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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张:鲁迅之于木心
来源:《关东学刊》 | 子张  2021年11月24日10:00

癸巳夏,在酷热中读完木心讲述、陈丹青笔录的上下两大册《文学回忆录(1989-1994)》,对卷首“我讲世界文学史,其实是我的文学的回忆”一句话有了切实的理解。其实,此语为木心1989年年初开讲时所言,且早就定下了《文学回忆录》的书名,同时还申明:“讲完后,一部文学史,重要的是我的观点。”(1)

不过,木心也在提及屠格涅夫的《文学回忆录》时强调:“那是他个人的,我用的显然不是个人的,而是对于文学的全体的。”

即是说,“文学回忆录”一题,应有两种用法:一种用于个人文学活动或生涯的回忆,如屠格涅夫;一种用于个人对整个世界文学的阅读或互动的回忆,如木心。

这里,“对于文学的全体的”回忆,或曰对整个世界文学的阅读或互动的回忆,就包括木心对鲁迅非同寻常的议论和评说。阅读这些议论和评说,使我意识到,要讨论木心,鲁迅是个绕不开的话题。

后来木心归国,竟然又专文作《鲁迅祭》,其语调、侧重点则又与《文学回忆录》中的议论和评说有所不同,一度陷我于困惑之中。但也强化了我的直觉:要进一步了解木心,必须理清他与鲁迅的关联。

此文即是在这种特别的感受中开笔的,不过是想借助书写,迫使自己再次回到木心关于鲁迅的文字中,索解鲁迅之于木心的特别意义。

一、《鲁迅祭》索解

2006年9月,木心归国,年底12月14日的《南方周末》即登出了他的《鲁迅祭:虔诚的阅读才是深沉的纪念》,第二天,此文被陈丹青转帖到自己的博客上,且加了一段按语。照陈丹青的说法:“今天南方周末文化版刊出鲁迅专辑,有木心先生《鲁迅祭》。他回国后接受一些媒体的书面采访,但为报刊写文章这是第一次,也是第一次谈论鲁迅。”

木心此文,其可观、可思之处或有如下几端。

其一,撰写和发表的动因。

其二,此文重心所在。

其三,正文之外的余音,或曰弦外之音。

关于撰写和发表此文的动因,木心自己未作特别说明。然从《南方周末》“鲁迅专辑”一事,可推测此文当与国内围绕鲁迅逝世七十周年(1936-2006)所组织的系列纪念活动有关,甚至有可能是应约而写,这从文章标题、副标题之“鲁迅祭”和“深沉的纪念”也可以揣测出。

第二点,此文重心所在。动因是“纪念”,而纪念方式却并非常规式的泛泛而论或以形容词堆积起来的阿谀奉承,而是副标题所强调之“虔诚的阅读”,或者如文章开头再次强调的“仅限于对先生的文章特色略事诠释”。即是说,此文重心在于对作者所推崇鲁迅作品“特色”的“诠释”。

木心是怎样“诠释”鲁迅文章特色的呢?

木心首先提出了此文核心的关键词“文体家”,继而例举《野草》中《秋夜》《好的故事》《一觉》和《三闲集》中《怎么写》用以佐证分析。在此基础上,又罗列了他所推崇的鲁迅作品共十七篇:小说十篇,散文诗四篇,散文两篇,杂文一篇。十篇小说中,木心似乎又格外推重《故事新编》中的四篇,故在罗列目录后,特别对《故事新编》作出了非同往昔的正面评价,以为“找到了最‘鲁迅风’的文体”,从而回到了对鲁迅“文体家”的定位。

从“文体”角度解读鲁迅甚至视鲁迅为“文体家”,并非今日才开始的研究课题。木心以“文体家”呼鲁迅,也并非严格的学术意义上的考释工作,他用的不过是“在我的心目中”这样的个人视角。即是说,木心之对鲁迅“文体家”的赞誉,是他作为如鲁迅一样格外敏感于文字的作家而对鲁迅作出的认知与判断,是一种基于惺惺相惜之情的个人性选择。也许,正是从“文体家”这一角度,可以触及到木心与鲁迅之间的微妙关联。

