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为中国木刻版画殚精竭虑
今年是鲁迅先生诞辰140周年,也是他所倡导的中国新兴木刻版画运动发起90周年。
新兴木刻在鲁迅的引导下,与传统木刻拉开了距离,内容以反映底层受压迫和社会问题为主,影响了一批思想进步的年轻人,兴起了很多木刻社团。青年木刻家们高扬起理想与信念、革命与斗争的旗帜,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谱写下一部史诗。
从鲁迅倡导新兴木刻运动发端到其后的整个过程,木刻版画的发展始终得到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当时,在上海代表左联负责领导美术工作的共产党员冯雪峰,曾协助鲁迅开展工作、联络木刻青年。中共早期主要领导人瞿秋白则用笔名为鲁迅编的木刻画集《引玉集》撰写了《代序》。
“当革命时,版画之用最广”
1928年11月,鲁迅与柔石等组成了文艺团体朝花社。1929年1月,朝花社推出《艺苑朝华》丛刊四辑,1930年又编印《新俄画选》作为丛刊第五辑出版,鲁迅在《新俄画选》小引中旗帜鲜明地指出:“当革命时,版画之用最广。”由此拉开了倡导新兴木刻运动的序幕。
鲁迅为此做了大量准备工作,投入了不少财力。据许广平写的《鲁迅与中国木刻运动》一文中说:“鲁迅先生向来爱好美术,对于艺术书籍,尤其时常关心、欢喜购置浏览,有些周转灵便,就赶紧托人把马克和法郎,寄到在德国留学的徐诗荃先生和在法国研究的季志仁先生那里,托其寻搜版画。”帮鲁迅在国外搜寻版画的,还有留学法国的陈学昭及旅居苏联的曹靖华。
当时鲁迅最推崇的是德国、苏联的版画作品,通过各种渠道大力搜集,不惜高价收购、高价印刷出版,为国内的青年木刻家提供艺术上的参照和创作上的借鉴。他十分看重青年木刻家的成长,向他们推介木刻作品、赠送木刻书籍、予以经济上支持,更在艺术理念这一根本上进行指导。比如,对当时美术界不认真观察和反映现实、甚至有意歪曲现实的不良倾向,鲁迅会直截了当予以批评,借此告诫青年美术家要坚持艺术创作的现实主义原则。
德国女版画家珂勒惠支的木刻作品,在鲁迅看来不仅技艺精湛、表现细腻,而且在主题的提炼及思想的深化上也极有功力:“只要一翻这集子,就知道她以深广的慈母之爱,为一切被侮辱和损害者悲哀,抗议,愤怒,斗争。”在现代中国,最早发现珂勒惠支并将其作品引入中国的,正是鲁迅。从鲁迅日记可知:1930年7月15日,他收到从德国购买的珂勒惠支版画《织工暴动》《母与子》等;后来,他托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购买珂勒惠支的版画原作12幅……鲁迅对于珂勒惠支作品的珍视和推崇,是因为他“从这些版画中,看见了别一种人,虽然并非英雄,却可以亲近,同情,而且愈看,也愈觉得美,愈觉得有动人之力”(《写于深夜里》)。
1930年,鲁迅从好友、翻译家曹靖华自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寄给他的一包书画中,发现了一幅苏联木刻家毕斯克列夫为小说《铁流》所作版画插图。据曹靖华在《从一幅画所想起的》一文中所述:那时他约我译《铁流》,就想把这些插画将来印到中译本里。于是叫我就近搜集。那插画只有四幅,发表了一幅。这只有向木刻家直接搜集了……木刻家的手拓木刻,其定价之高,真令人可望而不可即。如折合外汇,那更不敢问津了。况且当时中苏通邮都极困难,更不说通汇了。但既远道而来,也不能空手而去。于是就硬着头皮,问付款办法。我想,价钱无论如何高,这四小幅木刻我还是付得起的。不料毕斯克列夫的回答,却给后来搜集木刻,打开了一个新的门径:“钱不必付了,送给你们,请你们送给我一些我所得不到的东西——中国宣纸。咱们权当交换吧。”
在以后的3年中,鲁迅陆续收到了11位苏联版画家的100多幅原作。他专门托上海的内山书店老板内山完造送到日本东京,自费精印《引玉集》共300册,还亲自设计封面。这本苏联版画集于1934年出版,上市后很受欢迎,不久再版了一次。
