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报人瞿秋白
1935年6月18日，福建长汀。36岁的瞿秋白面对刽子手黑洞洞的枪口，微微一笑，说：“此地甚好，就在这儿吧！”
当时的《申报》这样记述瞿秋白就义时刻：“步行中山公园……谈笑自如，并唱俄文《国际歌》及《红军歌》。歌毕，始缓步赴刑场，手持烟卷，态度镇静。乃至刑场，盘坐草地上，尚点头微笑。俄顷，砰然一声，饮弹而陨矣。”
瞿秋白的最后职务是：苏区中央分局宣传部长、红色中华通讯社和《红色中华报》负责人。红中社，也就是后来的新华社，刚刚过了90岁生日。
提起瞿秋白，人们自然会想起他在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前，指挥党的三大代表齐唱由他翻译成中文的《国际歌》时的意气风发；想起他在“八七会议”上受命危急关头，于白色恐怖之中发出武装斗争怒吼时的坚定；想起他在被俘之后，用一篇2万多的《多余的话》，撞击自己灵魂时的坦然……还有他面对死亡时的从容。事实上，瞿秋白的报人生涯和新闻历程，也充满了传奇色彩。
唯一采访过列宁的中国记者
1919年11月1日，一本名叫做《新社会》的旬刊在北京面世，未满21岁的瞿秋白为主要编辑人。这是中国第一本社会学杂志，也是一本宣传社会改造的进步刊物。它的发刊开宗明义：“我们改造的方法，是向下的，把大多数中下级的平民的生活、思想、习惯改造过来；是渐进的，以普及教育作和平的改造活动；是切实的，一边启发他们的解放心理，一边增加他们的知识，提高他们的道德观念。”
面对五四运动之后“起翻天巨浪，摇荡全中国”的社会局势，瞿秋白以巨大的热情写下了一系列促进社会改造和社会进步的文章。在第四期刊出的《中国的劳动问题？世界的劳动问题？》一文中，瞿秋白尖锐地写道：“劳动界的不平，完全是资本家的专横压迫出来的，资本家要行他的经济侵略主义，所以要用劳动者来做他的机械。”
1920年4月11日至5月1日，《新社会》连续出版三期“劳动号”，纪念国际劳动节30周年。这样一本创刊不到半年影响力就远达四川、两广、东北的进步刊物，显然不为北洋政府所容，仅仅出版了19期就遭停刊。
然而，这次的办刊经历和俄文专修馆的求学经历，却为瞿秋白日后成为中国第一批赴俄记者奠定了基础。
《晨报》，由梁启超等人于1916年8月创办，原名《晨钟报》。创刊之际，李大钊撰写了题为《晨钟之使命》的发刊词，留下了一段振聋发聩的名言：“《晨钟》自身无所谓使命也，而以青年之使命为使命。青年不死，即中华不亡，《晨钟》之声，即青年之舌，国家不可一日无青年，青年不可一日无觉醒，青春中华之克创造与否，当于青年之觉醒与否卜之，青年之克觉醒与否，当于《晨钟》之壮快与否卜之矣。”1918年9月，《晨钟报》因刊发段祺瑞政府向日本借款消息被停刊。同年12月更名《晨报》继续出版，带有副刊性质的第七版在李大钊主持下，发表了众多介绍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文章。
1920年10月，瞿秋白作为《晨报》特聘记者，踏上了远赴苏俄之路。这时的苏俄正在遭受帝国主义干涉，经济民生困难，被称为“饿乡”。此去苏俄长路迢迢，亲朋好友纷纷劝阻，瞿秋白却执意通过自己的眼睛，观察“十月革命”后诞生的这个崭新国度：“我总想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我愿去，我不得不去。”还在旅途之中，瞿秋白就写出了20多篇通讯，寄给《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
1921年1月25日，瞿秋白到达莫斯科。3月8日，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开幕，瞿秋白在《真理报》帮助下，获准到会采访。这也是中国记者第一次出现在俄共代表大会上。这时的俄共已经拥有70万党员。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克服重重困难、开始焕发出的活力，深深震撼着年轻的瞿秋白。他预言，苏俄的共产主义已“人间化”，并向全世界辐射，必然影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华民族。在长篇通讯《共产主义之人间化——第十次全俄共产党大会》中，他以诗一般的语言写道：“灯塔已见，海道虽不平静，拨准船舵，前进！前进！”
这篇全景式报道苏俄革命的通讯长达3万字，《晨报》连载了27期。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前夕——苏俄，这个打破了旧时代枷锁的国家，为越来越多的中国大众所关注。
苏俄之旅最令瞿秋白难忘的，是与革命导师列宁的近距离接触。1921年7月6日，在共产国际“三大”会场，瞿秋白见到了列宁。会议间隙，瞿秋白在走廊上追上列宁采访，简短交谈之后，繁忙的列宁建议瞿秋白找几篇有关东方问题的材料参考。在报道共产国际“三大”时，瞿秋白这样描述：列宁出席发言三四次，德、法语非常流利，谈吐沉着果断，演说时绝没有大学教授的态度，而是一种诚挚果毅的政治家姿态流露于自然之中。每逢列宁演说，台前拥挤不堪，椅上、桌上都站着人。电气照相灯开时，列宁伟大的身影投射在共产国际“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标语题词上，“列宁的演说往往被霹雳般的鼓掌声所淹没”。
