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法语文学：历史与现实的交织
《第一滴血》
对于法国文学界而言，2021年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年份：拉封丹诞辰400周年，波德莱尔诞辰200周年，福楼拜诞辰200周年，普鲁斯特诞辰150周年等等。《拉封丹寓言》已然成为法国中小学生的必读书目，法国国家图书馆布置了一场题为“波德莱尔，忧郁的现代性”的展览，“大书店”节目推出了《追寻福楼拜的足迹》特集，巴黎卡纳瓦雷博物馆的“马塞尔·普鲁斯特，一部巴黎小说”特展也在年底拉开了序幕……种种例子都可以看出法兰西这个国家对于文学艺术的重视。2021年新冠肺炎疫情的阴霾并没有散去，但重振和回归无疑成为文艺活动的主旋律，实体书店保持开放，各大文化场所恢复接待访客。8月中旬，“文学回归季”如约而至，据统计，其间约有521部小说出版，其中379部是法语小说，75部作品是处女作。去年受疫情影响采取线上颁奖的龚古尔文学奖也于今年回归线下，11月3日在特鲁昂大饭店揭晓结果。2021年法语文学呈现出来的勃勃生机让人短暂地忘却了疫情的存在，生活似乎多了一些步入正轨的模样。
有人在追忆
说起“文学回归季”的“常客”，自然要提到作家阿梅丽·诺冬（Amélie Nothomb），从1992年《杀手保健》（Hygiène de l'assassin）开始，诺冬几乎从未缺席过“文学回归季”。今年，她带来了新作《第一滴血》（Premier sang）。在书里，阿梅丽·诺冬化身父亲帕特里克·诺冬，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讲述了父亲前28年的人生经历。帕特里克·诺冬的父亲英年早逝，母亲沉浸在丧夫之痛中，无心照顾唯一的儿子。年幼的帕特里克·诺冬跟着外公外婆生活，性格柔弱。为了让他变得更加勇敢，6岁那年，他被送到爷爷奶奶家，那里完美践行着“强者生存”的“达尔文法则”。面对艰苦的生活，帕特里克·诺冬不仅没有服输，反而学会了生存之道。正是这种“活下去”（suivivre）的本领塑造了他今后的品格。成年后的帕特里克·诺冬成为了一名外交官，他的首任驻外地点是刚果（金）。赴任后不久，在1964年夏天，克里斯托弗·格本耶发起叛乱，帕特里克·诺冬成为被扣押的人质之一。从8月初到11月，他作为谈判代表与对方斡旋，以期在等待救援的过程中阻止叛军杀害人质。小说的最后一段是帕特里克·诺冬和叛军首领格本耶的对话，不仅刻画出帕特里克·诺冬凭借幽默和乐观赢得了活下去的可能，也以一种迂回的方式预示了阿梅丽·诺冬的诞生。
《第一滴血》是阿梅丽·诺冬献给父亲的肖像画，后者于2020年3月17日去世，享年83岁。当时正值全法封禁的第一天，阿梅丽·诺冬被困在巴黎，没有办法前去参加父亲的葬礼。直到7月底，当她站在父亲的墓前，她意识到一切都迟了，这种感觉愈发强烈，她决定通过写作让父亲“复活”。这也是她选择使用第一人称写这本小说的原因。当然，这并不是阿梅丽·诺冬第一次以“我”的口吻讲述他人的故事，两年前，她在《饥渴》（Soif）中就曾化身耶稣。对于这个共同点，阿梅丽·诺冬表示她并非刻意为之，但是父亲应该会喜欢这个巧合。在作家心中，父亲在当年人质事件中的表现犹如“一个神秘的基督教人物”，以他的方式竭尽所能，拯救了同胞和自己的命运。《第一滴血》是阿梅丽·诺冬出版的第30部小说，据作家称，这也是她的第100部手稿作品，“100”这个数字献给父亲真是再好不过了。正如封底的文字：“不要低估活下去的巨大力量”。父亲在面对困境时展现出来的坚毅和乐观深深影响了阿梅丽·诺冬，对于作家而言，《第一滴血》是对父亲的回忆和致敬，也是对内心伤痛的驱魔和疗愈，作品当之无愧地获得2021年勒诺多文学奖。