这种关联就是木心也正如鲁迅一样有着文体风格上的高度自觉,以及同样“强烈的风格特征”,他解释这种风格特征的来源:“不是一己个性的天然自成,而是辛勤磨砺,10年为期的道行功德”(2),这岂不也是夫子自道?如果说鲁迅文体可称之为“鲁迅风”,则木心文体是否也可以视之为“木心风”?自然,木心没有这样说,其文体之强烈、突兀,也未必可与鲁迅比肩。然通过木心对鲁迅风的阐释,确乎可以看到木心对鲁迅文体的尊崇和理解。

木心和鲁迅的关联还有一点,是他们都有美术方面的修养,故而木心往往会从此一角度阐发他对鲁迅文体的理解。如其分析鲁迅散文诗《秋夜》,一方面从文学“句法”角度给出融汇着个人经验的解释:“在文学上,凡是‘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思维和意象,字句的功能就在于偏要绝处逢生,而且平淡天真,全然口语化,令人会心一哂,轻轻带过,不劳注目。”(3)一方面则又看到了体裁、文气之渊源:“论体裁,是西洋的散文诗,论文气,是离骚、九歌的郁勃骀荡。”可是还没完,再进一步从美术角度着眼:“整体深蓝,‘非常之蓝’,然后配以粉红(小花)雪白(灯罩)猩红(栀子)苍翠(飞虫),印象色彩,显示出一个画家的眼光和手段来。‘秋夜’的调子是非常之蓝的背景,明艳的色点布置其间,读的时候宜一瞥而过,不要纠缠,这样就作者读者两潇洒,留下以后重读的余地。”(4)同样,对《好的故事》,对《一觉》和《怎么写?(夜记之一)》,木心也仍是从美术着眼,看到了鲁迅文体的“绘画性之强”乃至“文字自画像”。

一般而言,讨论鲁迅小说,往往视《呐喊》《彷徨》为“代表作”,对《故事新编》则有意无意加以忽略,鲁迅自己也视其为“速写居多”,且自谦“信口开河”“有油滑之处”。在木心眼里却不然,他甚至认为《故事新编》“找到了最‘鲁迅风’的文体”,他的解释是:“这以前的散文和小说是有木刻味漫画味的,《故事新编》是文笔史笔兼施了,又好在超乎考据故实之外而入乎人性情理之中,句法老到,谐趣横生,已非‘幽默’二字可资恭维了——这无疑是鲁迅的成熟之作,巅峰之作,近百年来无人可以比拟的文学杰构。”(5)

他看重的,是“文笔史笔兼施”和“超乎考据故实之外而入乎人性情理之中”,这当然也并非定论,仍然可以把这种认同看作是木心小说观的一种反射,以及他对好小说的个人期待。

“文体家”之谓,不是信口开河地胡乱恭维,乃是因了上述种种由“句法”“文气”“绘画性”“文笔史笔兼施”“人性情理”“谐趣”等质素构成的“强烈的风格特征”,也是木心所意会到的他与鲁迅之间达成对应的一些因素。

在对“文体家”的鲁迅作了会心的解析之后,木心在文末又有所发挥,或谓之节外生枝的弦外之音亦无不可。一是慨乎鲁迅“才份之高之大”,二是由“再读”鲁迅杂文生发出的对鲁迅整体性的印象和评价。在这里,木心很有层次地展开他的观点:先是从历史观照角度肯定鲁迅“目光的犀利精准”,随即又为鲁迅“叫屈”,实则也是表明在笔战方面木心与鲁迅态度之不同。当然,木心也以“为真理而战,为正义,为民族,为轩辕(中国)而奋斗不息”之言为鲁迅辩护,同时指出“先生口剑腹蜜,他的天性极其纯良真挚”的真性情。最后一句尤为耐人寻味:“大哉鲁迅,五四一人,凡爱读鲁迅文者都可能成为我的良友。”(6)前半句至高评价归之鲁迅,后半句由鲁迅转到自身,仍然回到整篇文章对应性或双向性观照的基点上来:“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当然,不能说木心在以鲁迅自况,木心也绝不至如此无聊。然论及自己推重和尊重的人,潜意识中不自觉寻找与自我癖性相对应的部分,或曰认同,也必然是极为自然的吧?

《鲁迅祭》是木心散文中相当特殊的篇什,特殊在他破天荒毫不掩饰地对另一个文学人物作出通篇赞美而又至高至大的评价,这在木心,真真是难得一见。如果不是与所评论的人物心存高度认同与默契,甚至另有寄托,怎么可能会给出如此不同寻常的表彰呢?

