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众所周知，夏济安是华语文学星空中一个闪亮的名字。他的文学翻译臻于化境，堪为经典；他以英文创作的短篇小说，发表于美国一流的文学刊物；他创办的《文学杂志》培养了白先勇等一批青年作家，引领了当代台湾地区文学发展的方向；他的学术研究跨越中西，沟通古今，兼顾雅俗，开疆拓土，形成了鲜明的学术个性。凡此种种，均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印记。可惜，1965年2月，夏济安骤然辞世，壮志未酬，留下了许多遗憾。他当时正在参与陈世骧教授领衔的新中国“术语”（terminology）研究的计划，已经完成了《隐喻、神话、仪式和人民公社》( Metaphor，Myth，Ritual and the People's Commun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61）和《下放运动》( A Terminological Study of the Hsia-Fang Movement，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63）等3本英文小册子。虽然他内心觉得做这些研究“很滑稽”，只是将其视为糊口的手段和“消遣”的方式，但是他不满意同事干巴巴地将“语言”与“人生社会”割裂开来的写法，希望追求《纽约客》“娓娓道来”的风格，所以花了不少时间做了大量的卡片，“建立理论线索”（夏济安2018：343）。他把这些术语视为某种“共同语言”(common language)，仔细分析其中的问题与意义，包括了言说习惯、社会习俗、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以此梳理出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运动，并且由此及彼，牵连出更广阔的“文化问题、思想问题、社会问题”（夏济安2019：150）。与此同时，他真正有兴趣的，还是对中国左翼文学运动以及左翼文学运动之后当代文学谱系的研究与阐释。夏济安关于左翼文学运动的研究，后来已结集为《黑暗的闸门》出版，已然成为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经典之作，而关于1949年以后的当代文学（包括了大陆文学和港台文学）的研究，随着他的去世戛然而止，除了“中共小说中的英雄与英雄崇拜”等少量论文外，都没有来得及写成文章，留下了永久的遗憾。幸好，在夏济安与弟弟夏志清的通信中，留下了不少关于当代文学的讨论，使我们有可能重新梳理夏济安在当代文学研究方面的立场与观点。

应该说，夏济安对1949年以后的港台文学尤其是台湾的当代文学是相当熟悉的，他本人其实也是参与者和引领者之一。由于“术语”研究计划及各种学术会议的邀约，夏济安又开始涉足自己原本不太熟悉的大陆文学，比较多地关注和阅读“延安讲话”之后，尤其是1949年以后的中国大陆当代文学。所涉及的作品，既有《吕梁英雄传》《新儿女英雄传》《山乡巨变》《红日》《青春之歌》《红旗谱》《三家巷》《苦菜花》《林海雪原》《创业史》《红岩》《百炼成钢》等耳熟能详的名著，也有《六十年的变迁》《战斗到明天》《女副社长》《杜大嫂》《第一年》《1957年短篇小说选》《十年短篇小说选》等籍籍无名的作品。无论是有名还是无名，夏济安的评说往往独辟蹊径，别具只眼，发人所未发。他自己对通俗文学一直情有独钟，敏锐地发现“《红旗谱》有些地方学《水浒》。《吕梁》《新儿女》等是学平民小说”，提出“中国旧小说给‘中共’新小说的影响”的问题值得关注（夏济安2019：38）。面对《创业史》《山乡巨变》的宏大叙事，他看出小说里面的世界，“其实很像Balzac（巴尔扎克）所描写的乡村生活：乡下人的愚而诈，他们的极端贪财自私”(45)。他读到《人民文学》1954年3月号发表的路翎《洼地上的“战役”》，觉得“文章极好，颇有同海明威Bell Tolls（即《丧钟为谁而鸣》For Whom the Bell Tolls）相似之处”，马上向夏志清推荐（30）。当然，相比较而言，他对港台同时期小说的评价要远高于对大陆文学的评价，比如他很欣赏《书剑恩仇录》，认为这样的武侠小说“文字流利，情节离奇，高潮迭出”（夏济安2018：216）。不管怎样，夏济安对大陆当代文学点到即止、并不完整的评说，其实与《黑暗的闸门》中对左翼文学运动的研究一脉相承，都着力于发掘政治意识形态背后的抒情声音与微妙内爆，特别是现实主义文学“写实”背后的缝隙。如果将其置于特定的时代语境，追溯夏济安1950年代以后的文学活动，则更可见出冷战背景下，夏济安作为一位人文主义者的审美自觉与情感表达，显示了与政治相伴相生的文学批评的特殊价值。