克拉拉·杜本-莫诺（Clara Dupont-Monod）的《适应》（S'adapter）同时获得2021年费米娜奖和龚古尔中学生奖。克拉拉·杜本-莫诺身兼数职，作家、记者、编辑、媒体人，新作《适应》围绕一个家庭迎来了一个残疾婴儿的故事展开。婴儿生下来就看不见任何东西，医生早早就断言他的生命不过只有几年的时间。他的出现改变了家庭本来的样子。老大哥哥对他关怀备至，甚至近乎疯狂地照看他，然而老二姐姐不喜欢这个身患残疾的婴儿，认为他夺走了父母和哥哥对自己的爱，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态度也在改变。残疾婴儿去世后，父母又生下了一个孩子，老三弟弟一直活在去世的孩子的阴影之下，他常常思考：如果那个婴儿没有离开这个世界，自己还会不会出生？
故事中的人物都没有具体的名字，只是简单地用“老大”“老二”“老三”代替，对于去世的残疾婴儿，作者没有使用“残疾”二字，而是选择了“不适应者”（inadapté）这个称谓，也和书名中的“适应”相呼应。小说中的三个人物分别以自己的方式适应“不适应者”，作家借此探讨了适应者和不适应者的关系，书写了一曲关于家庭的爱的颂歌。故事发生在具有悠久历史的塞文地区，置身在山脉之中的房子往往是用石头建造而成，而小说的叙述者正是院子里的石头。石头无声地见证了这个家庭的故事，它们做的只是讲述，没有评价，仿佛要把一切都交由读者去思考、去想象。事实上，克拉拉·杜本-莫诺在接受访谈时表示，小说中的内容并非完全杜撰，她曾经有过一个天生残疾的弟弟，他在10岁的时候去世，但是作家慢慢明白，曾经拥有带来的喜悦远大于失去的痛苦。
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也在3月出版的作品《青春》（Jeunesse）中追忆往昔。这位主编巨著《记忆之场》（Les Lieux de Mémoire）的大师将这部带有自传性色彩的作品视为一种“记忆之场”和“自我历史”的融合，类似于“成长小说”（roman d’apprentissage）。诺拉将个人故事和宏大历史交叠在一起，悉数过往经历中对自己影响巨大的重要事件，其中之一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他在书中刻画了自己第一次意识到犹太人身份时的心路历程。无独有偶，在法国小说家、剧作家雅丝米娜·雷札（Yasmina Reza）的新作《塞尔吉》（Serge）中，兄弟姐妹三人作为匈牙利籍犹太家族的后代，在母亲的葬礼后决定前往奥斯威辛集中营。以剧本擅长，创作了《艺术》《杀戮之神》等作品的雷札，自然懂得如何发挥语言的力量。整本书由很多对话和独白构成，日常生活中重要的、不重要的、精确的、模糊的、详尽的、琐碎的内容都纠缠在一起，赋予了这本书以独特的语言力量。这是一本关于家庭的叙事，也是一本关于身份和历史的叙事。时间不断流逝，历史逐渐被忘却，如今的奥斯威辛集中营是夹在胳膊下的自拍杆，是疯狂打卡的游客。雅丝米娜·雷札用她擅长的黑色幽默追问记忆的责任和义务。
有人在寻找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特里克·莫迪亚诺（Patrick Modiano）的新书《舍夫勒斯》（Chevreuse）于2021年10月出版。距离上一本《隐形墨水》（Encre sympathique）已经过去两年了，等待的过程让人心焦。然而只要翻开新书第一页，就会发现一股熟悉的气息扑面而来。小说的内容和风格都延续了之前的作品，依然是“无尽的寻找”，这一次，故事背景穿梭在巴黎、舍夫勒斯、尼斯等几个地方，主人公希望找到一位名叫罗丝-玛丽·克拉维勒的女士，然而几经兜兜转转，依旧未果。在叙述上，《舍夫勒斯》分成了童年时期（5岁左右）、刚成年时期（20岁前后）、成人时期（50岁前后）三个阶段，不同时空相互交织，宛若一张巨大的蛛网，深陷其中的读者带着想要解密的迫切心情读到最后，依然遍寻不得出口的方向。
