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像鸟一样飞翔，是许多人最遥不可及的梦想。在作家李浩的新作《飞翔故事集》中，四十二种飞翔的场景正如博尔赫斯所言：“强大的虚构产生真实”。从现实生活到古典神话，人或许因为腾空离地而虚脱，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自由不仅建立于飞翔的主题，也是故事和技法之外，作家以想象力赋予生命的更大空间。在奇诡的转折中，李浩诠释了溢出框限的写作可能性。

从这本小说集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李浩对于小说创新的一些实践。在去年9月《文学报》《新批评》专刊刊登的《共话“新‘小说革命’”系列》对话中，他曾分享对于这一话题的理解，在他看来，小说的创新首先是思考的新，它需要在思想上有发现性，需要对被我们不理解的某类人的思想和行为建立理解。其次，是技艺的新，而这种技艺之新往往要随类赋形，每一篇有每一篇的新样貌。“优秀的、具有经典意义的小说一定是‘哪哪都合适’，哪哪都恰到好处的。”

以下是这部作品的选读与对话节选。

1

一个很古老的故事。因为年代久远的缘故，我只好依靠故纸堆中的只言片语来复原它，需要声明的是，因为记述的相关文字太少，我写下的这些可能和事实小有出入。

故事发生在汉代，元狩四年，也就是公元前119年——那一年，爆发了一场汉人与匈奴人的惨烈战争。

这里要说的是，霍去病的一支三百人的部队。他们随着大军出代郡，一路奔袭，行走了大约两千公里的路程——在漠北的一场战斗中，他们被冲散，等这些大汉的军人在几天后赶到集合地点，三百人仅剩下一百余人，以及七十几匹马。粮草的问题还不是大问题，最大的问题是：他们和主力部队失去了联系。

主力部队去了哪儿？战士们众说纷纭，他们指出了七八个方向，第二天，这七八个方向又变成了十几个、二十几个。几位将领协商了许久，他们决定，继续向狼居胥山的方向，在出发前霍去病将军曾反复地提醒，要尽可能地打到那里去——对，去狼居胥山！

这一去，就是一个多月的时间。问题是，一路上他们没有打听到任何关于汉军的消息；问题是，他们走出了一个多月，竟然依然没有走近狼居胥山——或许，他们在草原上就迷路了；或许，他们在进入沙漠的时候迷路了，越走越远。

没有了粮食。没有了草料——尽管已是初夏，但他们到达的地方竟然异常寒冷，只有零星的草芽冒出，远看似有近却无……他们宰杀了累倒的或病倒的马，然而这些完全是杯水车薪。一些将士病倒，病死，将军命令要想尽一切办法将他们的尸骨带回：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他们做到了。战士中有一位懂些巫术的医师，他使用一种草药，涂在尸体的身上，并念动咒语：那些干瘪的尸体慢慢缩小，变得只有西瓜大小，它们垂在马背上，有时会在颠簸中相互碰撞，发出铜器的声响。

路上，他们也曾遭遇过一小股的匈奴人，或者别的什么人：这使他们获得一些短暂的补充，依然是杯水车薪，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一直被饥饿感折磨着，一个多月的时间，他们已经失去了旧日的体形，而变得骨瘦如柴，只有眼睛似乎变得更大。夏日来临，他们的境遇好了一点点，但这个时候将士们的怨声越来越重，这是自然的事：他们既没有走到狼居胥山，也没有再与大部队相遇。偶尔，某位将军会宣布大汉军队战胜匈奴的消息，但他根本说不出消息的来源。后来他们也不再重复这样的话题：没有人信，他们自己也不信。尽管历史上确实是那样写的，汉军大胜，此战之后匈奴失去了漠北的王庭——但这支部队并不知道。如果在那个时候某个人将这个真实的消息告知他们，他们也一定认为这不过是个谎言，自欺欺人而已。

 2

夏日。这支部队还有七十余人，十几匹马——本来还有更多的马，包括他们从匈奴人手上抢到的，然而饥饿首先波及的是马匹的生存。将领们最终商定，不再向狼居胥的方向奔波，而是返回，无论返回之后迎接他们的是什么。活着的将领，要首先承担决策的责任。这个命令在宣布的时候引起一片沸腾，短暂的沸腾之后便是长久的抽泣之声——他们盼这个命令盼得太久了。

也许，只有这支深入到大漠中停留了数十天的部队明白所谓“归心似箭”的真切含义，他们每个人都是如此，每个人，包括那些忐忑的将领。这个命令，甚至为病中的几位老兵也注入了活力，他们有的站了起来，而有一个本已病入膏肓的战士，竟然在返回的途中痊愈，他主动承担了牵着挂有尸体的马的工作，要知道这是一件累人的活儿。回家，这个念头简直就像一团团的火焰。

