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伟谈近代文献的搜集、整理与研究
张伟（章静绘）
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张伟先生从事近代文献整理与研究逾三十年，长期耕耘于图像文献和城市文化史等领域，相继主持“上海年华”“民国电影”“国际名流与近代上海”等多个学术项目。他对上海小校场年画、名人讣告、土山湾与月份牌的研究，都开风气之先，此外，还编撰了有关近代电影、话剧、日记书信、历史原照的多种专著，参与策划各类有关上海都市文化的专辑纪录片与大型电视节目。最近几年，他致力于挖掘近代海派文献，主编“海派名物典藏”“海派文献丛录”“近代报刊文献辑录”“海派”等丛书。这次接受《上海书评》专访，他谈了自己在近代文献搜集、整理与研究方面的收获与感想。
您长期关注近代文献，我们应该怎么理解“近代文献”这个概念？
张伟：所谓“近代文献”，其实就是晚清、民国出版的文献。无论我们上海图书馆还是其他那些大型图书馆，都有一个很大的特色：从晚清到民国，但凡担任馆长、副馆长与部门主任等领导职务的人，大都是古籍版本研究者出身。他们看明代文献就类似于我们看民国文献，而晚清、民国出版物对他们来说，都是当代文献，定位就像今天的上图对待当代出版物，由读者服务中心负责，主要面向大众读者。晚清、民国出版的近代文献，很晚才得到各家图书馆的关注。
由于上海近代以来一直是新闻、出版的中心，上图在近代文献收藏方面可谓得天独厚，藏品数量特别丰富，据统计，已经远远超过北京图书馆、南京图书馆以及辽宁图书馆。这是有着深厚积累的，早在民国时期，就有许多收藏家、藏书家、企业家向顾廷龙主持的合众图书馆捐赠文献，合众图书馆的藏书后来成为上图藏书的重要组成部分，上图历次大展中的精品，大多源自合众图书馆。当时主持合众馆务的那批学者非常有眼光，他们也会留意收藏当代文献，例如，钱锺书的处女作《中书君诗初刊》，红印本，题赠商务印书馆经理李宣龚（拔可），就是合众的藏书。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钱锺书与李拔可的交往很多，此书就是一个见证。这样的藏书，合众图书馆收了很多。
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有“四馆合并”之说，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合众）、上海科技图书馆、上海报刊图书馆等，全部并到上图。后来又有高校合并，合并之后的大学图书馆——像大夏大学图书馆、沪江大学图书馆、圣约翰大学图书馆——里的藏书，很多也都流入了上图，再加上许多来自私人藏家捐赠的文献，如柳亚子藏书、戈公振藏书等，形成了一个非常庞大的近代文献收藏体系。实际上，时至今日，上图的藏书还是部分沿袭过去的习惯，比如会分成海光图书馆、亚洲文会等，包括期刊库等，有些还是按照四角号码分类上架的。
这些近代文献的数量大概有多少呢？
张伟：如果单就中文文献而论，上图收藏的近代文献不单是在中国，在全世界都可能是最丰富的。
就以期刊为例，1949年以前，到底出版了多少种期刊，这个数字一直是不清楚的，学界一般估算，大概有五万多种，上图收藏了一万八千七百多种，三分之一强；报纸大约有一万种左右。上图收藏了三千五百多种，也是三分之一强。单行本出版得最多，截至目前，还没有一个确切的统计数字。北京图书馆（现在叫中国国家图书馆）很多年前出了一部《民国时期总书目》，著录了十二万种，主要统计北图、上图和重庆图书馆的近代文献。现在此书有了增补本，著录了大约二十万种。重图最大的一个特色收藏是抗战时期的土纸本。因为当时出版物封锁，这些土纸本都到不了北京和上海，只能在重庆流通。