其实，每次阅读莫迪亚诺的作品时，我们都会产生一阵恍惚，对于书中的情节和故事，我们常常会有一种自己经历过或者梦到过的错觉。似曾相识的地名、人名跃然于纸上。《舍夫勒斯》被称作是一本“重逢之书”，它将那些分散在旧作中的线索聚到了一起。比如，小说里提到的茹伊昂若萨区曾出现在《如此勇敢的男孩》《缓刑》《家谱》等作品中，只不过《缓刑》里虚构的多尔代恩医生街在《舍夫勒斯》里变成了更为精准的库尔泽纳医生街，让叙述愈发趋近真实。而《舍夫勒斯》的主人公让·博斯曼斯带有鲜明的作家自身的影子，这一点不用多说，让（Jean）可是作家最开始的名字。莫迪亚诺的作品几乎都摆脱不掉某种自传色彩。莫迪亚诺用自己独特的写作手法追忆逝水年华，用写作对抗遗忘，开启一次又一次的“寻我之旅”。书名“舍夫勒斯”既回应了主人公热衷的床头读物，也代表了其寻找之旅的其中一站，而且《舍夫勒斯》是作家在封城期间完成的，其中有一段时间，莫迪亚诺一家就是在舍夫勒斯山谷的圣福尔热小镇度过的。
年轻的塞内加尔作家穆罕默德·姆布加尔·萨尔（Mohamed Mbougar Sarr）的新作也关乎寻找。萨尔凭借《人类最秘密的记忆》（La plus secrète mémoire des hommes）摘得2021年法国龚古尔文学奖的桂冠。早前这部作品就是入围秋季各大文学奖项最多的作品，包括费米娜奖、勒诺多文学奖、法兰西学院大奖等八大文学奖项。萨尔1990年出生于塞内加尔，2009年，他来到法国，先是在贡比涅小城学习大学预科，而后进入法国社会科学高等学院继续深造，其研究方向是非洲文学，特别是塞内加尔诗人桑戈尔。作为一名年轻的、极具潜力的“90后”作家，在《人类最秘密的记忆》之前，他已经出版了三部作品，并且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和反响：《围困之地》（Terre ceinte，2015）、《合唱团的沉默》（Silence du choeur，2017）、《纯洁的人》（De purs hommes，2018）分别涉及非洲萨赫勒地区的恐怖主义、西西里岛的非洲难民、塞内加尔的性少数群体话题，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在小说《人类最秘密的记忆》中，萨尔化身虚构的作家迪干那·拉提尔·法耶，多年来致力于寻找另一位名叫T.C.埃利曼的作家。据称T.C.埃利曼一生只出版了一部作品，然而，他始终隐藏在作品的背后，从未公开露面。没过多久，有人声称这部作品抄袭了非洲民间故事，对此埃利曼不仅没有现身自证清白，反而彻底销声匿迹。神秘的埃利曼并没有留下太多信息，迪干那不得不根据仅有的线索抽丝剥茧。在寻找的过程中，迪干那遇到了在不同时间段接触过埃利曼的人，由此拼凑出埃利曼在人生不同阶段的侧面肖像。读者也一路跟随迪干那，穿越塞内加尔、法国、阿根廷、荷兰等不同国家，回溯了20世纪各个重大历史阶段。寻找的对象可以是某一个具体的人，某一段真实的历史，也可以是某一个抽象的概念。在访谈中，当被问及为何写作时，萨尔表示：为了寻找更好的问题。作家在《人类最秘密的记忆》中探寻文学的意义，道出了不少“金句”，而这本书在体裁上表现出的丰富性和叙述视角的多元化也完美地呈现了文学写作的艺术。
有人在调查
安妮·贝列斯特（Anne Berest）《明信片》（La carte postale）荣获2021年勒诺多高中生奖。一天，安妮家收到了一张匿名明信片，明信片正面是加尼埃歌剧院，背面写着四个名字：埃弗莱姆、艾玛、诺埃米和雅克。在私家侦探和犯罪学家的帮助下，安妮以这张明信片为线索开启了调查。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这张明信片的的确确存在，作者一边着手调查，一边进行记录，持续了4年之久，其间她自己也不知道是否能够成功解开谜团。随着一层层抽丝剥茧，安妮得知自己的祖先于1929年离开俄罗斯，辗转拉脱维亚、巴勒斯坦，最后到达巴黎。