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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哲学的劳动者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赵汀阳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 段丹洁  2021年11月10日07:44
关键词:哲学 赵汀阳

 

只要人类存在,智慧之火就永远不会熄灭。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赵汀阳就是这样一位播撒理论火种的劳动者。

1961年,赵汀阳出生在广东汕头,从事哲学研究30多年来,他始终坚守学术情怀,以学术服务人民,提出了“天下体系理论”“共在存在论”“旋涡理论”等原创理论,引起国内外学术界广泛关注。致知力行,踵事增华。赵汀阳一直保持思想的创造力,以具有未来意义的问题为目标,探索实现中国思想的当代化和世界化。他的作品被翻译成英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韩文等多种语言,被认为是“中国学派”代表作。10月28日,赵汀阳荣获“第六届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奖,本报专访了赵汀阳,借此深入了解其哲学思想之路。

做有技术的劳动者

《中国社会科学报》:赵老师,您是1961年生人,今年刚好60岁。从事哲学研究30多年来,您始终坚守学术情怀,对学术孜孜以求,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请您简单回顾一下您的研究心路历程。

赵汀阳:我没有什么心路历程值得说,也对“心路”没什么兴趣。很抱歉,实话说,我觉得“心路”这个词汇有些恐怖,刚一想就被吓退了。以前有个采访,也是要讲点个人故事,真的没什么个人化故事,如果有,或许与同时代的人差不多。我只好回答:我是个机器人。机器人可以干活,我干了一些活,想的就是如何把活儿干好。机器人是个玩笑,认真说,我是个劳动者,想做一个有技术的劳动者。

劳动者的经验很吸引人,你知道吗,是农民第一次创造了“未来”的概念。那是七八千年前,也许更早些,文明的早期,新石器时期,是第一批开始农耕的人。种植这件事本身意味着以劳动去预定未来,农民知道秋天的收获是可期的(排除天灾的话),在此,人类通过种植的行为第一次定义了作为人的时间的“未来”。没有可预期的事情就没有未来的概念。在农业之前,自然时间无所谓未来,只是来回往复的循环过程。甲骨文的“来”字,通常认为其原型就是麦子。麦子就是人预期未来的隐喻。我做哲学,与种麦子的感觉差不多,所以我的经验和农民的经验差不多。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的研究过程中,哪些理论给了您启迪?让您能够源源不绝地提出具有中国特色哲学理论的因素有哪些?

赵汀阳:太多的书都对我有启发,多到无法罗列。能够流传下来的书绝大多数都有了不起的思想在里面,都隐含着深刻的问题。我愿意说,“几乎所有名著”都是重要资源——之所以说“几乎”而没有说“全部”,是因为尚未读过的书数不胜数。另外一个经验是,仅限于哲学著作来看,总体上说,二战前的西方著作比二战后的要高明,或许因为二战后的冷战思维和“政治正确”导致思想的藩篱太多。不过在其他领域,比如史学、人类学和博弈论等,却是二战后的更有创见。虽然得以流传的书基本上都是好书,但需要理解的远不止是理论,更重要的是如何理解作者时代的问题处境和思想动力,如何理解作者的解题路径,如何开发其中那些隐藏着的而又能牵动当代问题的能量。这一点对于分析和开发先秦思想尤其重要,因为先秦思想的文本都非常简练,因而问题隐藏得更深。这显然需要方法论。方法多多,我常用的方法论主要来自《周易》《道德经》、维特根斯坦、哥德尔、分析哲学、博弈论还有数学直觉主义等的组合。当然一定还有更好的方法论,只是我还没有学会。我对当代法国哲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的方法就很有兴趣,它们可以说是一种“多方链接”的方法。但这种方法我还没学好。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对自己哪个阶段的研究成果最为满意?请您分享一下“天下体系理论”“共在存在论”和“旋涡理论”等这些原创性理论背后的思考故事。

