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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桤木王》是法国“新寓言派”作家米歇尔·图尼埃的代表作，小说选择的是世界文坛反复诠释和观照过的二战题材，作者以独特的视角，犀利的笔触，富于象征的手法，在作品中融入了自己对世界、对战争、对人性的深刻思考。本文试图结合小说的主题与创作手法，就小说所揭示的深刻寓意和图尼埃的思想倾向作一探讨。

1 征兆与寓言

米歇尔·图尼埃

《桤木王》[1]是法国作家米歇尔·图尼埃的代表作，发表于1970年，小说选择的是世界文坛反复诠释和观照过的二战题材，作者以独特的视角，犀利的笔触，富于象征的手法，在作品中融入了自己对世界、对战争、对人性的深刻思考。

打开小说，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小说主人公阿贝尔·迪弗热用左手写的一段文字：

你是个吃人魔鬼，拉歇尔常对我说。一个吃人魔鬼？就是说一个在深夜的时段出现、浑身充满魔力的怪物？对，我相信自己的魔性，我的意思是说那种隐秘的默契，它将我个人的命运与事物的发展深刻地结合起来，并赋予我的命运以力量，让事物顺应我的命运发展。[2]

小说一开始，“吃人魔鬼”这四个符号便清晰地闪现在读者的眼前。如果说主人公认同“吃人魔鬼”这一人生角色，那么他的命运，便是与“魔鬼”相同的命运。然而，是怎样“隐秘的默契”，是什么神秘的力量，将魔鬼的命运与事物的发展深刻地结合起来，赋予其力量的呢？

我们特别注意到，小说开头的那段文字写于1938年1月3日，也就是从德国法西斯开始进犯与吞并奥地利，燃起世界大战战火之时，写到1945年3月苏联军队攻入德国本土，法西斯德国面临全线崩溃和末日来临之际，涵括了整个二战时期。而正是在这个宏大的背景之下，小说展示了迪弗热的人生轨迹。

然而，在《桤木王》这部作品中，凶残的战争杀戮场面似乎不在作者视野之内，迪弗热呈现给读者的也不是一副恐怖的吃人魔鬼的面目。相反，作品的每一章都是由许多琐细零碎、互不关连的生活画面和感受组成，没有完整的、连贯的情节，甚至轻易看不出人物性格的明显发展过程。作品虽然明确地以二战为背景，有关二战的时间、地点与重大事件，如德国吞并奥地利、法国的大溃退与投降、苏军的斯大林格勒大会战、苏军攻入德国本土与法西斯德国的全线崩溃等，在作品中都有明确的交待。但作品完全避开了正面描述战争双方的交锋，可以说在长达30万字的作品中，作者不惜笔墨大加渲染的，是许许多多琐细的，似乎与战争无关的事物。作品中的人物，虽然都有明确的身份，但是，却又都表现得像战争的局外人。主人公迪弗热先是法军的士兵，后来又成为德军的俘虏，但在作品中却看不出他对战争的态度。在被征召进法国军队之前，他满脑子想的都与战争丝毫无关；在法国军队当了信鸽通讯兵后，他的兴奋点也只是在鸽子本身；在当了德军俘虏并被要求为德军服务的时候，他毫无怨言，而且所关注的也还是服务的内容本身，如挖沟、开汽车、赶马车、陪同打猎等等。作品中花费笔墨描述相对较多的德军元帅格林，应当是这场战争的一个最直接的当事人，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吃人魔鬼，然而对他的描绘也似乎超然于战争之外，人们看到的，只是他如何猎鹿，如何养狮子，如何大嚼野猪肉等等。在小说的叙述中，我们确实很难将那一个个琐细零碎的场景与二战血腥的场面联系起来，更难把心灵敏感、有时甚至充满柔情的阿贝尔·迪弗热与吃人魔鬼的形象联系起来。然而，小说却不时地在字里行间提醒读者，这一切都发生在战争之中。那么，在这部显然是以战争为题材的作品中，作者刻意地“犹抱琵琶半遮面”，显然是“别有用心”的。