二、《文学回忆录》中的“鲁迅”

回头寻找木心涉及鲁迅的言辞,1989-1994年间在纽约为一群留学艺术家讲述“世界文学史”的陈丹青记录稿《文学回忆录》中最为丰富。不仅有着与《鲁迅祭》相呼应的正面评价,也有着与《鲁迅祭》有所不同、更多涉及对鲁迅之个人局限的评议,由此可以看到木心对鲁迅更全面的认知。

一部《文学回忆录》,其实是木心的精神自传,也是他对世界文学史的个人解读和评论,所论及的文学家之多、论点之新鲜特别,往往令人始料未及又兴奋不已。对“五四”以来新文学,特别是鲁迅,亦不例外。

我的印象:木心对“五四”以来中国文学总体评价不高,其所持评语关键词可以用“断层”来表述,补充一句,则是“先天不足,再加上后天失调。”(7)这样,对新文学作家,也就不满意者居多。相对而言,鲁迅是他反复提及而又给予最高赞誉的人。

也许正是基于对新文学的不满意,木心没有专门或系统地介绍“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改革。对这一阶段的文学以及鲁迅,木心是在讲授世界文学史过程中不时点到的,实际上是不自觉地用了比较文学的方法给以打量和评议。但因为不断地提及,给人的印象就是他还是相当看重这个话题的。这也不难理解,木心是诗人,他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关注和思考恰恰表明了他意欲有所超越的用心。

且摘录《1989-1994文学回忆录》中数则木心对鲁迅的评议:

在中国,儒家意识形态深深控制着中国人的灵魂。梁启超、章太炎、胡适、鲁迅,都曾反孔,最终还是笼罩在孔子阴影里。(P627)

鲁迅之为鲁迅,他是受益于俄国文学的影响,写好了短篇小说。他的中国古典文学修养也一流。但他接受得有限,成就也有限。(P687)

伏尔泰的意义比较大,世界性。鲁迅比较国民性、三十年代性。(P463)

鲁迅真的是为人生而艺术吗?他的人生观还是比较狭隘的。对人生的回答,还是比较起码的。(P546)

鲁迅写起《朝花夕拾》来,这就好了,是艺术家,一份热发两份光。(P667)

靠文学艺术来解决社会问题,开始就打错算盘。我从来不想靠笔济世救人。鲁迅,论文学改造国民性,完全失败。可是鲁迅的文学,无疑是“五四”以来第一人。(P681)

中国的教育家,启蒙师,思想家,是谁?最杰出的是鲁迅,但他把生命问题缩小了,是“救救孩子”,他要救的那些孩子,就是后来申请入党、开除出党、又恢复党籍、又退党,如何如何……(P906)

鲁迅他们,是从人生观半路杀出来的,世界观不成熟,更没有宇宙观。他们往往容易为政治观说服,拉过去。(P906)

这只是五年讲课期间大量涉及鲁迅言辞中的小部分,但也可以粗略看出一二。简单地说,就是两点:一是从新文学自身来看,鲁迅“无疑是‘五四’以来第一人”。二是从世界文学整体水平看,鲁迅还只是一位地方性文学家和思想家,“比较国民性、三十年代性”。

第一点,与回国后撰写的《鲁迅祭》遥相呼应,足可表明在这一点上木心对鲁迅的认识前后一致。鲁迅始终是木心最尊敬的新文学作家。

但限于“祭文”体例,《鲁迅祭》着重从正面论述,基本未涉及第二点。

那么,何以在文学史授课中,有那么多关于鲁迅个人“成就有限”的议论呢?

其实也不难解释。

首先,小范围讲课和公开发表纪念文章不同,况且讲的又是世界文学史,而内心里真正的关注焦点又是中国文学的现状和前途,木心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穿插评议就不能不带着浓重的反思性质,“比较文学”的发生实在很自然。

其次,木心的个人经历较鲁迅更为复杂,两人个性也同中有异,尤其在经过了青年时期“跑革命的龙套”阶段之后,木心已经形成了与鲁迅有所不同的眼光和观念。老年木心回头看中年鲁迅,不是一般地看,乃是重看、反思,这中间夹着对整个现代史、“革命史”的审视,而更多侧重于对方的“有限”,实在也是自然而然。就此点而言,又岂止是木心一个人才会有这样的反思?