他们走过山谷，走过幽暗的树林，走过一望无际的沙海，远远望去，他们就像沙漠中轻微移动的沙子。

他们走在日出和日落之间。他们在寒冷的夜晚点起小小的火堆，守夜的士兵一点儿也不敢大意。其间，一支匈奴的部队包围过他们，也不知是怎样的力量竟然使他们成功突围，付出的却是极小的代价。他们走着，用大脑、心脏和脚趾来猜测：距离代郡还有几天的路程，距离长安还有几天的路程，然而……

他们的猜测或者说计算其实是错误的。代郡，长安，远比他们想象得遥远。故纸中没有谁谈及他们是不是又一次迷路，但我猜测，是的。他们被自己的感觉和幻觉所欺骗，又一次失掉了方向。走着，走着，他们又来到了一个沙海的边缘，这个沙海，似乎比他们走出去的那个沙海更大，更加无边无际。

只有四十余人，三匹马。而这三匹马，在踏到沙海边缘的那一刻，竟然一起倒在了地上。

将军命令，杀掉这三匹马，还算健壮的将士们背起尸体，他自己，要背两具。“我们不能丢下他们。我们要，让每一个出生入死的将士的骸骨，返回到他的家乡——如果我们有机会活着回去的话。”

那一天，他们吃上了马肉，并且没有人对食物的量进行限制。然而他们都吃得很少。然而，他们在吃马肉的时候没有一点兴奋与欢乐，多数的战士吃得泪水涟涟。

……他们在沙漠中走了多久没有记载，那个时候，只有他们知道自己的存在，就像沙漠里的沙子那样。不知道过了多长的时间——是的，不知道。他们一个个倒下，他们其实在进入沙漠的那日就已清楚没有了返回家乡的机会，但那个念头在，一直在，他们就跟着那个念头一路走着。直到……将军找到那个医师，当着所有人的面，提出了他的要求：我要求，在我们还有一口气的时候吃下你的药，涂上你的药，把我们缩小了吧，但愿大风能将我们的尸体给吹回去。

他们涂上了药剂，他们吃掉了药剂。是的，我们猜得到结果。那个医师是最后一个，他念动着咒语，眼看着自己的身体在慢慢变小，却感觉不到一点儿的疼痛。

（选自《飞翔故事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10月版）

对话

《共话“新‘小说革命’”系列》节选

傅小平：当然，文学创新有时很可能意味着不成熟、不完善。杨庆祥就曾以郁达夫的小说《沉沦》为例表示，这篇小说在技术上可以说很粗糙，但它脱离既定的小说框架，开风气之先，却显示出特别的生命力。我的看法是，《沉沦》能有这样的生命力，同时也建立在郁达夫还写了其他更见艺术功力的作品的基础上。还有，郁达夫写《沉沦》的时期，中国现代小说都可以说还处于草创期，但中国小说发展到现在应该说已经很成熟了，眼下作家要是写出类似《沉沦》这样“很粗糙”的小说又当如何？

李浩：我是到了师大教学之后才开始补课，阅读了一些中国现代和当代的小说，我承认它们有些“吃亏”，因为我会拿当下的世界文学经验和它们比较。但我也觉得其中某些热诚和真，还是能给我冲撞力的。当然，粗糙在我这里不会获得特别的宽宥，哪怕它是来自陀思妥耶夫斯基。

傅小平：刚前面我也说到，郁达夫写《沉沦》的时期，中国小说写作还处于草创期。但如今小说不只数量爆炸，技艺烂熟，有关小说的理论和观念也呈现泛滥之势。在这样的背景下，小说写到何种意义上才能称之为创新？

李浩：在我看来，小说的创新首先是思考的新，包含着对人云亦云和流行思想的反问和警告，包含着对习焉不察的日常的警告，包含着对我这个阅读者自以为是的固执理念的反问与警告，它让我不得不思考……它需要在思想上有发现性，需要对被我们不理解的某类人的思想和行为建立理解。

第二，是技艺的新，而这种技艺之新往往要随类赋形，每一篇有每一篇的新样貌，同时它也和我们的认知、见解和判断紧紧相联，如果有能力，最好是在作品中注入些“灾变”气息，让阅读者惊讶，在反复的品啜中又有惊艳和服气。技艺不佳一定连带着思考力的粗陋，优秀的、具有经典意义的小说一定是“哪哪都合适”，哪哪都恰到好处的。