后来，各大图书馆又做过一个普查，从晚清一直到1949年，单行本大概一共出了六十万种。这就有了一个概念问题，“种”和“册”应该怎么区别？比如，巴金的小说《家》《春》《秋》，如果出过二十六个版本，你是算它二十六种呢，还是一种？同样一本书，换了一个出版社，你是算它一种，还是两种？或者说，这本书换了一个名字，你是算它一种，还是两种？所以，这将近六十万种，其实是把不同的版本都算了进去，单列种的话，六十万应该不到，而论册，即不管什么版本，有一册算一册，六十万册应该远远不止。
那么，上图收藏的单行本，数量有多少？前几年大致统计过，各种版本加起来，在五十万种（册）以上。这个数字是非常惊人的。所以说，仅仅是期刊、报纸和单行本这三类出版物，上图在全球范围内都排得上第一。这还仅仅是书报刊这些常规出版物，上图收藏的非常规出版物就更丰富了。
关于上图的非常规出版物，能请您介绍一下吗？
张伟：其实，不要看名字里有个“非常规”，这些出版物的重要性一点不亚于所谓常规出版物。我可以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历史照片。当下是一个图像时代、读图时代，出了各种有关老照片的书籍、办了各种老照片的展览等等。大家越来越重视照片，特别是历史照片，可是，这种东西，一般的小型图书馆都是不收的，大型图书馆也是有多少收多少，还没有系统的整理和研究。上图在这方面的收藏就非常丰富，原照数量可以几十万计。像李鸿章家族的全套原照，他们家族离开上海的时候，特意留了一套给合众，不少照片上还有李鸿章等相关人员的题跋。这种藏品资源，其他图书馆就很难拥有。上图也很重视这些历史照片收藏，虽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将全部藏品造册、编目，但是整理、研究很早就启动了。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我就一直带着一个团队，做历史文献图像研究，还特别申请购买了专业的照相机与胶卷——当时还没有扫描这一说，我们对历史文献上的图像全部都是拍摄，然后再标注、整理。我后来的上海年画研究，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做起来的。然后，我们又在各个库房里发现了大量的历史原照，于是，2007年的时候，办了一次“真影留踪——上海图书馆藏历史原照展”。上图每年都会举办一次大展，这次历史原照展是历次展览中人数最多、最受欢迎的。因为历史照片展更接地气，贴近大多数人的家庭生活。家家户户都有照片嘛，有的家庭的照片可以一直追溯到晚清，不少家庭的照片都是民国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照片那就更多了。我们还做了一个活动：寻找照片中的人物。如果哪位观众从展览的照片中认出了自己的家族成员，我们会给予奖励。这个展览当时非常轰动，以至于两次延迟闭幕。之后出版的图录也被认为是最专业、最清晰的原版历史照片记录。
再比如说地图、版画、传单，这些都叫“特种文献”，也是上图藏品的一大特色。如果说书报刊的收藏是“多”和“少”的问题，特种文献的收藏很大程度上就是“有”和“无”的问题。很多图书馆可能就没有这些收藏，即便有，也零零散散不成系统，并不重视，更不会去整理、研究，做进一步的利用。上图在这方面就比较超前。
又比如说年画。其他图书馆几乎没有收年画的。我们上图藏的年画哪怕跟专业的年画收藏机构——例如年画博物馆——相比，都是数一数二的，特别是上海年画，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规模最大的。