《桤木王》封面

对于小说，图尼埃有着独特的见解。在图尼埃看来，“小说的基本功能是‘秘传’，即小说家应该显示认识自我和认识世界的所有复杂的发展阶段，这一过程就像生活本身一样无法穷尽，往往也是无法解读的，作品的意义只可能是潜在、悬置的，是读者放入其中的”。[3] 在当代法国文学中，图尼埃的创作独树一帜，被称为新寓言派文学的代表人物。中西方的寓言传统源远流长，早期有广为流传的印度、埃及和希腊的动物寓言，后来，西方又有伊索和巴布里乌多斯的寓言，东方则有《梵天、毗湿奴寓言故事》和《贤哲寓言集》等。在法国，最有影响的当属拉封丹的《寓言诗》。寓言主题广泛，涉及到人类生存最基本的状态、最基本的道德体验，还涉及人类的生存环境、生存态度，但寓言并不直接指向人类生存的本身，而往往通过神话、传说的英雄或动物世界的鸟兽来喻指人类的行为与思想，给人以深刻的教诲或启迪。图尼埃看重的正是这一点：古老的寓言形式为他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文学创作样式，开拓了他的创作空间，他创作了大量带有寓言特性的短篇故事；同时，基于对小说的基本认识，他又以长篇小说的创作赋予寓言以新的生命样态，进而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创作倾向。在图尼埃看来，人类之存在和人类本身像一个谜，难以认识和把握，小说的根本功能之一，就是要显示认识自我和认识世界这一复杂的过程，而寓言则是小说家可以利用的最佳的形式之一。埃梅·米歇尔在《法兰西的传说与传统》一书的序中对传说与寓言的作用作过深刻的解说，他认为传说与寓言主要利用隐喻的方式，指向人类的存在，透过人类存在的现象，揭示人类存在之谜。[4] 图尼埃作为新寓言派小说的代表人物，深谙寓言之奥妙，由思辨到小说，他借用的正是寓言这一路径。他在创作中，往往借助影响广泛的神话与传说作为构建他整个小说的基础，进而在新的现实空间中，赋予小说中的寓言性人物以新的意义，拿法国评论界的话说，图尼埃赋予了古老的传说或神话以“现代性”。[5] 对图尼埃的这一创作倾向，郑克鲁在《现代法国小说史》中作了很好的诠释：“图尼埃的小说在艺术上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带有一种神话性。他在《圣灵之风》中说：‘由思辨到小说，应通过神话提供给我。’鲁滨逊和礼拜五的故事是现代神话，三王朝圣也是一则神话；《流星》叙述的是双胞胎的神话（这是政治神话），《吉尔和贞德》写的是民族女英雄和恶魔般的元帅的神话形象。”[6]

深刻的哲理性，也是图尼埃小说创作的特征之一。他的作品富含深邃的哲理，具有强烈的思辨色彩。这与他的哲学主张有着深刻的联系。虽然他不认为自己具有某种统一的、基本的哲学倾向，一再申明主导自己“每一篇作品的哲理核心都不同，每一篇作品都是重新开始，都有自己的新起点，新的哲理核心”[7]，但我们还是能够从他的人生经历和整个作品体系中把握到其主要的思想倾向与思想脉络。图尼埃出身于一个日耳曼化的家庭，父母都是通晓德国语言文学的知识分子，他本人从小就受到德语教育与德国文化艺术的熏陶，大学毕业后，还专门去研读过德国哲学，研读康德的本体论。可以想见，以康德的本体论为代表的德国哲学在图尼埃的思想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从作者为数不多的已经发表的具有影响的作品中，不难看到康德、胡塞尔、海德格尔等德国哲学家有关本体论、现象学等哲学思想的闪光。这些哲学思想都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就是重现象，重超感觉、超理性的直觉，认为世界的本质是永恒的、难以捉摸的，只有借助自己的直觉、感觉，借助于各种现象去推测、感知。在《桤木王》里，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同样是以这种哲学思想来建构、统帅这部作品的，作者也许觉得这种人的直觉更能客观地接近时代的本质。作品集中描写迪弗热在战争期间的各种直觉、感觉与感受，把这一切称之为“征兆”。作品反复强调：“一切都表现在征兆当中”；“对征兆的释读，一直是我一生中的大事”；“一切都是征兆。但是，得有一道耀眼的闪光或一声震耳的呐喊，才能打开我们近视的眼睛，或震击我们发聋的耳朵”。[8] 这里所说的“征兆”，实际上就是现实生活中那无穷无尽的、变幻莫测的、琐细零碎的、常常不能引起我们注意的现象。作者认为只有从这些“征兆”中才能解读出世界与人生的本质。作者正是以寓言的形式结构整部小说，主人公在战争期间所感觉到的各种征兆，包括人、动物、事件、场景等等，都刻意处理成一则则寓言的形式，以时间为线索贯穿组合起来，整部作品是一篇寓言，每一章也都是一篇寓言，每一章里又包含着无数则寓言，可以感到作者刻意为之的象征性的寓言俯拾皆是，正如作品中人物所表达的：“这里发生的一切都是征兆，都是寓言。”

