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为中国木刻版画殚精竭虑
今年是鲁迅先生诞辰140周年，也是他所倡导的中国新兴木刻版画运动发起90周年。
新兴木刻在鲁迅的引导下，与传统木刻拉开了距离，内容以反映底层受压迫和社会问题为主，影响了一批思想进步的年轻人，兴起了很多木刻社团。青年木刻家们高扬起理想与信念、革命与斗争的旗帜，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谱写下一部史诗。
从鲁迅倡导新兴木刻运动发端到其后的整个过程，木刻版画的发展始终得到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当时，在上海代表左联负责领导美术工作的共产党员冯雪峰，曾协助鲁迅开展工作、联络木刻青年。中共早期主要领导人瞿秋白则用笔名为鲁迅编的木刻画集《引玉集》撰写了《代序》。
“当革命时，版画之用最广”
1928年11月，鲁迅与柔石等组成了文艺团体朝花社。1929年1月，朝花社推出《艺苑朝华》丛刊四辑，1930年又编印《新俄画选》作为丛刊第五辑出版，鲁迅在《新俄画选》小引中旗帜鲜明地指出：“当革命时，版画之用最广。”由此拉开了倡导新兴木刻运动的序幕。
鲁迅为此做了大量准备工作，投入了不少财力。据许广平写的《鲁迅与中国木刻运动》一文中说：“鲁迅先生向来爱好美术，对于艺术书籍，尤其时常关心、欢喜购置浏览，有些周转灵便，就赶紧托人把马克和法郎，寄到在德国留学的徐诗荃先生和在法国研究的季志仁先生那里，托其寻搜版画。”帮鲁迅在国外搜寻版画的，还有留学法国的陈学昭及旅居苏联的曹靖华。
当时鲁迅最推崇的是德国、苏联的版画作品，通过各种渠道大力搜集，不惜高价收购、高价印刷出版，为国内的青年木刻家提供艺术上的参照和创作上的借鉴。他十分看重青年木刻家的成长，向他们推介木刻作品、赠送木刻书籍、予以经济上支持，更在艺术理念这一根本上进行指导。比如，对当时美术界不认真观察和反映现实、甚至有意歪曲现实的不良倾向，鲁迅会直截了当予以批评，借此告诫青年美术家要坚持艺术创作的现实主义原则。
德国女版画家珂勒惠支的木刻作品，在鲁迅看来不仅技艺精湛、表现细腻，而且在主题的提炼及思想的深化上也极有功力：“只要一翻这集子，就知道她以深广的慈母之爱，为一切被侮辱和损害者悲哀，抗议，愤怒，斗争。”在现代中国，最早发现珂勒惠支并将其作品引入中国的，正是鲁迅。从鲁迅日记可知：1930年7月15日，他收到从德国购买的珂勒惠支版画《织工暴动》《母与子》等；后来，他托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购买珂勒惠支的版画原作12幅……鲁迅对于珂勒惠支作品的珍视和推崇，是因为他“从这些版画中，看见了别一种人，虽然并非英雄，却可以亲近，同情，而且愈看，也愈觉得美，愈觉得有动人之力”（《写于深夜里》）。
1930年，鲁迅从好友、翻译家曹靖华自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寄给他的一包书画中，发现了一幅苏联木刻家毕斯克列夫为小说《铁流》所作版画插图。据曹靖华在《从一幅画所想起的》一文中所述：那时他约我译《铁流》，就想把这些插画将来印到中译本里。于是叫我就近搜集。那插画只有四幅，发表了一幅。这只有向木刻家直接搜集了……木刻家的手拓木刻，其定价之高，真令人可望而不可即。如折合外汇，那更不敢问津了。况且当时中苏通邮都极困难，更不说通汇了。但既远道而来，也不能空手而去。于是就硬着头皮，问付款办法。我想，价钱无论如何高，这四小幅木刻我还是付得起的。不料毕斯克列夫的回答，却给后来搜集木刻，打开了一个新的门径：“钱不必付了，送给你们，请你们送给我一些我所得不到的东西——中国宣纸。咱们权当交换吧。”
在以后的3年中，鲁迅陆续收到了11位苏联版画家的100多幅原作。他专门托上海的内山书店老板内山完造送到日本东京，自费精印《引玉集》共300册，还亲自设计封面。这本苏联版画集于1934年出版，上市后很受欢迎，不久再版了一次。
