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29页。

[30] 周扬：《在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上的讲话》，《周扬文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12页。

[31] 樊骏：《死者和生者共有的遗憾——记唐弢同志几项未了的工作》，《新文学史料》1993年第1期。

[32] 邓绍基：《三卷本<中国文学史>的编写经过》，《岁月熔金——文学研究所50年记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39-241页。

[33] 邓绍基：《记胡乔木同志对三卷本<中国文学史>的意见》，《岁月熔金——文学研究所50年记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52-254页。

[34] 初稿完成时间樊骏的回忆和万平近的较接近，此处按万平近所提供的时间1963年3月。张恩和的回忆则是八届十中全会后写作组很快解散，只留唐弢、樊骏等四人进行统稿和修订。

[35] 张恩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的一些情况》，《新文学史料》2020年第1期。

[36] 严家炎：《唐弢先生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的贡献》，《唐弢纪念集》，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98页。

[37] 张大明：《文学所现代室搞的集体项目》，《新文学史料》2017年第4期。

[38] 具体参见张大明：《现代文学史料建设》，未刊稿。

[39] 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絮语》，《出版工作》，1987年第7期。

[40] 唐弢：《艺术风格与文学流派》，《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4期。

[41] 从樊骏（辛宇）等人的年度研究综述中，我们能够明显感到社团流派研究在深广度上的迅速拓展，如80年综述中写到“对于一些社团流派也进行了新的研究，主要涉及的有前期创造社的一些文学主张和现代评论派新月派的基本倾向”；81年为“关于外国文学思潮、流派及作家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也是近年来研究者比较关心的课题”；82年为“有关文学思潮和流派的研究，是近两年来人们比较感兴趣的课题”；83年则为“有关文学思潮、流派、社团的研究论文本年明显增多。研究这类课题也要求改变原先那种孤立、静止的方法，力求在广泛的联系和对比中说明问题。所以，可以说它是综合、比较研究在不同方面的具体表现。这些努力有助于我们从更多的侧面和角度加深对于丰富的艺术遗产和文学发展线索的认识。”

[42] 黄淳浩：《缅怀马良春同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2年第2期。

（转载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海内外中文文学”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