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超过100年的鲁迅研究历史中，“历史还原”的问题是十分值得总结的经验。鲁迅这样一位足以“撬动历史内核”的人物，更需要我们在接近他、观察他、解读他的时候保持一种格外审慎的科学态度，首先要尽可能尊重鲁迅自己的思想逻辑，返回其历史的生存情景。通过对《京报副刊》“青年必读书“事件的思想背景和历史现场的深度追溯可见，鲁迅的对话对象并非是通常所认为的文化思想界，而是针对这次媒体性活动本身，如此一来许多对《青年必读书》的话语解读和态度判断就不再合理，而应从全然不同的角度重新考量。

鲁迅研究的历史已经超过100年了，100年的学术历程，为我们积累了许许多多的经验，也有各种各样的教训，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经验中可能再也没有超过鲁迅研究这一领域的了。如果要问百年来鲁迅研究中最值得总结的经验是什么，在我看来可能就是一个“历史还原“的问题。

所谓历史还原，首先是对研究对象本身的思想与艺术追求有一个充分的体谅和理解，不以我们自己所处时代的思想标准来加以附会和肢解；其次是对研究对象所处的时代和社会也有一个尊重历史的观察和描述，尽量避免用后来的社会历史定性作为事实的替代；再次是当时的各种历史文献和史料都应该在“未加筛选”的前提下获得最完整的搜集和保存，没有所谓的“正确与错误”,也没有“为尊者隐”的顾忌。回首百年学术史，我们似乎可以发现这样一个规律：凡是哪一个时代能够最充分地尊重鲁迅本身的思想与情感实际，挖掘和提供鲁迅及其生活世界丰富文献史料，那么就很可能出现鲁迅研究的重要突破，取得扎实的学术成果，相反，如果我们一味满足将这位历史先驱套入各种“标杆”和“模范”的定位，先是有了这个定位，再来选择材料论证，那么鲁迅地位的高低和声誉的大小其实就成了与鲁迅无关的一件事情，在这种时代，鲁迅研究必然会在事实上严重衰退甚至陷入低谷。最明显的例证就是20世纪60年代的极左时期和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时期鲁迅研究。在前一个时期，鲁迅似乎获得了极高的声誉，但是鲁迅本人的语言却只能在一种扭曲的形式中被人们“学习”和“引用”(条块分割、按需摘取的“鲁迅语录”),甚至鲁迅的史料也因为删节、修改而也失去了完整性，这个时候，鲁迅只是被人们“敬仰”的对象，他的思想和文学艺术长久都不可能获得平等的深入细致的分析与研究。只有到了新时期拨乱反正之后，如王富仁这样的第三代学人在“回到鲁迅那里”去的口号下，才开始了对鲁迅真正全面的考察，包括鲁迅史料的全面总结和呈现也是在这一历史时期才开展起来的，没有历史还原的精神，就不会有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如此丰富的鲁迅研究的果实。

当然我们也会认为，历史还原应当是历史性学科的共同规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归根到底是一门历史学科，在百年来文学发展的历史探讨，鲁迅研究也是对鲁迅思想与艺术创作发展的历史性考察，它们都属于历史科学，所以都存在一个历史还原的基本问题。那么，为什么在鲁迅研究中我们如此强调“历史还原”呢?我觉得，在这里，除了我们继续坚持历史学科的共性规律外，还想特别提醒一个特别的现象，那就是鲁迅在现代中国历史上的复杂的“扭结”性，就是说，鲁迅是现代中国在思想运行、人生历史过程、社会交往、生命与文化嵌入丰富度都十分罕有的一位，其复杂性超过了许多的现代作家和历史人物，一系列的历史事件和人性纠葛乃至世态面相都在这里汇聚，都在与这个人物的交接之处留下深刻的印记，如果不认真、仔细地辨析和剔掘，我们不仅会“错过”历史的细节，也会模糊或者扭曲更多的真相，在这个时候，“还原历史”的自觉可能就显得格外的重要。仅以中国现代文坛的关系构成为例，我们可以大体勾勒出的鲁迅存在就是：

