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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作谈 |《清歌》:乡村的日常、风度与精神
来源:中国作家网 | 项静  陈涛  2021年11月16日07:50
关键词:《清歌》 项静

长期以来,项静是以一位优秀的文学评论家的身份出现。读完她第二本小说集《清歌》之后,我发现她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小说家,并且充分拥有成为一名更加优秀小说家的能力。《清歌》是由八部中短篇小说构成的故乡史,作品中的“傅村”是万千农村的缩影。项静用融合了小说与散文的笔法及绵密的语法,借由对故乡人事的回忆与追问,写出了乡村农耕社会的日常,那些日常背后的风度、精神、隐秘的情绪以及沉默之处的暗流。

陈涛:首先祝贺你第二部小说集《清歌》出版。与第一部小说集《集散地》相似,这部作品的内容依旧有故乡人,依然是故乡事,但是你将它们都汇聚在了“傅村”。对你而言,这两部作品之间可有什么明显的不同?你的创作理念是否也有比较大的变化?

项静:我个人的两部小说集,第一部其实只有很少部分涉及到乡村生活,主要是想写一种流动的过程,就像我从老家到上海一路走来,先经过一两个小镇,再经过一些县城,中等城市,最后到达上海,写的是发生在这些不同空间中的故事。这些故事写得时间非常长,从读书到工作漫长的一段时间中,写得非常随意不成系统,也没有规划,是在偶然状态下写的,有出版社来约稿就出版了。当然依然有“故乡事”,每一个人都有拖曳着的故事,我们都不是无缘无故成为自己的,小说中的人物也是这样。写《清歌》的时候,先是明确要写一本故乡书,后来确信是去写一部关于故乡的人物故事集,这些人都在一个村庄里生活过,后来四散在中国的大地上。也祝贺你出版了两部乡村题材的非虚构作品《山中岁月》《在群山之间》,我读了以后也深有感触,好像是从另外的眼光打量自己的生活,写作的内容有很多重合的部分,但你走进这个题材的方式跟我不同。

陈涛:我想我们之间最大的不同应该是与写作对象的时空距离不同。呈现出来的就是我的个人情绪更多一些,更感性一些,而你面对故乡的人事由于时空的关系,思考与理性多一些。这可能也跟你的评论思维有关,作为文学评论家转入小说创作,你觉得有障碍吗?近些年,我们会看到有很多文学评论家出版了小说集,你如何看待当下文学评论家写小说的现象?

项静:同一个时间写,会有点思维打架,会隔开时间,写论文的时候不怎么想写小说的事儿,写小说的时候也不去想论文的那些问题。刚进大学工作备课压力特别大,基本没什么时间写。我觉得评论家写小说蛮好的,但不是认为自己写了小说就可以更理解作家和作品,而是天然觉得小说谁都可以写,写作没有界限,也没有谁规定我们应该写什么,写作对我来讲就像打游击,是杀死时间,也是娱乐。经常有朋友问我这个问题,也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对,评论家写小说,写诗歌,写剧本在周围师友中间并不少见,在我心中,写作大概是最不问出身的一个行当,有一种自由精神。写作最重要是有感而发,必须写下来才完成对自我的责任,你刚开始写《山中岁月》的时候,有没有情绪上的转折,前面你主要也是写评论和研究文章?

陈涛:我真正写评论文章是到鲁迅文学院工作之后,前期主要是工作性的多,后期所写的多是给自己很多感触的作品。李健吾式的文学批评是我一直欣赏并追求的。在这之前我写散文和小说。《山中岁月》的写作恰逢我要完成博士论文,它是我论文写作的调剂与动力,我通过文学创作来舒缓论文写作带来的煎熬。通过你的《清歌》,我想到中国近现代以来有过几次知识分子的返乡,你认为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文学界的知识分子如何看待并处理与乡村的关系?

项静:中国一直有城乡二元化结构,这个结构中产生了无数文学作品,应该是文学对生活的反应,也是文学知识分子处理与乡村关系的反应。又回到乡村的知识分子总是向外走的话题,反哺类的知识分子也一直存在,但总是少数。这个话题你比我更有体验,你作为扶贫干部重新走到乡村去,并且记录下这个过程中的故事和自己的感受,跟他们做的事情是一样的吧?

