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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氏兄弟在信中谈论各自的生活，亦发表对文艺和时事的看法。读者既可从这套书信集中看到现代知识分子个人生活与大历史共振的一段侧影，也能看到二人后来形之于著作的文学观念的形成过程。

夏志清、夏济安兄弟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巨擘，《中国现代小说史》《黑暗的闸门》等著作，给研究界带来了深刻而长远的影响。五卷本《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通 信 时 间跨 越 近 二 十 年（1947-1965），夏氏兄弟在信中谈论各自的生活，亦发表对文艺和时事的看法。书信具别样的纪实性，能够拉近读者与写信者的距离，这一点似乎甚于一般传记性作品。因此，读者既可从这套书信集中看到现代知识分子个人生活与大历史共振的一段侧影，也能看到二人后来形之于著作的文学观念的形成过程，当然也可增进对夏氏兄弟个性的了解。大体上，夏志清信中谈论学术较多，夏济安则花了更多篇幅谈他自己的生活。读完五卷本，梳理思绪，我尤为感兴趣的是相对不那么为读者熟悉的夏济安其人其文，兹述一二感想。

夏氏兄弟的文艺观念、品味及背后立场都非常相近，不过一涉及具体文学作品，他们的看法还是有些许不同。夏济安总体似对明清以来的小说有较浓厚兴趣，前后议及不少作品。他认为《歇浦潮》《海上繁华梦》《上海春秋》等晚清“黑幕小说”缺点明显，即作 者 往 往 感 应 到了时 代的“变”，而不知何以“变”；优点则是较为详尽地展现了晚清社会的mores（风俗）。不过，对《儒林外史》《西游记》《金瓶梅》，夏济安均不大以为然，说“大致真正喜欢小说的人，都不会 喜欢《儒林外史》”，认为其“文章太坏”，而“《金瓶梅》亦然”。另外，他还不满于《西游记》情节的啰嗦重复，批评《水浒传》内容贫乏……他独独欣赏《海上花列传》有不少“苦心孤诣之处”，认为这部著作超过《儒林外史》和《金瓶梅》。夏志清则对其兄的贬低《金瓶梅》很不认同，写信回复：“你《金瓶梅》看不下去，不知你看了多少。但读了译本，我觉得《金瓶梅》是和《红楼梦》可相比的书。”也肯定《西游记》的成就：“不能不佩服吴承恩是努力而有天才写小说的人。最后阿傩迦叶这一段是亏他想得出的。”夏志清虽承认《儒林外史》结构上的缺陷，但也能看出其优点，即在于作品的白话“prose”比别的小说高明，“如第二章乡村人讨论灯会，把申详甫、夏总申、周进等人一个个介绍出来，没有废笔……”等等议论都可见兄弟二人见解的不一致处。

这些观点分歧处或很能说明夏氏兄弟不同的治学特点。夏志清的眼光可能要更为全面，既注重整体评价，也不放过细部；也能够将局限性置于具体写作环境中去考量，勾连比较，较有文学史家眼光。1953年时，夏志清已对沈从文的小说有一整体性的考察与评价，佩服沈的智慧、谦逊与不断进展的技巧，对彼时湮没无闻的废名、师陀等人的作品都给予了肯定性评价。这些评价如今已有公论，不过若考虑到夏志清评论的当时，并无充分的文献和同行评价可参考，就得承认他卓越的审美判断力。相较而言，夏济安有时显得较片面，他的眼光当然亦很毒辣，但有时似乎有较多情绪性、主观性的成分，这导致他对具体作品有时抓住一点而不及其余。好处是，他发展出了一种片面的深刻，其程度有时又为夏志清所不及。如谈论京派与海派，一般研究者很容易注意到京、海派的不同，夏济安除此则还看到京、海派都有一种纤巧柔弱作风，都比较“personal”，指出“他们的personal还只是在aesthetic的一方面，不是moral的一方面”，认为中国近代缺乏一种“不以society为中心，而以individual为中心的morally serious的文学”，而以“individual”为中心，也可以“impersonal”。这些见解都相当精彩，一方面追求道德之严肃，另一方面又强调时时处处出之以个体、个性的眼光，无怪他自称文风受鲁迅影响大，日后写出那样精彩的鲁迅研究文字。

说到夏济安的鲁迅研究，自然要提及《黑暗的闸门》。夏济安是一自由主义者，这部书的立场自然也是如此。不过夏济安的语调总体比夏志清的更平和，也更富于对人性的理解。他深入文本与文献，采用文化批评的方式，考察梳理了20世纪上半页被时代汹汹主潮裹挟向前的数条小溪流，涉及到当时部分进步作家在政治与艺术之间的两难，刻绘出令人信服的文学与政治的辩证。尤其是写鲁迅的两篇，《鲁迅与左联的解散》以严谨的材料考证，配合以细腻深入的心理分析，对鲁迅生命最后几年经历的人事纠葛、思想困境作了丝丝入扣的揣度与证明；《鲁迅作品的黑暗面》则从文本入手，证明鲁迅作品中的阴郁意象不仅象征着旧的文化传统，亦是其心灵“黑暗面”的写照；尤其前一篇，大量使用了亨利·詹姆斯式的心理分析手法，且表现出同样文雅的尖刻与冷静的犀利。想起夏济安在写给其弟的信里曾提及过亨利·詹姆斯小说里的人物，也曾盛赞《西游记》为中国潜意识小说的代表作，他早年也曾尝试过小说创作……将心理分析运用于文学研究，或是得自这些方面的影响。