一

在1950年代的冷战背景下，国际政治局势动荡复杂。夏济安从不涉足具体的政治运动，照他的说法，“我是听见politics（政治）就怕的”（夏济安2019：76）。可是，他的文学活动、批评实践与学术研究，却阴差阳错，时时围绕着文学与政治的辩证而展开。在那个特定的背景下，文学显然无法逃离政治，文学与政治如影随形。夏济安从左翼文学运动到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再到1958年的人民公社、下放运动，一路追踪下来，议题越来越政治化，实在是情非得已。一方面，他不认同政治意识形态不断强化思想控制，另一方面，他奉行文艺独立的准则，认为文学批评实无必要纠缠于政治论述。他内心欣赏的当然还是“新批评”式的批评立场。正宗的“新批评”标举“文本细读”，将社会的、历史的、政治的乱象排斥于文本之外，专心致志地探究上下文的语境和文本内的肌理架构，希望文学的归文学，政治的归政治。夏济安1948年为北京大学50周年纪念论文集所写的英文论文“怀河边的华兹华斯——《丁登寺》研究，纪念《抒情歌谣集》出版150周年”(Wordsworth by the Wye：A Study of The Tintern Poem，in Commemoration of the Sesquicentennial of The Lyrical Ballads)，主持《文学杂志》期间所写的“评彭歌的《落月》兼论现代小说”“白话文与新诗”“两首坏诗”等重要评论，都在在显示了其鲜明的“新批评”立场与娴熟的“新批评”技巧。面对文学与政治的复杂纠葛，夏济安显然更加认同以审美为本位的观念在言说当代文学方面的有效性与正当性。可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新批评”何尝真正成为一种“去政治”的手段？一方面“新批评”强调文本世界自成一体，可实际上别有幽怀，审美批评不妨被视为一种隐微的修辞，反衬着政治的无处不在；另一方面“新批评”也暗示了批评主体相对消极的立场，以置身事外的方式，来应对意识形态对批评的挑战。换句话说，“新批评”在理论上似乎逃离了社会、历史与政治意识形态，但是，在实践上其实还是一种历史中的行动，不妨也视为一种介入现实的重要方式。夏济安之于文学与政治，亦可作如是观。

就才情和心性而言，夏济安未必是研究当代文学与政治的最佳人选，以至于后来李欧梵说，许多人担心对文学与政治的研究，对他惊人的才华可能多有钳制，颇为可惜（21）。但是，从夏济安具体的文学批评实践来看，美学的、人文的、道德的力量往往弥补了政治意识形态可能带来的局限。在夏济安这里，文学与政治，不是体现为简单的、直线的东风压倒西风或西风压倒东风，而是相互黏连，相互牵扯，构成了特殊的张力。夏济安在强烈的意识形态语境下所从事的文学活动与文学批评，无论是1950年在台湾地区的文学活动，还是后来对作为意识形态表征的大陆当代文学的关注与考察，都以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在文学与政治之间寻求对话，彰显审美的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发出了抒情的声音。

1950年代的台湾地区文坛，“战斗文艺”压倒一切。夏济安与吴鲁芹等朋友创办《文学杂志》，试图在万马齐喑之际，为“文学”打开一片新天地。在夏济安的培养与支持下，白先勇、王文兴、陈若曦等年轻作家跃上文坛，现代主义文学蔚为风潮。但是，既然政治挂帅，为什么《文学杂志》能在政治的漩涡中独善其身？从余光中悼念吴鲁芹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答案：《文学杂志》以及其追随者《现代文学》的运转，其实都与美国新闻处的支持密不可分，背后有着清晰的冷战背景。他说：“纯文学的期刊销路不佳，难以持久。如果不是吴鲁芹去说服美新处处长麦加锡逐期支持《文学杂志》，该刊恐怕维持不了那么久。受该刊前驱影响的《现代文学》，也因为吴氏赏识，援例受到美新处相当的扶掖。”（余光中）美新处是美国政府的外派机构，其使命即是配合美国的外交政策，传播美国的意识形态。时任美新处处长的理查德·麦卡锡（Richard M. McCarthy）长期派驻东亚，1950至1956年在香港，1958至1962年在台湾，都是担任美新处处长，与宋淇、吴鲁芹、张爱玲等人均有交往。为《文学杂志》提供资金援助，一方面固然出于私谊——他与吴鲁芹过从甚密，另一方面杂志的内容与其政策立场不相违逆，应该也是重要的原因。美援文艺体制本身就是美新处的运作机制之一。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推论，这种不相违逆或者无关，恰恰是其政策实施的一种方式。冷战思维虽然往往非黑即白，但是由于其无处不在，也就必然出现另一种可能，就是渗透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以至于似乎消散于无形。有学者指出，这种意识形态传播，不是简单的政策主张，而是一种弥散的现代社会体制（institution），它意味着组织性、结构性的运作，从“美国大使馆、美国新闻处、耕莘文教院、亚洲基金会、爱荷华写作班，到接受其资助的台湾个人或社团”（陈建忠208），都是其中一环。与那些诉诸白纸黑字和国家行政力量的“刚性体制”不同，该体制以无害的、独立的方式来推动西方世界观和价值观的传播，认可纯文学和审美性思考的合法性，形成一种“软性的体制”。