鲁迅为了倡导新兴木刻运动,培养青年木刻家,收集国外优秀版画并出版画集,可谓不遗余力、殚精竭虑。据出版家赵家璧回忆,1936年,他约鲁迅为准备出版的《苏联版画集》选画并作序,他知道鲁迅身体不好,因此想送画到内山书店请鲁迅选,但鲁迅给他写信说:“阅览木刻,书店中人多地窄,殊不便。下星期当赴公司面谈。”几天后,鲁迅抱病到赵家璧的良友图书公司,从一大批经过装裱的版画中选择适合出版的作品,原先估计最多不过一两个小时,最后花了三小时。“等他把约近200幅原画全部看完时,时间已近下班,斗室中满屋夕阳。他站起来伸了一下腰,又抽支香烟时,频频地用手帕拭去额上的汗水,还不时地咳嗽。”
6天,像一粒火种
正是在鲁迅的积极倡导和大力扶持下,中国新兴木刻运动如春潮涌起,不少思想进步的文艺青年纷纷拿起了刻刀,在木花飞舞中,在线条纵横里,发出时代的呐喊与民族的呼声。
1931年8月17日,这一天,对中国美术史来说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当时的上海虹口长春路上有一幢三层楼的日语学校,校长是时任上海左联常务理事的郑伯奇。1931年8月17日至22日,鲁迅先生在此举办了木刻讲习会。他邀请内山完造的胞弟、美术教师内山嘉吉主讲,并自任翻译。参加讲习会共有学员13人,时间只有6天,却像一粒火种,燃起了中国新兴木刻运动的熊熊烈火。
前4天讲黑白木刻技法等,后2天讲套色木刻技法等,每天从上午8时30分持续到12时。讲习会结束时,13位学员创作热情高涨,其中8人每人刻了15幅作品,得到鲁迅的充分肯定。这场木刻讲习会的举办,使新兴的木刻运动得到了思想上的引领、技法上的引导和观念上的引升,从而使1931年8月17日这一天成为中国新兴木刻的纪念日。
内山嘉吉后来回忆,他在讲课时发现鲁迅的翻译要远远超过他的讲解,特别是在名家名作技法分析时,鲁迅比他讲得更详细、更具体。他在长篇回忆文章《中国版画与我》中写道:“由我讲述一段从浮世绘到现代版画简史,按理中国话通常要比日本话简短得多,可鲁迅先生的译释至少比我的话长了一倍……”
木刻展上,鲁迅生前最后留影
为了扩大中国新兴版画运动的社会影响,鲁迅还积极地策展办展。1930年10月4日和5日两天,鲁迅在虹口一处日本人经营的供销合作社二楼举办了首次版画展,主要展出他所收藏的外国版画;1933年10月14日和15日,鲁迅又在施高塔路(今山阴路)千爱里40号举办了“现代作家木刻画展览会”。根据内山完造的回忆,小小的会场每天都挤得满满的,还有人打听在哪里有出售木刻刀。因为当时没有地方出售木刻刀,内山书店就开始经营此事。
鲁迅对青年木刻家及他们举办的展览、出版的画册等也给予了全力支持。1934年,青年木刻家李桦在广州市立美术学校发起组织现代创作版画研究会(后简称现代版画会),很需要参考画册及相关资料,这年底他写信给鲁迅。想不到鲁迅在接到他的信当晚就写了回信,恳切地表示:“我深望先生们的团体,成为支柱和发展版画的中心。”而当时上海的木刻团体在白色恐怖下已被封或被迫解散。
鲁迅的这种投入与支持,一直持续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1936年10月6日到8日,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展出的最后一天,已大病6个月的鲁迅带着极度虚弱的病体前去参观。“一位把呢帽戴得这么低,脸庞又这么瘦削苍白的老人朝着我所在的方向健步走来,我于是迅速地迎接上去。‘先生你真来了!’‘是的,我知道今天是展览会的最后一天……’他回答得是如此急切有力和和蔼可亲。”这是陈烟桥在《最后一次的会见》一文中记下的难忘场景。鲁迅先是一幅幅地认真观看作品,后来由于观众簇拥着他,使他已无法观展。于是,鲁迅便和陈烟桥、黄新波、曹白等在展厅一角进行交谈。青年摄影师沙飞为鲁迅拍摄了照片,那是他生前最后的留影。11天后,鲁迅与世长辞。
被誉为“中国现代版画之父”的鲁迅,正是以这种“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为中国培养了一批版画家,形成了融汇东西、具有现实主义精神和民族风格样式的中国木刻艺术谱系,对于振兴当下的版画创作具有思想上和艺术上的双重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