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夏尔·波德莱尔（1821—1867），作为西方现代诗的鼻祖，以一部《恶之花》，改变了世界诗歌的走向，持续性地引发“新的战栗”。五四文学革命伊始，波德莱尔就被介绍进中国，深度参与了中国文学与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尤其是给一代又一代的中国新诗作者们带来了“比冰和铁更刺人心肠的欢乐”。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波德莱尔其人其诗在中国翻译、传播和接受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国现当代诗歌的发生、发展史。波德莱尔忧郁的面影，一直伴随着百年中国新诗的浮浮沉沉。2021年，是波德莱尔诞生两百周年，也是诗人被介绍进中国的第一百周年。在这一重要的时刻，梳理波德莱尔在中国的接受史，回顾过去，放眼将来，或许是对诗人最好的纪念。《波德莱尔与中国》一书的出版，正是作为一份来自中国读者的厚重“礼物”，在双重的纪念意义上，向波德莱尔致敬。

回顾波德莱尔在中国的百年接受历程，采取何种角度，选择哪些文献，很考验编选者的眼光。《波德莱尔与中国》一书设置了“文苑之声”“学苑之声”“历史回眸”和“访谈”四个部分，从而以多声部的方式合奏出波德莱尔在中国的接受史。其中“文苑之声”和“学苑之声”收录的是文学史上的重要诗人和波德莱尔研究专家的相关作品，侧重于从创作和研究两个角度透视波德莱尔在中国的意义。“历史回眸”部分则是一组专门的波德莱尔接受史论文，主要展现了波德莱尔在中国二十世纪二十至七十年代的接受历程，各篇论文既有关注整体者，又包含了个案。“访谈”部分则是对当代中国波德莱尔重要接受者的采访记录，鲜活而不失历史文献意义。可以看出，《波德莱尔与中国》注重“史”与“论”的辩证结合，多角度地呈现出波德莱尔在中国的接受路径，也为当下如何理解波德莱尔之于中国诗歌的意义，提供了一扇窗口。

在一般的想象中，波德莱尔往往被视作颓废诗人、恶魔诗人，但是作为现代性的象征符号，波德莱尔其人其诗也必然蕴含着现代性本身所具有的种种矛盾、复杂和诡谲之处。波德莱尔“亦庄亦谐”，美与丑，善与恶，天使与魔鬼集于一身，成为捉摸不透、言说不尽的人。而这种复杂性也成为波德莱尔在中国的接受史的一个表征。《波德莱尔与中国》一书通过文献的选取与安排，呈现出的正是波德莱尔在中国的多元面影。

比如，在新文学早期，面对波德莱尔的诗，徐志摩以他特有的“浓得化不开”的文风，赞美诗歌中的声音：“他诗的音调与色彩像是夕阳余烬里反射出来的青芒——辽远的，惨淡的，往下沉的。他不是夜鸮，更不是云雀；他的像是一只受伤的子规鲜血呕尽后的余音。”而鲁迅看过徐志摩的文章后，一面斥之为“神秘谈”，一面则借着波德莱尔呼唤“只要一叫而人们大抵震悚的怪鸱的真的恶声”。鲁迅将波德莱尔视为“精神界的战士”，“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徐志摩则是把波德莱尔看作一个神秘的浪漫抒情诗人，两种不同的波德莱尔形象，标示着两种不同的文化政治立场，而这种种冲突之处，又关联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路向抉择。同时，不同立场间的分歧与对立，也体现在对波德莱尔诗歌的具体翻译上。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发表于《学衡》杂志上，由李思纯翻译的多首波德莱尔诗歌，均使用文言译文，或多或少地体现出文化守成主义者的波德莱尔接受观。而在同一时期，左翼文化人士也对波德莱尔诗歌进行了“改写”，作为《资本论》的首位中译者，陈勺水将波德莱尔名作《奉劝旅行》的颓废风格改译成进步主义风格，“将波德莱尔想象成充满力量和激情的诗人”。到了四十年代中后期，天地玄黄的时刻，之前的种种对立，进一步凸显。在左翼文学阵营那里，波德莱尔已是“一群没落的小布尔乔亚的代表”，而在中间阶层的作家、持自由主义立场的诗人那里，波德莱尔却成为新诗现代化的借鉴资源，陈敬容、汪铭竹、王道乾等诗人在波德莱尔的影响下，诗作中早已满是漫游、颓废、死亡与情色想象。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波德莱尔的形象，多元而又分裂，深植于中国社会的脉动之中，无疑是一个窥探历史与诗学真相的重要症候。