正是无处不在的弥散的现代社会体制或“软性的体制”，再加上夏济安本人的政治立场，使他的文学活动有意无意地卷入了冷战部署，成为其中的一个部分，打上了鲜明的政治印记。除了《文学杂志》接受美新处的资助外，1950年代，在宋淇的介绍下，夏济安为了补贴家用，还先后翻译了《莫斯科的寒夜》(1952)、《坦白集》(1952)、《草》(1953)、《渊》（1955）等作品，这些作品基本上都是由美新处资助的反共色彩鲜明的作品。他编译的著名的《美国散文选》（上册，1958）以及1955年和1959年两度赴美研究，事实上也受惠于这一体制。出版《美国散文选》的香港今日世界社，其实就隶属香港的美国新闻处。夏济安的两度赴美，第一次是由台北市的美国新闻处资助，第二次则是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支持，该财团以学术之名，襄助美国政府进行国情研究，直接推动了“区域研究”的发展。可见，我们已经不能简单地以文学的标准或学术标准来评说夏济安的这些文学活动，可能需要换一个角度来思考：在这样一种不可避免的冷战体制里，夏济安“被动的主动”或者说“主动的被动”，到底代表了怎样的意义？

也许我们可以将其与当年沦陷区上海的张爱玲、苏青这些女作家做个简单的比较。在日本人严酷把控思想与书写的场域内，这些女作家以家长里短、红男绿女的故事，讲出了不一样的战争叙事。她们之于沦陷区上海的意义，诚如黄心村所指出的那样：“她们的业绩表明：可以有许多不同的方式来指称战争的存在，而战争时期的叙事也可以建构得更有隐喻性从而也就更为深切地切入现实。日本宣传机器也许可以用女性形象来作为中日合作的象征和传播‘泛亚洲主义’意识形态的工具，但是张爱玲们也同样可以在文本上颠覆这种对女性和她们所置身城市的描绘，进而构筑一种最个人化的战争叙述。文学转叙赋予政治意义，话语颠覆也发生在受到高度控制的出版空间之中。这正是张爱玲苏青施济美们的才华所在：不谈政治，却无处不在。”（黄心村21）夏济安作为“乱世书写”的亲历者（张爱玲恰巧也是《美国散文选》的合译者之一），当然清楚此种隐喻美学的可能与方式。夏济安所欣赏和推介的西方文学，所提倡和坚持的文学审美，固然挑战了当年台湾高度政治化的书写模式，也与大陆的文学主张不符，但是，仍难脱政治与审美彼此对立的二分关系，而“软性的体制”在某种意义上推动了两者的交融一体。当夏济安更多地适应“无处不在”的“软性的体制”，而非机械地坚守“新批评”式的审美标准时，可能已经暗示了他关心的是两者之间的联系与依存，而不是彼此的对立与干涉。

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曾经指出，艺术和政治与其说是分裂的，不如说是同一的，它们均是一种“感性的分配”，甚至审美还大于政治，因为它接受的唯一预设是平等。所以，审美将是一种决定政治何为的元政治，它“是指艺术还没有完全被还原为生活或生活还未完全被提炼为艺术之中间状态，那是艺术家和观众可以平等交流的一个平台”（陆兴华6）。在此，审美是混沌的，也是平等的，但混沌宣称的不是无序，平等诉求的也不是同一，而是暗示没有任何一种能力或话语可以被垄断与代言。从这个思路来看，与其把夏济安冷战格局下的文学活动视为政治体制的一部分，不如说是更大范围的“审美体制”的一部分：无论是《文学杂志》所推动的中国文学，还是夏济安所译介的外国文学，都可以视为“审美体制”的组成部分。如果说冷战体制跨区域、跨语言，无所不在，那么“审美体制”也形塑了一个理想的文学共同体，成为不同文学平等、自由对话的平台。换句话说，夏济安的文学活动，既张扬了其才华和心性，也显示了某种超越政治的“审美体制”的可能与能量。