如果有人对这些非常规出版物感兴趣，上图可以说是一座巨大的宝库。
您个人在近代文献方面的研究经历是怎样的？
张伟：我是1980年进上图的，在徐家汇藏书楼。在此之前，我从1978年开始，在虎丘路亚洲文会那个地方做了两年半印刷工人，负责印刷《农桑辑要》《永乐大典》之类工作。这段经历对我后来的研究产生了很深的影响，让我受益很大。因为我当时从事的是石印工作。我写过一篇论文，主要是讲晚清时期其实存在着一个“石印时代”，时间大概在1880年到1910年，共三十年时间，是石印技术的黄金时代。当时重要的出版物很多都是石印的，甚至邮票、钱币、月份牌，很多也是石印的。现在说的古籍普及的第一波浪潮，实际上就是因为石印技术出现以后，大规模地影印、出版古籍造成的。
石印的好处，一个是印刷难度小、印刷成本低。像人体解剖图、五线谱、各类地图这类特殊的图像，用木版去印非常麻烦，成本很高，石印就很方便。另一个好处是，可以任意放大、缩小，而木版、铅印都做不到。点石斋起家靠的就是缩印版《康熙字典》，当时正好是科举大年，赶考的读书人都要买《康熙字典》。我看过报纸上登的广告，木版的《康熙字典》要二十五块大洋，很多人买不起，只能几个人买一部，或者干脆手抄。点石斋老板美查兄弟用石印的办法将《康熙字典》缩印，印了好几个不同的版本，最小的版本总篇幅缩至原书的九分之一，只卖几块大洋，初印的一批很快卖光。石印的速度本来就快，于是赶紧再印，销路非常好。多年印下来，卖出的石印版《康熙字典》超出十万部，点石斋赚到了第一桶金，后面才有了聘请吴友如担任《点石斋画报》主笔、让画报走入大众视野的故事。接下来，其他出版商也纷纷跟风。我统计过报刊上的广告，晚清仅仅上海一个地方，有出版牌记的就有两百多家，这些店家用石印技术，几乎把有点名气的中国古籍全部重印了一遍。所以我才说，第一波大规模的古籍普及就是拜石印所赐。1905年废科举之后，对经史典籍的社会需求没有了，这些店家又及时转型，改走大众路线，印了大量的弹词、小说、歌谣、唱本，又出现了一波民间文学的普及浪潮，现在我们看到的很多唱本弹词、申曲小调，都在其中，客观上保留了很多民间文学和戏曲的文献，当然，其中也包括了不少色情读物。这是第二波。到了民国时，开始印月份牌、报表册等等。直到上世纪二十年代，大规模的石印浪潮才终于停歇下来。
在虎丘路工作这段经历，让我基本掌握了石印的整个生产流程。因为带我的老师傅在民国时学过石印，经常向我们讲一些当时的情况，而且我们用的石印机恰好就是当年点石斋用的那个型号。所以我读那些关于印刷史的书，能够看出其中的一些毛病，也可以补充很多书上没有的技术细节和数据。比如说，那位老师傅是管调试修版石印机的，我站在高凳上负责印刷（机器很高，必须站在高凳上操作），另有一位男青年在地面负责收纳纸张，如果顺利的话，一个小时能印九百八十张左右。当时我们的指标是一天印六千张，印刷比较累人，我们两人一般是一小时轮换一次。因此，一台石印机开动起来最少需要有三个人。此外，还必须有人负责拍照，把书刊实物通过摄影过渡到玻璃板和锌板上，我记得显影和定影药水还需要用到一点砒霜，因为是剧毒用品，必须到公安局去登记备案；还有两个女青年专门负责修玻璃版和磨锌版。所以整个石印工序要有很多人——这一点，很多书籍都没有提到，有些作者可能没有实践经验，并不清楚石印的工作流程。
为了普及石印知识，前几年我还主持专门拍了一部关于石印的纪录片，长约一个小时，文化部特意下了订单，购买以后在全国图书馆做公益放映。其实，这部纪录片是可以拿到印刷学校里作为教材来用的，因为我们上图收藏的石印书籍特别多，很多早期彩色石印本都印得很好，而且不少都是稀见版本。比如，我在纪录片里展示了一本三版合印的书籍《天帝宗旨论》，来自西方传教士（麦都思）1847年在上海开设的墨海书局，极为罕见。有人认为这部书是铅印的，其实不然，铅印在当时因为技术和成本原因并不流行，因为字模很贵，而且有的字模字数太少，根本没法用。所以，这本书的封面采用了当时最成熟的木版雕印，因为成本太高，正文又买了很多铅字搞铅印，由于字模不够，个别地方又用石印弥补——三种印刷方法合一，恰好体现了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木版雕印极为成熟，而铅印、石印都还在发展之中的时代特征。