2 人性与魔性：恶性倒错症

在西方的传统中，上帝、魔鬼和人在某种意义上是相伴相生相长的。历史学家罗贝尔·穆尚贝尔在《魔鬼的历史》一书中指出，魔鬼与上帝同在，始终伴随着人类的苦难史。他甚至认为，“将撒旦形象置于每个人都要面对的‘恶’的哲学或象征意义中”，尚不足以帮助我们抓住魔鬼问题的关键。[9] 图尼埃显然突破了哲学的范畴，将“魔鬼”形象贯穿于整个作品之中，让我们在书中见到了形形色色的魔鬼：有形的与无形的，想像的与现实的，庸俗化的与神圣化的。图尼埃在逐步将读者引入了充满了各种征兆、“魔鬼”无处不在的世界的同时，无疑也是在引导读者去面对这个世界，去认识和思考这个世界。

小说的主人公阿尔贝·迪弗热的人生轨迹就是从普通的人，变成“吃人的人”，最终化为“泥沼炭人”的演变过程。有分析认为，迪弗热成为纳粹的信徒，即“吃人魔鬼”，“其中有内在的因素，他在战前就想逃避日常生活的平庸，有一种不合群的本能，他要寻找一种高于别人的社会价值，他要成为命运的工具与同谋。这其实是一种种族主义的思想萌芽。他在纳粹德国终于找到了合适的土壤。”[10] 按照这种分析，迪弗热的人生轨迹似乎十分清晰，他的变化过程似乎也十分自然，那就是迪弗热身上有着成为魔鬼的内在因素，一旦出现合适这种内在因素生长的环境与土壤，其嗜血的本能便得到了释放。然而，从整部小说看，迪弗热这个人物显然充满了寓意和象征。从小说一开始，擅于从传统神话中开掘出现代精神的图尼埃就以日记的形式将一个神秘的人物带上了前台：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吃人的魔鬼，早在一千年前，十万年前，就已经在世了。“与世界一般古老，与世界一般永恒”。[11]

迪弗热对魔鬼历史的这份认同，是清醒的，也是严肃的。他认为自己“并不是疯子”，告诫读者对他写下的文字，“应该以百分之百的严肃态度去对待”。[12] 为了说明这种与世界、与人类一样古老的“魔性”的存在，在迪弗热的日记中，我们看到了对《圣经》的质疑，特别是对《创世纪》的质疑，迪弗热认为《创世纪》第二章有关上帝造人的文字有着“明显的矛盾”，有关“人之堕落”的记载也有误。有趣的是，每当迪弗热在他的人生道路上遇到苦难，遭受到恶的打击时，他便到《圣经》中去寻找解释，去寻找根源。在《圣经》中，他读出了罪恶，读出了谋杀、诅咒和仇恨。“每次进入教堂，做弥撒，我总是带着相应的复杂情感。因为尽管有千错万错，路德谴责圣皮埃尔的宝座上出现了撒旦是有道理的。形形式式的等级都是受制于魔鬼，并厚颜无耻地给全世界披上了魔鬼的号衣。打开教会的大事记，只要不因迷信而瞎了眼睛，谁都会看到撒旦稀奇古怪的排场，君不见那一只只主教冠，如同驴耳纸帽；那一根根权杖，表示着一个个问号，象征着怀疑与无知；那一个个主教，身披滑稽可笑的红袍，酷似世界末日的荡妇；还有那一套罗马的用具，诸如蝇拂和圣皮埃尔大教堂最高处的教宗御轿，轿上是出自骑士贝尔尼尼之手的巨形华盖，猛犸的四条大腿和肚子盖住了祭坛，仿佛要用粪便来玷污它。”[13] 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魔性与人类同在。作者借迪弗热之笔，把“恶”的根源，指向了教会，指向了被撒旦取代了位置的上帝。看来，迪弗热身上所体现的魔性，有着深刻的根源。

