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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陈梦家从燕京大学研究院刚毕业时，曾有过到清华大学任教的愿望，闻一多也曾向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推荐过陈梦家，但终因各种原因未能如愿。

1937年11月，长沙临时大学开学，当时清华大学国文系的教授南下长沙的很少。闻一多推荐陈梦家，原本就对陈梦家存有很好印象的梅贻琦校长,当即同意邀约他赴衡山长沙临时大学教文字学。

接到电召，陈梦家和赵萝蕤立即整理行囊通过京杭国道到了南京，然后乘船去了长沙，文学院在衡山，于是又举家到了衡山，“与内子同往衡山一茅庐，后有峭壁清泉，前有茂树成林，茅屋筑于一绝径的山冲上，风景甚佳，伏处其中，温读从前所不能整读的书籍”（1938年10月30日，陈梦家致胡适信）。陈梦家到清华大学任教的愿望，因为战争而变为现实。

西南联大岁月苦中有乐、学术有成

长沙临时大学立足未稳，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武汉震动，临时大学再次转移。当时广西当局欢迎临时大学迁至广西桂林或其他城市。学校请准教育部，决定迁往昆明，学校改称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此事于1938年1月底决定，2月中旬开始搬迁。陈梦家夫妇亦随校南迁至蒙自，但在蒙自只待了一个星期，又随文学院迁到昆明。

西南联大虽由清华、北大、南开组成，但仍循清华旧规：夫妻不能在同一学府任教。这样，拥有清华大学西语系研究生学历的赵萝蕤只能在家操持家务，1939年后她才谋到云南大学和云大附中任教的机会。那时候昆明西南联大教授是没有集体宿舍的，为防止敌机的轰炸，教授们大多在昆明市郊租房居住。为了相互照应，同校的教授们往往房屋租得相对很近，有的教授干脆两家或几家租住一个院落。1940年，清华在昆明西北郊的大普吉建盖“清华基地”。因而大普吉一带的农村中，居住了大批清华教员。陈梦家夫妇和冯友兰等也寓居在离此很近的龙头村。梅贻琦和吴有训、杨武之（杨振宁的父亲）、赵忠尧、吴达元、杨业治、任之恭、赵访熊、范绪筠、叶楷、赵九章、姜立夫等一批清华大学教职员，则在龙头村著名报人惠我春的盛情邀请下，住进了惠我春的住宅——惠家大院。教授之间来往渐增多，家眷之间也时有往来。在困难环境下结成的情谊，及至抗战结束，清华复员回到北平，清华家眷们之间仍保持着友谊。

陈梦家夫妇在昆明与梅贻琦

校长及诸位西南联大的同仁，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为祖国培育人才。许多教授在此期间留下了有趣的故事。陈梦家自1938年初自长沙到昆明至1944年秋离开，在长达六年多的时间里，苦中有乐，学术有成，也有可圈可点的逸闻趣事。最主要的有两件，一是他讲《论语》，当朗读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时，便挥动双臂，那长袍宽袖，飘飘欲仙，自成古文人风骨，煞有魅力。有调皮的学生故意请教陈先生：孔门弟子七十二贤人，有几人结了婚，几人没有结婚。这问题本来无解，没想到陈梦家信口回复道：“冠者五六人，五六得三十，故三十个贤人结了婚；童子六七人，六七得四十二，四十二个没结婚，三十加四十二，正好七十二贤人。”此番回答，虽是歪解，却一时在西南联大传为佳话。二是陈梦家力劝钱穆先生撰写《国史大纲》的事。在北京曾旁听过钱穆讲课的陈梦家，此时已经成为钱先生的同事，他力劝钱穆写一部中国通史教科书。经陈梦家几次劝说，钱穆答应试一试，结果凭着扎实的功底，原本计划两年完成的《国史大纲》，历时一年完成。

