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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梦阳:《阿Q正传》的意义
来源:文艺报 | 张梦阳  2021年12月03日07:50

今年是鲁迅诞生一百四十周年暨他最重要的作品《阿Q正传》发表一百周年。

12月4日,就是《阿Q正传》在《晨报副刊》发表整整一百年了,关于《阿Q正传》的阅读与论争也进行了一百年。《阿Q正传》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小说?阿Q是什么样的典型形象?鲁迅创作《阿Q正传》的本意是什么?有什么价值和意义?这一系列问题,都是必须认真回答的。只有回答好这些问题,才能读懂《阿Q正传》,也才能真正理解鲁迅,将鲁迅的宝贵思想化入我们的思想和行动。这才是对鲁迅的最好纪念。

作家毕飞宇有这样一个说法:“我们都知道,阿Q这个人有一个最大的性格特征,或者说特异功能,那就是‘精神胜利法’。这是鲁迅先生对中国文学所作出的无与伦比的贡献。老实说,鲁迅的伟大是他完成了‘精神胜利法’的命名。”

其实,老一辈鲁迅研究家、代表中国共产党与晚年鲁迅联系的冯雪峰,早在1951年11月1日,《人民文学》第4卷第6期上,就发表了一篇与毕飞宇观点相通的论文——《论〈阿Q正传〉》。

在这篇论文中,冯雪峰首先对鲁迅的历史身份与独特价值作了这样的认定:“鲁迅由于他自己所选定的历史岗位,是政论家,是战斗的启蒙主义者,所以他越是像他对付杂文一样,以一个政论家的态度,战斗的启蒙主义者的态度,去对付他的小说,则他的小说也就越杰出,越辉煌。否则,就要因为不能高度地显出鲁迅自己的这种特色,而那作品在鲁迅自己的作品里面也就要显得比较地逊色了。这是只要拿他的《呐喊》中的主要的作品和他的《彷徨》中的作品,加以比较,就能够显然判明的。”从这样的认定出发,冯雪峰对阿Q典型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

阿Q,主要的是一个思想性的典型,是阿Q主义或阿Q精神的寄植者;这是一个集合体,在阿Q这个人物身上集合着各阶级的各色各样的阿Q主义,也就是鲁迅自己在前期所说的“国民劣根性”的体现者。

这就是著名的“思想性典型说”与“精神寄植说”。观点一提出,立即遭到驳难,冯雪峰本人也感到这篇文章“论得太空泛,并且有的在解释上是错误的,所以在《论文集》再版时就抽掉了。”

随着冯雪峰的收回观点和对他的无情批判,另一种庸俗的阶级论观点泛滥了。《用土改医治阿Q》《结束了阿Q的时代》《武训与阿Q》之类题目的文章反复出现在报刊上,牵强附会地使阿Q与现实挂起钩来,纷纷给阿Q划定阶级成分,有的定“二流子的典型”,有的定“农民的典型”,有的定“没落人物”的典型,主要根据是阿Q说过“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有的认为是“讽刺士人”。与这种观点相反,有的研究者从另一极端出发,认为阿Q是农村无产者的革命典型,认为土地改革之后,农民翻身,阿Q就不存在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之类的精神现象也一去不复返了,反对把阿Q的精神胜利法当作“人性的普遍的弱点”。

把阶级论绝对化、庸俗化,不仅导致阿Q典型研究误入歧途,而且在整个文学理论领域造成了混乱。为了纠正这种错误倾向,何其芳在1956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著名论文《论阿Q》。

该文主要观点是:阿Q性格上最突出的特点精神胜利法不只是存在于当时的落后农民身上,而是在当时许多不同阶级的人物身上都可以见到。以文学名著中的诸葛亮、堂·吉诃德等不朽典型为例证,说明某些性格上的特点,是可以在不同的阶级的人物身上都见到的。这样某一个典型人物的名字,就成了他身上某种突出特点的“共名”:诸葛亮成了智慧的“共名”,堂·吉诃德成了可笑的主观主义的“共名”,阿Q则成了精神胜利法的“共名”。批评文学研究中把阶级和阶级性的概念机械地简单应用的现象。这就是阿Q典型研究史上的“共名说”。

在学界把阶级论推向绝对化、庸俗化时,何其芳敢于对文学研究领域普遍存在的典型性等于阶级性的观点提出反驳,对阿Q典型研究中存在的理论疑难提出独立的解释,的确表现了难得的理论勇气和独立思考精神。

实质上,鲁迅生前说得很清楚。他1934年11月25日在《答〈戏〉周刊编者信》中总结自己的创作初衷时说:“我的方法是在使读者摸不着在写自己以外的谁,一下子就推诿掉,变成旁观者,而疑心到像是写自己,又像是写一切人,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所谓“开出反省的道路”,就是设法把自己的作品化作引导读者反省的镜像,使读者从这面镜子中照出自己的面目,从怎样认知主观与客观世界这个根本点上得到启蒙,以正确地认识自己、认识世界,从“本能的人”升华为“自觉的人”。

一百年来的实践充分证明《阿Q正传》虽然不断出现误读,但终归实现了鲁迅的创作本意。不仅为中国人,而且为人类“开出反省的道路”。《阿Q正传》发表不久就享有了世界声誉,被介绍到美、法、日、俄等十多个国家,至今已有四十种不同文字的译本。法国作家罗曼·罗兰1926年一看到就说:“这部讽刺写实作品是世界性的,法国大革命时也有过阿Q,我永远忘不了阿Q那副苦恼的面孔。”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没有任何一部作品像《阿Q正传》那样在世界文学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也没有任何一个典型人物,像阿Q那样不仅在国内遍为人知,而且跻身于世界文学典型画廊。《阿Q正传》被收入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英语企鹅经典文库。很多次世界文学名著的评选,《阿Q正传》都当之无愧地榜上有名。最近BBC评出77部在世界上具有影响力的文学名著,中国有三部:《三国演义》《水浒传》和《阿Q正传》。评上的所有著作都是长篇巨著,只有《阿Q正传》是薄薄的中篇。能与那些厚厚的巨作并列,应该说是难度更大的。《阿Q正传》这部鲁迅最主要的作品,的确是不朽的世界名著和传世经典。至今,仍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因为“阿Q相”和精神胜利法依然“不存在而又到处存在”。《阿Q正传》时刻是我们的镜像和警钟,令国人警醒、深省!我们又为中华民族能出现鲁迅这样的伟大作家、《阿Q正传》这样的伟大作品而感到无比自豪!