如果说，魔性与人类同在，在人类的血液中流淌着恶的毒液，或者拿现代科学的术语来说，人类基因中存在着“恶”的因素，那么，迪弗热的身上兼具着“人性”与“魔性”便成为了某种必然。在小说中，迪弗热身上体现的这种人类的两面性处处可见。顺着迪弗热的人生轨迹，我们看到了善与恶的同在。有论者这样写道，“许多个日子，我跟随迪弗热在又像监狱又像教堂的寄宿学校、沦陷的法兰西军鸽棚、德国北部的战俘营、罗明滕自然保护区的森林、卡尔滕堡纳粹政训学校、长满桤木的沼泽中跋涉，我对他的那双手备加关注。当他去捕杀鸽子时，那双手会顿生出无限情态；当他搜捕到合格的孩子时，那双手又对孩子们表现出无限的仁慈。他用右手写下了杀人业绩，用左手记下灵魂深处的痛苦。在对生灵的掠杀中，他时时产生堕落欣快感，对捕杀的生灵又充满温情。由人变成吃人魔鬼的过程中，他负载了多少痛苦？灵魂内部的战斗本身就是构成一个人的战争，构成了他所身处的双重战争的根由。”[14]

迪弗热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物呢？按照上文的分析，迪弗热这个充满寓意的人物身上带有魔鬼的内在因素，那么，又是什么外在的因素触发了他内在的因素的滋生与发展呢？细读《桤木王》，我们可以看到，全书约有五分之二的篇幅用来讲述迪弗热在少年时代的不幸。迪弗热11岁时便离开家乡，进入了圣克利斯托夫中学。正是在这里，他开始了不幸的人生。一个又一个的不幸，使他再不指望“在天边看到一束希望的火光”。[15] 迪弗热的不幸，首先来自于他的身体：他“身体孱弱，相貌丑陋，一头黑发耷拉在脑袋上，框着一张既像阿拉伯人又有几分茨冈人模样的茶褐色的脸，整个身子瘦骨嶙峋，笨手笨脚的”。这种在人种意义上的弱点，导致了他“命中注定，甚至要遭受最怯懦之人的攻击，最弱小之人的痛打”。[16] 他成了受侮辱受欺压的对象，成了侮辱他欺压他的人的一个“证据，证实他们还可以统治别人，加辱于人。”在这里，我们如果对二战期间德国法西斯有关日耳曼人种优越性的那套理论有所了解的话，我们便不难理解，迪弗热的人生悲剧源之于人种意义上的“缺陷”的描述，是意味深长的，也是富于象征意义的。

迪弗热的不幸，还在于其精神上的软弱。当他备尝了学校的小恶魔佩尔斯纳尔的“侮辱和恶行”时，他“简直像个大傻瓜似地乖乖忍受着。”他“心甘情愿地”把食堂分的饭给佩尔斯纳尔一半；毫不反抗地被人当作畜生，“认认真真地”咀嚼着硬往他嘴里塞的狗牙草；甚至老老实实地为在游戏中受了伤的同学去舔血腥的伤口。在圣克利斯托夫中学，迪弗热不断受到包括“示众”、“隔离”、“罚站”、“关禁闭”等全套惩治。而欺凌他的人却依靠虚伪的掩饰，或通过卑鄙的手段，在“老师和学监那里享有豁免权”。于是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深深埋下了一颗善恶倒错的种子：行恶不会受惩罚，相反，行恶者往往会受到崇拜。多年以后，由儿时的经历联想到社会的“不公”，迪弗热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们的社会有着它应该具有的公道。这种公道与人们对杀人犯的崇拜是吻合的，在每一个街角里，在每一块蓝牌上，无不明明白白地显示出对杀人犯的崇拜，一个个最为杰出的军人，亦即我们历史上最为残暴的职业杀手的姓名，全都标在牌上，供众人敬仰。”[17]

更具深长意味的是，恶行往往在圣洁的殿堂里横行。正是在学校神圣的教堂里，左轮手枪、小刀等凶器有着“炫耀”的机会，欺凌与侮辱更是披上了神圣的外衣，罪恶也似乎显得无辜而纯洁。儿时发生的这一切，显然只是些征兆而已。所有这些征兆，无疑具有象征的作用，而其针对社会的深刻寓意昭示在如下的这段文字中：“被纯洁这一魔鬼驾驭的人往往在自己身边制造废墟和死亡。宗教的净礼、政治的清洗、对人种纯洁性的保护等等，有关这一残酷主题的变奏数不胜数，但最终都是那么千篇一律地与无数的罪恶联系在一起……”[18]