与左翼文坛——直接介入，扶持青年作家(如柔石、东北作家等),与一部分领导保持良好关系(如冯雪峰、胡风);与另一部分领导则保持紧张的关系(如周扬、徐懋庸等)。

与右翼文坛——公开的批判态度。

与自由派文人——既有过密切合作(五四时期),也有过公开的分歧(分歧其实正是鲁迅发觉和自我总结思想独立性的过程，也是标示其他文学追求特质的机会)。

问题在于，这绝不是一个简单的人事关系图谱，重要的是我们仔细观察，就可以发现，鲁迅的思想放射面十分广泛，其人事——广义的，既指鲁迅的主动交往，也指时人对鲁迅思想和人事的反应与关注——关联的范围同样十分宽阔，事实上一个作家鲁迅已经足以通过自己的思想活动与人事关联覆盖了中国文坛的大半个山峦，这绝对是一个惊人的文化现象。相反，其他许多现代大家，特别是自由派文学家，似乎更满足于一种“自言自语”的生存姿态，回避了更多的思想交锋与人际冲突，最终也就退守到了历史的角落，等待后人的“发现”和“打捞”,自然，也无法成为一个历史“绕不开”的“结”,不足以连接起历史更丰富的场景，无法构成对“他者”强有力的连续的思想冲击，最终，也就无力掀开历史更本质的内核。鲁迅，作为一位足以“撬动历史内核”的人物，更需要我们在接近他、观察他、解读他的时候保持一种格外审慎的科学态度，首先要尽可能尊重鲁迅自己的思想逻辑，返回到历史的生存情景，作为研究者，面对鲁迅世界的浩瀚，任何时候想跳出来指手划脚都是十分不智的可笑之举。

近年来，因为整理《京报副刊》“青年必读书”事件的有关文献，我对“历史还原”的意义有了一些特别的体会。

在鲁迅研究史上，“青年必读书”征求引发鲁迅写下了“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的建议，发出了“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1]这样近乎决绝的判断，在当时就招致了不少质疑和争论，用鲁迅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署名和匿名的豪杰之士的骂信，收了一大捆”[2],如何看待和描述这一历史现象呢？我注意到，在过去和今天出现了截然不同的两种趋势，特别耐人寻味。

在新中国成立后以及20世纪80年代相当长的时间之中，鲁迅都被视作“反封建反传统”的一面旗帜，他的每一段有影响的论述、每一句脍炙人口的文学描写都被我们反复挖掘这一“战斗”思想的具体表现。从大的文化逻辑上看，本来没有太大的问题，但问题在于，这种预设前提的论证方式是不是本身就并非我们所谓的“还原历史”,包括“反封建”在内的结论如果不加以重新讨论，其实内涵也可能差异很大。众所周知，当王富仁先生以“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来论述《呐喊》《彷徨》的时候，这里的“反封建”已经与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的鲁迅大相径庭了，新时期以前的“反封建”是由中国政治革命的理论框架划定内涵的，所以王富仁断定它与鲁迅小说存在着一个“偏离角”,而他所要重新定义的“反封建”恰恰是“回到鲁迅那里去”的最新感受，是对鲁迅小说充分尊重的结果。当然，在更新的鲁迅研究者看来，王富仁的“回到”也属于研究者的想象，因为历史并不存在一个“固定的本来”在期待我们“回到”。这种后现代历史观似乎十分尖锐，猛烈地戳破了我们尊重历史的强烈要求和内在信心。但是，在我看来，这可能也是容易引起我们学术思想混乱的一种理论预设。对历史真相的终极性质疑不是能否取消我们每一次挣脱干扰、接近历史的真诚努力呢?这可能本来就是两个不同层面上的理论问题，对历史终极真相的质疑，其根本价值其实还是在于对于一切话语霸权和思想垄断的打破，是激活我们历史认知的一种方式，它与我们每一次突破他人遮蔽，求知求真的冲动不仅不构成矛盾，相反在学术精神上还是根本一致的。所以“历史还原”在根本上说是一种研究的态度，如何不断发现研究对象的内在逻辑，敞现出内部的更深层次的真相是对象的事实，也是研究者的真诚。我注意到，在后现代历史观发起对新时期“还原论”的猛烈消解之后，只有很少的学者承受住了这一轮的狂轰滥炸，鲁迅研究者王富仁就是一位，2009年，在重版自己的博士论文之际，他自我总结说：

