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娃河畔的俄语文学翻译漫谈
丽娃河畔的俄语文学翻译队伍阵营强大，名家辈出，从戈宝权到余振、王智量、王冀刚、朱逸森、许庆道、冯增义、徐振亚、曹国维……几乎都有自己的代表作。而他们共同坚守的翻译原则是忠实于原文，“依实出华”是他们的追求。
1928年戈宝权进入大夏大学学习，在校期间翻译过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上帝看出真情,但不马上讲出来》和《高加索俘虏》，成为丽娃河畔俄语文学翻译的第一人。在戈宝权之后，不无默契地涌现出一个俄语文学翻译家序列，前后相继，延续至今：余振、王智量、王冀刚、朱逸森、许庆道、冯增义、徐振亚、曹国维……回眸百年，丽娃河畔的俄语文学翻译队伍不仅阵营强大，名家名译频现，而且还走出了一条风格相近的翻译之路——依实出华。
丽娃河畔的俄语文学翻译，名家辈出。无论对于喜爱俄语文学的普通读者，还是对于研究外国文学的专家学者，戈宝权等人的翻译成就都是有口皆碑的。一提到戈宝权，人们就会不假思索地想起他译的普希金名篇《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以及童话《渔夫和金鱼的故事》，还有他翻译的高尔基散文诗《海燕之歌》。继戈宝权之后，不同年代的翻译家几乎都有自己的代表性译作，譬如余振翻译的《莱蒙托夫抒情诗 选》和《马 雅可夫斯基诗选》，王智量翻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朱逸森翻译的《契诃夫文学书简》，许庆道翻译的《死魂灵》和《外省散记》，徐振亚翻译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和《美好而狂暴的世界》，曹国维翻译的《罪与罚》和《大师与玛格丽特》……
纵观翻译史，这种名家名译涌聚的情形并不多见，这或许应归功于翻译家的学者身份。戈宝权认为，在翻译一部外文作品时，应该尽可能多地了解作品，这是必不可少的功课：“先要对这部作品有较深刻的理解；还要对这位作家的经历、创作思想、直至他的文体进行认真的研究。”（《漫谈译事难》）在这一方面，戈宝权本人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在大夏大学求学期间，他学习过英语、法语、日语、世界语以及俄语，这一优势能让他了解同一作品的多种译本。在翻译象征派诗人勃洛克的长诗《十二个》时，他不仅借鉴了胡斅依据俄文原著完成的译文，还借鉴了两种英译本和一种日译本。1935年戈宝权由天津《大公报》派驻苏联三年，后任新华社驻苏记者。1949年又任中国驻苏大使馆临时代办和参赞，是新中国成立后派往国外的第一位外交官。大学期间涉猎多门外语，多次赴俄苏工作的经历，都有利于戈先生更准确地体认俄语文学的精髓，让他对目标作品的理解和价值判断更准确。我们看到，1947年戈宝权就已翻译并出版了第一部译文集《普希金诗集》，将“俄罗斯诗歌的太阳”普希金介绍给中国读者。另外，早在20世纪40年代，戈宝权就已看好并译出象征派诗人勃洛克的代表作《十二个》，极具预见性，因为1980年代才兴起白银时代文学热潮。
当然，学者特有的治学态度与方法，也让其他俄语文学翻译家受益匪浅。王智量、冯增义、徐振亚等教授不仅长期从事俄语文学的教学，而且还译介过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而这类工作对加深认识俄语作家或作品大有帮助。戈宝权曾经分享过这一经验，要求译者“首先把这部著作（拟译作品）仔细读通,阅读有关作者及著作的研究与评价文章,国内及国外的研究文章都要博览”。可喜的是，丽娃河畔的不少翻译家正是这样做的。冯增义和徐振亚教授在翻译《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同时，还译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论艺术》等文献。这些学者出身的翻译家，出于习惯性的严谨，对拟译作品的考察通常具有综合性，不仅要熟悉作品文本，还要掌握作家生平、创作主张、他人评论与研究等资料。这样做，一者能拓宽并加深对作品的理解，二者有助于前瞻作品的文学价值，克服选译作品时的盲目性。戈宝权之翻译《十二个》，王智量之翻译曼德尔施塔姆的诗歌，徐振亚之翻译普拉东诺夫的《基坑》和《美好而狂暴的世界》，曹国维之翻译布尔加科夫的《不祥的蛋》，都抢得了译介的先机，而这都得益于他们学者风格的综合性考察。
