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981年与“文革”后第一届研究生合影，前排左起：乐黛云、唐沅、王瑶、严家炎、孙玉石；后排左起：赵园、钱理群、吴福辉、凌宇、温儒敏、张玫珊、陈山

他引领了一门学科

1957年，时年24岁的严家炎以同等学力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成为攻读文艺理论副博士研究生，师从杨晦、钱学熙教授。不久，由于工作需要，他被改任中文系教师，从此开始了他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1960年严家炎为中文系1957级讲授中国现代小说课程。这一年，严先生完成关于《创业史》的第一篇论文，并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上。

往后数年，他被安排参加现代文学史教材的编写工作，开始协助主编改稿。在这些工作中，他一直是唐弢先生的有力助手。严家炎的才华、学养与能力得到导师的器重。1964年《中国现代文学史》近六十万字初稿完成。严家炎协助主编修改、重写、整理这些文稿。这一年，主编唐弢先生突发心脏病住院，严家炎接力完成主编未竟的工作。

这期间，社会动荡，业务受阻。严家炎没有中断他的研究工作，在艰难中先后写出《关于梁生宝形象》《梁生宝形象和新英雄人物创造问题》等论文。严家炎因他丰厚的学识和优良的工作，给北大和学界留下深刻的印象。1989 年12月13日，王瑶先生在上海病逝。1990年，在杭州举行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年会上，严家炎以他杰出的学术贡献和影响力，接替去世的王瑶先生担任会长。

严家炎秉承唐弢、王瑶等一代宗师的学术传统，开始立足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术领域， 由于他的勤勉和会心，他很快就赢得学界的承认，成为这一学科的标志性人物。他的务实求真的言行准则与北大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立校精神相结合，引领着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以及北大中文系(他长期担任中文系主任)科研教学事业健康发展。

严上还要加“严”

严家炎有鲜明的治学风范。概而言之就是：严谨的求证，严密的表述，无处不体现着他严格的学术精神，也无处不发扬着他严正的言行立场。严谨、严密、严格、严正，一个“严”字贯穿他为人、为文、立论、行事的一生行止。我注意到，《严家炎文集》十卷的安排，第一卷不是写作较早的“知春”，也不是我们熟知的、最能体现他的治学精神的“求实”，而是不按照年代排列的系列的“考辩”文章。将“考辩”列为十卷之首，显然是作者特意的安排并着意强调的。

《考辩集》收集了严家炎最重要的一批文章：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问题，新体白话的起源问题，所谓五四“全盘反传统”问题，《文学革命论》作者的“推倒‘古典文学’”问题，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等。这些，都是我们这些从业者耳熟能详的、一般“不疑”的、或“人云亦云”的、甚而已是“定评”的问题。然而，严先生偏不，“从来如此，便对么？”他要寻根刨底，偏要在众人不疑、且多半有结论处提出疑问并锲而不舍地往深处开掘，从而寻求真相和真知。

举例说，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都说起自五四，严先生认为“似有不妥”。他列举黄遵宪、《老残游记》《孽海花》《海上花列传》，特别是陈季同小说《黄杉客传奇》的实践，提出现代文学的起点应当提前到19世纪80年代。他称自己的这一论断是他为现代文学史研究奠下的第一块“基石”，考辩成了严先生治学的重中之重，是他学问的前锋。关于严先生的治学与为人，近年来谈论颇多，其实无须多言，用他的姓名即可概括。人们戏说他是“严上加严”，简而言之，即自始至终的一个“严”字。严先生告诉我们，做学问不能讨巧，必须下真功夫、苦功夫，必须严上还要加“严”。

严先生是最早、也最坚定肯定姚雪垠历史小说《李自成》的学者，他写出了长篇专论《〈李自成〉初探》。为此目的，他反复阅读原作，阅览《明史》相关部分，以及明末清初的诸多野史。没有充分的准备，严先生轻易不会发言，更不会下定论。“我尽量谨守着这样一条原则：让材料说话，有一份材料就说一分话， 没有材料就不说话。” 他的话坚定而自信，对于我们无疑有着极大的警策意义。

