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青年的野心与狂乱
《印度青年狂想曲》主要记录了作者司妮达·普拉姆（Snigdha Poonam）2014年至2017年间对印度青年的观察，聚焦了形形色色的年轻人：靠耸人听闻的标题党新闻博取流量、试图“领导人类、领导火星”的网络创业者；打鸡血的励志英语培训师；将保卫印度教民族主义作为人生价值的愤青；北方邦阿拉哈尔巴德大学首位竞选学生会主席的女学生……这些年轻人主要集中在经济更为落后、文化更为保守的北印度，普拉姆走出德里这样的“一线城市”，将目光置放于中央邦商业中心印多尔（Indore）、贾坎德邦首府兰契（Ranchi）等“二线城市”和村镇地区，她所观察到的人物也便带有更多底层特色和普遍性。
这些故事的主角无一不掩饰他们的野心，对金钱、权力、威望、荣耀的巨大渴望，他们身上洋溢着生命力。无论梦想看上去多么遥不可及，多么幼稚可笑，字里行间扑面而来的那种充满躁动、幻想与荷尔蒙，坚信“我必将与命运一决高低”的勃勃生机仍然非常动人，让人不由自主地感到：这真是一个年轻的国家。
但当这种生机慢慢进入现实的纹理，沉重的一面便开始显现。印度人口超过半数是25岁以下的年轻人，他们的教育、技术、就业能力却无法满足他们的抱负，每个月有100万印度人进入就业市场，其中大概只有0.01%的人能找到稳定工作。同时，印度走的是“先服务业后制造业”的路线，工业体系落后，而像软件这样的第三产业仅能吸纳少数精英，难以像制造业那样创造大规模的就业，经济结构决定了工作岗位的稀缺性。经济的种种内生问题导致庞大的青壮年人口无法转化为有效的劳动力，在这种背景下，与其说书中的青年展现出的是年轻的莽撞和活力，不如说是集体挫败引发的动荡和狂乱。
印度青年的故事折射出光怪陆离的混乱现实，更与印度社会的传统痼疾相纠缠，或者可以说，传统的顽疾在当下以新的形式还魂，当它们与Facebook、Youtube、成功学、宝莱坞银幕这样的现代景观相撞时，迸射出海市蜃楼般的超现实感。这样的故事在书中比比皆是：
阿胡贾是极端印度教组织“牛民团”成员，这个组织的目标是保护神圣的牛，他同时运营6个Facebook主页和100个WhatsApp群作为政治宣传工具。千万不要小看他们的决心，2017年，北方邦有人因为被怀疑在冰箱里私藏了一袋牛肉，遭到印度教暴徒私刑杀害。
潘卡·普拉萨德是一名乡村“疏通者”，由于印度政府普遍官僚低效，疏通者承担了基层办事员的职责，帮助村民同政府部门打交道并两头获利。他无疑是一个具有高度前瞻性的年轻人：第一个购买电脑和数码相机为村民拍证件照，而后当政府出台种种农村保障计划，证件照成为刚需，他便乘机大发其财。毫无疑问，25岁的普拉萨德具有科技前瞻性和敏锐的市场嗅觉，但他身上毫无理想主义者的气质，而是热衷于如何让财富和权势互相借力，博取更高的筹码。他在村民和当权者之间树立屏障，赋予自己某种程度上的官方意味，成为当地炙手可热的人物。一个更有意味的细节是：他贷款买了一台小汽车，这辆汽车会让他在婚恋市场上身价猛涨，未来的女方至少要向他提供60万卢比的嫁妆。
普拉姆说，“这一代印度人被吊在两个极端之间”，他们对现实最绝望，但也最具全球视野，抱着最不切实际的幻想，于是在政治上便转向排他的民粹主义和教派隔离的政权。普拉姆选取2014年这个时间点无疑是具有郑重考量的。2014年，印度人民党（以下简称“印人党”）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在大选中获得压倒性多数，莫迪高调当选印度总理，这是印人党的高光时刻，也意味着印度政治风向的分水岭。
印度在独立之初，宪法宣称印度是一个享有主权的社会主义世俗民主共和国。彼时，领导了反英殖民统治和独立斗争的国大党在政坛上具有绝对的权威和优势，尼赫鲁将“政治上的民主主义、经济上的社会主义、社会上的世俗主义”作为内政方针，国大党奉行相对世俗化的执政理念，长期把持政坛。但经济的低效失序、政治的腐败臃肿、威权主义的滋长慢慢将国大党拉下神坛。
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印人党逐渐进入政治主流，1996年成为印度议会第一大党，而其崛起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宣扬关于印度教的煽动性言论来实现的。普拉姆谈到自己这一代与当下年轻人的区别：前者充满希望，认为国家虽然问题颇多，但仍然走在欣欣向荣的道路上，这一点与奈保尔1990年代初游历印度的感受基本一致；后者则愤世嫉俗，在梦想中掉入疯狂的漩涡。可以说，印人党的崛起与这一代年轻人的愤怒相生相伴，相辅相成，而其崛起也标志着尼赫鲁政治理想的破产。
但国大党束手无策的痼疾，印人党同样难以触及根本。正如书中所描绘的现实：所有的政府项目都涉及日常腐败；新闻提供给受众的不是调查真相的能力，而是煽动情感；政府无法向年轻人提供工作或帮助他们实现梦想的基础，却能让他们参与到年轻人所知的最消磨时间的事业中，即身份政治。普拉姆的讲述从个体的混乱与偏执开始，最终不可避免地指向了更加宏大的政治操弄。
印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在《身份与暴力》中写道，每个人的身份都是多重的，一个人可以是美国公民、拥有非洲血统、基督徒、女权主义者、环保积极分子，所有这些叠加的身份使其与不同的群体拥有联结。而世界范围内的暴力事件和政治冲突中隐含着一种诡异的身份划分标准，即“可以根据某种‘单一而又涵括一切的标准’来将世界上所有的人加以分类”，例如按照宗教、社群、文化或民族划分。单一身份的幻象游走在普拉姆的故事里。无论是族群骚乱还是印巴边境冲突，残暴行径的策划者都在竭力为无处发泄愤怒和绝望的年轻人塑造一个仿佛可以触及的敌人，而一旦人的多重属性被整合简化成某一单维度的、具有支配性的分类体系，所有人共享的人性便会遭到粗暴的挑战。
在普拉姆的故事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阿拉哈尔巴德大学首位女性学生会主席里沙·辛格。2015年，在辛格战胜种种阻力险胜后，学生会通知她，他们将邀请约吉·阿迪亚纳特（Yogi Adityanath）作为首席嘉宾出席她的就职典礼。阿迪亚纳特是印度教僧人出身，以打压女性权益著名，是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的偶像。辛格断然拒绝，为了打消学生会的计划，辛格不惜绝食抗议，并在冲突中被打断了胳膊。普拉姆以富于女性共情的笔触书写了辛格在一个保守、混乱甚至具有前现代特征的社会中的焦虑和抗争，她的故事凝聚了多重身份的戏剧化冲突，又意味着某种破土而出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