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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革命”时代的阿拉伯文学
来源:中国作家网 | 尤梅  2021年11月02日16:29
关键词:阿拉伯文学

提到阿拉伯世界,人们脑海中首先浮现的画面可能是千里沙漠、阵阵驼铃,抑或头戴面纱的神秘女子、储量丰富的石油资源。而说起阿拉伯文学,中国读者最为熟悉的作品大概是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听说过的阿拉伯(或与之有关的)作家相对较少,多半限于以《先知》闻名的黎巴嫩裔美国诗人纪伯伦,以及198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埃及作家纳吉布·马哈福兹。然而,阿拉伯文学是值得深入开掘的一座富矿。它历史悠久,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学之一,其深厚底蕴给予作家们无尽的滋养。阿拉伯世界地域辽阔,其多元并蓄的特点也使得文学丰富多彩、意蕴纷呈。阿拉伯作家们关注国家,用笔触碰社会现实议题,这一点尤其体现在“阿拉伯之春”之后。

社会剧变点燃作家心中火

2011年春,阿拉伯多国出现动荡,冲击巨大,至今硝烟未散。阿拉伯文学家们也以各种方式参与到剧变之中。他们有的走向街头,直接参与,有的则拿起笔,记录自己目睹、经历的社会、政治变化。正如摩洛哥著名作家本·杰伦在第11届柏林国际文学节开幕式上所言:“在这场整个民族的革命面前,任何作家都不可能置身事外……我们中的许多人都在倾听人民的声音……对于来自南方国家的我们而言,‘人民’一词仍然具备一切重要性,仍然在我们的心中发出强烈的回响。”

起初,对于如何围绕这一题材进行创作,阿拉伯作家们长期持有两种不同观点。有些认为应该经过至少几年的沉淀后方可动笔,埃及作家巴哈·塔希尔当时就表示,“现在写的东西都属于传媒作品,算不上文学写作”。另一些则认为,应该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浪潮中及时发声,自觉地记录历史,真实地还原当下。

面对时局,作家们很难保持沉默。文学毕竟不是历史文献,艺术价值是衡量文学创作的重要标准。尽管如此,很多作家仍然选择了更艰难的道路,记录和反思这个时代,哪怕在某种程度上以牺牲文学价值为代价。

高于生活的艺术

在十年进程中,已有多部与此相关的文学作品问世。本·杰伦受到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的经典之作《偷自行车的人》启发,创作了以突尼斯青年布瓦吉吉为主人公的小说《穿越火》。小说以简练、直接的笔触,描写了主人公生命中的最后几个星期,揭示了导致悲剧产生的社会环境和个人境遇。

同样以布瓦吉吉为原型的小说,还有埃及青年作家乌萨马·哈伯什的小说《没有旧约的基督》,小说对其生平进行了一定艺术加工,揭露了突尼斯社会各阶层的矛盾。作者借用葡萄牙作家萨拉玛戈的名言,表达了作品的主旨:“悲观者着眼于改变世界,而乐观者却为他们所拥有的而庆幸。”

埃及女作家宰娜白·阿法夫在小说《太阳升起两次》中讲述埃及剧变后, 一位知识女性抛开自身遭遇的迷茫和惆怅, 在关注、思考祖国的前途中寻觅到自身的价值。女主人公有这样一段内心独白:“在现在的局势下, 再想想自己遇到的难题, 它们竟变得如此微不足道。我所抱怨的孤独是多么无聊, 如果我决定去解放广场, 这些愁绪半小时内就会在真诚的人群中湮没消散。”

在各种文学体裁中,长篇小说创作时间较长,因为优秀作品的诞生需要酝酿更久。埃及作家阿马尔·阿里·哈桑表示,“目前对那场革命的写作并不是对它的终极写作,而是尝试在细节被遗忘之前将其抓住,及时记下我们这些亲历者的感受,以便能给后代提供一个更加真实和完整的革命图景。”其小说《沉默的坠落》描写当时埃及社会各界的群体形象,同时大胆预测了穆兄会政权迅速倒台的结局。