进入新时期以后,《阿Q正传》研究开始向冯雪峰、何其芳的观点回归,追溯鲁迅创作《阿Q正传》的本意:引导人们“开出反省的道路”,“实不以滑稽或哀怜为目的”。阿Q典型研究不再停留在给阿Q划定阶级成分这种稚嫩行为上,而如上世纪80年代重新出山就投入阿Q典型研究的著名文学理论家、鲁迅研究家陈涌同志所说:阿Q研究已上升为鲁迅研究的理论核心,牵涉到“文学以至哲学、社会科学的一些根本理论问题”。

究其根本,人类从有了精神之日起,就已经开始了这种追问和反思。先祖们曾在古希腊神庙上镌刻着一句对后人的提醒,“认识你自己!”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名著《人论》的第一段话就是:“认识自我乃是哲学探究的最高目标——这看来是众所公认的。在各种不同哲学流派之间的一切争论中,这个目标始终未被改变和动摇过:它已被证明是阿基米德点,是一切思潮的牢固而不可动摇的中心。”另一位德国哲学家马克斯·舍勒一篇名作的题目就是《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力求认识自己,认识宇宙以及人在宇宙中的位置。这其实是整个人类始终不变的科学探求的终极目标,从托勒密的地球中心说,到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一直到爱因斯坦、霍金等物理学家的现代宇宙观,实质上都是在探索着人类究竟是怎么回事、宇宙究竟是怎么回事,以及人类在宇宙中究竟处于怎样的位置。这一终极问题的回答,关系到人类的世界观、人生观等许多根本性的哲学理论体系的建构。所谓“开出反省的道路”,正是从根本上“反省”认识自己与认识世界这一终极问题。

鲁迅是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早在1908年留学日本时期就致力于对中国人的精神进行深刻的反思。他在《摩罗诗力说》结尾大声呼唤“精神界之战士”的到来,在《呐喊·自序》中总结道:他弃医从文的缘故是“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之后,鲁迅这位“精神界之战士”,就一直在对中国人的精神进行着艰深的反思。提出“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其意是:首先在于审视自己,也必须了解他人,相互比较周全合宜,才能产生自觉。经过十年的艰深思索,1918年5月发表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上的《狂人日记》,就是第一篇对中国历史进行精神反思的宣言。宣言中所说的“吃人”,实质是人与人之间精神的相吃。后来人们说成是肉体的相吃,是一种偏颇,偏离了鲁迅的本意。1921年12月开始连载的《阿Q正传》,是鲁迅精神反思的全面结晶。鲁迅不仅反思自己,而且希望通过阿Q这个艺术典型唤起中国人以至整个人类的精神反思,“开出反省的道路”。

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里借主人公的口说:“喜剧依照(罗马作家)西塞罗的意见应该是人生的一面镜子,世态的一副模样,真理的一种表现。”莎士比亚同样借哈姆雷特的口说:演戏的目的是“给自然照一面镜子,给德行看一看自己的面貌,给荒唐看一看自己的姿态,给时代和社会看一看自己的形象和印记。”鲁迅创作《阿Q正传》,也正是给自己的同胞塑造一面开出反省道路的镜像。阿Q、堂·吉诃德、哈姆雷特等偏重反映人类精神状况的艺术典型就是一种讽世的镜子,人们可以从中照出自己的精神面貌。它们最重要的哲学启悟意义就是:对人们的认识逻辑、方法进行反思,启示人们正确地认识自己与认识世界。高尔基称赞契诃夫的作品“能够使人从现实性中抽象出来,达到哲学的概括”。哲学境界是文学作品最难达到的峰巅。

鲁迅写《阿Q正传》也正是“从现实性中抽象出来,达到哲学的概括”,成为给人们开出反省道路的经典镜像。

缺乏认知能力,始终不能正确地认识自己,认识世界以及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浑浑噩噩,糊里糊涂,以自我为中心,瞧不起城里人,也看不起未庄人。得意时趾高气扬,欺侮弱者;失败时又靠精神胜利法,化失败为胜利,在“瞒和骗”中寻求圆满。阿Q的这种性格是世界非文明时代人类荒谬性的象征。塞万提斯通过堂·吉诃德这一不朽形象表现了人类易于脱离客观物质世界的发展变化、陷入主观主义误区的普遍弱点。鲁迅则通过阿Q这一活生生的艺术形象,表现了当时中国的一种昏聩颟顸、自欺欺人的精神现象,同时也反映了人类易于逃避现实、退入内心、寻求精神胜利的精神机制和普遍弱点。《阿Q正传》实质是鲁迅这位思想家型的文学家创作的哲学小说。阿Q是一位与世界文学中堂·吉诃德、哈姆雷特、奥勃洛摩夫等典型形象相通的着重表现人类精神机制的特异型的艺术典型,可以简称为“精神典型”。以这些典型人物为镜子,人们可以看到自身的精神弱点,“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