不过夏济安令人心折的论述也偶有使人困惑之处。面对鲁迅，夏济安流露出很深的惋惜之意——他认为鲁迅本可以运用他的天才去创造更大的文学象征，但他竟如此浪掷了自己的天分，只为了一时意气写出那些很快过时的、零碎的杂文。从文艺创造的角度，夏济安的看法很有道理，这本来也不是独家见解（比如梁实秋也说过鲁迅“可以有更可观的成就，可惜他一来死去太早，二来他没有健全的思想基础”云云）。然而，夏济安似乎也无力理解鲁迅何以如此，他专注于淋漓地从“内部”击破“幻象”，将鲁迅与某些青年左翼作家的交往看作是一幕幕凄凉的、充满讽刺性的荒诞剧。从一些历史文献，从鲁迅的作品中，当然能够读出鲁迅的种种愤怒与失望。不过，他是否懊悔自己“天才的浪掷”，是很难讲的。鲁迅所在意的很可能并非是自己天才价值的实现（夏济安也提及“鲁迅原本无心写作”），而是直到生命尽头都念兹在兹的“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一个需要以全部生命投入其中的现实世界。在这一点上，反倒是最终与鲁迅疏远、殊途的林语堂有几句知人之言：“鲁迅与其称为文人，不如号为战士。”“鲁迅亦有一副大心肠。”一些日本学者如沟口雄三、竹内好对此也有较深理解。一个人的学术写作不是孤立存在的精神产品，联系书信中夏济安写下的种种思绪感想，以及他的另一部私我色彩极强的《夏济安日记》，或能看出他的学术研究与生命性情之间的显见关联。

《夏济安日记》记录的是作者的一段单恋，彼时夏济安为昆明西南联大外文系教师，对方则是所教班上的女学生。作者写时当然不会知道日记会公之于众，故带有完全的隐私性质。日记从头至尾十分纠结，夏济安不仅就对方心意进行了长时间的揣度，亦不断自我分析，字里行间写满悸动、压抑、悲观与执著。当中理性与感性反复消长，无论是情感之热烈，亦或理性之清澈，都是十足的心理/人性标本。张爱玲读了这部日记后直呼“很震动”“对人性若有所悟”（见夏志清编著的《张爱玲给我的信件》）。这部日记在某种程度上仿佛作者一生情感经验的高度浓缩——五卷本书信集中，只有第三卷里夏济安较少谈论情感之事，余四卷谈及自己若干次单恋，仿佛不断重复日记中那种患得患失、忖己度人的过程。像西西弗斯无法摆脱命运的徒劳，夏济安不断投入“单恋-忖度-悲观-执着-破灭”的过程也与之仿佛。

在日记中，夏济安写过：“我的顶大的毛病，还是narcissism（自恋）”。在信中，夏济安亦对其弟坦白自己的某段心绪：“我横分析竖分析的，把爱情已经分析走了”。自恋者大抵有较盛的言说、分析自我的冲动，看看兄弟二人书信往返的比例也能看出来：夏志清一贯情绪稳定，即便遇上人生变故，下笔也相当自持（如谈及第一个孩子树仁的病殁），信的数量相对较少，篇幅也基本较短，谈的多是学术圈中事与研究心得；夏济安写信极多，往往挥洒数页，话题基本围绕自己的感受与心情。夏济安生命最后一年，在先后经历了对女孩B、Anna的无果单恋后，他似又对另一位女孩R产生了非同一般的好感。他在R的生日那天送上礼物并一封文雅至极的英文信，声称跟对方的这份友谊是基于彼此亲密而深刻的理解云云……结果是，R退回了生 日 礼物，拒绝承认这封信的“spirit”。夏志清直言哥哥不该单方面正式“affirm”一种比男女私情还更进一层的“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关系，这不禁使人想起在《夏济安日记》中，夏济安也曾给意中人写信，而对方与其大吵一架的事情。我们无法揣度信的内容，只是，是否也因为那种单方面的“断言”而冒犯了对方呢？

在夏济安的文字中，强烈的自我意识与古典的缜密优雅交相辉映，内容无论是面向读者或是面向自我，都闪烁着一种理想主义的光芒。他在每一段单恋中长篇累牍的自我分析，跟他在《黑暗的闸门》中对作家心理的揣度（虽有材料佐证，揣度毕竟是揣度），看起来毫不相干，但正是这种理想主义个性的不同表现而已。只是，他之如亨利·詹姆斯一样擅长人性与心理的分析，其中同样暗含着一种古典的信心（或说是一种上帝视角）：“人，是可以被百分之百了解的。”然而，真的如此吗？ 其弟夏志清只以“confirm”一词就轻巧揭开了其中的漏洞——无论爱情、学术，或推而至广阔人生的其他方面，尽管我们步步谨慎地使用“材料”，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抽丝剥茧……一旦涉足人性与人心的广袤幽深之地，谁也无法保证胜券在握。这或也是语言、叙事本身的限度所在，岂能无怵惕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