“几乎在本书出版后不久，作为20世纪中国文化关键词之一的‘反封建’就在当代中国文化中无声无息地消失了，以致当代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对这个概念已经感到十分陌生。我曾经想写一篇《中国封建论》,自觉很难引起中国当代青年的同情和理解，至今没有勇气写出来。现在该书就要再版，该书的名字中就有‘反封建思想’的字眼，我不甘心因为当代文化思潮的变化连这个书名都改了”,“不论这个古代社会及其社会思想与西方古代社会及其思想有什么巨大的差异，但用封建社会和封建思想指代中国从春秋到晚清的社会及其思想都没有根本性的错误。”[3]

在经受了“当代文化思潮的变化”冲击之后，王富仁以及他的“反封建”关键词依然屹立，这就是我所谓的“历史还原”精神。

但是“青年必读书”的学术史却有点不同，在先前，鲁迅的坚决态度获得肯定，理由是鲁迅的“反封建反传统”,当然，人们也承认，这与五四时代的反叛有了不同，是五四落潮、新文化阵营分裂，像胡适这样的知识分子开始提倡“整理国故”,其实也是向旧传统妥协的一种方式，而鲁迅则是绝不妥协的、誓将反封建反传统进行到底，所以继续站在反对者的立场之上。有意思的在于，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过去灰头土面的“传统”又迎来了历史的新机，进入21世纪之后，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声浪日渐高涨，国学热遍地开花，在这个到处开列国学书目的时代，鲁迅“不读中国书”的判断显然就有点不尴不尬起来，伴随着王富仁所说的“反封建”一词的逐渐远去，人们开始将怀疑的目光投向鲁迅在“青年必读书”中的作答，开始用挑剔、批判的口吻来“审视”鲁迅的“偏激”,这样一种前后的变化是富有戏剧性的。其实，我们的研究对象——鲁迅变化了吗?当然没有变化，改变的恰恰是研究者自己。认真检讨，也并不是一个“主体性”强大的研究者，而是在时代思潮的起伏中波动不息的研究者，当时代以“反封建”为最高指导的时候，我们也“论证”着鲁迅的反封建，而当时代暂时收起来过去的旗帜，标举出新的口号与方向之时，我们也可以立即“发现”鲁迅的不足与问题。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学术思维呢?其实还是“闻风而动”,换句话说，鲁迅本身究竟有什么逻辑始终都不是我们最关心的，我们的主要倾向还是将鲁迅这个现象置放在时代的风向标上加以判断，是进步还是落后，根本不是鲁迅自己的思维和语言能够确定，决定鲁迅历史价值的是他与某种历史主题的接近程度。不言而喻，这离我所谓的“历史还原”差距何止千里万里。

孙伏园主导的《京报副刊》提出这一“青年必读书”的议题是在1925年1月4日，包括青年“爱读书”和“必读书”两大征求启事，被当作是“一九二五新年”的隆重活动，其中，“爱读书”面向“全国青年”征求，确定1月25日截止，2月1日公布；“必读书”邀请“海内外名流学者”作答，确定2月5日截止，2月10日起陆续在副刊发布。鲁迅在2月10日夜填写了问卷，这份著名的答卷刊登于《京报副刊》2月21日第八版，从1925到2021,这场征求也有了将近百年的历史，各种文学史、批评著作及论文里的论述不可胜数，但是纵观全局，相当多数量的研究还是基于上述时代风潮的变动，分别提出来充分肯定与深刻质疑两种意见，至于更复杂的鲁迅思想的内部运行，则始终不多。甚至，我们发现，直到王世家先生编辑的《青年必读书资料汇编》于2006年出版之前，关于这场事件的一些基本史实，我们也长期缺乏梳理，也并不怎么重视，据说，王世家在编辑此书的过程中，还有反对者认为“这些陈年旧账‘没有什意思’”，[4]但问题是，多年来我们的相关研究可能还没有完全厘清其中的“意思”,这场活动及其讨论的基本情况始终若明若暗，例如：