这两年半的印刷工人经历，对我是一个很好的实践过程。1980年7月份，我进入徐家汇藏书楼工作，当时我说了一句话：老鼠掉进米缸里了。
看来这段经历对您来说是非常愉快的，具体有什么收获，能请您谈谈吗？
张伟：首先就是看到了各种原版年画，都是木版雕印的。还有一个最大的收获，为我以后的学习、工作和研究奠定了基础，就是我接触到了徐家汇藏书楼收藏的各种近代报刊。我前面提到的一万八千多种杂志、三千七百多种报纸，除了理工类的，其余我基本上在徐家汇藏书楼都摸过一遍，重要的还做了笔记。在相关研究领域的学者中，可能我接触的报刊实物是最多的。为了能多看一点书，我连续十年选择在除夕夜值夜班。当时可不像现在这样有加班工资，也就是领导当天带着一袋瓜子、花生来慰问一下，但是，整个晚上我都可以看书。我和管书库的阿姨关系也都搞得很好，平时中午午饭和休息时，她们特别开恩，允许我进去然后反锁在书库里，这样我好多看一个半小时的书。等到下午上班时，再把我放出来，简单吃几口饭权当午餐。当时完全没有空调，书库里只有我一个男的，我就打着赤膊，大汗淋漓地看书。这段时间，我做了大量笔记，还专门买了一个卡片箱，用来放笔记卡片，那时的治学方法还比较传统，连复印机都没有，只能做卡片。
也是从那时起，我就开始关注图像了，到了八十年代中期，还斥巨资托人从香港买了一台照相机。其实我中学时就已买了一台海鸥牌4C型照相机，两百元不到，但是它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只能拍人，无法拍摄报刊上那些尺寸比较小的插图。我新买的那台照相机是日本产的美能达，有一个专门的近摄镜头，可以拍摄一比一的图片，花了六千多元钱，大约相当于我当时两年的工资。此外，我还买了印相机、放大机、上光机等全套设备。正因如此，我很早就在自己写的文章中大量引用各种图像文献了，还在好几个杂志都开了图像专栏，这可以说是我的一个研究特色。
说到对图像的关注，您对电影的研究兴趣就是从这一点延伸出来的吧？
张伟：没错，其实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的研究兴趣就比较偏重于电影史了。一开始也是从图像史的角度研究，很快就比较系统、全面地开展对电影的研究了。要论文章数量，可能电影史是我写得最多的，也出了不少书，影响最大的是两种。一种是《中国现代电影期刊全目书志》，收了三百七十六种电影杂志，附上详细介绍与彩色书影及内页，这些期刊，除了极个别品种，我基本都过目并研读过。还有一种，就是把这三百七十六种杂志中，任何一个做电影史研究的人都无法绕开的，最有学术性、文献性的七十六种杂志，全部影印出版，原大原色，做了一套《民国时期电影杂志汇编》，共有一百六十七册。我充分利用了各大图书馆的资源，其中有些杂志是我去其他图书馆才配齐的。
我自己从小喜欢看电影，因为当时就集邮，兼带也就有了收藏电影说明书的爱好。大约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我正式步入收藏领域，主要收藏晚清、民国的纸质文献。近几年网络兴起，收藏就更方便了。不少藏家看我写的文章多、书多，编的书也多，就直接和我建立了联系，像国内有几位大藏家，自己并不做研究，但是喜欢收藏电影史文献，最近因个人和家庭原因，他们都主动来找我，希望将藏品整体出售。我大概收了三批。这样一来，我在电影文献方面的收藏就更加丰富、精彩了，对我的相关研究很有助益。