而在“当代”，随着新的文学规范重新确定，“没落与颓废”的波德莱尔诗歌在“双百方针”时期有过一次集中而短暂的现身。在1957年7月号的《译文》上，陈敬容选译了《恶之花》中的九首诗，标志着文学、意识形态体制的某种松动。尽管惊鸿一瞥，这九首诗却与当时其他的异质性文学资源一道，深刻震撼、影响了二十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的“地下写作”，形塑着后来蔚为壮观的“朦胧诗”与“第三代”的写作形态。在陈建华、柏桦等诗人的回忆中，波德莱尔的颓废与唯美，完全契合了那一时期中国青年的心境，从诗歌风格到行为方式，诗人们无不将其视作反抗固化的体制的精神源泉。正是基于不断地回溯性建构，波德莱尔对一代诗人的致命影响，在今天，已然成为制度性的文学史想象，和不容怀疑的起源神话。但问题可能恰恰也由此呈现出来。那种来源于反叛心理的、对抗式的历史回忆与文学研究，反复申说之下，多元的波德莱尔形象已经越来越单一。当那一代诗人们一再确认波德莱尔的颓废与唯美，当学者们花式论证波德莱尔的都市漫游者形象，或者说，当人们汲汲于将波德莱尔推向“革命”的反方，事实就果真如此吗？

波德莱尔在当下中国的传播与接受困境，似乎也不经意间体现在《波德莱尔与中国》一书的文献编排上。“文苑之声”部分侧重的是波德莱尔对中国诗人创作的影响，但是所收录的作者止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前出生的诗人。而从“文苑”到“学苑”的切换，却像是透露着波德莱尔在给新时期的中国先锋诗歌带来“比冰和铁更刺人心肠的欢乐”之后，迅速固定化、体制化，成为学科式的专业研究对象，也因此就成为需要“回眸”的老古董。或许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现实是，波德莱尔已被符号化，围绕他的种种激动人心的、代表着反抗的关键词——颓废、唯美、恶魔、审丑、都市漫游者等等已经成为文学与认知常识，既不构成写作的前提，也无法搅动现实秩序。在眼花缭乱的消费社会，在应接不暇的全球化时代，比波德莱尔更“恶”的花朵，比“恶之花”更“刺人心肠的欢乐”已经层出不穷，年轻的诗人们早已见怪不怪，时时寻求着更大的刺激。在他们练习诗歌写作的道路上，波德莱尔更像是一种不得不去了解的知识，甚至都够不上一种可以被模仿的诗歌风格。而且，令人愕然的是，波德莱尔也似乎已经被编排成某种体制的辩护词。每当时下的诗歌写作场域出现一些粗俗现象而引起争议与讨伐之时，总会有人跳出来用波德莱尔为其张目，而如果“恶之花”已成为鄙陋的卫道士，那么，波德莱尔还代表着“真的恶声”吗？

因此，回顾波德莱尔在中国的百年接受史，不仅是学术谨严的历史考古，也是对当下的批评与反思。中国对波德莱尔的翻译与介绍，始终镶嵌在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中，那些多元、鲜活的波德莱尔形象，透露着一代代波德莱尔接受者的心声，也闪现着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真容。而在整理与打捞历史之际，如何在新的语境下阅读波德莱尔，如何让那朵两百年前的“恶之花”重新绽开，或许是更为严峻的课题。这至少意味着，直面历史与现实的危机，去发现、创造，并发出“真的恶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