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离别的记忆》英文版书影

《离别的记忆》（Memory of Departure, 1987）是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坦桑尼亚作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Abdulrazak Gurnah，1948-）的处女作。小说以主人公哈桑·奥马尔(Hassan Omar)的视角为读者展现了东非沿海地区的奇异风貌，生动地讲述了一个15岁男孩在20世纪60年代非洲轰轰烈烈的解殖运动中的曲折经历和艰难成长的故事。整部小说以第一人称围绕着“离别”和“记忆”循环而述，文字细腻而质朴，充满惆怅与无奈，却不失信念、探索和追求。

一、故乡桑给巴尔

1948年，古尔纳出生在桑给巴尔岛，这是位于东非大陆东海岸、印度洋西部的一座小岛。桑给巴尔是波斯字音译，“桑给”是黑人或黑色之意，“巴尔”是海岸或土地之意，桑给巴尔即黑人土地或黑人之国。如今桑给巴尔不仅指桑给巴尔岛，还指桑给巴尔行政区，包括20多个小岛屿，是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一部分。桑给巴尔在历史上就赫赫有名，其中“桑给帝国”之名最能体现其广阔的影响范围，东非沿岸各国都包括在其中，形成历史悠久的国际商贸圈。桑给巴尔国（1856—1890）也曾是独立的国家。

桑给巴尔的地理位置使其自古以来就与世界发生着紧密的联系，它绝不是一个闭塞孤立的小岛。当我们试图理解桑给巴尔对古尔纳的意义的时候，我们必须把它放在东非海岸和西印度洋的大范围中去思考，它曾是印度洋贸易的中间站，是郑和下西洋的所经之处，是阿曼帝国的首都。东非沿岸各国坦桑尼亚、肯尼亚、索马里等都具有悠久的历史，人类居住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00年左右。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6世纪，阿拉伯、波斯、印度、埃及、希腊、罗马的商人，先后来到东非海岸，运来念珠、布匹、矛斧刀锥，运走香料、象牙、犀角、龟板、椰子油和奴隶。公元7世纪阿拉伯帝国崛起后不久，帝国内部发生争执和分裂，失败者为逃避战祸和政治迫害，迁居东非沿海地区，与当地居民融合，在北部产生了索马里阿拉伯文化，在南部形成了斯瓦希里文明，桑给巴尔属于斯瓦希里文明。

10-15世纪，是东非海岸的“桑给帝国”时期。“桑给帝国”并不是一个真正统一的国家，在各城邦中长期居于霸主地位的是基尔瓦苏丹国。975年，波斯人哈桑•阿里•伊本率七艘大船征服基尔瓦及其邻近岛屿后建立了基尔瓦苏丹国，并很快发展成东非海岸的贸易中心。到14世纪，索法拉、安格舍、莫桑比克、桑给巴尔、奔巴、蒙巴萨、马林迪、基斯马尤、摩加迪沙等城邦的苏丹都变成了它的封臣。桑给帝国各城市国家普遍实行奴隶制。16世纪，葡萄牙人开始殖民扩张，在桑给巴尔和奔巴两岛共统治了150年，最终被阿曼苏丹赶出了东部非洲。19世纪西方列强瓜分非洲时，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都来争夺东非土地，最终桑给巴尔成为英国的保护地（1890—1963）。

古尔纳出生时，桑给巴尔还处于英国殖民统治中。1963年年底，桑给巴尔经过数次抗争，终于宣告独立，保留苏丹王，由当时的执政党——民族党和桑奔人民党组成政府，这是个英国殖民者留下的由少数阿拉伯裔统治多数非洲裔的政治结构。非洲设拉子党被排除在政府之外，成为主要反对党。设拉子人（Shirazi）是在桑给巴尔生活的本土人。历史上，居住在桑给巴尔的人一直有民族间通婚的习俗，具有混血特性，信仰伊斯兰教，讲斯瓦希里语，并没有严格的种族划分。英国殖民者为统治需要以人种身份进行区分，包括对设拉子人的划分。桑给巴尔种族类别下的阿拉伯人、印度人和非洲人在很大程度上是英国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建构的。