关于电影图像文献，我可以举一个例子。中国最早刊登照片的报纸副刊，是戈公振1921年主编的《图画时报周刊》。当年正逢电影《阎瑞生》上映。这部电影的剧照，长期以来都无人发现，但是我在翻看《时报》的这份周刊时，发现上面恰好登了十几张《阎瑞生》的照片。而且，到目前为止最清晰的一张《阎瑞生》剧照，也是我在1922年的《新声》杂志上发现的，印在铜版纸上，名“（阎瑞生）向题红馆假（借）钻戒之一幕”，大家现在写文章引用的都是这张照片。《海誓》与《红粉骷髅》这两部电影的剧照，也是我在这一年的《新声》杂志上发现的。中国电影诞生一百周年时（2005年），我写了一篇文章，披露这三部中国最早的故事长片的剧照，引起了学界关注。
此外，我也一直关注相对冷门的领域，如年画、月份牌等。近些年来，中国经济迅猛发展，国外很多藏品都回流了，像我收藏的很多上海小校场年画的精品，都是从法国回流的，甚至还保留着当时身在上海的法国人寄回法国的信封。很多西方人都在一战结束时离开上海回国，像年画这种艺术品，他们认为非常有中国特色，挑了一大批精品带走，一直很好地保存至今。很多藏家读了我的书和文章，专门来找我联系，出售藏品，我等于以文会友。我的月份牌收藏和有关徐家汇土山湾的收藏，情况都差不多。
能请您谈谈您对民国报刊研究的收获吗？
张伟：这方面的收获，主要体现在我编的各类文集、丛书上。我可以举几个例子。
一个是叶灵凤的《书淫艳异录》。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偶然地读到某张小报上的一个专栏，觉得太好了，当即全文抄录。这个专栏的作者用了一个笔名“白门秋生”，我从内容和文风判断是叶灵凤，为审慎起见，还特意去请教施蛰存先生。当时我做施先生的助理，协助他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卷》，每周要去施宅汇报工作。他告诉我，这个“白门秋生”就是叶灵凤，“白门”是南京，叶就是南京人，至于“秋生”，本就是叶灵凤的笔名。
这些随笔整理好了以后，我找了不少出版社，都不敢出，因为叶灵凤许多文章的标题都与性有关，看上去有点吓人，实际上内里的文字干干净净，涉及性的内容，都改用拉丁文。后来，福建教育出版社的一位总编辑拍了板，《书淫艳异录》才得以出版，结果成了这家出版社最畅销的书。叶灵凤的女儿是香港《大公报》的副总编辑，她本来担心这套书出版会影响父亲的声誉，没想到社会反响很好，她还特地向我表示感谢。
还有一个是《唐大郎文集》。唐大郎基本没在大报上发表过文章，文章大都登在小报上。我一开始在唐大郎与龚之方共同主编的方型小报《海风》上读到他的文章，觉得特别好，陆续做了摘录，都是手抄。慢慢地，我在很多小报上都发现了唐大郎的文章，有心搜集、整理，但是一度因为用眼过度，身体有点吃不消，就去找馆里的同事祝淳翔，他对近现代人物也很有兴趣，愿意和我一起来编唐大郎文集。他加入之后，就由我把小报一摞摞地从书库借出来，不再手抄，而是由他用手机拍摄报纸上的唐大郎文章，再用电脑录入，差不多一年之后，可以用网络数据库了，我们就改成了从数据库里下载扫描件。
黄永玉先生当年在上海曾经受惠于唐大郎，他听说我在编《唐大郎文集》，到了上海之后，主动联系我。我们在和平饭店见面，老先生那时已经九十四岁了，身体极好，和我一谈就是几个小时，我都有些倦了，他兴致依然很高。他问我这套文集大概有多少字，我说差不多四五百万字，他当即建议一次性出齐。但是唐大郎的文章有不少涉及他的私生活，家属授权上又遇到了问题，多亏唐家的长子唐艺，一位人在南京的退休干部，表示支持，并说服了其他兄弟姐妹，这套文集才得以出版。可惜这位老干部在书出版之前几个月过世了，非常遗憾。