4个月后，“十月革命”四周年。正在莫斯科第三电力工厂参加工人集会的瞿秋白，又一次见到了列宁。他写道：“无意之中，忽然见到列宁立登演坛。全会场都拥挤簇动。几分钟间，好像是奇愕不胜，寂然一晌，后来突然万岁声，鼓掌声，震天动地……”
两年苏俄之行，瞿秋白深入考察了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民族问题，撰写出60多篇通讯和调查报告，写下了《饿乡纪程》《赤都心史》2部散文集。仅《晨报》开辟的“莫斯科通信”专栏，就报发了16万字的报道。在这期间，瞿秋白还兼任了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的政治理论课翻译，同时讲授唯物辩证法、政治经济学等课程。成立于1921年5月的东方大学，全称为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斯大林担任名誉校长。第一批中国学员，包括后来党的七大“五大书记”中的刘少奇、任弼时。
1921年5月，经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科书记张太雷介绍，瞿秋白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二年转为正式党员，从一位进步记者变成了坚定的革命者。
主办中国共产党第一份日报
1922年11月，陈独秀到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四大，瞿秋白担任翻译。这时的瞿秋白，已经显露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深厚功底。陈独秀力邀瞿秋白回国加强党的理论宣传。
1923年6月15日，复刊后的《新青年》改为季刊，成为中共中央正式理论性机关刊物。瞿秋白将其编成了“共产国际”专号，封面和刊名均由他设计和题写。当年７月１日，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前锋》创刊，瞿秋白又接连撰写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各种方式》《中国之资产阶级的发展》《现代中国的国会制与军阀》等重要文章。那是瞿秋白最为忙碌的日子，除了主编《新青年》和《前锋》两本杂志，还撰写了一系列介绍列宁、共产国际纲领与策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等方面的文章。也是在这一年，于右任、邓中夏创办上海大学，瞿秋白又担任了上大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这是一所国共两党共同举办、共产党人主持的新型大学，宗旨是“养成建国人才，促进文化事业”。后来，与瞿秋白并称“常州三杰”的张太雷、恽代英也先后到上大任教。三位年轻的共产党人共同启发和带动一大批青年走上革命道路，上海大学也被称为“共产党的宣传中心”。瞿秋白的《现代社会学》《社会哲学概论》《社会科学概论》和《现代民族问题》等著作就成于这一时期。著名戏剧家阳翰笙回忆：“瞿秋白讲《社会学》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
当年5月30日，帝国主义警察在上海公共租界开枪屠杀游行群众，造成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6月4日，瞿秋白主编的《热血日报》，在空前高涨的反帝爱国民族解放运动中诞生。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份日报，四开一张，瞿秋白亲自题写报头，几乎每期都有他撰写的文章。一时间，《热血日报》成为揭露帝国主义暴行，凝聚爱国士气，传播国际无产阶级支持中国人民消息的舆论阵地。不到两周时间，《热血日报》发行量就突破了3万份，极大震动了反动军阀统治者。6月28日，出版24期的《热血日报》被迫停刊，但它的影响却至为深远，成为“中国共产党办报史上一次伟大的成功”。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6天之后，在南京建立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政府。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随后举行的五届一中全会上，瞿秋白进入中央政治局。3个月之后，28岁的瞿秋白在“八七会议”上，当选为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工作。也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留下了一句著名的论断：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1927年7月18日，出版了201期的《向导》被迫停刊。