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陈梦家在西南联大讲授中国文字学之余，坚持他的古文字研究。1939年夏，他将授课的讲义编订成册，名“文字学甲编”，共分七章，其中第七章古文字材料只写了“甲骨文”一节，为未完稿。1940年，任职于西南联大师范学院中文系的教授们主办了《国文月刊》，主编是著名学者浦江清，先后出任编委的有朱自清、罗庸、沈从文、王力、余冠英等。在创刊号的卷首语中，编者特意提到“不想登载高深的学术研究论文，却欢迎国学专家为本刊写些深入浅出的文章，介绍中国语言文字及文 学 上 的基 本 知 识 给 青 年 读者”。应编委约稿，陈梦家先后为《国文月刊》写了《梦家室字话》《认字的方法》《书语》《释“国”“文”》《介绍王了一先生汉字改革》《评张荫麟先生〈中国史纲〉第一册》等颇有影响的学术论文。1943年，他又对1939年编订的授课讲义进行修订，作中国文字学两章，自称为“重订本”。

正在他的学术研究逐渐成熟的阶段，1944年，经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介绍，由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陈梦家、赵萝蕤夫妇联合的人类研究奖学金，让他们到美国从事研究。基金会指定陈梦家到芝加哥东方学院教授古文字学，时间是1944年10月1日至1945年6月30日止。这次机会对于没有西方留学经历的陈梦家和赵萝蕤来说，非常重要，他们决定接受洛克菲勒基金会人文学者奖金的资助，双双赴美。

“大公至正”梅贻琦的关心与器重

时任西南联大常务委员的梅贻琦，对他们有深造提高的机会表示支持。在他们即将离开昆明前的1944年9月15日晚，梅贻琦特意在他的西仓坡寓所设宴欢送陈梦家、赵萝蕤夫妇，受邀陪座者有莫泮芹夫妇、冯友兰夫妇、王力夫妇、吴宓、闻一多、吴晗等人。此时，闻一多任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文科主任，与朱自清、浦江清等就住在文科所所址昆明北郊今官渡区龙泉镇司家营桂家祠堂，冯友兰、王力、余冠英和陈梦家等住在离司家营不远的龙头街民房中。几天后，陈梦家携爱妻告别了龙头街的邻居们，带着梅校长和众位师长的重托离开了昆明，离开了他工作六年、有着深厚感情的西南联大。自此陈梦家开始了他的游学生涯，赵萝蕤则有了在芝加哥大学英语系学习的机会。

陈梦家初到美国，只是潜心准备他的文字学讲义，并强化他的英语说写能力，其讲义经过完善修订，以英文打印成稿，名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Pal Aeography（译成中文为“中国古文献学概要”）。虽然做了精心的准备，但选读这门课的美国学生寥寥无几，只有四五人，因此他有足够的时间与芝加哥大学的汉学家交流并利用教学之余到纽约等城市的博物馆参观考察。此时正是美国各大博物馆争购中国铜器的时代，陈梦家参观了芝加哥美术馆、哈佛大学美术馆、纽约市博物馆、波士顿市博物馆等美国博物馆后，发现美国博物馆内收藏的中国铜器、古刻与书画数量之多令人啧舌。尤其是馆藏的中国商代与战国精美铜器，许多未见著录。此时的陈梦家看到“我们自己国家如此精绝的历史文物毫无保障的被异邦占取了，是我们莫大的耻辱。在考古学上遭到的损失，更是无法补偿”。这加强了他原本借在美讲学的机会“亲往各藏家观览古器，搜集照片并作目录考释”“编一部全美所藏中国铜器图录”的计划。

为了实现这个计划，陈梦家开始编制工作方案，并在授课之余走访美国各博物馆、大学、私人藏家，查访中国铜器。正当为此奔走已初见成效的时候，原定在美的工作期限即将到期。陈梦家按照梅贻琦先生执掌清华大学时期采用的“宽松休假制度——教授工作一定年限后，可休假一年，还可以赴欧美研究，而学校则在开支一半薪水的同时，给予往返路费”的惯例，当即给梅贻琦写了长信，说明自己继续留美的理由和计划，请求清华给予休假待遇，以便得以深造和详细调查美国境内之中国铜器，收集照片，编作目录，并进行研究。