赵汀阳:与自然科学不同,人文社会科学没有客观标准,也不存在唯一真理,所以每种理论都永远有余地,我这些理论也没有能够达到满意的,都有改进余地。在这些理论之间好像也难以比较,因为针对的问题和领域都不同,缺乏通约标准。你提到的这几个理论,天下体系与亨廷顿问题有关,与全球化状态有关,更与当代新技术发展有关。在亨廷顿之前,我一直以为康德的“永久和平论”是足够好的,可是康德的“永久和平论”却解决不了亨廷顿问题,因此我建构了一个应对亨廷顿问题的天下体系。天下概念来自先秦,但“天下体系”理论针对的是未来世界的问题,不是回答古代问题。共在存在论则几乎是从纯粹分析和推理获得的,存在论和逻辑差不多都不需要历史语境,不过应该有先秦思想的潜意识,因此更容易发现“共在先于存在”的原则。旋涡论就非常语境化了,是从中国历史、考古学和哲学中化出来的。其中,在考古学方面,主要是利用了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许多学者的成果;方法论方面,则主要是博弈论和布罗代尔式的中时段和长时段分析。

种出携带能量的观念或理论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如何看待此次获得“第六届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这一表彰?

赵汀阳:除了专业技术,我好像也不会别的,所以觉得很贴切。做技术活儿有实在感,觉得能接触到问题本身。我做的是哲学工作,用的工具是语言、逻辑和文本。语言和文本都包含着以往思想者对历史的感受,对问题的经验,还有重叠的语境,就像维特根斯坦所说的,语言表达整个生活。因此,使用语言来工作就置身于整个生活的问题之中。复杂性、语境化、历史性是人文学科不得不身处其中的处境,所以,语言和逻辑的“纯粹”技术也必须应对复杂语境,或者说,处理复杂语境本身就是一项技术工作。语言本身的秘密就很多,我看过沈家煊先生的《名词和动词》,很有收获,发现自己其实对母语也没有透彻理解。

感觉上我的工作经验比较接近农民的经验,好好种菜,种出有营养含量的菜,这种经验转换到思想田野,就是种出携带能量的观念或理论。思想田野广阔深厚又复杂,问题无数。我和大家一样,都在其中,各自遭遇面前的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您被法国《新文学杂志》评为“影响世界35个思想家”之一,您如何看待国际学界给您的这一评价?

赵汀阳:我不了解这个评价是什么标准。但这个评价说明评价人读过我的书,很感谢。

《中国社会科学报》:除了做研究,您平时有哪些爱好?

赵汀阳:做研究就是最大的爱好。偶尔画漫画。

《中国社会科学报》:未来您的研究重点和规划有哪些?

赵汀阳:30年来我一直做形而上学,近年来还有历史哲学,都要接着做的。我跟着问题走,遇到的问题到哪里,我去哪里。

形而上学是永恒问题,就像西西弗斯那块石头,总也不能推到山顶。近年来在研究“本源”问题,主要在寻找一种有效率的溯源方法论,我称之为“溯源递归”,其中包括“溯因推理”的迭代运作,希望能够由此发现哪些问题是哲学的本源问题。一个具体发现是,否定词(不)的发明是人类思想的最大存在论事件,否定词是第一个哲学词汇。接下来会以溯源递归的方法再做些具体研究。

历史哲学就像历史学一样复杂,虽然可用的资源不少,但问题是,人太复杂,要给出一种普遍的理解,太难了。历史就是我们所能知道的人类全部事情,不是研究人类生活某个方面的一个分支学科,而是相当于全部学科的联合体,属于复杂学科,所以当代史学越来越倾向于包含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文化、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所有方面的问题,这是历史哲学难以处理的场面,传统的形而上学善于处理宏大问题,但在处理复杂性的问题上并无优势。人的行为不够稳定,历史事件更缺乏稳定性,对于不确定、不稳定的复杂对象,要找到有效分析的方法论真的很难。简单地说,如何才能有效地理解过去,还缺乏足够有效的方法论。另一个难点是,历史的意义不在于过去,而在于未来,就是说,如果历史的目的只不过是知道过去什么样,那历史的意义就很有限,人类对历史的兴趣很大程度上在于对未来的兴趣,未来才是意义所在,未来预存了无穷的意义。可是,从关于过去的知识无法必然推论未来,这是休谟命题之一。可是除了历史,我们无所凭借去研究未来,那么,历史如何研究未来?也是现在无法解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