第三,由木心对鲁迅所谓“成就有限”的评价,还见出二人文学观念之不同,即观察文学、从事文学写作的动机、着眼点都有了较大差异,鲁迅从文,着眼于“揭出病苦”“引起疗救者注意”,木心也有以文字拯救自我乃至以艺术拯救人类的观念,然此种拯救不停留于表面和具体功利性目标,而是有着美育代宗教那样更高的意图,是要整个提高人自身的境界。从这个意义上,木心则强调文学、艺术的自我圆满,或许在木心看来,人生与艺术,乃是二而一、一而二的浑然整体。

三、涉及二周的一首旧体诗

木心诗集《西班牙三棵树》辑三之“十八”,由绍兴二周起兴而状木心旅美生活,以文言而不太为一般阅读者注意,兹试为断句如下,或可从另一角度观察木心对周氏兄弟的态度。

周氏二杰,同始而岐终。豫才启明,初程各领风骚,中道分驶,志节判然。昔启明作“雨书”之际,尝自诉徘徊于尼采、托尔斯泰之间,观其后隳,何足以攀跻前贤而作姿态。浩浩阴阳,本纪濒末,山高水落,月小石出。大哉豫才,五四一人,口剑腹蜜,如火如荼。虽然,怀疑与信仰岂两全?要之,终不免妇人之仁。启明垂暮,有长寿多辱之叹,盖文心犹存,观照未息。偶忆知堂《五十自寿打油》,剥韵匡义,亦成一律。

年来思家已无家,半袭红恤作袈裟。

仁智异见鬼见鬼,长短相吃蛇吃蛇。

逃禅反从禅逃出,修心便知心如麻。

多谢陈郎起清谈,又来萧斋索苦茶。

陈郎者,佛耳君也,北美邂逅,所共历历,患难征逐间,辄以痛咥闻道大笑者为乐事为养生之道,红恤者,“我朱孔阳”T恤也。(8)

先说诗,“剥韵”即依韵,袭用知堂原韵也,“匡义”即自说自话,“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是也。所谓块垒,表现于文字其实已稀释为打油式的自嘲,无非表达木心半老去国之种种窘态,枯寂中幸有陈丹青这样的“清谈”之友,能于“患难征逐间辄以痛咥闻道大笑者为乐事为养生之道”,“萧斋索苦茶”云云,依韵遣兴而已。

再说诗前引言,其文字不过四五行,而信息量着实不小,甚至可说叵耐咂摸滋味,因为这里不单重复了在《鲁迅祭》《文学回忆录》里对鲁迅的评议,一句“不免妇人之仁”道出了木心对鲁迅的一重失望,而叵耐咂摸滋味处恰恰在对知堂的感叹中。言其“后隳”处,比之以鲁迅,因有“山高水落,月小石出”之慨,而言及“长寿多辱”时,却又看似漫不经心地补上“文心犹存,观照未息”一句,贬中有褒,且褒得甚是体己,窃以为玄机正在这里。说到当代文坛尊鲁崇周现象,我尝有“外鲁内周”之观察,即以为透过孙犁、黄裳等不少现当代文学名家文字,可发现他们在评价、师从鲁迅、周作人时往往“言行不一”,一方面对鲁迅的倔强抗争表示极度推崇,另一方面自己的为人和属文却偏偏更倾向于周作人的隐逸闲适。孙犁、黄裳如是,仔细品味木心,我感觉其在“尊鲁黜周”一面之外,实在也有“外鲁内周”或至少是“亦鲁亦周”的另一面,在这些方面,他甚至较之孙犁、黄裳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处。只要翻翻木心的集子,除了小说取材方面有某些较明显的鲁迅因素,其诗与散文之“文体”岂不更近乎知堂?或更近乎鲁迅与知堂相似的一面?这个“一面”,是“战士”而外“隐士”的那一面,从文字内涵到文体,皆是。只不过,木心经历得更久,对中国现代的历史看得更多也更深,对人类文化及其当代处境也似乎理解得更透彻一些罢了。