陈涛:是的,所做的事情大同小异,可能感受的程度不同。不过亲身践行者所起到的作用毕竟有限,更多还要靠文学作品的力量。譬如,在书写乡村方面,我们的前辈作家,尤其是五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跟他们相比,你觉得我们的书写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有没有出现一种新乡土写作?

项静:我想过自己离开乡村的过程,非常自然,小时候天天听亲朋好友们离开的故事,经商的打工的当兵的考学的,只要有办法的都在往外走。与前辈们相比我这个年龄的外出者没有那么悲壮,我们镇中学在县城是连续多年排名第一的中学,读中学的时候非常偶然的机会考进了重点班,这个班上的同学前三十名都可以读重点高中,中间四五十名读中专,剩下的复读或者出去打工,打工也是熟门熟路的,有一些接收的工厂。我成绩还可以就自然而然读书出来了,自己要求也不高,从来没想过读大学,我一直想读个中专就完成了我爸爸对我的要求。新的乡土写作者们大多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具有短暂的乡村生活经验,在改革开放后以城市为中心的教育体制中成长,经历了初期“进城”的困难,已经在精神上或者物质上嵌入城市,他们的城市生活时间甚至已经开始超过乡村生活的时间。作为一代脱离直接乡村劳作经验的写作者,乡村对于他们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是乡愁还是文学理想的召唤,是自觉还是被迫,需要时间给出答案。他们的乡土写作已经开始呈现出朴实化的倾向,陆续卸载上几代乡土写作中超重的部分,比如李娟、舒飞廉、沈书枝、邓安庆等作家的散文写作,回到日常生存、乡村风俗礼仪、人伦风尚的呈现中。童年生活是非常重要的,与乡村社会有一种天然的情感关系,这个感情很难用一个概念去解释,所以在专业上比较关注这个题材和领域,以后也希望能够继续书写这个题材。另外,提到乡村我们都会有一些即刻产生的脑海印象,但实际上乡村是千姿百态的,我经常听到师友说,你写的那种乡村跟我的不一样,我们那里不衰败呀,房子都是新的,人也挺多的,江浙一代富裕的乡村就更不用说了。我想知道你所认知和看到的乡村是什么样子的?

陈涛:我去过全国各地的很多村子,既有传统村落也有现代乡村,它们的确是千姿百态,尤其是那些大山深处、海岛上的古村落,用外来者的眼光来看,真的是充满了无穷的魅力。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深有体会,这也会体现在我们的文学作品中。不过在我看来,文学作品中的乡村更多是作为载体出现的,我们所要写出的还是那种乡村社会固有的世情百态、乡俗伦理还有运行逻辑,那个核的东西是不变的。就像有一个作家讲到的“听灵堂上的哭声就可以辨清谁是媳妇谁是女儿。”在《清歌》中,这点你完成的非常好,你是怎么获得这些细节的?

项静:可能跟从小生活在一个小村庄有关系,抬头不见低头见,大家比较容易知根知底。我爸爸做过村干部,他经常在家写材料,尤其是年底各种检查的时候,就需要没日没夜地写材料,他一个人处理不了那么多材料。就让我帮忙写,不光是我,他还付钱雇佣一些高中生来家里填表格。所以我对村里的材料记得特别清楚,1991年的时候我们那里有137口人,32户。表格需要填充的内容五花八门,比如要写计划生育先进个人,助人为乐事迹,五好家庭的故事,村民矛盾调解等,写材料给出巨大的空白,要有条有理,有故事有升华,那时候还没学会虚构,就需要知道很多真事儿,填不下去就问问爸爸,有时候他给我详细说说,大部分时间他比较忙就让我自己去琢磨。因为知道年年都要帮助爸爸填写表格,平时就比较注意观察下村里的人与事。这事儿说起来有点搞笑,好像到近几年这种繁文缛节才被取消。

陈涛:我们接着回到《清歌》这个作品。今天面对乡村的时候,从文学的角度看有非虚构与虚构,都有比较受大家认可的作品,在《清歌》中,我看到了虚构与非虚构的交织,我们无法以虚构或者非虚构对这个作品进行单一的定义,所以,你觉得这两者应该如何打开这个空间?