这套《唐大郎文集》对我来说意义重大。我和唐大郎的生日是同一天，9月18日，让我感到冥冥之中自有天意。我还和陈子善教授开玩笑，说他的生日与郁达夫是同一天，所以他最早研究郁达夫是命中注定的，而我研究唐大郎应该也是一样。《唐大郎文集》出版之后，社会反响也很好，不少要写硕士、博士论文的研究者，都可以从中找到各种选题。
再比如说民国书话。这类书籍前些年很红，老一辈的编辑如姜德明、倪墨炎、胡从经，还有与我比较熟的友人，像陈子善、谢其章、赵国忠、柯卫东、陈晓维他们，都写过也编过不少。限于条件，他们主要都是从作家文集中去编选的。而由我主编、孙莺具体编辑的那套“近代报刊文献辑录丛书”中的民国书话，一套三本，都是从当时的报刊中选的，作家文集里有的，一概不选。不仅文章的范围大大地拓宽了——我们选的很多作者大家都不知道，他们的很多文章大家也从未读过，而且更有代表性，能够体现当时都是哪些人在看书、哪些人在买书。
您在上图这么多年来，总体上有什么感想体会，可以谈谈吗？
张伟：我的一个体会是，图书馆与大学、研究所不同。大学、研究所里的学者，毕生可能就研究一个方向、一个领域，一大特色就是“专”。图书馆里的学者，比如北京图书馆的赵万里先生，我们上图的顾廷龙、潘景郑先生，他们则是充分利用各自馆里的丰富藏书，研究涉及各个领域，最终做出来的成果往往是基础性的，可以惠及其他学者，像顾廷龙先生主编的《中国丛书综录》，还有他与潘景郑先生合编的《明代版本图录初编》，都属于这一类研究成果。我受这些老先生启发很大，四面开花，做了很多基本的文献搜集工作。
我研究的领域，常常都是别人容易忽略的，比如历史照片、年画、明信片以及土山湾研究等，我甚至还研究讣告——这就更冷门了，很多人甚至会觉得“触霉头”。我曾经主编过一套大书《上海图书馆藏赴闻集成》，有九十册之多，收录了一千两百六十八种相关文献，并写了一篇关于讣告研究的长篇论文。开研讨会时，有位大学教授对我说，你可能是第一个专门拿讣告做论文题目的人。我自己觉得，讣告太重要了，里面都是详细的第一手资料，涉及很多领域，前一阵子还有人分不清老照片里的张作霖和张作相，其实去看一看讣告就知道了，不会有儿子把老子弄错的，其中的信息最准确。像哈同的讣告就有几十本，包含大量的名人墨迹，例如挽联之类的，资料也很丰富，文献价值极大。
在图书馆工作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接触到各个领域的学者。我在徐家汇藏书楼的时候，那些常年来我这里查资料的本科生、研究生，慢慢地都成了各个高校人文学科的系主任、院长，对我来说，与他们交流，打开了我自己的眼界，也让我从他们的研究课题当中汲取了很多营养。
比较遗憾的是，整个图书馆界还是把人才培养的重点和文献关注的重点放在古籍上面，对近现代文献方面专门人才的培养和相关整理研究的关注都还不够。我可以举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上图的古籍库里其实藏有相当丰富的近代文献。对这些文献，专门研究古籍的学者一般都看不上眼，一个是觉得年代太近，一个是觉得版本普通。而那些研究近现代文学史的学者，一般只会去近代文献部查资料，不会想到，其实古籍部藏的近代文献材料也很丰富。所以，我打算今后慢慢整理、出版一些古籍中的近现代文献，它们非常有价值，其中很多材料，就连专门研究近现代文学史的学者可能都从未见过。像黄世仲的《洪秀全演义》，它的初版本与后来流行的铅印本就有区别；严复的《天演论》，影响了几代人，光是线装本前前后后就有好几个版本；而林纾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是近代文学翻译的第一个译本，非常重要，也版本众多，从木版雕印到石印再到铅印，都是线装本。这些都是归入古籍部收藏的。我曾经做过一个晚清民国名人的讣告展，最后发现，大部分材料其实都在古籍部。因为图书馆藏书是按照书本形态来分的，只要是线装本，统统算作古籍，很多晚清遗老在辛亥革命以后才去世，他们的讣告都是线装本，如果你去近代文献部查阅，会发现找不到结果。