这封信1945年正月间寄出，正值烽火连天日，邮路不畅，直至1945年5月下旬仍未接到梅先生的回函。这时已近离美返国期限，陈梦家再次给梅校长写信催询此事。为了保险起见，陈梦家在寄发梅校长信的同时，还写信给他十分信赖的时任联大文学院院长的冯友兰先生。冯友兰此时已接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之邀，马上赴美讲学，但在事情极多的情况下，依然出面予以协调，并给陈梦家提出了很好的建议。陈梦家按照冯先生转达校方的意见，进行了相关方面的努力协调，而后又速奉冯先生一信，为了把继续留美工作的理由阐述充分，使冯先生得以说服梅校长 和 校 务 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在陈梦家所存书信中，没有找 到 关 于 此次 结 果的校方回函。但从现存的清华大学昆明办事处转给陈梦家的抄送1946年3月6日第六十一次校务委员会议议决案两则和5月梅贻琦签发的聘请陈梦家为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的聘书，可知陈梦家休假请求并未获批准。

无奈之下，陈梦家只能靠其他的途径，那就是“除了洛克菲勒奖学金，他还获得了哈佛燕京学社的资助”。之后，陈梦家遍访美国藏有青铜器的人家、博物馆、古董商，然后回到芝加哥大学的办公室整理所收集到的资料，打出清样。他和所有藏家、古董商、博物馆几乎都有通信关系，并留有信件的存底。1947年，他前往欧洲，出入贵族王侯之家，走遍藏有铜器的博物馆，收集中国青铜器的资料。与此同时，他每天工作十数个小时来编写庞大的流美铜器图录，用英文撰写并发表了《中国青铜器的形制》《中国铜器的艺术风格》《周代的伟大》等文章，并和芝加哥艺术馆的凯莱合编了《柏景寒所藏中国铜器图录》。这些工作基本完成后，他返回芝加哥打点行装，罗氏基金会邀请他永久留在美国，但他毅然启程回国。

1947年9月中旬,陈梦家到达上海，月底前回到清华。他在回国后的文章中说，由于罗氏基金会与哈佛大学的资助，得以“游历并观摩北美坎拿大、英、法、荷和瑞典的博物馆，而特别注意于各博物馆、大学、私人收藏的中国铜器”（陈梦家《海外中国铜器的收藏与研究》，原载1948年2月6日天津《民国日报》）。他在致冯友兰先生的信中“说明此项工作系梦在清华任内之成绩，而得哈佛燕京社之补助而成”。大概清华虽同意其延续一年，但在实质的支持方面，则主要是罗氏基金会和哈佛大学。

“清华大学文物陈列室”成立与被裁撤

陈梦家回到清华后，梅贻琦校长与他进行了长谈。陈梦家详细汇报了在美国几年的工作、生活情况。在谈及美国以及英国等国家的大学大多有博物馆，并珍藏许多珍贵文物时，陈梦家顺势向梅校长建议，清华大学亦应建立一个博物馆，以提升学校的国际影响力。梅校长表示赞同，并叮嘱他写出一份他参观过的大学博物馆的情况和感受，将安排他在校务委员会上报告。陈梦家见梅校长对此建议颇感兴趣，便把他在国外曾动员卢芹斋捐赠祖国一件青铜器的事进行了汇报。梅校长当即让他与卢芹斋保持联系，促使卢芹斋将青铜器捐赠给清华。

由于梅校长的支持，陈梦家建议成立清华大学文物陈列室得到校务委员会的同意。1947年11月间，清华大学决定由中文系与历史系、营建系、人类学系联合成立中国艺术史研究委员会，以此为筹建清华大学美术史研究室、考古学系及博物馆（后定名为文物陈列室）做诸项准备工作。