项静:我总体是以小说的方式去写的,有些篇章尝试过用散文或者非虚构的方式去写,但好像没办法,自己情感上有一点障碍,相比之下我还是更喜欢小说这个形式。小说中也可以使用一种非虚构写作的手法,是一种虚拟的非虚构。非虚构这种写作手法一定可以打开很多写作空间,尤其是对当下的乡村生活来讲,在无法编织进一个故事中去的时候,非虚构有一种实践精神,能够留下这个时代非常重要的场景和记忆。

陈涛:《清歌》营造了一个叫“傅村”的乡土世界,我读来非常亲切,我甚至觉得你笔下的那些人物都在我的身边生活着、存在过。在他们当中,你描写了一些相对特殊的人物,像《清歌》中的刘老师,《宇宙人》中的电影放映员,《三友记》的三位乡村医生等等,你为何将关注点放在他们的身上?

项静:看柳青、赵树理、路遥等作家的农村题材小说,乡村生活、人情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总是有一件大事儿,比如入社还是不入社的问题,发家致富的问题,改革的问题,不同阶级之间斗争的问题。今天我们看乡村生活电影、电视剧的时候,大多数时候是在看一个跟自己不同的“生活”,没有对一个大事儿的期待视野。脱贫对国家是一个大事业,但对普通读者或者观众来讲,这件事儿跟他们很难建立起共通的感受来,大家不处于同一个问题之中。所以我写这些人的时候,是做了一个选择的,就是写不同人在时间中所遭遇的“命运”,他们的生活受制于村庄这个结构,他们真实地生活在村庄内,但也脱离了村庄,跟普通农民的生活不一样,有一点在而不属,由此获得一种美学的意味。当然也是因为他们有点特殊,比较容易被看见。

陈涛:是的,“命运”才是永恒的存在。我们都知道,乡镇、农村有很多尖锐的东西,但你过滤掉了它们,你所展示出来的叙述口气是平和的,但这背后有一种令人平静的难过,如同是一种童年的美好在成长中逐一被现实所击碎的感觉,这让我在读你的这些作品的时候需要时不时地停下来调整一下情绪。

项静:主观上我不是很想写这个部分,是因为在上一代作家们的笔下,已经看到过太多这样的故事,有乡村权力倾轧,腐败的,血腥的,也有残酷的,比如计划生育的故事,可能是我童年时代最超出日常生活经验的领域了。一方面看过太多,再去写一次也不过是重复,另一方面我还没准备好怎么去表达这部分经验。比如《三友记》中那个很爱逗孩子玩的医生,他的这个特质来自于一个基层警察,小时候经常遇到他来家里吃饭,他一方面特别可亲可爱,另一方面又很残暴,后来他处理案件的时候打死了一个犯人而被解职,后来还到外地到处冒充警察行骗等等,这种故事我也见到过不少,但还没想好如何去写。

陈涛:让我们畅想一下,将来城乡二元化结构如果能够打破,并形成相对平衡以后,乡村可能是什么形态的,其文化传统、价值观会对构建一个更好的社会提供什么?

项静:我经常听到两种关于乡土题材的说法,一种是这种老掉牙的东西还在写,一种是我们当代文学差不多就是乡土文学。特别自相矛盾,我觉得20世纪90年代以后基本上没多少乡土题材的艺术作品,什么时候我们不特别去辩解这些概念,只是去看作家写的作品好坏的时候,才是文学比较成熟的时刻,也是城乡二元化结构打破的时候,农村农民农业与其他获得同等被看待的位置,不需要特别被谈论。

乡土中国的文化传统与价值观在中国各种空间里都有影响,目前乡村与城市已经融合得非常紧密,跟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城乡关系相比有了很大改变。我觉得自己现在的写作仍然是一个记录者的责任,只是把我记忆中的部分记录下来。随着体制上的改变,改革的进行,期待着一个更平等的社会到来。每一个社会空间都有自己的知识分子与记录者,而不是仅仅被外来者或者返乡者去记录,需要有他们自己的声音,我有篇小说题目叫《本地英雄》,小说写了一个留在本地的朋友,可能表达的并不充分,真实的想法是写这种留下来的人,包括知识分子,拥有本地知识和认同的那种人,其实每一个地方都需要本地知识分子。

 

对谈者简介

陈涛:中国作家网总编辑

项静,评论家、作家,著有《清歌》《韩少功论》《集散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