图尼埃以异常冷静的笔触，把迪弗热所遭受的不幸引向了他所处的那个社会和他所处的那个时代。身体孱弱、逆来顺受的迪弗热本来是一个“躲藏在大众之中的无辜之人”。但是，对这个无辜之人，社会表现出不容：小时候备受欺凌，成人时又被诬告为强奸犯，他终于发现，是“那些社会渣滓竭力玷污我，使我陷入了绝望的境地。”他也终于认识到，造成这一切的根源在于他身处的那个邪恶的时代与社会：“我怎么会这么疯，竟然以为这个万恶的社会会让我一个躲藏在大众之中的无辜之人安安静静地生活，安安静静地爱？”[19] 随着叙述的展开，随着迪弗热被征召入伍，迪弗热的命运被安置在二战的大背景下，更深刻地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结合在了一起。于是，在小说中出现了战俘营，出现了德军元帅格林，出现了卡尔滕堡纳粹政训学校。然而在整个叙述中，作品没有对法西斯的残暴与杀戮进行任何正面的描述，而是始终通过象征的寓言表现手法，从不同的角度去揭露法西斯的本质。

小说第三章写的是迪弗热在穆尔霍战俘营的经历。开始，这个血腥的战俘营在迪弗热的眼中竟然是个宁静的、带有几分田园风光的所在。挖沟渠的劳动、守林人的小屋、屋中燃着木块的壁炉，一切都那么自然。接着，作者深含寓意地在这里安排了一头流落在山林中的瞎眼驼鹿与迪弗热相遇，两者之间的交流始终笼罩在一种神秘氛围之中。直到作品的最后，迪弗热才通过一个小孩之口得知，那个被他视为幸福之地“加拿大”的战俘营的木棚里，堆满了从被煤气毒死的囚犯身上拿下来的宝石、金块、首饰、手表等。还有间小屋堆满了头发，都是女人的头发，据说是用来为在苏联的德国士兵制作毛毡鞋垫的。此前，迪弗热像被蒙住了眼睛，对这一切全然不知。在某种意义上，正是那头瞎眼的驼鹿为他打开了眼睛，透过层层迷障，从种种征兆中最终看清了企图蒙蔽天下的法西斯的本质。而“加拿大”这块看似宁静的大地，见证了法西斯的罪恶，引导着迪弗热“深入到每一个寓言中去”，让他去识破东普鲁夫那个充满寓意的星座。

第四章描写迪弗热在罗明滕自然保护区的经历。这里名为自然保护区，却是以德军元帅格林为队长的帝国犬猎队打猎的场所。这一章通篇写的是以格林为首的法西斯对罗明滕自然保护区各种动物的疯狂杀戮，作品显然是以此来隐喻法西斯的兽性。展示在读者面前的是一幅幅血淋淋的图画：格林让迪弗热宰马喂野猪，马宰了以后，当场肢解，让野猪来吃。接着，他又将野猪杀掉，喂他本人和他养的狮子，“他满嘴塞得鼓鼓的，把野猪腿递给了狮子，狮子跟着张牙猛咬。就这样，那块猎品在两个魔鬼之间正常地来回移动，只见两个魔鬼满含深情地相互凝望着，一边大口大口地撕咬着散发着麝香味的黑色野猪肉”。[20 ]他们还对鹿群展开了大屠杀，“总共有11只公鹿和4只不生育的母鹿躺在血泊中，冒着腾腾热气”。格林“高举阔刃矛，跑到一只只雄鹿面前”，“他拉开那还颤抖着的庞大躯体的两条大腿，把两只手一起伸进去，右手有力地拉锯，左手摸索着被锯开的阴囊，取出像鲜肉丸的睾丸，白里透红”。[21] 这些描写虽然对战争不着一字，但通过一个个深含寓意的画面，以狩猎的血腥与野蛮，昭示着战争的恐怖与残酷，将法西斯嗜血成性的凶残邪恶的本质暴露无遗。