二

可能正是出于这种“审美体制”的平等观念，1949年以后的大陆当代文学也成为夏济安关注的对象。无庸讳言，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陆文学有着严重的“模式化”“概念化”“观念化”的现象，与夏济安的审美趣味是相距甚远的。他的审美趣味、文学标准以至行文风格都是效法纯粹的19世纪的古典传统，“19世纪散文大家我曾读得非常仔细，我一辈子恐怕就沾这点光”（夏济安2018：118）。以这样的眼光来看五六十年代的大陆文学，不能说“惟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苏轼《答张文潜县丞书》），可能也是乏善可陈的，但他还是愿意以一种平等的观念和同情的心态，来观察和理解这些高度政治化的文学文本，并努力在其中挖掘可资阐扬与肯定的因素。李欧梵在评说夏济安的“术语”研究时说，夏济安“秉持一贯的‘礼遇’原则，仔细分析了这些政治阵营常见的意识形态话语。透过他的研究我们才惊觉这些术语原来都根植于传统中国文学与文化。透过他的研究，夏先生将这些词汇术语置放在一个更为宽广、更具有人性的语境里。我以为这也是‘文学批评’的一种形式、一种特别的‘小学’，无视甚至超越了政治影响”（李欧梵22）。夏济安对当代文学的评说，与“术语”研究几乎同时进行，亦可作如是观。

一方面，夏济安看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写实主义传统的成就，“左联时代所培养的‘写实主义’作风（虽然左联时代小说能写实到什么程度，亦是很成问题的），现在反而表现成绩了”（夏济安2019：45）；但是，他也看到当代文学有着浓重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色彩，意识形态限制了小说的故事大纲，尤其是典型人物的塑造趋于模式化，千篇一律，作家的内心与个性都被意识形态所挤占。对他来说，“假如一个作家未能充分利用自己内心的资源，那么他就是肤浅的”(夏志清xxxiii)。他指出《暴风骤雨》《山乡巨变》这样的小说都是“中共的正统文学，技巧方面想都是学苏联的‘新写实主义’的”（夏济安2019：42-43），但未必能做到完全的写实。倒是《人民日报》上一些短篇小说，虽然都带有教训性的色彩，但“文字不坏，废话不多，描写得亦蛮像一回事[……]”(8)。