1964年1月12日，桑给巴尔革命爆发，非洲设拉子党推翻了仅成立一个月的联合政府，成立了桑给巴尔人民共和国。革命政府实行了高压政策，苏丹王族遭到镇压，土崩瓦解，反对党人士也噤若寒蝉。1964年4月，桑给巴尔人民共和国与尼雷尔领导下的坦噶尼喀签署成立联合政府的宣言，10月改国名为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但是对处于社会底层的百姓来说，生活依然充满艰辛、焦虑、恐怖和蓄意羞辱，没有出路的生活让古尔纳在18岁时选择离开桑给巴尔岛。他在肯尼亚停留了一段时间，并于1968年以难民身份抵达英国。此后十余年，他都未曾再回过故土，直到1984年才在父亲去世前不久回乡见了最后一面。

小说《离别的记忆》以主人公哈桑对过往经历的回忆展开。在哈桑身上，我们可以找到作者古尔纳的影子。故事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哈桑和家人住在肯格（Kenge），一个贫穷的海港村庄。然而，他的童年充满了暴力、羞辱和困惑。他的父亲酗酒、暴虐、放荡；母亲一味地忍受着穷凶极恶的丈夫；比他大18个月的哥哥萨伊德（Said）从小调皮捣蛋，6岁多时被蜡烛引发的火灾烧死。这些无一不使他感到绝望。高中毕业后的哈桑虽然成绩优秀，但因为阿拉伯人的身份，始终没有等来那场能决定他命运的考试结果。此时大妹妹扎基亚（Zakiya）为了逃避生活的苦难而滥交，小妹妹赛伊达（Saida）年幼，家境一贫如洗。在父母的支持下，他离开了家，去了肯尼亚内罗毕（Nairobi）的舅舅艾哈迈德（Ahmed）家。

二、逃离故乡

同古尔纳一样，哈桑在动荡之下选择离开桑给巴尔。置身于阿拉伯裔与非洲裔种族冲突之间的少年哈桑，与古尔纳同样地格格不入。从哈桑的记忆中，读者能够感受到那份根植于他们心中的流散感。哈桑的离别并不单单局限于地理层面，还是一种心理层面的与过往的告别。殖民主义在桑给巴尔这片土地上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它束缚了个体乃至集体的追求。国家独立虽然为这种追求提供了可能性，但是革命的动荡再一次使这种希望破灭了。

少年的哈桑相貌英俊，但体质孱弱，自幼经常受人欺辱，甚至有个富家的大男孩暗恋他，给他钱。小说开篇是他15岁生日的早晨，因为家境贫寒，没人给他过生日，他只吃了一片面包，就去上学了。少年哈桑生长于海边，对于大海的感受有着超乎常人想象的细腻：

肯格离海很近，海的味道一直漂浮在空气中。天气闷热的时候，鼻孔和耳朵边缘都上会附上一层盐。在柔和的早晨，一股海风吹来，让人感到透心凉，新的一天便开始了。在过去的岁月里，奴隶贩子走过这些街道。他们的脚趾感到露水的冰凉，他们的心因恶毒而黑暗。他们把排成一条条长队的健壮之躯带到这里，又把他们的战利品像牲畜一样赶向大海。

他无疑是依恋这片海的，海岸对于他来说如同避风港，是他的第二个“家”。但他也知道这片海并不完全的纯净，奴隶贸易就发生于这片海上。这段描写虽未直接抒发哈桑对于故乡的情感，但足以使我们感受到他的矛盾。

