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战争与大流感
100年前的1922年，大西洋两岸的人们渐趋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大流感（The Great Flu，亦称西班牙大流感，指1918-1920年间的全球性流感）的震荡中平复，这些深刻改变了世界与个人的事件终于得以在文学中被言说：美国作家薇拉·凯瑟的《我们的一员》（One of Ours）于当年出版，小说描写了大流感如何在开赴欧洲战场的美国远征军运兵船上横夺近百名新兵性命；英国作家D.H.劳伦斯的中篇小说《狐狸》（The Fox）同时在现代主义文学阵地《日晷》（The Dial）上连载，讲述了一战后归家的士兵在大流感期间的爱情与婚姻；而身处战后各种激流中的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也于同年出版了名作《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Brief einer Unbekannten），其中的陌生女人和她的儿子均死于大流感。
《我们的一员》将大流感融入了一战叙事，成为了战争的序章。主人公克劳德原为内布拉斯加的农场青年，大学肄业、婚姻无爱，而一战重燃了他的生命之火。当他从新兵训练营回乡探亲时，火车上乘客们对他的赞赏令他倍感自豪，“就如《奥德赛》里面那位归家的英雄一般”。1918年夏，在“安喀塞斯号”运兵船上，大流感来势汹汹，他作为军医的助手，帮忙集合病患、记录姓名和体温、用酒精擦洗病人身子等。面对汹涌而至的死亡，他却显现出早熟的镇定，因为他已然将之默认为战争这个“宏伟计划中的损耗”。
小说中瘟疫与战争的叠合，与不时闪烁的古典色彩相呼应，共同指向了西方古典瘟疫书写传统，使人物悄然获具了“英雄”的光环。譬如，运兵船船名“安喀塞斯”是古希腊传说中特洛伊的皇室成员，埃涅阿斯的父亲，在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中，安喀塞斯曾带领特洛伊人前往克里特建造城池，却因一场突然降临的瘟疫而不得不停止。这种关联着瘟疫、战争与英雄的叙事同样出现在荷马的《伊利亚特》中。开篇处，瘟疫便“把战士的许多健壮英魂送往冥府”，迫使阿伽门农归还阿波罗祭司的女儿，进而霸占英雄阿喀琉斯的女人，激起后者愤而不战，造成特洛伊战局的变化。相似地，史书《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也叙述了瘟疫与战争的交叠——战争期间雅典城遭遇惨烈瘟疫，人口因而减少了三分之一，使得提洛联盟在后续的战事中处于被动。另在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俄狄浦斯王》中，底比斯城的瘟疫揭开了俄狄浦斯悲剧的序幕，预示着英雄后续对自身缺陷的“发现”。
这种对西方古典瘟疫书写传统的互文意味着凯瑟旨在讴歌远征军，塑造英雄。事实上，其写作动机在很大程度上缘于她真实的感佩之情。凯瑟的堂弟格罗夫纳·佩里·凯瑟（Grosvenor Perry Cather）少尉，曾服役于著名的美国第一步兵师，于1918年英勇牺牲于法国康蒂尼战场。《纽约时报》曾报道了他的英雄事迹：“他以非凡的勇气与冷静登上战壕防护墙，暴露于德军七架机关枪之下，引导了两个自动步枪队进行了毁灭性的侧面攻击。”在一战停战日的当天，凯瑟专门写信给痛失爱子的姑姑，称颂堂弟的光荣与伟大以作慰藉。
与《我们的一员》中一战与大流感的重合所不同，《狐狸》中的大流感发生于战争刚刚结束时。英国士兵亨利回到战前居住的农场，发现亲人已故，新主人则是两个姑娘，玛奇和班福德。当时，镇上的人“都得了流感”，而这偏远农场则彷如一块飞地，隔离了病毒，也圈住了原本可能短暂邂逅便相忘于江湖的人们。与马尔克斯笔下令人们在无法靠岸的船只中相爱的霍乱相似，《狐狸》中的大流感也如一道屏障，切断了离开的可能，将亨利与玛奇圈禁于固定的空间中，使爱情得以发酵。在亨利这边，尽管劳伦斯未着笔墨，血雨腥风的一战构成了他急于归家、组建新家的无需多言的深层动因；在玛奇这边，英气潇洒的她不仅与闺蜜在战时经营起农场，而且肩挑打猎伐树等曾由男性垄断的农务，当一战的结束带来男性的回归后，她对男性的渴望亦悄然复苏。