四、鲁迅之于木心

说到木心小说,其《温莎墓园日记》集有篇《寿衣》,写旧日一位离家出走的陈妈为人帮佣,先是在主人帮助下摆脱丈夫纠缠,复帮助主人赶走邪恶的亲戚,得以善终的故事。前半部分很像另一篇《祝福》。这里说的“像”,指的是情节、人物、以及故事的乡土背景,但若据此判断木心小说直接受到鲁迅小说“影响”,却未必见得;而若说木心小说与鲁迅小说没有任何关联,似乎也不妥当。

文学写作需要有所师承吗?如何理解木心文体与鲁迅文体之间的关联?对此,不妨参照木心对师承、影响这类问题的看法。其一:“因为生性鲁钝,临案试验了如许岁月才形成了这样一种不足为奇只供一己拨弄的文体。在法国,‘文体家’是最大的尊称,中国古代也讲究得很,近代的散文则容易散而不文。”(9)其二:“对于‘作家和作品’,我的‘私爱’简直是‘博爱’,说了甲而不说乙,岂非忘恩负义。”(10)其三:“受‘影响’是分时期的,如果终身受一个人的‘影响’——那是误解,至少是病态。”(11)

《文学回忆录》所忆及的世界范围内的古今文学家,构成了文学家木心广泛而深刻的师承谱系,真正如他自己所言的“博爱”。但是博爱不等于滥爱,如果以20世纪中国文学为限,毫无疑问鲁迅是他给予最高评价和认可的文学家。

仍然可以通过木心论及鲁迅的文字、言论和他自己作为又一位“文体家”对文字的极度敏感看出鲁迅之于木心的意义。

拿《鲁迅祭》来说,文章最后,在为鲁迅“叫屈”以为鲁迅不值得为那些所谓“论敌”耗费时间精力之后,木心说:“可慨先生已成了象征性的人物,他为真理而战,为正义,为民族,为轩辕(中国)而奋斗不息。有人说这是因为鲁迅脾气坏,原因在于婚姻不如意,——真是小人之见,先生慷慨豪放温厚慈祥,小人口蜜腹剑,先生口剑腹蜜,他的天性极其纯良真挚,每见于其对幼年的回忆杂感的篇章中,至情至性,率然流露,读来心为之酸,眼为之热,是可传必传永传的。”(12)不难看出,尽管木心对鲁迅的“国民性、三十年代性”感觉遗憾,而对其人格与精神气度的崇仰则是无以复加的,此所谓“人师”也者,即是说,在木心,鲁迅乃是无可取代的精神导师,此一向度是非关文字修辞等具体技术的大修为。就这一层面,木心是将鲁迅置于与老子、陶渊明同样位置而衷心尊崇的,这段话,流露木心与鲁迅心有灵犀、惺惺相惜的心声,又岂非木心自己水晶般人格的夫子自道?

由这番话,似乎又可以说,木心除了“外鲁内周”的一面,其实从更深层面,还有着“亦鲁亦周”或者更确切说是“外周内鲁”的质素——“外鲁内周”是就其行为方式和文体风格言,“外周内鲁”则是就其品性人格言,在最深的层面,木心似乎仍然更贴近鲁迅。

拿《文学回忆录》中那些涉及鲁迅的片言只语和诗集《西班牙三棵树》辑三之“十八”旧体诗对周作人“文心犹存,观照未息”的微妙称誉看,木心所强调的鲁迅与周作人共同的优长即都在于“文体家”的一面,这或许也是木心与二周有最多共鸣因而可作惺惺相惜之处。然则对文体的重视虽然相同,其各自的文体追求却未必一样,若是一样,那也就不能称其为“文体家”了,对此,木心也有一番夫子自道:“模仿塞尚十年,和纪德交往二十年,信服尼采三十年,爱陀氏四十多年。凭这点死心塌地,我慢慢建立了自己。”(13)又说:“在文学上,凡是‘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思维和意象,字句的功能就在于偏要绝处逢生,而且平淡天真,全然口语化,令人会心一哂,轻轻带过,不劳注目。”(14)此句本为对他所理解的鲁迅文体的表述,但“轻轻带过、不劳注目”的风格特征其实更像木心自己的文字。具体到写诗,木心亦有他独特的文体意识:“我有意识地写只给看、不给读、不给唱的诗。看诗时,心中自有音韵,切不可读出声。诗人加冕之夜,很寂静。……文字不要去模仿音乐。”(15)他那首已然被“经典化”了的十二行短诗《从前慢》不正是这样的“最木心”之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