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只有外祖母一人躲掉了被驱逐出境的悲惨命运，而明信片上提到的4个人都在1942年死于奥斯威辛集中营。《明信片》出版后，文学界的评价褒贬参半。龚古尔文学奖评委卡米尔·劳伦斯（Camille Laurens）在《世界报》文学副刊上发文抨击这本书。有人猜测这是因为《明信片》和卡米尔·劳伦斯的男友弗朗索瓦·努德尔曼（François Noudelmann）的作品《凯迪拉克的孩子们》（Les Enfants de Cadillac）题材相似，且两本书都入围了龚古尔文学奖的第一轮评选。由于这场前所未有的激烈论战，10月5日，龚古尔学院院士一致决定修改规则，明确了评委会委员的配偶、伴侣或近亲的作品不能获评龚古尔文学奖。此外还规定，在媒体平台拥有文学专栏的评委会委员不得对入围作品进行评论。
如果说安妮·贝列斯特通过调查将读者带回到20世纪上半页，那么菲利普·贾纳达（Philippe Jaenada）的《兽之春》（Au printemps des monstres）则追溯至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以一桩社会谋杀案件呈现了昔日法国社会的图景和面貌。1964年5月，一个孩子在树林遇害，名叫吕西安·莱热的人给受害者父母写信，自称是凶手，对罪行供认不讳。被捕入狱后，他开始翻供，力证自己的清白，却没有得到回应。他在狱中度过了41年，最后于2008年去世。为了调查事件的真相，菲利普·贾纳达查阅了当时的所有报纸，还前往国家档案馆、巴黎档案馆、伊夫林省档案馆等地寻找相关信息。据作者自己称，有些档案不允许拍照，他不得不当场小声地对着自己的录音机念诵，仅收集到的资料就多达7000个音频和3万多页文字。菲利普·贾纳达用了4年时间进行调查，而后又花了两年用文字把整个事情写下来，终于在2021年出版了这本内容独特、信息详实的作品。图书封面的照片是吕西安·莱热的妻子索朗·莱热，优雅又带着一丝冷酷，在这本厚达750多页作品的结尾，作家对她进行了介绍，相对于整本书的内容和基调，这段文字犹如穿越黑暗幽深的森林后看见的一抹光亮。
有人在叩问
2021年伊始，卡米耶·库什内（Camille Kouchner）的《大家庭》（La Familia grande）宛若一枚重磅炸弹，震惊了法国文坛和政治学界。在这本书中，作家揭露了少年时期继父对双胞胎弟弟进行性侵的乱伦丑闻，其继父奥利维·杜阿梅尔可是政治圈的耀眼人物，早先在高校担任宪法学教授，曾担任国家政治科学基金会主席，去年年初，被任命为世纪俱乐部主席，该俱乐部聚集了法国金融、政治和媒体界的精英。因此，无论是乱伦这一话题的敏感度，还是其涉及人物的社会影响力，都足以让这本书成为今年法国社会绕不开的话题之一。库什内表示，她希望可以为无数因为害怕、恐惧、内疚、负罪而沉默的受害者发声。
勇敢打破禁忌的还有作家克莉丝汀·安戈（Christine Angot）。她在13岁至16岁之间多次遭到父亲性侵，先后以此为主题出版了《乱伦》（L’Inceste，1999）和《不可能的爱》（Un amour impossible，2005），开了此类文学作品的先河。2021年，新作《东方旅行》（Le Voyage dans l'Est）获得美第奇奖，被评委誉为作家最好的一部作品。这一次，安戈再一次回溯过往，内容依然是围绕乱伦展开叙述，但是并不会给读者一种“已经读过”的感觉。在安戈看来，不乏一些性侵受害者想发声，却苦于找不到途径，而文学能够将这些情况呈现在读者面前，引发社会的关注。文学和现实的边界变得模糊，文学的现实意义愈发凸显，也使得非虚构文学受到越来越多读者的青睐。