10月22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在上海创办新的综合性中央机关刊物，“当做工农群众革命行动的前锋”，定名为《布尔塞维克》。两天后，《布尔塞维克》正式创刊发行。报人出身的瞿秋白，对大革命失败后新创办的这一党刊倾注了大量心血，亲自担任编委会主任兼总编辑。在《布尔塞维克》发刊词中，瞿秋白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党已经“背弃他们自己的三民主义”，现在“民众多看见的国民党，已经不是从前的革命的国民党，而是屠杀工农民众，压迫革命思想，维持地主资本家剥削，滥发钞票紊乱金融，延长乱祸荼毒民生，屈服甚至于勾结帝国主义的国民党”。
《布尔塞维克》编委会聚集了3位中央政治局委员：瞿秋白、罗亦农、任弼时；5位政治局候补委员：邓中夏、周恩来、张太雷、李立三，还有秋收起义后率部挺进井冈山的毛泽东。
宣传武装暴动、武装割据，唤起工农千百万，推翻国民党独裁统治，成为《布尔塞维克》的重要内容。瞿秋白等撰文论述武装斗争的现实意义和胜利前景，指出“工农武装暴动是工农群众的斗争，是要积极建立工农的政权之斗争”。创刊号刊发的《八一革命之意义与叶贺军队之失败》一文，高度称赞南昌起义“是历史上伟大的革命事件，是伟大革命史上的最光荣的一页”。1927年12月12日，瞿秋白的入党介绍人张太雷领导发动广州起义，成立中国第一个城市苏维埃政权--广州苏维埃政府。《布尔塞维克》连续出版三期特刊，报道起义经过，歌颂革命精神，总结以工人阶级为主的这次城市暴动的经验与教训。对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和毛泽东、朱德领导的井冈山斗争，《布尔塞维克》给予了极大关注。在《浙南、浙东、赣西革命势力扩展》《一个月来各地革命形势》等文章中，详细介绍了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部队在湘赣边界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工农政权的情况，和“朱毛”会师后红军迅速发展壮大的情况。
诞生在白色恐怖下的《布尔塞维克》，激励着处于革命低潮的共产党人。毛泽东曾致函中央，要求寄送《布尔塞维克》等书报。他在信中写道：“惟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须赶急进行教育。除请中央将党内出版物（布报《布尔塞维克》《红旗》《列宁主义概论》《俄国革命运动史》）等……另请购书一批……我们望得书报如饥如渴，务请勿以事小弃置。”
最早向国际社会介绍毛泽东
1930年1月，《共产国际月刊》第一卷第一期，刊发题为《中国的苏维埃革命》的文章，介绍了中国国内的福建、江西、湖南、湖北等9个工农苏维埃区域。文章指出，这些区域的武装斗争，对中国反动派是极大的打击，对中国人民是极大的振奋和鼓舞，以至于普通的中国老百姓--工人农民高呼：“中国的苏维埃万岁！”“毛泽东红军万岁！”
文章的作者，就是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瞿秋白。在莫斯科出版的《共产国际月刊》，为共产国际机关刊物。最初用俄、德、法、英四种字出版，后来还出版过中文、日文和西班牙文版本。列宁曾为创刊号写下了《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一文。瞿秋白这篇文章的发表，不仅喊出了“毛泽东红军万岁”，还意味着通过多语种的《共产国际月刊》，把毛泽东介绍给了世界。
瞿秋白与毛泽东相识于1923年6月在广州召开的党的三大。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与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毛泽东在会上鲜明强调了农民革命运动的重要性，作为三大党纲起草人的瞿秋白则将农民运动问题写进了党纲草案，支持毛泽东的观点。两人一见如故，由此引为知己。
半年之后，两人又一同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瞿秋白参与了国民党一大宣言草案的起草。毛泽东则在第二年筹备国民党二大期间，参与了《农民问题决议案》的修改。
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毛泽东历时32天，行程700公里，实地考察了湘潭等湖南5个县的农民运动。2月16日，回到武汉的毛泽东致信中央，提出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已经不是宣传而是应立即实行的问题。在信的末尾，毛泽东说，“详细情况从明日起三四日内写出一个报告送兄处（指中央）察核，并登导报（《向导》）”。