国内的大型图书馆我基本上都去过，很多是没有近代文献这个部门的，还有的则是和古籍部并在一起，工作人员对近代文献有哪些藏书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无法为想要利用近代文献的研究者提供帮助。以其昏昏，自然不能使人昭昭。这是现在亟待提高的方面。
最后，能否请您谈谈您的研究所产生的社会反响？
张伟：我还是举例子来说明吧。我整理的傅彦长日记，曾在陈子善教授主编的《现代中文学刊》上发表，连载了几年。从日记上来看，傅彦长人缘极好，朋友很多，他一天到晚不是在外面喝咖啡、吃冰淇淋，就是人家请他吃大餐，日记里有非常详实的记载，如果有人把这些材料集中整理出来，就能够非常细致地反映近代上海的社会生活。上海现在提倡建设海派都市文化，到处都是咖啡馆，据说数量已经位居全球前列，今年春天，各家媒体都在做咖啡文化的相关报道，记者本来发愁查不到资料，一看我主编的“海派文献丛录”里收入了《近代上海咖啡地图》与《咖啡文录》这两本书，赶紧去买。一位出版社的老总还特地打电话让我给他寄两本书过去，拿到书以后，他说：“你主编的这套书太好了，但是我要不客气地说，装帧实在太差，怎么一点都不洋气？”这套书的装帧确实是朴素了一点，不吸引人，但后来上海做的各种咖啡文化展览，材料用的都是这两本书里的。
今年年底，我还要主编出版一套近代上海社会生活史丛书，关于饭店、茶馆、咖啡馆、服饰、石库门等，其中最早出版的是关于海派饮食的几本，涉及很多有意思的知识点，例如：海派菜最初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最早有哪些具有代表性的大师，都有些什么菜，有什么特色？我请我的大学同学、对海派饮食文化很有研究的沈嘉禄先生写序，他把这套书的样稿拿给那些研究本帮菜的大师傅看，兴国宾馆的几位大师傅看了以后，特地让嘉禄请我和编者孙莺小姐去宾馆吃了一顿私房菜，他们想要让我授权，好复刻这套书里记载的传统海派菜，因为书里对这些菜的配料是什么、到底怎么烧，都记载得清清楚楚。他们打算精选出一个小册子，让学生人手一本，在各个店里去试做。我当然同意，真的能复刻出来，大家都有口福。
近代文献真的是一片广阔的天地，随时都能有新的发现，可以给人无限灵感。我在和我的学生在翻阅民国报纸的时候，发现有很多专栏都特别有意思。比如说，有一家饭店每天都会出一个菜谱，详细地把每一道菜都列出来。这个专栏刊登了两年多，内容很丰富。又比如说，有一家咖啡馆，专门请了当时的著名文人陈蝶衣来做老板。他文笔好，朋友也多，还有生意头脑，除了卖咖啡，天天都在想怎么扩大影响，他专门在报上开了一个专栏，类似于咖啡日历，每天都广而告之，今天推出什么咖啡品种，有哪些名人来过，来了又做了什么事情等等，就像现在的微信朋友圈，信息非常丰富。此外，里面的八卦也特别多，写得很有噱头，例如某个电影导演很贪吃，但是为人吝啬，有一次他的电影卖座，发了一笔横财，朋友们就硬把他拽到店里来，让他给每人送一杯冰淇淋外加一杯咖啡，让导演心痛得像滴血。类似这样的东西还有很多。我一直主张，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不少朋友都非常喜欢这些东西，我会把自己收藏的文献和研究成果与他们分享，还会鼓励他们利用这些发现做进一步的研究。学术本就是天下之公器，好的、有意思的文献，应该让更多人关注、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