转眼3年过去了，虽然国家独立后父亲在工程部工作，穿着也体面了，母亲也和很多妇女一起参加社会活动，但是他们的家庭生活并没有改善多少，父亲依然找妓女、酗酒，夜不归宿，还动辄殴打母亲，而母亲只是一味地隐忍，妹妹堕落，这一切使哈桑渴望离开故土。他成绩优秀，想上大学，但是家里没有钱供他上学。在政府高压政策下，他找不到出人头地的机会。作为一个混血，他既不是一个纯粹的阿拉伯人，也不是一个完全的非洲人。种族之间的冲突使他的归属感无处安放。正如西蒙娜•薇依（Simone Weil）所说：“扎根是人类灵魂最重要却最没有被认识到的需要。”那么离开的意义就更显然了。他的故土无法给予他认同感和安全感，无法忍受这种可悲的“双重身份”的哈桑离开了这片土地，去往内罗毕。这是小说“离别”的第一层含义：离开故乡。

开始哈桑对离开故乡，去看世界充满了期待：

不过，除了一点点尊严，我也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大不了就是看起来愚蠢一些。而且若是能抓住这个机会，我就能去旅行，去看看这个世界，去呼吸不同的空气，去感受自由。穿过沼泽，顺着尼罗河而下，一直到亚历山大。也许我的到来会让富裕的舅舅感到羞愧，让他为之前的疏忽慷慨解囊。我的睿智和正直一定会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至少他会因为拒绝这样一个孜孜求学的典范而感到羞愧。在这一刻，我可以离开，可以奔跑，可以逃离那些令我窒息的狭窄巷子。

狭窄巷子代表了桑给巴尔。动荡中的故土无法让他依恋，他的心理活动表现出了对逃离的渴望。虽然他向往着内罗毕，向往着一个更大的世界，但他也同时担心着自己会让舅舅蒙羞。他的惴惴不安说明了他深知自己不属于这个繁华的城市。他仍旧是一个流浪者。到达内罗毕后，哈桑惊讶于它的庞大、繁忙和冷漠。在这里，古尔纳以一种局外人的观察方式描写内罗毕：

车站很大。有必要这么大吗？出乎意料的是，我没有惊慌。我出示了车票，没有人问我问题，我就被允许通过了。天气很热，我感到索然无味，汗流浃背。我靠着那被玷污了的麝香来保持心安。我记得人群的拥挤、叫喊，还有各种各样的制服。这会被浪漫的旅行者称为生活的热情。这无疑是非洲，舞蹈是生命节奏的一部分。我觉得人群既混乱又可怕。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地面，推搡无法抵抗的人流。我紧紧地抓着我的包，生怕它被别人抢走。

但移居地内罗毕同样无法给予他认同感。这种格格不入在他心中无限放大，形成一种归属感的空洞。舅舅富足的家庭不仅能让他酒足饭饱，还能享受现代生活的奢华。然而，随着哈桑对舅舅越来越了解，美好生活的表象也很快被揭开，他看到了这个现代非洲城市中猖獗的腐败和伪善。他本不打算留下来为舅舅工作，而他与表妹萨尔玛（Salma）朦胧的爱情使他被赶出了这个家庭，他又不得不离开了内罗毕，回到故土，这是哈桑的第二次“离别”。哈桑落魄地回了家，在父亲的帮助下，在澳大利亚人的航行于东非、南亚和澳大利亚之间的“爱丽丝号”船上找到了一份卫生员的工作。

三、思念故乡

“离别”在小说中并不是机会主义的逃避，而是在绝望之下的离别，这对于哈桑来说似乎是一种暂时的解脱。然而事实证明，那让他更思念故乡。记忆在小说中不单单是过去与现在的联结，而更像是一种对过去的再体验。作者古尔纳通过哈桑这个亲历者的回忆，给予读者一种近乎切身的体验感。这种再体验将作者记忆中的桑给巴尔真实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在内罗毕舅舅家，厨师的一个词勾起哈桑对故乡的思念：

波弗洛。这个词使我想起了故乡。渔民们清洗着他们捞出的海鲜，用水洗渔网，在水中砸出一个个洞，海水飞溅，像光的碎片。碧绿的海面上露出峰波。被冲上岸边的野草就像被太阳晒焦的梦，被冲散了，沉入了潮湿多孔的沙子里。远处，一艘小船在海面上颠簸，疯狂而漫无目的地。一块被海盐浸泡过的圆木，躺在海滩上腐烂，像一只海豚裂开的肚皮一样。