相对而言,诗歌和戏剧篇幅短小,内涵丰富,创作时间较短。所以,自“阿拉伯之春”爆发以来,以其为题材的诗歌和戏剧作品在数量上更加丰富。埃及《诗歌》杂志主编法利斯·赫德拉认为,“阿拉伯之春”后很快以此为题材创作的诗歌大多是冲动式、咆哮式、煽动性的,单纯反映当下,转瞬即逝,缺乏艺术性。只有少数作品是例外,如突尼斯诗人贾迈勒·萨利阿的诗歌《致民族青年穆罕默德·布瓦吉吉》、亚当·法塔希的《宵禁》、哈立德·瓦格莱尼的《我们老去》和《离去吧》、巴勒斯坦诗人泰米姆·巴尔古提的诗歌《突尼斯》、艾哈迈德·布黑特的诗歌《突尼斯的韵脚》,等等。当代埃及诗人法鲁格·朱维戴在《土地已回到我们身边》一诗中将法老作为倾诉对象, 诉说他的后代——埃及人民长期生活在饥饿、恐惧与悲伤之中, 但如今他们终于为了改变现状而奋起抗争:“我们要筑建逝去的荣耀, /我们要唤醒逝去的光阴。/让我们在生命之秋找寻古老的祖国, /那里曾有尊严的居所, /人们在街上呐喊土地属于我们, /土地已回到我们身边, 土地已回到我们身边!”

值得一提的是,旅居英国的伊拉克大诗人萨迪·优素福是最早质疑阿拉伯“革命”的文学家之一, 他于2011年5月在诗作《什么阿拉伯之春》中写道:“只有公鸡在嚷嚷‘阿拉伯之春’,/广场上难道没有一个孩子了? 我指的是:/难道没有一个人能喊出真相:/这是什么‘阿拉伯之春’?”该诗发表后在阿拉伯文坛引起轩然大波,被不少文人非议指责。然而,随着事态的发展,人们逐渐意识到诗人的敏锐与洞达。

追寻、自省、反乌托邦

回顾十年以来的阿拉伯文学,能够发现两个比较醒目的主题。

一是追寻和自省。近代以来接踵而至的失败给阿拉伯人的心灵刻下累累伤痕,也促使当代作家们去追溯历史,通过重写历史审视当下,反省自身。文学作品中,无论是对历史事件的挖掘,对身份属性的探寻,还是对宗教精神世界的剖析,都是为了深究“我是谁”“我怎么了”。这一过程无疑是痛苦的,但只有真正深刻地认识过去,才可能明白当前各种悲剧发生的根源。

二是反乌托邦。屡屡受挫的阿拉伯人不再盲目乐观,反映在文学领域,带有浓厚悲情色彩的后“革命”时期文学逐渐兴起。从黯然阴郁的悲伤基调,到振聋发聩的愤怒诘问,再到先知先觉的警世之言,均旨在唤醒阿拉伯人一厢情愿的虚幻美梦,敲响“不自强便灭亡”的警钟。

一些作家开始有意偏离阿拉伯主流文学惯用的现实主义手法,使用超现实主义来描绘失落的乌托邦,讽刺荒诞的政治现实。这也许是作家们为探讨敏感政治议题寻找的避风港,但也流露出黯淡而不详的未来预兆。而描述荒诞阴郁之未来的作品在近几年内持续畅销,也是阿拉伯人对现实集体性失望的明证。

纵观现当代阿拉伯文学,很少有风花雪月,更多的是命途多舛、挫败迷惘。近代以来阿拉伯民族的多灾多难,新闻媒体上令人痛心的纷飞战火是很多阿拉伯人的生活日常,国家命运的跌宕起伏和个体际遇的流离转徙,就成为现当代阿拉伯文学反映的重大主题。面对复杂动荡的局势,作家们通过文学进行抵抗,更可贵的是还在文学中流露出强烈的人文关怀,在这乱世中散发着人性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