3月12日，《向导》发表了毛泽东《湖南农村运动考察报告》部分内容，引起共产国际的注意。5月27日和6月12日，《共产国际月刊》先后用俄文和英文转载了《向导》刊载的部分。这是第一篇被介绍到国外的毛泽东文章。英文版编者按指出：“在迄今为止的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版刊物中，这篇报道最为清晰。”
然而，就是这样一篇难得的好文章，只在《向导》第191期刊出一部分后，便被当时的中央宣传部长彭述之因有损与国民党合作为由停发了。瞿秋白找到彭述之要求继续刊登，遭到拒绝。
“我赞成毛泽东这篇文章的全部观点。这样的文章都不敢登，还革什么命？”一气之下，瞿秋白决定为毛泽东这一文章出版单行本。1927年4月1日夜，在汉口英租界辅义里27号，瞿秋白为《湖南农村运动考察报告》写下热情洋溢的序言：“中国农民都要动手了，湖南不过是开始罢了。中国革命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也是在这篇序言中，瞿秋白称毛泽东为“农民运动的王”，建议“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
不久之后，正在武昌养病的毛泽东收到了一份意外礼物，这就是由汉口长江书店出版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单行本。
作为志同道合的战友，毛泽东欣赏儒雅博学的瞿秋白，瞿秋白尊重深入实际的毛泽东。“八七会议”后，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首先就提议毛泽东到上海中央工作。心中早有主意的毛泽东说：“不愿去大城市住高楼大厦，愿到农村去，上山结交绿林朋友。”湖南省委也写信给中央，要求毛泽东回湘领导武装斗争。就这样，毛泽东被中央派往湖南，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码头工人出身的向忠发取代了报人出身的瞿秋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瞿秋白留在莫斯科担任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身在国外的瞿秋白依然关注着毛泽东和征战在深山中的红军。1929年7月，他从《申报》上看到游击赣南、闽西的“朱毛”队伍占领了长汀、东固、龙岩、永定等县的消息，随后在《军阀混战和汪精卫》一文中，赞颂“朱毛”红军的发展：“朱、毛的游击队等，在去年六七月间在湖南江西边界有一定时期的发展，今年三四月间在江西福建湖南广东边境又有一次的扩大势力，最近七月底的上海《申报》又记载朱、毛占领好些县份。”
1930年8月，被撤销驻共产国际职务的瞿秋白回到上海。1931年1月7日，在六届四中全会上，瞿秋白又被王明等人解除了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
1934年2月5日，瞿秋白奉命从上海来到瑞金，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教育委员会委员，此时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就是已经离开红军领导岗位的毛泽东。当时，蒋介石调集百万大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最大规模的“围剿”。拒不接受毛泽东的正确建议的左倾主义领导者，盲目教条地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与拥有飞机大炮的国民党军硬碰硬，结果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一败涂地，不得不踏上长征之路。
这时的瞿秋白患有严重的肺结核。长征之前，得知瞿秋白被留在苏区，毛泽东两次找到博古要求带瞿秋白长征，均被拒绝。对于身体虚弱的瞿秋白，留下几乎意味着死亡，但瞿秋白选择了服从。中央红军出发那天，他把自己的良马交给了长征队伍中最年长的徐特立。第二天，当陈毅派马要他去追长征队伍时，他凄然一笑：“我服从组织的命令。”
服从命令的瞿秋白，领导留在苏区的《红色中华》报人，在越来越小的根据地，继续出版了24期报纸。最后一期的出版时间是：1935年1月21日。
2月24日，瞿秋白在突围中不幸被俘。6月18日，英勇就义。是时，在遵义会议重掌红军指挥权的毛泽东，已经带领长征大军翻过了茫茫雪山……
抗战爆发后，有人向毛泽东讲述了瞿秋白殉难的悲壮情形。毛泽东痛心地感慨：“如果秋白不牺牲，现在来领导延安的文艺工作多好。”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当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在天安门城楼上用俄文播报了这一消息。
1950年3月，瞿独伊与丈夫前赴苏联，创建新华社莫斯科分社——那是她的父亲瞿秋白，30年前曾经走过的足迹……
（作者为知名记者、资深电视人、新媒体专家，第六届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