不过，劳伦斯并不旨在以一战与大流感的无情来衬托人间的有情，他的关切其实在于爱情与婚姻的反差。尽管玛奇希望与亨利牵手，但她与闺蜜班福德的友情亦难以割舍。于是，为了娶到玛奇，亨利必须与班福德“抢夺”玛奇，他进而看似无意地用伐倒的大树砸死了后者，从而成功占有了玛奇。但从此，身为人妻的玛奇不得不褪去男性气质，选择做“柔顺的水草”，这违心的屈从使得曾令俩人向往无比的婚姻成为了共同的囚笼。
某种程度上来说，《狐狸》中爱情的甜蜜与婚姻的失败所影射的正是劳伦斯自身的困境。曾经，劳伦斯爱得轰轰烈烈，毅然与比他大好几岁的已婚女人弗里达私奔。但在创作《狐狸》的1918年秋冬，夫妇俩的关系持续恶化，一战的结束给来自德国的弗里达带来的仅仅是短暂的解脱与快乐。她借口大流感的威胁而不愿与丈夫在伦敦见面，劳伦斯因而在独居状态中写完了《狐狸》。1919年2月中旬，他染上了流感，症状非常严重，其医生一度担心他“熬不过去”。但正如《恋爱中的女人》里厌恶疾病的厄休拉一样，弗里达对病重的他缺乏同情、不愿照料。俩人的关系跌至冰点，劳伦斯曾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表示，“这场病倘若对她而言不是一次教训的话，对我则是”，他甚至想“在身体足够强壮时给弗里达一记耳光”。
如果说《狐狸》中的大流感令爱情得以发生的话，那么《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的大流感则给一段凄美的爱恋画上了句号。借助书信形式，茨威格以第一人称视角讲述了陌生女人从13岁开始对曾居住在对门的作家R的隐秘之爱。这段爱情故事的双方犹如流动的风与静止的树，形成了变与不变的对照，前者的身边总是变换着女伴，而后者则至死不渝，哪怕对方在几次短暂的风流中始终未能认出她来，哪怕她需要克服各种困难生养着她与作家的孩子。但大流感却终结了一切，不仅包括这段刻骨铭心的单恋，还有陌生女人与他们的孩子的生命。在信的开始，女人便告诉作家：她的儿子刚刚死于流感，而她自己也感染了流感，此信若成功寄出便意味着她也已死去。该小说写于1919至1921年间，陌生女人所说的“正在挨家挨户地蔓延扩散”的大规模流感显然指向了西班牙大流感。
彼时，茨威格回到了奥地利，但一战已令山河破碎，曾经似乎江山永固的帝国皇权一去不返，他身处旧秩序被打破、新秩序尚未建立的各种探索、奔突与剧变之中。在自传《昨日世界》（The World of Yesterday,1942）中，茨威格回忆了1919年曾亲眼看到奥匈帝国的皇帝与皇后弃国而去的一幕，感慨于荣耀千年的哈布斯堡王朝的坍塌，而尽管前路未卜，时代巨轮已势不可挡地驶向未来。
这一未来必将不再是“昨日世界”，人们难免惊恐彷徨，但亦不乏革命激情，无数的变化与可能在积聚与冲撞中被酝酿，正如茨威格所写：“战后的这一代人猛地一下子挣脱了一切迄今为止行之有效的规矩，背离任何传统，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摆脱一切陈年往事，一举扑向未来。在生活的一切领域，一个完完全全崭新的世界，一个截然不同的秩序随着这代人开始”。这种革旧迎新的浪潮席卷了艺术、文学、音乐、戏剧，乃至政治等各个方面。法国作家亨利·巴比塞（Henri Barbusse）发起了“清朗运动”，旨在“本着和解的精神使全欧洲的知识分子联合起来”。茨威格怀着对新世界的憧憬，积极参与其中，作为德国小组的负责人之一。然而，这项运动渐趋极端化，慢慢违背了其初衷，不久也无疾而终。正是在这样一个激变的背景下，他创作了《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而故事中被大流感所终结的经年不变的爱恋，仿佛现实中一战所结束的那安如磐石的昨日世界，反映出作家对被一战和大流感所带来的现代性的敏锐体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