第五章则又从一个新的角度来揭示法西斯的吃人本性。这里描述的是迪弗热在卡尔滕堡的纳粹政训学校的见闻。作品同样运用象征与寓言手法深刻揭露了法西斯对本国青少年的毒害和摧残。为了侵略战争的需要，纳粹将这些从12岁到18岁的青少年从家中劫走，以法西斯思想毒化其心灵，再将他们驱赶到战场上去充当刽子手与炮灰。作品象征性地描述了一个又一个少年被自己手里的火箭发射器与地雷烧掉了整个脑袋，炸得血肉横飞。作品还提醒，要“当心卡尔滕堡的吃人魔鬼!”“如果有孩子的话，一定要始终想到吃人魔鬼”，“要是吃人魔鬼带走了您的孩子，您就再也见不到他了”。至此，我们终于发现，作品最终将矛头指向了真正的魔鬼。而最大的吃人魔鬼，是拉斯滕堡的阿道夫·希特勒。与阿道夫·希特勒相比，“帝国犬猎队队长已经下降到了民间那种虚构的小吃人魔鬼的位置，都没有资格进入祖母讲述的故事之中，包括他的猎狩活动、鹿头、猎筵，以及他的粪便学、男根学，全都黯然失色。他已经被拉斯滕堡的吃人魔鬼所压倒，拉斯滕堡的那个吃人魔鬼要求其子民在他每年生日之时，都要送给他一份完整的礼物，那就是50万名10岁的女孩和50万名10岁的男孩，全都以祭品的打扮，亦即全都一丝不挂，任他揉捏成装填大炮的肉弹。”[22] 字里行间，饱含着对法西斯战争和人间恶魔的控诉与谴责。

通读全书，可以看到，图尼埃在忠实于“桤木王”这个古老神话的历史内核的同时，又赋予了它新的历史和社会的维度。阿尔莱特·布洛米埃认为，在图尼埃的笔下，“所谓的‘吃人魔鬼’并非是本义上的吃人魔鬼，而是米歇尔·图尼埃所开拓的整个吃人的隐喻场：吃人魔鬼，就是战争，是纳粹。”[23] 从对迪弗热神秘的命运的展示到对法西斯邪恶本质的揭露，图尼埃将读者对战争、对人性、对邪恶的思考一步步引向深入。贯穿全书的“桤木王”的形象正是起着这个警示的作用，由厚厚的沉沙包裹着、深深埋藏在黑暗之中的“桤木王”在默默地诉说：人类“灾难的恶根就在他们每个人身上。”作者试图唤醒的，也许就是人类与自身的恶之根抗争的意识，才是人类对正义和善良的回归。“桤木王”，这是一个富有象征性的悲剧，它已经远远超出了非善即恶的二元对立，超出了人性与魔性之间的永恒的冲突。透过《桤木王》，我们似乎更为清晰地看到，疯狂的战争，丑恶的魔性，也许就潜藏在人类奔腾的血液中，也许就存在于麻木的世界中。人性与魔性的倒错，善与恶的倒错，其根源在于人本身，也在于这个世界。如果说疯狂的年代和疯狂的世界导致了人的“恶性倒错”，助长了人的“魔性”，把人变成“吃人”的魔鬼，那么在我们这个“物质化”与“金钱化”的时代，《桤木王》的寓意，便显得弥足珍贵。

[1] Michel Tournier, Le roi des Aulnes, 1970, Paris: Editions Gallimard.

[2] [8] [11] [12] [13]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米歇尔·图尼埃《桤木王》，许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第1、3、2、2、81-82、9-10、10-11、55-56、87、141、230、235、264页。

[3] 张泽乾等《20世纪法国文学史》，青岛出版社，1998年，第331页。

[4] Aimé Michel et Jean-Paul Clébert, Légendes et traditions de France，Denoёl, 1979, pp. 13-19.

[5] [23] Arlette Bouloumié, “Mythologies”, Magazine littéraire, janvier 1986.

[6] [10] 郑克鲁《现代法国小说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847-848、847页。

[7] 柳鸣九《巴黎名士印象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213-214页。

[9] Robert Muchembled, Une histoire du Diable, Seuil, 2000，p. 4.

[14] 胡丹娃《负载人性的魔鬼——读〈桤木王〉》，《中国妇女报》，2001年3月26日第3版。

原载于《外国文学评论》200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