另一方面，夏济安着力发掘这些写实主义文学背后的“缝隙”和意识形态之下人性的光亮。他认为：“生活是一个比意识形态更为广阔的世界，有无数的人物、东西、事件和错综复杂的关系，它们跟意识形态互相抵牾，或者不能为意识形态所解释。当作家坚持将自己对生活的观察落于文字，他就会脱离意识形态的轨道。”（夏济安2016：241）一部优秀的作品往往由相当丰富的细节组成，“某些细节的确合乎意识形态的要求，有些则不然。这些不合要求的细节，我们猜测，源于作者对生活的观察。这些细节不仅有其本身的意义，还可能会形成一种或多种模式，因而展现另一层意义。所以小说细节越多、越逼真、越驳杂，其意涵就越丰富”(242)。这些丰富驳杂的细节，往往形成了文本的内爆，对文本所要表达的意识形态形成了解构，而有时这是连作家本人也无法明了的效果。他发现“《苦菜花》相当sentimental（感伤），但内容较那两本《英雄传》之丰富得多（至少有点心理描写）”，《创业史》“写得很好，对男女恋爱写得很细腻，[……]《创业史》中还强调‘土改’时的贫农英雄后来渐趋保守，大家都想‘创’个人之‘业’的，只有极少数真正积极分子（傻瓜青年）才想‘创’社会之‘业’的”（夏济安2019：45）。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山乡巨变》这样的作品，对农民政治觉悟的转变描写颇为粗略，却生动再现了农民的性格，“作为讽刺小说非常成功”。同样，《红日》并不是一部好小说，但是却有“更大的humanism（人性）的意义”（夏济安2019：37），“难免透露一些‘人情’的弱点”，小说最值得重视的“历史观”也与马列主义的历史观并不完全一致，“其间的歧异”就耐人寻味（23）。即使象杨沫这样热情的正统小说家也不能完全避免流露于她笔端的讽刺意味，“林道静对政治表面上的关心和实际上的不关心（或者说对其他事情的关心）放在一起是最为巧妙的讽刺”（夏济安2016：251-252）。夏济安十分赞赏艺术的力量，相信即使是中国大陆的作家，可能也会对千篇一律的写作不满，也希望能“在自由表达的限度之内尽一己之才华”；作家既要在政治现实的压力下服从意识形态要求，又要满足艺术的需求，“冲破既定程序的范围。本来他可以在这个既定程序的世界里过得挺好。现在，他仿佛吞下了一个怪物，这怪物就是艺术。他的小说有了生命，其生命力不为意识形态所束缚”(241-242)。因此，无论是西方小说，还是中国（大陆）小说，都可以平等地“把一部小说作为小说来研究”，细析作品的结构与形式、隐喻与象征、韵律与色彩。这种“新批评”式的研究会揭示，“如果小说蕴含某种‘世界观’，这世界观不一定是由作者努力求其‘正确’的那些段落传递出来的。[……]我们也可以从当中许多段落看到中国作家怎样交出了他们的灵魂。但是如果书中还有一些迹象显示他们有些困惑、有些模棱两可或思想上有所保留的话，那就说明他们并没有完全交出自己的灵魂”（夏济安2016：265-266）。夏志清不愧是哥哥的知音，他看出了平等对待中西小说的用心，充分肯定夏济安对中国（大陆）小说也是“用高级文艺批评方法来批评，从文字上，技巧上，人物处理上来捉摸到中共生活的真相，英雄写照中所表现的各种矛盾，作者在创作时经过的种种dilemma（窘境）和痛苦”（夏志清2019：41）。夏济安最感兴趣的是意识形态背后的艺术力量，以及写实主义小说内部的种种缝隙，正是这些艺术的力量与微妙的内爆，使这些文本免于成为简单的政治意识形态的传声筒，而获得了一定的审美意义与文学价值。

夏济安洞若观火的敏锐，当然来自训练有素的文学修养，可能也来自他自己实际的创作经验。1960年代以前，夏济安更多地经营英美文学，苦心试炼英文写作的能力，早在抗战期间就构思以英文写长篇小说，希望以一个作家而非研究者的身份见知于世。他的第一篇英文短篇小说《耶稣会教士的故事》(The Jesuit's Tale)，是由夏志清代为投稿给著名刊物《党派评论》（Partisan Reviews）的，该刊编辑也是著名批评家菲利普·拉夫（Philip Rahv）阅读之后大为赞赏，马上刊发于头版头条，同期的纳博科夫的作品都排在他后面，起点不可谓不高。他在给夏志清的信里特别强调《耶稣会教士的故事》中“Jesuit神父所讲的故事，相当恐怖，但是symbolically（象征性）的恐怖，不是sentimentally（感伤性）的”（夏济安2015：389-390），可见他的自我感觉还是相当不错的。后来，夏济安又发表过一篇英文短篇《传宗接代》(The Birth of A Son)，2篇小说都引入宗教的背景，借鉴福克纳意识流等西方小说的手法，呈现出哲理化小说的风貌，而颇有陀思妥耶夫斯基“悲天悯人之心切”的风范（龚刚156）。这2篇小说汲汲于道德上的反思和哲学上的追求，显示了夏济安明确的审美趣味。以这样的创作实践与审美追求，再来看同时期的中国大陆文学，夏济安显然是很不满意的。幸好，他以一种平等与同情的心态来看，尽可能地进入文本世界，寻找文本世界中可能的异质的声音；就像他的左翼文学运动研究一样，以历史和心理的复杂性，来揭示和理解“那些人所处的困境和经受的磨难”（夏志清xxxix）。这种“同情的批评”，也就是王德威所说的“包容力”(2016：27-31)，成为夏济安当代文学研究的最显著的特征。正如陈世骧所说：“他的‘同情’真是同鸣共感，而深入的参与到主题对象以内；他的批评真是由排比辨析直作到持平的评，更又平稳的、积极的向前推进。”(1971：5)