鲁迅为了倡导新兴木刻运动，培养青年木刻家，收集国外优秀版画并出版画集，可谓不遗余力、殚精竭虑。据出版家赵家璧回忆，1936年，他约鲁迅为准备出版的《苏联版画集》选画并作序，他知道鲁迅身体不好，因此想送画到内山书店请鲁迅选，但鲁迅给他写信说：“阅览木刻，书店中人多地窄，殊不便。下星期当赴公司面谈。”几天后，鲁迅抱病到赵家璧的良友图书公司，从一大批经过装裱的版画中选择适合出版的作品，原先估计最多不过一两个小时，最后花了三小时。“等他把约近200幅原画全部看完时，时间已近下班，斗室中满屋夕阳。他站起来伸了一下腰，又抽支香烟时，频频地用手帕拭去额上的汗水，还不时地咳嗽。”
6天，像一粒火种
正是在鲁迅的积极倡导和大力扶持下，中国新兴木刻运动如春潮涌起，不少思想进步的文艺青年纷纷拿起了刻刀，在木花飞舞中，在线条纵横里，发出时代的呐喊与民族的呼声。
1931年8月17日，这一天，对中国美术史来说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当时的上海虹口长春路上有一幢三层楼的日语学校，校长是时任上海左联常务理事的郑伯奇。1931年8月17日至22日，鲁迅先生在此举办了木刻讲习会。他邀请内山完造的胞弟、美术教师内山嘉吉主讲，并自任翻译。参加讲习会共有学员13人，时间只有6天，却像一粒火种，燃起了中国新兴木刻运动的熊熊烈火。
前4天讲黑白木刻技法等，后2天讲套色木刻技法等，每天从上午8时30分持续到12时。讲习会结束时，13位学员创作热情高涨，其中8人每人刻了15幅作品，得到鲁迅的充分肯定。这场木刻讲习会的举办，使新兴的木刻运动得到了思想上的引领、技法上的引导和观念上的引升，从而使1931年8月17日这一天成为中国新兴木刻的纪念日。
内山嘉吉后来回忆，他在讲课时发现鲁迅的翻译要远远超过他的讲解，特别是在名家名作技法分析时，鲁迅比他讲得更详细、更具体。他在长篇回忆文章《中国版画与我》中写道：“由我讲述一段从浮世绘到现代版画简史，按理中国话通常要比日本话简短得多，可鲁迅先生的译释至少比我的话长了一倍……”
木刻展上，鲁迅生前最后留影
为了扩大中国新兴版画运动的社会影响，鲁迅还积极地策展办展。1930年10月4日和5日两天，鲁迅在虹口一处日本人经营的供销合作社二楼举办了首次版画展，主要展出他所收藏的外国版画；1933年10月14日和15日，鲁迅又在施高塔路（今山阴路）千爱里40号举办了“现代作家木刻画展览会”。根据内山完造的回忆，小小的会场每天都挤得满满的，还有人打听在哪里有出售木刻刀。因为当时没有地方出售木刻刀，内山书店就开始经营此事。
鲁迅对青年木刻家及他们举办的展览、出版的画册等也给予了全力支持。1934年，青年木刻家李桦在广州市立美术学校发起组织现代创作版画研究会（后简称现代版画会），很需要参考画册及相关资料，这年底他写信给鲁迅。想不到鲁迅在接到他的信当晚就写了回信，恳切地表示：“我深望先生们的团体，成为支柱和发展版画的中心。”而当时上海的木刻团体在白色恐怖下已被封或被迫解散。
鲁迅的这种投入与支持，一直持续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1936年10月6日到8日，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展出的最后一天，已大病6个月的鲁迅带着极度虚弱的病体前去参观。“一位把呢帽戴得这么低，脸庞又这么瘦削苍白的老人朝着我所在的方向健步走来，我于是迅速地迎接上去。‘先生你真来了！’‘是的，我知道今天是展览会的最后一天……’他回答得是如此急切有力和和蔼可亲。”这是陈烟桥在《最后一次的会见》一文中记下的难忘场景。鲁迅先是一幅幅地认真观看作品，后来由于观众簇拥着他，使他已无法观展。于是，鲁迅便和陈烟桥、黄新波、曹白等在展厅一角进行交谈。青年摄影师沙飞为鲁迅拍摄了照片，那是他生前最后的留影。11天后，鲁迅与世长辞。
被誉为“中国现代版画之父”的鲁迅，正是以这种“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为中国培养了一批版画家，形成了融汇东西、具有现实主义精神和民族风格样式的中国木刻艺术谱系，对于振兴当下的版画创作具有思想上和艺术上的双重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