傅小平：那么评论界是否因为礼赞“新”，就特别包容作品的缺陷呢？况且有时候，有些所谓创新是否是真的创新，也是需要加以辨析的。我这么说是因为，从客观上讲，以“新”之名降低对小说艺术的要求的情况是存在的。当“创新”成为压倒一切的诉求，作为一种带有革命性的策略，强调“新”就容忍作品某些方面的粗糙，或讳言作品的不足之处的情况也是有的。所以，对“创新”应该持何种态度，仍然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李浩：是这样，在艺术上有所牺牲的，往往在创新力上也是弱的——我不是故意唱反调。这几年我因为教学专门精读了一些经典小说，在拆解的过程中我发现它们的精微、用心和才华的丰盈真是让人叫绝，真的是增一分为过，减一分为损。你会发现即使在内容不变、故事结构不变的前提下，移动一两个词和句子，都会对整体的完美构成伤害——他们能做到的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我们是低等的么？我们必须求其次么？不，我愿意我们的作家有更多的精心，在思想上、见解上、言说方式和细节设计等等方面都力求完美，成熟，有魅力。

傅小平：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不断尝试或者说是试错，但作家们为求创新，往往是急切的。

李浩：福克纳说：“文学就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毫无疑问，这是天才的领悟，它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它需要耐心地搭建，精心地设计，在多放一点A和少放一点A之间仔细称量……我们至少，要在自己的最大限度上做到最好、最完美，这是一个小目标，一个小前提。至于批评、评判则是另一回事儿，有时我们会“矫枉过正”强调普遍欠乏的那一点。在今天，我倒觉得是可以给创新更多的强化，至于要不要压倒一切……我个人略有保留。

我极为看重小说的核心表达也就是智识的部分，所以一贯强调希望自己读到的和写下的都是“智慧之书”，然而我绝不认同为了想法而牺牲艺术性的这一看法，作家要对自己苛刻些，更苛刻些。做不到，只能是我们才华、认知的受限，而不是耐心不够，精心不够。

傅小平：其实我和你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就是我们得还原到当时背景里去加以理解。我前面举例子也是因为，我觉得“小说革命”不应只是由外向内的召唤或动员，更应该是作家们发自内心的呼喊。他们灵魂深处发生“革命”，使得他们对写作做出一些根本性的改变，如此才更有可能促使他们写出真正有生命力的创新之作。当然，这是在更高层面上讲创新。不妨由此说说对“小说革命”的预期吧。

李浩：说得好。我可以说它是卓见吗？它是卓见。随着人类科学和思考的前行，小说这种文体一定也会有诸多变化，它所关注的方面，甚至都会随之调整——如果我们无法保证我们的“新”，我认为首先要做的是补课，补我们知识、智力和才情的匮乏，它真的不是这种文体的“创新力”已经被耗尽。所以要我说对“小说革命”的预期，我希望我们能恢复文学的常识，接连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未竞之路，接连世界文学的认知成果，同时恢复活力、勇气和“弄潮儿”精神，它就会是下一个高峰，甚至是中国的“白银时代”。我甚至觉得，十年到二十年左右，它就可能会出现，只要给予阳光和雨露——种子是从来不缺乏的。

傅小平：谈很多文学话题，我们都恐怕只能从总体意义上谈，从而突出那些更具共性和普遍性的问题。但就写作而言，个案研究有特殊的重要性。何况，衡量一个时代或一个时期的文学实绩，也并不是看平均值。总体平庸、少数优秀的情况，总是存在的。有时，仅只是一、两位大作家的创作，就足以把一个时代的写作水准引往高处。虽然对当下青年作家写作，我们在总体上有所不满，但不可否认，或许其中有一些佼佼者的探索是值得期待的。只是迄今为止，我们只能做一个粗略的印象式判断罢了。而所谓“新‘小说革命’”，自然不是作家、批评家呼吁就能达成的，它有赖于作家们新的写作探索，也有赖于评论家们新的批评发现。

李浩：这话，一万个赞同。库切和纳博科夫都说过类似的话，他们认为某个时代的或明或暗有赖于“强势作家”的表现，当然这样的“强势作家”肯定不世出，是极少的少数。衡量，更多地应放在对“强势作家”的理解和解读上。

但我想，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平均值或多或少会对“文学高峰”和出现“强势作家”的机率构成影响，许多时候是“强势作家”成团成簇地出现，像俄罗斯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代，“白银时代”，像二战之后的东欧，像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等等。社会的整体氛围、意识趋向和审美判断或多或少会影响“强势作家”的出现。不过，卓越的“强势作家”一定是超时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