如前所述，夏济安作为一个自由主义和人文主义知识分子，有着典雅的审美趣味，极高的审美标准，也有鲜明的政治立场，照理说是不大可能与中国大陆当代文学产生联系的。然而，在特定的冷战背景下，他却阴差阳错地开始了1930年代左翼文学运动研究和中国的“术语”研究，自然而然也开始关注与研究大陆当代文学，成为海外中国文学研究公认的权威。其背后的心路历程与学术脉络，也许可以从“遗民与人民”“右翼与左翼”两对关系来略加阐释。

一是“遗民与人民”的关系。1949年以后，夏济安从中国香港到台湾省，后来又辗转来到美国，总是步履匆匆，未及立身，又迁移异地。面对有家归不得的痛苦，流亡成为他不得不接受的生存方式。对他而言，空间、地理的不断转移，只会加重他心理的不安。传统的“遗民”观念，是处理时间、政治上的转变与自我认同的断裂，以一种伦理化的方式伤逝与悼亡，其本质上仍是坚守文化的赓续；而对于夏济安来说，空间的流亡架空了与大陆的联系，弱化了可能的“遗民”认知，让他意识到所谓的文化传统也有改天换地的可能，甚至如他本人一样远渡重洋、花果飘零。也许有的人不管文化传统是不是已变成一个空虚的本体，总是坚持传统不辍，回转历史，排斥革命，而夏济安却具有更大的文化包容力，有意无意之间，介入现实，融入新质，发展和改写了“遗民”论述，从“遗民”悄然转向“人民”。在社会主义文学的框架中，“人民”当然享有绝对的主权，是一切拥戴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建设者的统称。夏济安所涉猎的《山乡巨变》《红日》《青春之歌》《红旗谱》《红岩》等等，都是最具代表性的人民的文学。这样的文学往往着力表现创造和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过程中人民的力量、人民的感情和人民的价值。转向对“人民”的文学的关注与研究，是夏济安自己也未料及的。

二是“右翼与左翼”的关系。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夏济安难能可贵的是，对“左翼文学”（包括了1930年代左翼文学运动以至新中国文学）给予了“礼遇”。无论是左翼文学运动还是当代文学，他都是将其置于大的左翼文学传统中加以考察。他对鲁迅、瞿秋白、蒋光慈等左翼文学的研究，绝对不是为了迎合冷战需求、刻意妖魔化或政治化，或者全盘否定，恰恰相反，他总是以一个人文主义者的立场，试图理解具体情境中人的问题，理解政治漩涡中作家的可能与局限，更多地显示这些作家的其人其作自有其特殊的价值，甚至有时发展出了一种幽暗美学，以幽暗的方式呈现内心。这种幽暗的美学，更近于人性，而不是革命的雄浑。夏济安的当代文学研究，与左翼文学运动研究齐头并进，秉持了一样的立场与心态，自然就很容易发现，在洪钟大吕式的史诗格局中，也难免泄出一点荒腔走板的音调。那种幽暗美学，到了吴强、杨沫、梁斌那里，变成了一种“戏剧性的反讽”(dramatic irony)（夏济安2019：33）。《红日》《青春之歌》《红旗谱》这些作品，虽然都写英雄与英雄事迹，但对于其中的复杂性，他并不急于做出尖锐的是非判断，而是力争“用所谓vivid writing（生动描写）的做法”(103)，以大量的材料和叙述性的文字，为我们生动还原那段历史。夏济安对当代文学的微妙内爆，确实别具只眼，甚至有时也会做出“背离常理”的猜想，这样的敏感与信心，来自他对左翼文学传统的深入体味。当代文学某种程度上不妨被视为1930年代左翼文学运动的延展，夏济安的当代文学论述，也泄露出一丝为之辩解、为之转圜的意味。也许，他从当代文学中发现的反讽的、鬼魅的技巧与修辞，在在见证了一代作家面对政治、艺术、自由与责任等问题的困境。夏济安将自己的生命经验投射于这些中国作家、中国文学身上，或者也从他们身上看到了自我的身不由己。如果说，当代作家已经无法避开政治和意识形态来创作，那么，夏济安虽远隔重洋，他又何曾完全置身事外？他不得不靠着对中国的研究来安身立命，身不由己地裹挟于其中，甚至不得不放弃他钟爱的文学创作，而去做一些颇为乏味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中国”成了夏济安乃至西方世界中国文学研究的动力性装置，而不是一个单纯的研究对象。