从翻译标准看，丽娃河畔俄语文学翻译家共同坚守的原则是忠实于原文，“依实出华”是他们的追求。戈宝权这样说过：“翻东西首先应该忠实,要忠实于原文,把原文的意思,原文的形式,甚至原文语句的排列,都很好地翻译出来,而且要使得大家也能理解,这样才能忠实地体现原著。”（《漫谈翻译问题》）戈宝权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专事翻译研究的郑海凌教授对戈宝权的《海燕之歌》等译本作过分析，得出结论认为：“就翻译思想而言,戈先生属于‘求信’（忠实于原作）的一派。”
在戈宝权之后的翻译家，尽管年龄和时代语境不尽相同，但全都坚守翻译要忠实于原文这一原则。
1952年，王智量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俄语专业。之后留在北京大学教书，1956年调入中国社科院。之后辗转河北、甘肃和上海，颠沛流离二十年，直到1978年被华东师范大学聘用。1950年代王智量就已着手翻译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历时三十二年。译本于1982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叶甫盖尼·奥涅金》的第一个中译本。此外，王智量还译过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托尔 斯泰的《安娜·卡列宁娜》、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与《前夜》。除了对19世纪文学的译介外，王智量还译过俄国白银时代的诗歌，出版了《曼德尔施塔姆诗选》和《帕斯捷尔纳克诗选》等。南开大学教授王志耕认为，“智量师在国内翻译界是直译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王智量翻译《叶甫盖尼·奥涅金》时，严格按照原有韵律，原汁原味地呈现出“奥涅金诗节”的韵脚、韵味和节奏。而且，他还反对套用中文成语，不赞成将外国人名中国化等做法。《叶甫盖尼·奥涅金》是普希金采用诗体写成的长篇小说，全篇计有四百多个十四行诗诗节。鉴于原文采用四音步抑扬格，每一行的音节数相同，王智量便采纳了余振先生的意见，将自由体译本改为古典体，做到中译本每一行的字数完全相等。为了忠实于原文，王智量始终坚持如下原则：“绝不轻易地为了迎合中国读者习惯而化用成语或者固定词汇，而是尽可能准确地贴近原文，甚至对于词序也能不变动的就不动。”也正是得益于这份坚持，他被赞为国内再现“奥涅金诗节的第一人”。
相对而言，徐振亚和曹国维应是其中最年轻的“资深翻译家”，两位教授至今仍笔耕不辍。徐振亚教授曾是上海译协副会长，译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果戈理的《彼得堡故事》、屠格涅夫的《罗亭》和《烟》、普拉东诺夫的《基坑》和《美好而狂暴的世界》、特里丰诺夫的《交换》和《另一种生活》等。要做到忠实于原文，就必须准确理解原文，需要刨根问底。当年，徐振亚老师为弄明白什么是“干葡萄酒”而去过酒厂，为搞懂“黑格尔的猫头鹰”是怎么回事而给北大哲学系写信求教。曹国维老师译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和布尔加科夫的《大师与玛格丽特》，他秉承的做法是“能直译的不要意译，能简洁的不要烦琐，能紧凑的不要松散”。
显然，在万千学子魂牵梦萦的丽娃河畔，翻译家们之能成为一道风景，也在于他们所肩负的使命崇高——“为了生命价值的实现”（王智量语），为了“履行自己那一代人的责任”（徐振亚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