“波弗洛”是斯瓦希里语，指最普通的面包。哈桑对故乡的记忆充满细节，使读者几乎能感受到那时的东非沿海风貌。在貌似客观冷静的细节描述中，我们感受到哈桑对故乡的深深眷恋。格莱德-汉森（Grade-Hansen）在《媒介与记忆》（Media and Memory, 2011）指出，记忆是存在感、成为感和归属感的关键。而这种成为感和归属感也正是贯穿于古尔纳所创作的流散文学的主题。“记忆”在本书中成为了作者抒发情感的媒介。

“记忆”使哈桑理解了很多他以前无法理解的事情。理解父母的关系是哈桑成长的重要标志。哈桑的父亲是一个“混蛋”，年轻时就是个“麻烦制造者”，他的父母对他没有办法，就想通过让他结婚的方式约束他。哈桑的母亲是乌干达农村的女孩，容貌姣好，家境也较好，但是她的父母没有给她透露一点消息就把她嫁出去了。哈桑的母亲看到英俊的丈夫倒也是满意的，她的美貌和温柔也确实让丈夫有所收敛。但是很快他又恢复了老样子，打孩子，打妻子，找妓女，酗酒。少年的哈桑在内心替母亲鸣不平，但他不敢说出来，还怕父亲怀疑他和母亲的关系。母亲曾给他看过父亲的一张照片，他满脸的愤怒。父亲还说哈桑的母亲是他最大的安慰，但哈桑一直怀疑这一说法。一次父亲酒醉后告诉哈桑，，自己年轻时被人冤枉做了牢，哈桑渐渐明白这是他一生愤怒的根源。哈桑在回忆中理解了父亲的创伤，母亲的隐忍和伟大。

故事的结尾是哈桑在去印度马德拉斯的船上给表妹萨尔玛写的一封长信，这封完整的书信构成小说第六章，也是最后一章。他在信中写道：

我想了很多关于家，关于我们的人民，关于他们的生活方式。离开那个地方我感到很痛苦。谁会想到呢？我从没想过我会想念那片土地。现在我担心我会忘记那一切。太戏剧了，还有更多的戏剧！我想家。我甚至想念住在我们隔壁的妓院老板。有时，我连名字都想不起来了，即使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我试图回忆起街道和房屋的颜色。我告诉自己，我被流放了。这让我更容易忍受这种感觉，因为我可以给它起一个不让我感到羞耻的名字。

古尔纳以哈桑的视角回望记忆中的桑给巴尔，并在回忆中重新审视过去，探索自我。如迈尔斯所说，“古尔纳流亡海外，但他好像一直生活在一个想象的故乡离港候车室，一个离散的空间。”《离别的记忆》表现了一种流散感，即因归属感的缺失而产生的一种情感上的空虚。这也奠定了古尔纳后期作品的基调。

古尔纳在一次采访中提到，这部小说在当时是关于过往的经历，而“人们总是要回忆”的想法是他写作中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古尔纳通过本书还原了他离开时桑给巴尔真实的模样。他对那些“破碎的镜子”进行反思，却不寄希望于复原它们，而只是希望能够说出真相。

亨利·路易斯·盖茨在《后殖民理论》中将后殖民描述为“多重的边缘”，它总是与当代不断增加的民族、语言、宗教和种族集团、社会及亚文化的“呼声”相伴而生。在小说中，作者古尔纳通过主人公哈桑的经历揭示了后殖民时期非洲社会的问题。哈桑的困境与成长反映了第三世界的非洲为了摆脱殖民的影响以及长久以来的贫穷与压迫，为自己建立一个新的身份而进行的斗争。主人公哈桑的离别与记忆从一个亲历者的角度证实了殖民主义对一个国家、一片土地乃至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个体所产生的深刻而深远的影响。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非洲英语文史”（19ZDA296）的阶段性成果。

卢敏，文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周菁妍，上海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