三

必须强调的是，夏济安关于当代文学的论说，除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后的二十年”“‘中共’小说中的英雄与英雄崇拜”“魔鬼在天堂”等文章外，基本上都见之于和弟弟夏志清的书信往返中。夏氏兄弟以书信的方式承载和展开关于现当代文学的讨论，显示了一种中国式的文学批评样态。王德威认为，这样的尺素往返，不仅忠实反映了驳杂的历史面貌，再现了感性生活的片段，更在于凝聚一种知识的立场，甚或召唤以陆机陆云为代表的魏晋风雅。①虽然不足以反观一个时代的情感结构，却能一窥流散华人群体的情感世界和学术见识。相较于西方批评理论的体系化建构，传统中国文学批评更多呈现出片断性、感悟性的特点，见诸序跋、书信、评点等文本，借着私人絮语，发表种种词意丰蔚的意见。时过境迁，个人化的甚至私密性的批评鉴赏，往往有机会公之于众，转私为公，由有限的交流，扩展为与历史、与时代更广阔的对话，足以帮我们了解和重建历史的情境、生命的境况，甚至反求诸己，理解自己的时代。夏氏兄弟书信中留存的当代文学论说的意义与价值，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如果放大视野，夏济安当代文学研究的意义，我们还可以在一横一纵的比较中略作阐发。从横向比较来看，是夏济安与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的对话。李欧梵最早将夏济安与奥尔巴赫捉置一处加以评说，提出夏济安的当代中国术语研究，在体量上虽不及奥尔巴赫的《模仿论》，但是“两个人处理文字的方法却非常相近。更进一步地说，[……]都是作者在流亡以及孤立无援的状况下产生的结晶”（李欧梵22-23）。奥尔巴赫在有家归不得的状态下，凭借一己的博闻强记，梳理历史，展示文学呈现世界的强大韧性，以及文明的兼收并蓄，以抗议纳粹的文化独裁和民粹主义；而夏济安则在物质家园和精神家园双重流散的困境里，“以他的人文学养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其意识形态同样的‘礼遇’”，因此，都堪称当代的“人文学者”（同上）。李欧梵暗示，如果夏济安可以同奥尔巴赫一样，全身心投入文学研究，其成绩或许无可限量。无独有偶，王德威也从“危机时刻的文学批评”视角来比较分析奥尔巴赫的《模仿论》、钱钟书的《谈艺录》和巴赫金的《拉伯雷和他的世界》，认为学术著作的理性言说，在贯通的条理、恢弘的体例的背后，同样应该有“情以物迁，辞以情发”的动力。这几部著作既是学术巨著，也是抒情之作，忧患之书。它们从语言研究切入，借由文本的枝节片段，见证了时代生命的起承转合，意义斐然（王德威2019：29-41+185）。以此推论，夏济安的当代文学研究，也可以视为流亡与孤独情境下的产物，它们未必是创造世界、干预历史的方式，可能更多的是表达情感、辞以情发的手段。他对当代文学、对政治意识形态的“礼遇”，既是一种人文的包容，从某个层面上讲，也是对自我的尊重，对自我的安顿。夏济安所面对的当代文学，当然有不少刻板枯燥的叙事程式，也有不少冷战视野下易于阐发的政治意涵，这些都是那一代“中国学”学者关注的中心。也许从审美趣味、文学成就来看，这些当代文学作品入不了他的法眼，可是夏济安却愿意突破狭隘的意识形态的限制，或者说纯粹对立的非此即彼的文学认知，以一种同情的理解，推敲更根本的“文”的价值及其意义，从文字中、从文本中发现那些无意中泄露出来的人性的、情感的甚至反讽的面向。可以说，他的当代文学的论说，更多的是对文字与文本的尊重，而非单纯的政治阐发。这样的“同情”与“礼遇”，显示出一个人文主义者的胸襟和眼界。