1.大多数的研究依然集中在鲁迅的几个判断句，再结合当时的思想背景加以分析，得出结论。殊不知，鲁迅的判断是不是直接针对当时的文化思想(包括“整理国故”运动)呢?并不是这样，鲁迅的应答是应学生与朋友、《京报副刊》主持人孙伏园的邀请而作，也就是说，从逻辑上讲，他的第一对话对象应该是这场征求活动，是《京报副刊》策划的媒体活动本身。其考虑的主要内容也应该是媒体如何参与这样的公众教育问题——可能性?合理性?其他思考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如果不充分考虑到这一点，可能我们的研究会在不知不觉中偏向其他路径，而只有充分阅读这一次媒体活动的全部资料(而不单单是鲁迅的论说),我们才会格外清晰地意识到这一点，问题在于，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工作似乎没有引起学者太多的注意。

2.只有进入到当时征求活动的丰富细节之中，我们也才能知道，对征求不以为然、不予配合的并不只有鲁迅，包括江绍原、俞平伯等都有自己的看法，交了白卷，这些看法反映出当时知识分子圈的一种什么心态呢?与鲁迅的言辞有什么共同之处，又有什么差异呢?也需要我们进一步了解。

3.同样，鲁迅在征求活动中的表态并不只有那份答卷，起码还有两篇文章，《聊答“……”》和《报〈奇哉所谓……〉》[5],此外，鲁迅还在两年间的其他杂文里多次提及这场活动，可见印象深刻。总结鲁迅的习惯论述，其实他的回答和思考是有一个过程的，“青年必读书”的应答是一个阶段，这个阶段主要是针对《京报副刊》的活动发言，提出不同意见，也有诚恳的建议，“不读中国书”其实并不是调侃或愤激之辞，恰恰是真诚的人生交流；到后来，鲁迅却遭遇了一批青年读者的质疑和攻击，甚至挖苦讥讽，这个时候，他的对话对象就主要不是副刊而是面向社会读者了，在这时，他的心态是复杂的，既有先前的真诚的解释意愿，也有失望和悲凉，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过程中，也有同时应答的其他知识分子含沙射影，不时射来针对鲁迅的冷箭，这也促使思考从媒体活动转向的思想文化界，将一个媒体的应答升级为对整个思想现象的观察和解剖。研究鲁迅的态度，有必要对上述过程作整体的把握，有过程的动态分析，既有对总体趋向的认知，又有对发展变化的准确捕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说是比较全面地梳理了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与基本内容，而所有这些梳理，都有赖于对原始资料的仔细阅读，对鲁迅置身的舆论环境与媒介环境有精准的感受，尤其要意识到，在这一过程之中的鲁迅，可能还不能简单以“文学人”视之，因为，在许多思维方式上，他显然又是一个“媒体人”,不仅是媒体运作的熟稔人，也是媒介的批判者，这几种身份的复合，就是我们最终看到的“青年必读书”事件中的鲁迅。

注释：

[1]原刊于《京报副刊》1925年2月21日第八版。鲁迅：《华盖集·青年必读书——应〈京报副刊〉的征求》,《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下同),第12页。

[2] 鲁迅：《华盖集⋅题记》,《鲁迅全集》第3卷，第4页。

[3]王富仁：《再版后记》,《王富仁学术文集》第一卷(下),北岳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625-626页。

[4]王世家：《编者说明》,《青年必读书：一九二五年〈京报副刊〉“二大征求”资料汇编》,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5]分别刊登于《京报副刊》1925年3月5日及《京报副刊》1925年3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