雍容中见奇崛

严先生为人儒雅、沉潜、思维细腻，平时语气轻缓。初识，往往给人以不苟言笑的印象。事实并非如此，这往后再说。先说治学，他对人、对己、尤其为文、立论都极为严苛。但他绝非四平八稳之人，有事实为证。柳青的《创业史》问世，舆论一片叫好。叫好的基点，在作者创造了梁生宝这一代表时代潮流的 “新人”形象上。严先生经过认真阅读、思索，论定《创业史》中最成功的形象不是梁生宝而是梁三老汉。上个世纪60年代初、中期，中国文化界和学术界是什么氛围？过来人心知肚明。严家炎这篇文章的写作和发表，显然“不合潮流”。他的严肃的思考所体现的“学术”和“审美”精神，显然具有很大的挑战性。事实是，他的“学术”冒犯了“潮流”！在这点上，你可以说他“迂”，但我却读出了他令人起敬的刚正！

严家炎求实的学术精神，作为学者的勇气所显示的理论锋芒，就隐藏在他那有条不紊的和从容不迫的姿态中。这就是我们面对的严先生。他的学术行止远不止《创业史》这一端，它贯穿他治学的全过程：关于萧军批判，关于丁玲《在医院中》的辩证，关于巴金《家》的评价，以及他主张将鸳鸯蝴蝶派和旧体诗词入史，等等，均闪现着他坚定的理论立场。这种理论的锋芒，尤为突出地体现在他对金庸武侠小说的评价和定位上。1994年10月25日，严先生在北京大学授予金庸名誉教授会上致辞称：“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当日可谓“语惊四座”，而他坚持，证明他一旦认清了事实，就有勇气不容置疑地、尖锐而果断地判断并立论。

始终前行的身影

严家炎在多次接受记者访谈中，总是对学术的前途充满信心：真诚永远不会老，“严寒”过去是新春。他的表面上严肃的叙述，内里却是充满温馨和热情。他曾为多年前的一桩事件写下了《五十七年前的一桩冤案》，在这篇文章中，他一改历来行文严肃的习惯，劈头就是：“1956年，仿佛是个没有寒冬而只有暖春的年份”。这不是一般的抒情笔墨，严先生笔下饱含了沉重和忧思。当年这批青年才俊，正是受诱人的“早春气象”的鼓动而陷入苦难的深渊的！

除了大家熟知的“严上加严”，严先生还有一个绰号：“过于执”，简称“老过”。“过于执”是当时流行的一部戏曲中的人物，指他遇事死板、固执。这正好“套”上了一个“严上加严”的严先生。“老过”在鲤鱼洲农场用皮尺“精密”丈量田埂高度的“事迹”广为流传，一时成为“美谈”。这不是“八卦”。说真话，先生有时行事是有点“执”，不是固执的执，而是执着的执。执着于他的文学信念，执着于他的审美理想，对此，他是分毫不让的。但一般行事他都没有“过”，说他过，是夸张了。鲤鱼洲逸事，他只是错把农事学术化了。我对严先生的总的评语是：“执近于迂，终及于严”。我对他是充分理解的。

我与严先生在北大共事数十年，深知他是一个言必严、行必决的人。我从他身上不仅学到做学问的道理，而且学到做人的道理。他在我们这些同辈人中，是最早在学问和事业上取得成功的人，我始终奉他为鼓励前进的榜样，也始终信任他的人品与能力。我们相识几十年，回首凝望，眼前挥之不去的是他坚定前行的身影。至今犹记，只要时代需要时，他总走在队伍的最前列！

我们尊敬的严家炎先生，他在学术和事业上走在队伍的前列，也在人生和社会责任上走在队伍的前列。致敬始终勇敢前行的严家炎先生。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 谢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