清华大学美术史研究委员会成立后，立即分工协作，四处搜集各类文物，李济、袁复礼负责史前陶器，吴泽霖在滇、贵等地采集西南少数民族文物，陈梦家负责铜器。1948年1月，梁思成因故辞去艺术史研究会主席职务，邓以蛰虽然接替梁思成任美术史研究会主席，但实际工作仍由陈梦家与潘光旦共同总理全局。

为了筹建文物陈列室和为陈列室搜集古物，陈梦家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每逢休息日，他就会进城出入于古董店和出售古董器物的私宅，与各路古董商人和破落的皇亲贵戚的后人周旋。在这个时期，陈梦家致妻子赵萝蕤的信中，几乎每次都提到他为陈列室选购文物四处奔波，与文物贩子周旋，时常与潘光旦、吴泽霖等一起入城选书、购买文物的事情。

从1947年秋冬开始至1948年春，在梅校长的鼎力支持及清华大学美术史研究委员会同仁的积极努力下，短时间内便收集了大批文物。在陈梦家的动员鼓动下，陈梦家的四姐夫振德兴商行经理刘仁政、卢吴公司北京分号代表叶叔重等捐献了部分家藏甲骨。最令陈梦家得意的是，他在美国时曾动员他的浙江同乡、卢吴公司老板卢芹斋向清华大学捐赠了令狐君嗣子壶。该壶1928年出土于河南洛阳金村的一座墓葬中，同出者两件，形制、纹饰和铭文基本相同，为战国中期重要青铜器。该壶早年流入巴黎和纽约，经陈梦家费尽心血，百般促成，卢芹斋终以重金购得，运回祖国捐给清华。

1948年4月29日，时值清华大学37周年校庆，文物陈列室正式成立，并将藏品公开展出，包括上百件商周青铜器、一千余片甲骨，另外还有金石拓本、数十件六朝隋唐石刻，及西南苗、彝、纳西族文物和部分台湾高山族文物等。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陈梦家通过四姐夫刘仁政经手从美国购归的一幅大型织造——乾隆缂丝巨型佛像。这件“织造”长逾6米，宽约4米，工艺精湛，色彩多至百种以上，极为繁复工致，堪称缂丝艺术的登峰造极之作。

1948年12月，梅贻琦搭乘国民党的飞机南下，不久去了台湾。自此陈梦家与他心目中最为敬重的师长再也无缘相见。

梅校长离开，清华大学由吴晗等人接管。吴晗被任命为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校务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学校的教学秩序如常，文物陈列室的工作仍由陈梦家继续负责。

1949年11月4日至7日，为庆祝解放，清华大学成功举办“台湾、西藏及西南少数民族文物展览”。这次展览的筹备工作，是陈梦家具体负责组织的。展览结束后，经陈梦家协调，原藏者丁惠康和金祖同同意把参加展览的台湾高山族文物、书籍资料全部捐赠给清华大学陈列室。对此，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对陈梦家所做的工作和贡献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清华大学的教学科研转向，文物馆最终未能建成。随后，陈梦家调到科学院考古所任研究员，潘光旦、吴泽霖调任中央民族学院任教授，自此在梅贻琦校长领导下，潘光旦、陈梦家等清华同仁苦心经营的文物陈列室被裁撤。西南苗、彝、纳西族文物和丁惠康、金祖同捐赠的台湾高山族文物、书籍资料等被一分为二，一部分留在清华，一部分被调拨到中央民族学院。1959年9月，为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建成，清华大学陈列室所藏的“嗣子壶”等57件珍贵文物被选调，充实“中国通史陈列”，其中多为陈梦家主持陈列室时征集或购置的。入藏中国历史博物馆的这57件文物，包括梅校长主政清华时期经陈梦家促成的卢芹斋捐赠的令狐君嗣子壶和刘仁政代购的乾隆“大织造”，至今仍为国家博物馆的重要文物。

（本文摘自《陈梦家和他的朋友们》，方继孝著，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8月第一版。本版文字由燕婵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