从纵向比较来看，我们可以把夏济安从左翼文学运动到当代文学的研究视为一个统一的谱系，以此与左翼文学研究传统展开隔空对话。比如胡风提倡“主观战斗精神”，提出了“精神奴役的创伤”的说法，认为人民并不是天生“优美”“坚强”“健康”的，相反，总是被烧灼和带有缺憾的。他们在“昨天性”和“明天性”的诸因素之间“激荡着、纠结着、相生相克着，形成了一片浩漫的大洋”（胡风554）。如果抛开胡风对“战斗”姿态的执着，在某种意义上，“创伤说”似乎可以看成夏济安“黑暗说”的前奏。这两个看法都揭示了一种内在于“主体”的复杂性，胡风试图以紧张的搏斗来超越它，而夏济安则更多地深入其间，展开同情之理解。胡风和夏济安的隔空对话，特别是他们对鲁迅相似的看法，在在提醒我们，夏济安关于当代文学的评说，如果置于1930年代左翼文学运动以来的更宏阔的谱系中，更能显示出夏济安的特殊意义。换句话说，左翼文学运动的研究构成了他当代文学研究的深刻背景。夏济安对政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有着充分的认识，看到了当代文学中史诗流行、政治先行，抒情的、幽暗的部分得不到声张，这些在夏济安看来，都是不平等的表现。所以，他既指正左翼文学运动内部的种种黑暗面相，也不遗余力地发掘当代文学中种种反讽的幽暗面向。对于他来说，来自当代文学内部的自噬、自反，毋宁更触动人心。“左”从来不是铁板一块的固态存在，而是充满变数与变形的存在。有意思的是，邝可怡曾以“黑暗的明灯”来描述这种暧昧的变数，分辨现代主义和左翼文艺之间混杂、互文的关系。历来的看法是，现代主义以技巧上的无穷变化为特征，不拘于俗，绚烂多姿，而左翼文艺则谨守写实的信条认真行事，务求客观。两者虽然对资本主义及其社会现实都充满批评，但是由于表现形态上如此隔绝，以至于很难使人在两者之间做出关联。可是，在穆时英、刘呐鸥、叶灵凤等现代主义者描写风景的修辞中，依然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他们通过大量自然景物来隐喻城市意象，回应左翼鲜明的城乡对峙论，微妙地显示出了他们的左翼批评立场（邝可怡272）。这样的分析也许有其不足，但确实使我们想起了奥尔巴赫以及他所谓的“在多元中发现统一性”的论点。奥尔巴赫身处冷战的背景，对人道主义别有倾心。他发展人道主义语文学，以探求建立历史与文学相关联的文化批评模式。②在这一点上，夏济安毫无疑问是他的同路人。他们不仅有着近似的生活遭遇，而且也都愿意在语言的流变中、在文本的世界中重新肯定文化的多样性，乃至语言本身的巨大魅力。从这个角度来说，无论是术语研究，还是当代文学研究，夏济安都不是纯粹语义学的，也不是简单的宣传式的研究。“（它们）不应该仅仅被看作是对中国国内宣传的研究，或单单是一种对语义学意义上戏仿的有趣阐释，即使只是对政治或文学感兴趣的读者，也会发现两种研究在文中其实都同时大量存在着。”（陈世骧1）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的approach（方法），可说是人文学的、历史学的或百科全书派的”（夏济安2019：135）。文学的与政治的在其中不断辩证，无时或已。

总之，夏济安的当代文学研究，不仅历史性地联系着他自己所解析的鲁迅、瞿秋白、蒋光慈、胡风等左翼作家，同时也跨文化地关联着奥尔巴赫等人文学者。这样的联系，为我们阐释与评说夏济安这样的学者打开了新的空间。他们既有鲜明的政治立场，又有强烈的人文关怀，两者往往又在审美的层面上相互依存，形成张力。我们当然对夏济安的某些意识形态立场持保留态度，但也希望不要因此而贬抑了他在左翼文学与当代文学研究方面的敏锐洞察。比起激烈的非此即彼的政治对立或冷战思维，夏济安更倾向于萨义德所说的以文字“凿破沉默，开发记忆中的世界，以及流动散工和勉强幸存者的世界，发现那些被排除在视线之外、难得一见的地方，挖掘那些未曾公布的陈述”(95)。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夏济安的左翼文学运动研究以及当代文学研究，在在显示出他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的审美自觉与情感表达，而这恰恰是1960年代当代文学研究中所罕见的存在。我愿意借用萨义德的话来结束本文，他说：

我想，人文主义就是这样的手段，或者说是意识形态，我们用它来提供那种最终是反对遵从社会道德规范的或者是对立的分析：在言词的空间和言词在物理和社会空间中的各种起源和展开之间作出区分，从文本到实施占有或抵抗的场所，到传播，到阅读和解释，从私人空间到公共场所，从沉默到阐明和发表意见，然后再次回过头来，就像我们遭遇我们自己的沉默和必死的命运———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这个世界，在日常生活和历史和各种希望的基础之上，以及在对知识和正义，或许也是对解放的追求之中。（萨义德97-98）