现实中的矛盾不止上述种种。社会阶级差异、校园暴力矛盾、性少数群体歧视等问题都出现在爱德华·路易（Édouard Louis）的新书《改变：方法》（Changer:méthode）中。这位出生于1992年的年轻作家历时4年时间完成了这部作品，以自传的形式回顾了自己的成长故事，用文字对过去进行了一场“复仇”。其实早前他的作品《艾迪的告别》和《艾迪的自白》就以自传的形式讲述了自己的过往，只不过这一次更加细致，也更加振聋发聩。爱德华·路易深受法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回归故里》（Retour à Reims）的作者迪迪埃·埃里邦（Didier Eribon）的影响，我们不难发现二者之间的诸多共同点，他们都是通过读书改变了命运，离开了原生家庭，作为“阶级叛逃者”实现了社会跃迁。他们用写作叩问底层民众成长困境，探讨阶级属性对个体成长的影响，从个人经历切入，反思当前社会现状，完美地演绎了何谓“把自己作为方法”。
除此之外，在2021年法语文学作品中，爱与激情依然不可或缺。弗朗索瓦-亨利·戴泽哈布勒（François-Henri Désérable）的《我的主人和我的征服者》（Mon maître et mon vainqueur）围绕主人公蒂娜和瓦斯科的爱情故事展开，荣获2021年法兰西学院小说大奖。书名取自诗人魏尔伦的诗句，行文也提及了魏尔伦和兰波之间的故事。玛丽亚·波歇（Maria Pourchet）的《火》（Feu）讲述了中年人劳尔和克雷蒙之间充满激情的故事。显然，重要的不是故事本身，而是如何讲述这个故事。小说在劳尔的第二人称视角“你”和克雷蒙的第一人称视角“我”之间交替进行。叙述视角之外，章节的标题命名也很有意思。劳尔的叙述章节是没有标题的，而克雷蒙的叙述章节标题是由他的健康数据报告构成，包括日期、时间、体温、心率、血压。语言简洁有力，如同标题一般，虽然只有3个字母，却抓人眼球。
2021年也被称作“非洲文学之年”，涌现出不少优秀的非洲作家作品，极大地丰富了文学的多样性和世界性。无论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英籍坦桑尼亚作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Abdulrazak Gurnah），还是荣获2021年布克奖的南非作家达蒙·加尔格特（Damon Galgut），抑或是法国龚古尔文学奖获得者萨尔。此前，法国非裔作家达维德·迪奥普（David Diop）的《灵魂兄弟》（Frère d’âme）获得2018年龚古尔中学生奖，其英译本获得2021年国际布克奖，故事刻画了一个特殊的群体：一战战场上为法国作战的塞内加尔步兵团。2021年，迪奥普推出的新作《不归路之门》（La Porte du voyage sans retour）依然把目光聚焦在非洲，描绘了18世纪法国植物学家米歇尔·阿丹森在塞内加尔的冒险经历。18世纪不仅是启蒙运动时期，也是奴隶贸易的高峰时期。拥有法国和塞内加尔双重文化背景，迪奥普自然对这两个国家的历史文化及其产生的碰撞了然于胸。作为一部“外撰小说”（exofiction），作家在阿丹森真实经历的基础上进行了想象和虚构，描绘了一段动人的爱情故事。阿丹森追随一名塞内加尔女性玛拉姆的足迹，从北向南，来到了号称“不归路之门”的戈雷岛，当时的塞内加尔作为法国的租界，数百万非洲人在戈雷岛登上奴隶船。起初阿丹森想通过在塞内加尔的游历完成一本关于生物的百科全书，在探索的过程中，他寻找的对象拓宽至一个女人、一门语言、一个民族甚至是一段奴隶贸易史。
纵观2021年法语文学，主题依旧是历史与现实相互交织，女性作家作品占据重要分量，非洲作家作品获得更多关注，新生代年轻力量开始崛起，基于现实素材或新闻进行的创作日益涌现。回望2021年，有人追忆，有人寻找，有人调查，有人叩问，有人书写爱与激情，不同的主题和内容极大地丰富了文学的多样性，在对历史的回溯和对现实的观照之下，勾勒出2021年法语文学的风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